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扬：为什么中国帝王身后都有个神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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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明扬：为什么中国帝王身后都有个神话故事 

原创 2016-08-27 张明扬 大家

文 | 张明扬

在某个夏日的午后，一位少妇在湖畔树荫下做了个很玄幻的春梦，梦中与一条赤龙出轨。梦醒之后，少妇怀孕了。

肚里的孩子叫刘邦。所以严格说来，刘邦的爸爸不是刘太公，而是那条龙。

这个现在看来荒诞不经的故事同时载于《史记》与《汉书》，是得到汉朝官方与史学界双重认证的权威论述。

刘邦不是此类政治神话的发明者。在汉代以前，似乎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神交”叙述模板：但凡帝王（圣人），都不是父亲亲生的，而是神明采取各种奇特方式与圣人之母发生关系的出轨结晶。尧和刘邦的出生剧情高度雷同，都是母亲与龙有染；禹是母亲看了流星后怀孕的；殷商的始祖叫契，是母亲吃了玄鸟蛋后所生；周人的始祖名弃，是母亲踩了巨人的脚印所生。

汉代之后，随着民众道德水平的“提升”，“神交”大概有些不合时宜了，开国皇帝的政治神话更流行叙述出生时的“神迹”，甚至是“畸形”。光武帝刘秀出生时“有赤光，室内皆明”，还放了颗农业大卫星，田间出现了“一茎九穗”神奇作物，再还是有“凤凰来集”；隋文帝杨坚生出来就是一副小龙人的长相，头上有支角，身上有层鳞，母亲抱他时吓得扔到了地上；唐高祖李渊出生时长了三个乳头；宋太祖赵匡胤的出生神迹则拷贝了刘秀的满屋红光，生下来还遍体金黄色；明太祖朱元璋仍然是没有创意的满屋红光，只是多了一个邻居以为他家失火的桥段；清太祖努尔哈赤是母亲怀孕13个月才出生的……

据孙广德先生在《我国正史中的政治神话》一文中的统计，中国的开国之君神话，自汉代始，算上王莽、曹丕、孙权、刘备，有23人，占了总人数的92%之多。

▲  资料图：唐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局部

这儿有两个问题有待回答。第一，这些神话是真的么？答案可以很简单，假的。什么“神交”啊，满屋红光啊、头上有角啊，怀孕13个月啊，哪怕是这个时代最拙劣的政治骗子也编不出。

但答案也可以很复杂。如孙广德所言，“神话的内容大概有些虚构，但神话的存在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这些事实的发生，必然有其原因，也必然有其功能”。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些政治神话的“制造原因”比神话本身更有意义，这些神话在产生之后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了神话的主人公——皇帝的一种特殊政治资源。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扑面而来，皇帝（政权）为何要主动或被动的参与制造此种政治神话？简单说来，每个王朝，特别是鼎革之际的开国皇帝，都特别需要政治神话来营造自身的“合法性”。

合法性自然是一个西方政治名词，在现代政治的范畴中特指统治需要人民的选票授权与认可。但“合法性”在中国的帝制时代适用么？

我的答案非常肯定。在此，或许需要澄清一个我们对中国帝制时代权力来源长久以来的误解。

在惯常的历史叙述中，帝制时代新王朝的产生以及维持似乎全然依靠于军事实力。这自然也没有什么错，没有军事力量，创立王朝就失去了最初始的条件。

但这并不等于，一个王朝及开国皇帝仅仅依靠军事实力便可以巩固政权甚至开创政权。正如孙英刚先生在《神文时代》一书中所说，“对于一个政权来说，以武力维持统治不能持久，任何政权都有建立合法性，或者正当性的必要。这不但是中古中国政治的现实，也是任何时代的写照”。

武力难以构成合法性的来源，一个纯然依靠武力的政权，不仅在中国传统政治观中被鄙夷，也同样被民众视作“流寇”或军阀。

更现实的说，帝制时代的新政权或许是通过暴力上台，但新朝出于维持统治秩序的需要，决不可能鼓励一种“有力者逐之”的实力派价值观。“唯实力论”更像是一种军阀式的价值观，当开国皇帝和一个王朝完成了从“推翻者”到“执政者”的转变，就必然会寻找一种更具合法性和维稳功能的理论体系，来劝服民众归心，以及警示那些同样拥有实力的潜在政权竞争者“马放南山”，让他们相信自己代表的才是“神圣的力量、历史的趋势、正义的方向”。

对于中国的帝制时代而言，这一理论体系就是“天命”，开国君主就是需要通过对自身种种神迹的描述，阐释王朝立国及取代前朝的合法性。在中国的传统政治观中，“民心”或许也同样构成合法性的来源，但从本质上来说，“民心”是“归心”于天命的。在政治实践中，“民心”往往容易被“天命”神话以及背后的一整套价值观所影响，而后完成对新创王朝的归附。

▲  资料图：汉高祖刘邦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神话不仅被作为权威论述载于正史之中，而其本身更是亲身参与了历史。这些神话的编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没有神话的合法性助力，王朝不仅降低了长久执政的可能性，更有可能一开始就因先天不足而与建政无缘。

以刘邦为例，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混沌乱世，他作为一个严重缺乏政治背景与家族资源的“布衣”，他必须面对一个很严肃的挑战，在那个无比强调贵族门第的时代，他面对的政治竞争对手都是如项羽这样的六国旧贵族，甚至干脆就是六国王族的后裔，如何去说服天下人他刘邦一个亭长才是天命所归，如何以“非我莫属”的权威去说服他的手下死心塌地的为他打江山。

刘邦可以打的牌不多，他唯一的政治选择似乎只剩下通过制造政治神话，来营造“天命所归”的政治舆论导向。刘邦曾有一句名言，“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请注意，这句话除了“布衣”何“天命”这两个关键词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三尺剑”。

三尺剑是什么？这正是刘邦除了出生神话之外，另一重要政治神话“挥剑斩白蛇”中的那把剑。在这个斩白蛇的神话背后，刘邦被包装成“斩白帝子”的“赤帝子”，白帝子象征着秦帝国，那么，刘邦就是那个天注定要亲手灭了秦帝国的大人物。“赤帝子斩白帝子”的神话肇始于刘邦起兵初期，而这一神话显然是在对天下群雄的归心制造舆论基础。

更有趣的是，在“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这句话中，“三尺剑”在事实上作为“政治神话”的代名词出现，串联了“布衣”与“天命”这两个本应是格格不入的名词。一个显而易见的隐喻是：只要有了政治神话，哪怕是布衣，也就有了“天命”。

▲  资料图：刘邦斩白蛇像

事实上，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强调，高祖刘邦作为布衣而能取天下反而更加说明了他有天命加持，“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

反过来说，没有政治神话，没有天命，刘邦拿什么和楚国显贵项羽争天下，即使在战场上打赢了一两场仗，又如何持续的动员民众来加入自己的阵营？又如何在政治上逐步瓦解项羽集团的忠诚度？政治神话，在这里就起到了国共内战时期“耕者有其田”五字真言的作用。

只有获得天命的人才具有建立新朝统治人民的资格，而只有制造政治神话的人才能获得拥有天命的舆论认证，这就是刘邦的政治逻辑，也是中国帝制时代的神秘主义逻辑。

延伸阅读：
《何草不黄》
鲁西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
《神文时代》
孙英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版
《汉代的谣言》
吕宗力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原标题：《政治神话与中国帝制的合法性》)

【作者简介】

张明扬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著有《此史有关风与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