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一起劫盗案引发的政治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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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一起劫盗案引发的政治余波 

原创 2016-09-08 吴钩 大家

文 | 吴钩

亲爱的女儿，今天，我们来讲述一宗体现宋人在法律问题上锱铢必较精神的案子。

话说韩琦在河北西路相州（今河南安阳）任知州时（约为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前后），当地有一个“三人组”劫盗团伙，盗魁是师父，另二人则是盗魁的徒弟。至于他们的姓名，已经湮没不闻。

有一次，这个劫盗团伙在抢劫一户人家时，被邻里发现，驱逐而散。盗魁愤恨，给俩徒弟下了一个指令：“自今劫人，有救者先杀之。”徒弟说，好。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劫盗团伙又去抢劫另一户人家。那户主是一位单身的老妪，三劫盗将她缚起来，“榜棰求货”，严刑拷打，逼她交出财物。老妪哀号，她的邻居听到哀号之声，心中不忍，便过去劝说劫盗：“这老人家也没什么财产，你们这么将她打死了也没有用。”盗魁的徒弟一怒之下，将那多管闲事的邻人刺死了。

后来，相州官府将三名劫盗抓获。法官按《宋刑统·贼盗律》规定，“强盗不得财，徒二年；……伤人者，绞；杀人者，斩；杀伤奴婢亦同；虽非财主，但因盗杀伤，皆是。”判三名劫盗死罪。经河北西路提刑司核准，三名劫盗被执行死刑。

这本是一起很寻常的刑事案，不想却在数年后引发一场司法争议，将好几位中高层官员都卷了进来。

▍旧案重提

大约熙宁末年（约1077年），一个叫做周清的司法官率先对相州三劫盗案的判决提出质疑。

周清，原为江宁府的司法官，因有才干，被时任宰相的王安石相中，提拔进宰相直属机关——中书刑房任堂后官（按宋制，元丰改官制之前，以中书门下为宰相机构，下设五房：孔目房、吏房、户房、兵礼房、刑房，职官有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提点中书五房公事、各房检正公事、各房堂后官、守当官等），负责抽查往年的刑事判决档案，若发现有错判、误判或有疑点的判决，有权提出反驳。

周清检查相州三劫盗案的卷宗时，发现原审法官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一个问题：熙宁年间国家有新立法，“凡杀人，虽已死，其为从者被执，虽考掠，若能先引服，皆从按问，欲举律减一等。”

本案中，盗魁曾命令徒弟：“有救者先杀之。”可知盗魁应为杀人案首犯，动手杀人的两个徒弟只是执行师父的命令，应为从犯。而且他们被捕后，“至狱先引服”，属于按问自首。依照熙宁新法，刑罚应当减等。相州却判他们死刑，而刑部没有驳正，“皆为失入人死罪”。

据此，周清认为，相州三劫盗案存在错判的司法失误，应该追究相州法官与刑部“失入人死罪”的责任。

这一桩封存于档案室的陈年旧案，就这么被翻了出来。

我们看史书，会发现，人们为受冤屈的良民获得平反而呼吁、奔走之事并不鲜见，但替“枉死”的强盗讨回公道，确实比较稀罕。

我们也经常听到一种说法：为坏人的合法权利辩护，就是为所有人的权利辩护。对周清的行为，不妨也这么看待。

当然，从动机来说，周清未必有多么高尚，他其实有私心，因为熙宁年间，王安石立了一条新规：“若刑房能较审刑院、大理寺、刑部断狱违法得当者，一事迁一官。”周清计较相州三劫盗案的判决，是为积累自己的声望与官资。

但是，我们不也常说吗，不怎么高尚的动机，也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为大众带来福利。

▲ 王安石雕像

现在相州三劫盗案的判决既然受到质疑，神宗皇帝便将案子交给大理寺复核。负责复核的大寺理详断官窦革（一说为窦苹）、周孝恭认为，盗魁固然交待过徒弟，“有救者先杀之”，但这里的“救者”，显然是指“执兵仗来斗者也”，而本案中，被杀死的邻人只是“以好言劝之”，并不是带着武器前来救援之人，盗徒出手将他杀死，是主犯，不可认定为从犯，依律当判死刑。相州的判决没什么差错。

