侯虹斌：唐朝的国际时代是怎样一去不复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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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虹斌：唐朝的国际时代是怎样一去不复返的 

原创 2016-10-01 侯虹斌 大家

文 | 侯虹斌

最早知道《撒马尔罕的金桃》这本书，是两年前我在撰写一本关于广东的花道时查阅资料得知的。广州至今仍有花城之美誉、花市之习俗，其实在古代这个“花”，全都是特指素馨花。素馨与茉莉，是近亲，其由来我就是在《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中找到一条线索：

“唐朝人知道两种外国来的茉莉，一种是以波斯名‘yasaman’（耶塞漫）知名，而另一种则是来源于天竺名‘mallika’（茉莉） 。这两种花在当时都已经移植到了唐朝的岭南地区。……”

这些记载其实是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唐代杜环的《经行记》等著作里总结出来的。我查阅了其他的古籍和相关资料，发现当时的文化人，对拂箖（罗马）、波斯、大食（即阿拉伯）都比较熟悉；而这些舶来品在不同的古籍里名字都不一样，有波斯译名，也有阿拉伯译名；以茉莉为例，这个词源自梵语malikā、经暹罗（泰国）语mali、到占城（越南南部）语molih，一路演变而成的。

外来物种的传播路径，就是研究这个时代文化的一个有趣的入口。

我花了几天时间去读《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这是一本关于唐代文化交流史的名著，美国薛爱华（旧译为爱德华·谢弗）教授撰写。长达七百多页的学术著作，光是索引就有一百页了，为什么会成为畅销书呢？只需读几个章节就能明白了：好看，细节多、干货多、信息增量多。

▍ 一

我们经常提到大唐盛世，一个繁荣开放、万邦来朝的帝国。但有几件事我始终没有太明白。首先一个就是关于广州。直至唐朝，广州仍然是位于热带荒原边缘的一个边疆城镇，栖息着凶猛残暴的野兽，还有令人讨厌的疾病；在李唐皇室统治期间，广州只有二十万人口。这样一来，我就特别不能理解了，为什么在乾符七年（879年），黄巢向朝廷讨封广州节度使不成，大怒攻克广州之后，在广州大肆滥杀无辜，光是杀死的外国人，就达到十二万人之多？

罹难的中国人的数字不好计算，而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的数字却能够统计出来，因为这些商人都要向中国政府交人头税，有户口簿可查。这件事，在当时的阿拉伯国家影响不小，他们的一些史籍中有记载。

我一点也不怀疑黄巢的残暴，只是觉得这个数字很奇怪。难道唐朝时广州的外国人能占到二分一或三分之一（如果外国人不算在当地户籍人口之内）？

书中给出了一些帮助理解的线索。1，唐代，印度称广州为China；2，广州只能算是中等城市，因为为唐时人口五十万以上的城市就有二十五座；3，据生活在九世纪时的Abu Zayd记载，居住在广州的外国商人超过十二万人；4，广州是一个的巨大海港，是世界交易的中心之一，这里太容易发财了，于是连广州城和岭南道的官员也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崇高地位，大和尚鉴真甚至说，“广州都督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于天子”。

不过，中古时期的数据统计以不可靠的居多，外国人是否真的占有那么惊人的比例仍然是存疑的；但却足够作为广州外国人“多”、商贸高度“集中”的佐证了。

当时的外国商人，都集中居住在广州划定的一个区域内，甚至享有一定的治外法权，大家之间相处融洽，印度佛教徒与什叶派穆斯林都能和睦共处。但广州城的商贸地位就在这两三百年当中反复动摇，多次衰落。有时，是因为朝廷派来的“市舶史”太过贪婪；有时，是因为大食与波斯强盗洗劫了广州；最后，则是黄巢的大肆屠杀外国人——此后，一个遍布外国人的广州城，它的重要地位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 二

那外国人在广州的地位如何？总的来说，唐朝政府对待外来居民的态度和政策是很复杂的。外来居民想同化为中国人、按唐朝人的生活习俗来生活，但唐朝有时又禁止回纥诸胡穿汉人的衣服仿效汉人。唐文宗时代，岭南节度使卢钧擢强迫外国人与广东人通婚、不许他们占田和建房子，认为自己是在“整饬这座荒淫放荡的城市”。这又显然是歧视了。

