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大清为什么不杀汪精卫

源济

冉云飞：大清为什么不杀汪精卫 

原创 2016-09-17 冉云飞 大家

文 | 冉云飞

对于读书，总体说来，我是个兴趣驱动者，但这并不能涵盖我全部的读书生活。有时我又是个主题驱动的阅读者，会对某一主题竭力找相关方面的文献查证、研究阅读，甚至追溯最先之出处，即便不能水落石出，也要有个具有解释力的答案，才对某事善罢甘休。当然不少时候，不是研究的兴趣，而是有八卦的驱动力，“大清为何不杀汪精卫”就是这样于多年前进入我视野的。

八卦之所以是八卦，就是因为犯不着竭尽全力地弄清它，事实上道听途说的故事型叙事，反而自长翅膀，不胫而走。若是不小心听到一种说法，看到一种议论，了解一番，即可稍微满足人求知探秘的癖好。但我这人有个毛病就是，八卦的哪种答案，更为切合人情物理、世态人心，且有能自圆其说的内在逻辑，是我所看重的。其实这就像人文社科研究，我认为很少有标准答案，更不用说唯一答案，更多的是看谁的答案在某论题上更具解释力罢了。

清末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而又没被杀害，几乎是稍有近代史常识者即知的事。但他为何未被大清杀害，并于辛亥革命后放了出来，却至今没有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说法。几乎众口一词的答案是，审判者肃亲王善耆与汪精卫交谈，佩服他的文采与思想，加上彼时民心思变的“民意”（龙应台持此说），促使汪没有被杀。更有论者说善耆是促进立宪的开明人士，看清了时势格局，于是放了革命党人一马（雪珥持此说）。亦有因日本人施压大清而促使汪精卫能保命之说（见溥仪《我的前半生》），至于有人说大清王朝及满人高官为自己留条后路之类，恐怕多属不经，泰半为想像之辞。

朋友谭伯牛兄最近出了两册史学随笔《毕竟战功谁第一》和《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二书均为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版），后一种的书名，即取自文集中的一篇《汪兆铭的明媚与深沉》。《汪兆铭的明媚与深沉》就是专门谈善耆审汪精卫的，但对汪为何没被清朝所杀，并无新看法，其侧重在于汪精卫为何由反对暗杀到自己主动操刀的时也、势也诸方面的分析，算得上曲尽人情物理。

但伯牛也似乎与不少人一样，比较相信善耆欣赏汪精卫文采思想及对世界趋势的观察，而对汪有曲宥之处的说法。不过伯牛不愧是埋雷高手，汪兆铭在回应善耆的问话时说“不能作答”，“他以‘不能作答’为答，殆即今日俗语所谓温和而坚定也”。

虽然伯牛这文章没能提供新的思考汪精卫为何未被大清朝杀的角度，但回忆起了此前读傅国涌兄一篇文章《青年汪精卫为什么被处死？》，文章中说，在清朝任职法部（原刑部），到民国出任过法部总长以及总理的许世英，晚年在台湾回忆说自己亲自审过汪精卫，对他系狱颇为照顾，且未对其上镣铐，并促使其早日获释，等等。回忆录一经发表，引起广泛质疑。

起初汪由民政部警察署城内警厅羁押，并未在法部——后汪送法部，“廷杰即命加桎梏，且欲置盗犯一室，赖许世英言乃免”（《大清肃忠亲王墓志铭有序》，见朱德裳著《三十年前闻见录》p.223，岳麓书社1985年2月版），这说明许世英的确帮助过汪清卫，虽然黄复生否认此点——且彼时许世英不在国内，这证明其说站不住脚。除了老年记忆有问题外，汪精卫一案之得体处理，对任何参与的人来说都是加分之举，恐怕许世英难免在潜意识里有那么几分掠美的心理。

像许世英一样往自己身上揽功的人，恐怕还不是个别现象，只要你读书对此稍微留心即可印证。比来读杨逢彬《杨树达先生之后的杨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一书里，即有两文《叶德辉与清末民初的湖湘》、《我的四位家庭教师》提到汪精卫未被杀之因由。因叙述内容大同小异，兹引前文以利说明。

易祖洛系杨树达的学生，教过作者杨逢彬，当过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的秘书，以擅写骈文著称。四九鼎革后，易被捕遭判处死刑，易让探监的夫人找毛泽东表兄王季范，以至于从刑场救下一命。大约这样的场景，让杨逢彬想起易祖洛曾说其夫人的祖父、清末民初著名的新派人物朱德裳救汪精卫的事迹来。

“易的夫人朱运，其祖父为朱师晦（德裳）——一位打入清廷心脏的革命党人，汪精卫刺杀摄政王面临处决，时朱师晦任摄政王的秘书，乃劝摄政王采怀柔政策，汪才留得一条命。”倘朱师晦算是打入了敌人的心脏，哪王季范是打入了谁的心脏？其实二者大体都是在彼时的体制内有特殊身份与权力，能够适度说项，才能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国度偶有作为。