窦革、周孝恭又去请示周清的上司、中书刑房检正公事刘奉世。刘奉世说：“君为法官，自图之，何必相示？”窦周二人又说：“然则此案不可认定为‘失入人死罪’。”刘奉世说：“君自当依法，没有人指示此案必须裁定为‘失入人死罪’。”于是大理寺作出对相州案的复核裁决：相州案不存在“失入人死罪”的错判。驳回周清的请求。

周清不服，坚持相州案判决不当，要求再议。于是神宗又将案子交刑部审议。刑部的法官最后认为，周清的质疑有道理，相州案的判决有失误。

你可以想象，大理寺对此裁定肯定也不服啊。

▍节外生枝

正当大理寺与刑部、周清展开大辩论之时，案子突然另起波澜——皇城司（宋朝的皇城司是一个准司法机构，负责刺探京城臣民的不法情事，也掌握着一部分司法权，但审讯的对象只限皇室人员及间谍，职能有点像明代的锦衣卫，但权势远不如锦衣卫）向宋神宗报告：发现相州的法官潘开带着财物来到京师，向大理寺法官行贿三千贯钱，“相州法司潘开赍货诣大理行财枉法”，“赍三千余缗赂大理”。

原来，当年在相州负责审判三劫盗案的主审法官，叫做陈安民，如今已另迁他官，他听说周清正在驳正这个案子，心里很是慌张，担心会被问责，赶紧“诣京师，历抵亲识求救”。又给相州的现任法官潘开写了一封信：“大事不妙。尔宜自来照管法司。”

潘开便带了一笔钱来到开封。恰好有一个叫高在等的相州人，在司农寺当公务员，与潘开相识，潘开便托他找找门路。高在等也看中了潘开带来的财货，说他认识大理寺的法官，这事包在他身上，你放心。

不想潘开在京城的活动，不知怎的被皇城司打听到了，立即报告给了皇帝。贿赂法官，妨碍司法公正，这还了得！神宗立即指示开封府按鞫潘开行贿一事。

相州三劫盗案发展至此，性质发生了改变：从原来的判决是否存在错判的问题，变成相州法官是否妨碍司法公正的问题。

开封府审讯了潘开及相关证人，发现潘开带来的财物并未送到大理寺法官手里，而是被高在等与几个中书刑房的吏员瓜分掉了，大理寺法官都说从来没有见过潘开这个人，所谓“赍三千余缗赂大理”只是谣传。开封府也找不到潘开行贿大理寺的证据，只发现一封陈安民写给潘开的书信。总之，行贿大理寺法官、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证据不足。

这时候，谏官蔡确出来指证说：相州三劫盗案原审法官陈安民，背景可不简单，他的外甥、大理寺法官文及甫，正是三朝元老文彦博之子，又是当朝宰相吴充（时王安石已罢相，由吴充接任）的女婿。事连大臣，非开封府可了。”建议将案子移交御史台审讯。

元丰元年（1078）闰正月，神宗下诏：“近降相州吏人于法寺请求失入死罪刑名事，缘开封府刑狱与法寺日有相干，深恐上下忌疑，不尽情推劾，致奸贼之吏得以幸免。宜移送御史台。”未久，因御史台审讯潘开狱一月有余而未有结果，神宗又诏蔡确“与御史同鞫”。

以前我们看《水浒传》，总以为宋朝“衙内”无法无天，法律对他如同摆设。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既然相州案牵连到朝中大臣的子弟，那更需要彻查清楚；之所以移交御史台调查，也是为了防止有高官干预司法公正。按宋真宗年间的立法，“御史台勘事，不得奏援引圣旨，及于中书取意。”为了保障司法的独立性，法律禁止御史在推鞫、裁决诏狱时请示皇帝与宰相的意见。

至于推动彻查相州案的力量，应该说，是比较复杂。宋神宗的目的自然是希望查清楚有没有官员贪赃枉法，蔡确却意在借相州案打击政敌吴充。但我们大可不必以动机深究历史人物，还是看蔡确在调查相州案的过程中是否有构陷行为。

▲ 宋神宗肖像图

▍酷吏断狱

作为潘开行贿案的主审官，蔡确表现出心狠手辣的酷吏作派。他委派大理寺丞刘仲弓为主审官，先将涉嫌收受请托的大理寺详断官窦革、周孝恭等人逮捕来，“枷缚曝于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赂事”。可是窦革、周孝恭都不认罪。