放在整个唐朝来看，大家对外来事物的心态更是暧昧的，矛盾的；中亚的琴师和舞女受到仰慕和欢迎，但是富有的波斯、大食商人却被仇恨，甚至数千外国商人在扬州被屠杀。在七、八世纪的时候，那是唐朝朝气蓬勃的全盛时期，外来物品还比较常见；“唐朝军队的优势力量和唐朝艺术的优越地位，在当时得到了普天之下的外国人的承认；这时，哪怕是普普通通的唐朝市民，也完全有可能享用到来自遥远的地方的珍稀货物”。但到了九世纪，物价越来越高，外来物品价格昂贵，对外国的富商越来越敌视。也因此，“以货比人，外国人永远也无法与外国奢侈品相提并论”。

可以想象，在安史之乱后，在黄巢的屠杀和劫掠之后，外来的奇珍异宝就更为罕见了。而且，与周边国家的战争也多了。就在同一世纪里，唐朝政府开始了对外来宗教的大规模迫害。从一般唐朝人的眼光来看，这次迫害运动不仅是要铲除外国宗教，外来宗教的信仰者，而且也要铲除外国书籍和外国神像。

这么说起来，这和晚清时的中国社会的情形还是颇有几分相似呢。贵族阶层迷恋外来的奢侈品；朝廷对外国商人态度摇摆不定，时而欢迎、时而引诱百姓自发屠杀外国人；意识形态上则尽力打压。在“祖上曾阔过”但后来又没落的时代，对外国的人和物，免不了首鼠两端。

▲ 广州出土的唐代胡人俑

▍ 三

实际上，在七八世纪唐朝全盛时，中国与外国交流非常密切，到处都仿效外国人，新奇服饰随处可见。皇帝甚至为了扭转这种风气，禁止灾祥符瑞、异兽奇禽和奇形怪状的贡品。诏令有的针对“来自诃陵的五色鹦鹉”，有的针对“东北白如霜雪的猎隼”，有的针对“侏儒短节”，有的针对“异兽奇禽”等等，减少猎奇性。这些东西，在那个时代，是一种写实的存在。

但为什么唐代传奇和笔记小说中，如《酉阳杂录》《开元天宝遗事》《杜阳杂编》等等，大量涌现像《山海经》一样的奇珍异物？

应该说，人们一般不会把熟悉的东西妖魔化；就像我们今天一般懒得去编造欧美日等地方的怪力乱神一样。但是如果把地点变成太平洋或印度洋上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也许就会有人信了。

唐笔记中涌现出来的诡异之物比比皆是：既有能让周边国家臣服的白玉环，也有交趾国进贡的能辟寒、能当炭的犀牛角；有能让人梦游四方的枕头，有日林（日本）进贡的能照见人的五脏六腑的“灵光豆”；还有南海某国进贡的能让人身轻御风的小麦，能延年益寿的紫色稻米……

想象力固然很发达，但显然也是对异域的一种疏离。这是因为，在九世纪的时候，真实的新奇物品已经无法到达唐朝境内了，只能杜撰虚构出怪异荒诞的贡物。简单来说，“在玄宗时代，人们可以随处听到龟兹的琵琶，但到了九世纪，这一切就成了梦想。”

“从九世纪初期开始，唐朝的国际时代、进口时代、融合时代和黄金时代，都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对于跨越大海、翻过大山而来的珍奇物品的渴求，都已经不可能轻易地得到满足了。”

唐朝由盛而衰，同时也对应着对外来事物的开放程度的起落曲线。盛唐气象，终究只是一个昙花一样短暂的时期。

▲ 《胡服美人图》

▍ 四

读这些外国学者的作品，很容易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外国人来写“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就是互为想象的异域。盛唐时期虽然不长，但已享受到这种开放、“万国来朝”的红利。而且，外国人不是来打秋风的，而是真真切切地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甚至有个别已经能进入朝廷为官了。

打断了这种开放的进程的，原因很多。这里，包括战乱，包括没有匹配的先进生产力和管理方式，也包括后来的元明清政府在政治上全面走向倒退、闭关锁国。

说实话，中国古代的所谓开放（盛唐也不例外），是被狠狠打过折扣的；官方对外国人，总是抱着一种“纳贡”和“恩赐”心态，“费天朝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来展现大国风范，费而不惠。没有平等，也即难有平等交流。但即便这种很不彻底的“开放”，也足够让当时的社会受益了。

文明总是在交换和交流中前进的；今天我们能够吃到玉米、土豆，吃到辣椒、苹果，能够闻着茉莉花香，唱着《茉莉花》，无一不是得益于历史上曾经的海纳百川。

▲ 《撒马尔罕的金桃》/[美]薛爱华 著/吴玉贵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题图为榅桲，原产中亚和高加索山区，有学者认为这就是“撒马尔罕的金桃”）

【作者简介】

侯虹斌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历史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