史载朱师晦彼时是汪精卫案主审者善耆的下属，官职是民政部郎中，相当于今天的司局级干部，有一定的实权。朱师晦虽系新派人物，且与革命党走得很近，但对从日本输入的警政却很专业——这种专业程度，在四川我立马就想起周善怀来——因此得近代中国警政的提倡者善耆的赏识，能够从中救汪，亦不难让人理解。但杨逢彬却说朱师晦是摄政王的秘书，未知其据何来？摄政王的秘书，职权当然没有善耆大，但其势不可小看。朱德裳劝摄政王采怀柔政策，与载沣自撰年谱中所说“以安反侧之心”是合拍的。

除前述之《大清肃忠亲王墓志铭有序》一文里有“监国为人亦不勇于杀，而章宗祥、顾鳌、朱还倡为弥乱之策，日奔走公卿间，公言杀一汪兆铭无益，不如将来留为收服地”，“于是诸亲贵大哗，谓王通革命党，其沟黄兴由朱还也”（pp.222—223），可直接证明朱德裳有救汪之举外，朱德裳《三十年见闻录》校点者浩明、其孙女朱运在《先大父事略》、孙婿易祖洛在此书的跋文中，均言及朱德裳救汪之事迹。

朱运女史所编的《易祖洛文集》里《朱德裳先生传》一文，也说其救汪——只言顾鳌与朱德裳参与救汪，不及章宗祥，大约因其后有汉奸卖国贼恶名，故隐而不提——且在其出狱后赠汪银百元，劝其东渡，“盖公阴为革命党人内应也”（《易祖洛文集》p.626，海南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大约此为杨逢彬所谓朱德裳打入敌人心脏之所本，但伯牛的历史随笔集里有谈汪精卫也有谈朱德裳的文章，以他的博赡，均未及此点，不知何故。

从现存朱师晦两个职位的描述——二者兼得的可能性应该不大，一边任摄政王的秘书，一边任民政部郎中，这工作跨界不小，且善耆会答应其领摄政王秘书之权而任属下郎中的派职么，果如此，难不成没有一点监军之嫌？——也许是先后任这两个职位，而这两职位正好都可以“搭救”汪精卫，故朱师晦参与救汪之说，从情理与逻辑上有相当的可能性。

▲ 年轻时的汪精卫

众所周知湖南新旧两党势不两立，义和团之乱后，新派朱师晦、易宗夔、曹典植等人主张剪发、易服、放脚、新学等，遭旧派叶德辉、王先谦、蔡与循等阻击，前者便撰《湘潭县人士驱逐叶德辉檄》，于是民间便有“一（易）槽（曹）猪（朱）吃黄（王）菜（蔡）叶”的说法。

这说明易宗夔不仅是朱师晦的同邑人且是理念十分相同的人，辛亥革命后，在清廷下罪己诏，民国肇建的过程中，时任资政院议员易宗夔等上书请赦汪精卫、黄复生二人，于是在押狱一年半后获释。

这似乎又反过来证明，朱师晦及其朋友们一直在关注汪案，从旁佐证朱师晦或真有前说搭救汪案之事，亦未可知。但朱德裳救汪之源头，系其为善耆所写之墓志铭，多方旁证还太少，是否确系如此，或许还有待进一步查考。

龙应台说汪未被清朝所杀，在于民意。从大的方面来看，这当然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民意有时候比较虚，因为民意也是可以制造的，就看谁拥有这种制造的能力。且不说言论不自由、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民意如何被感知，如何形成一种压力共振。特别是在政府暴力之权力没有制约的情形下，主政者对民意的感知与尊重，那是没办法期待的。各种对公共生活产生影响的权力中，只有话语权是知识人能够部分拥有的一点权力，所以将民意看得重一点，来进行事后合理化反推，对知识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雪珥写《汪精卫与曼德拉》——其实这方面论述得更专业的是孙燕京、周福振发表于2005年8月《清史研究》上的《善耆与革命党》一文——将载沣、善耆等人看成是德克勒克，则有简化彼时中国现实的嫌疑——别的且不说，单是德克勒克等人所受宗教文化的正面影响也是中国同类人所无法比拟的。偶有的对汪精卫一类人的善待，却不足以形成像曼德拉似的善待的制度化。

对汪精卫未被大清所杀，我倾向于是多因素合力的结果，特别是能影响直接主政者做出判断的人，其力最巨，这也是朱师晦救汪一说虽算不上是铁证，或许还可聊备一说的因由。

(编注：本文发表时略有删改）

【作者简介】

冉云飞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