蔡确又将一众人犯关入大牢，“令狱吏卒与之同室而处，同席而寝，饮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于前，凡馈食者，羹饭饼铒悉投其中，以杓匀搅，分饲之如犬豕，置不问。”大家原来都是体面的士大夫，哪里受得了如此这般羞辱，“幸其得问，无罪不承”。窦革交待说，之前审议相州案时，自己曾说过，“陈安民是李待制亲（李待制为何人，待考），谁敢妄定翻他文字？”

蔡确将陈安民传唤来，先“置枷前”恫吓了一番，再“问之”。陈安民胆子比较小，心里恐惧，立即交待说，曾找他的外甥文及甫帮忙，文及甫称“已白丞相，甚垂意”。丞相者，即宰相吴充，意思是，相爷已知道这件事了，会关注的。

另一位主审官、御史中丞邓润甫为人忠厚，看不惯蔡确“惨刻”的作风。有一次，他夜宿御史台，听到牢里的犯人因被拷掠而发出的哀号之声，惨不忍闻，以为是蔡确在讯问窦革、周孝恭等人，心里对窦革、周孝恭很同情，却又无可奈何。

再说蔡确得到陈安民的供词，心中窃喜，“遽欲与（邓）润甫登对，且奏（吴）充受请求枉法”。但邓润甫却说，“未敢上殿。”劝告蔡确不要冒然惊动宋神宗。

次日，邓润甫在给神宗讲课时（邓润甫又是经筵官），借机告诉皇帝：“相州狱甚冤，大理寺实未尝纳赂。而蔡确深探其狱，枝蔓不已。窦革等皆朝士，榜掠身无全肤，皆衔冤自诬。乞早结正。”恰好权监察御史里行上官均也上书说，窦革等人受到刑讯逼供。在古代，刑讯为合法，不过宋朝“待遇臣下进退以礼”，顾全士大夫体面，士可杀而不可辱，对士大夫动刑，是当时的舆论普遍不能接受的事情。

所以宋神宗听了邓润甫与上官均的报告，“甚骇异”。

第二天，蔡确终究按捺不住，来见神宗，准备汇报陈安民招供不讳、宰相吴充涉嫌受请托一事。但行至殿门时，皇帝拒绝见他，“使人止之，不得前”。随后，便接到神宗手诏：“闻御史台勘相州法司颇失宜，遣知谏院黄履、勾当御药院李舜举，据见禁人款状引问，证验有无不同，结罪保明以闻。”时为元丰元年四月三日。

▍马失前蹄

黄履、李舜举奉诏至御史台大狱，与邓润甫、蔡确等坐于帘后，“引囚于前，读示款状（犯人供词），令实则书实，虚则陈冤”。这个做法，是宋代刑事司法的一道程序，叫做“录问”。

依宋制，为防止出现冤案、错案，徒刑以上的刑案，在庭审结束之后，都必须启动“录问”的程序，即由一位未参加庭审、依法不必回避的法官核查案状，再提审被告人，读示罪状，核对供词，询问被告人所供是否属实。

若犯人翻供，案子必须由另外的法官重组法庭，重新审理，这叫“翻异别勘”。凡刑案未经录问，不可以判决；即使作出了判决，也不能生效；如果生效，即以司法官枉法论处。

但是，法意虽美，执行时却难免要打个折扣。有些犯人害怕录问翻供，案子重审时，会再次受到刑讯，所以往往选择不翻供，认命。

黄履、李舜举这次录问，周孝恭、潘开等三十余人果然没有翻供，因为之前“有变词者辄笞掠”，“称冤者辄苦辱之”。只有窦革一个人喊冤，称原供状内“十有八事皆虚”。不过，黄履、李舜举验看他的身体，发现“拷掠之痕则无之”，显然他并未受到严重的刑讯逼供，邓润甫之前所说的“榜掠身无全肤”，看来是不实之词。原来，邓润甫那次夜里在御史台听到的“拷掠囚声”，并非窦革等人被讯问，而是御史台法官在讯问其他案子的犯人。

黄履、李舜举录问完毕，回去向神宗皇帝报告，说除了窦革，其他人等都没有喊冤翻供，而窦革本人身上也不见拷掠之痕。宋神宗开始对邓润甫生出几分不满，认为他报告不实。

这时，权监察御史里行上官均又上书说：虽然窦革在审议相州案时，曾有“陈安民是李待制亲，谁敢妄定翻他文字”之语，语似涉私徇情，然而“推究窦革等本意，正是疑惑刑名，反复议论”，并不能拿来作为企图为陈安民开脱的罪证。“法官窦革等非臣亲故”，臣安敢“曲为游说”，只是大理寺乃法令所系，当持天下之平，“若官司挟情轻重其手，此固人臣之所同嫉，朝廷之所宜深治也”。因此，“臣欲乞别差端厚明良之臣，移司勘劾，庶几推见本末，义不纵奸，仁不滥罚，有以副朝廷用刑之意”。

神宗依言又委派黄履与另一位监察御史里行黄廉，“就台劾实，仍遣（李）舜举监之”。但黄廉似乎对案子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

宋神宗这下确信邓润甫与上官均之前所言有虚。蔡确又趁机进言：邓润甫与上官均见陈安民请求执政情节，有意开脱，“恐臣论列，故造飞语以中伤臣”。这次录问，二人又“意欲开诱罪人翻异，而罪人了无异辞”，黄履与李舜举两位大人可以作证。

于是神宗皇帝以“奏事不实，奉宪失中。言涉诋欺，内怀顾避”为由，罢了邓润甫的御史中丞之职，出知抚州（今江西抚州）；以“不务审知，苟为朋附。俾加阅实，不知所言”为由，罢了上官均的权监察御史里行之职，出知光泽县（今福建光泽）；蔡确则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

按宋朝制度，凡重要任免，诏敕需宰相签字副署。宰相吴充说：“御史台鞫相州狱，连臣婿文及甫，其事在中书有嫌。乞免进呈，或送枢密院。”神宗同意吴充避嫌，免签字。

▍结案

成功排挤掉碍手碍脚的“老好人”邓润甫之后，新任御史中丞蔡确继续审讯相州案及由其衍生的潘开行贿案。

这一回，蔡确逮捕了陈安民的外甥、大理寺评事文及甫。文及甫恐惧，供认曾将大理寺复核相州案一事禀告了他的岳父、宰相吴充，吴充允诺会关注此事。与陈安民的供词一致。文及甫还供称，曾嘱托太常博士吴安持过问相州案。吴安持，宰相吴充之子，王安石的女婿。

蔡确又逮捕了中书刑房检正公事刘奉世，并恫吓他：大理寺的法官已供认受了你的风旨行事，你还不认罪？刘奉世心里疑惧，称自己是受了吴安持的嘱托。说起来，刘奉世与吴家渊源匪浅，刘氏原供职于枢密院，时任枢密使的正是吴充，后吴充拜相，便奏请将刘奉世调入中书刑房，任检正公事一职。

蔡确将目标锁定在吴安持身上，奏请逮捕吴安持问讯，但神宗皇帝顾及宰相吴充的身份，没有答应逮捕，“特免追摄”，由制勘院“遣人就问”。但吴安持大概担心自己也会被捕系狱，接受讯问时，主动供认曾交待过刘奉世帮忙。

受相州案牵连的还有韩琦之子、时任三司副使的韩忠彦。我查到的史料并没有说明韩忠彦究竟因何事介入相州案，只是简略提到蔡确也传唤过韩忠彦。

我的猜测是，相州三劫盗杀人案发之时，正好是韩忠彦的父亲韩琦任相州知州。相州案的判决，是需要知州签字才可以宣判的。

换言之，如果相州案的判决存在“失入人死罪”的失误，韩琦也难辞其咎。但韩琦已于熙宁八年（1075）去世，想来韩忠彦应该是出于维护父亲声誉之心，以某种方式过问了相州案的复核。

蔡确审讯至此，认为案情已经水落石出，便给神宗呈交了结案报告：经查，陈安民在任相州签书判官时，主审三劫盗杀人一案，判决失当，失入人死罪；又因害怕旧案被驳正，便向他的外甥、大理寺评事文及甫请托。

文及甫受陈安民之请，又转托于他的大舅子、宰相吴充之子吴安持。吴安持受托，嘱咐跟吴家关系密切的中书刑房检正公事刘奉世帮忙。刘奉世复暗示大理寺法官裁定相州案非失入。大理寺法官窦革、周孝恭承刘奉世风旨，遂认定相州案的原判不存在过错，驳回周清的质难。

你看，蔡确给相州案理出了一条清晰的请托链：陈安民→文及甫→吴安持→刘奉世→窦革、周孝恭。

元丰元年六月，宋神宗下诏，对涉案官员分别作出处分：

陈安民坐失入人死罪，又企图妨碍司法公正，“追一官，勒停，展三期叙”，即降低官阶，勒令停职，延迟磨勘期九年（意味着九年内不可能获得升迁）；

文及甫“冲替”，即调离现职并降职；

吴安持“追一官，免勒停，冲替”，即降官阶、同时降职；

刘奉世“落直史馆，免勒停，监陈州（今河南淮阳）粮料院”，即夺去馆职待遇，外调陈州粮料院领一份闲职；

窦革“追一官，勒停”，降官阶，并勒令停职；

周孝恭“冲替”，处分跟文及甫一样；

韩忠彦“赎铜十斤”，相当于课罚金。

至于那个携带巨款跑到京师拉关系、引爆相州案余震的相州法官潘开，很奇怪，史料中找不到他所受处分的记载。

周清呢，因驳正相州案有功，“迁一官”，晋升一级官阶。

这个处分结果公布后，蔡确还不满意，多次率领御史登对、上书，说对吴安持的惩处太轻了。蔡确之所以盯着吴安持不放，自然意在其父吴充。吴充实际上并未过问相州案，但事情毕竟牵连到他的家人，按宋朝惯例，他惟有“上表乞罢相，及阖门待罪”。最后神宗皇帝“遣中使召出，令视事”，才回中书门下上班。

对蔡确的穷追不舍，宋神宗也有些反感，反问蔡确：“子弟为亲识请托，不得已而应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卿辈但欲共攻吴充去之，此何意也？”并将蔡确等人的奏札退了回去。那几个御史这才停止攻击。

相州三劫盗案引发的政治余波，总算平息下来。

▍余话

后人著史，将蔡确列入“奸臣传”，又认为吴安持、文及甫等人受了蔡确陷害，“狱成，人以为冤。今详述其事，则冤事自见也”。不过，我相信宋神宗那个基于常理常情的判断：“子弟为亲识请托，不得已而应之，此亦常事。”蔡确固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神宗皇帝可不是一个容易受人蒙蔽的昏君。

我们讲这个故事，也意不在分辩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故事揭示的制度运作，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就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相州案来说，我觉得有几点值得留意：

其一，最早对相州三劫盗案判决提出质疑的中书刑房堂后官周清，也许真的是动机不纯，但动机无法深究，我们看到的，是周清对法律适用的较真，引据法条，辨析法意。而这，正是司法的要旨所在。

其二，大理寺详断官窦革与周孝恭裁定相州案原判决合理，也是在法理上进行辩护，辨析“救者”在法律上的界定，而不是宣称那三个盗劫可不是什么好人，死有余辜。换句话说，不管是周清，还是大理寺，尽管观点相异，但有一个共识却是不言自明的：即便是强盗之类的坏人，对他们的制裁也应当遵循法律的规定，不可以“舍法以论罪”。

其三，随着案情的进展，朝中大臣的子弟牵涉进来，被调来推鞫相州案的蔡确，不管你是宰相的女婿也好，宰相的儿子也好，只要涉案，就敢传唤来。虽然蔡确也是动机不良，但他敢这么做，也说明了彼时朝野上下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身份不是法律的挡箭牌。

其四，面对蔡确的咄咄逼人之势，看着自己的女婿被逮捕、儿子被讯问，宰相吴充始终没有说一名话，不敢明里暗里干预御史台的司法。这并不是因为吴充懦弱，而是出于避嫌的自觉。那假如吴充企图影响司法呢？按宋朝政治正常时期的风气，吴充将会迎来猛烈的抗议声浪，最后可能被迫辞职。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我们当然可以发现宋代的司法制度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较为严重的刑讯逼供。不过，我总是觉得，对于古人所立制度，我们不必责备求全，更应该见贤思齐，反求诸己：前人做得到的，我们今天做到了吗？

【作者简介】

吴钩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历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