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皇权时代中国自由思想的先声

源济

解玺璋：皇权时代中国自由思想的先声 

原创 2016-08-24 解玺璋 大家

文 | 解玺璋

▍一

很喜欢俞理初这个人。原因恐怕要追溯到二十年前，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要在北京召开，孙郁兄和社科院文学所的王菲大姐主编一套女性文化书系。

他们让我也报个题目，那时我正对妇女问题感兴趣，因为电视剧《渴望》弄了一个刘慧芳出来，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有人甚至认为，该剧塑造了一个“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是从“五四”向后倒退，是“妇女解放”的反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是可以继续深究的，而真的追究起来，才知道很不容易。

俞理初这个名字就是此时出现的。由于四处搜寻材料，于是，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中论述俞理初的一段文字，就被我当成了重大发现。

就我掌握的材料而言，自明代李贽之后，还没有如此大胆为妇女鸣冤叫屈的。而且，他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似乎也超过了李贽。因此，蔡元培给予俞理初很高的评价，称之为近代以来“自由思想之先声”。他列举俞理初在伦理思想上的贡献，认为主要是在谈及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及生存处境时，能够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对待之。

这里面涉及到妇女的贞操、节烈、缠足、再嫁、妒忌等所谓妇德的问题，前人往往视而不见，漠不关心，“至理初，始以其至公至平之见，博考而慎断之”。

沿着这个线索，我陆续读了蔡元培所作《俞理初先生年谱》跋，以及《俞理初先生年谱》，对俞理初有了初步了解，深感这是一位身在书斋而心怀天下，以平常心对待学术的、有良知的学人。

进而我又搜集到周作人关于俞理初的一些文章。他表示：

“在过去二千年中，我所最为佩服的中国思想家共有三人，一是汉王充，二是明李贽，三是清俞正燮。这三个人的言论行事并不怎么相像，但是我佩服他们的理由却是一个，此即是王仲任的疾虚妄的精神，这在其余的两人也是共通的，虽然表现的方式未必一样。”

周作人所赞赏的“疾虚妄”的精神，就是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实证的精神，就是不迷信，不盲从，不附和。这也正是俞理初治学的精神。

王充所谓“虚妄”，他称之为“莠书”。他作莠书六篇，见于《癸巳存稿》卷十四，分别为酷儒、愚儒、谈玄、夸诞、旷达和悖儒。

周作人认为，这六篇文章“对于古人种种荒谬处加以指摘，很有意思”。他说，俞理初所据标准，就是人情物理，即以人情物理去揭穿那些貌似正确，为世间公认的“真理”。于是他指出：

“盖天下多乡愿，其言行皆正经，常人无不佩服，然若准以情理，则其不莠者鲜矣。唯有识与力者始能表而出之，其事之难与其功之大盖远过于孟子之功异端也。”

▲ 俞理初先生年谱

▍二

俞理初（1775－1840），安徽徽州府黟县人，名正燮，字理初。父名献，字可亭，乾隆四十二年（1777）拔贡生。

据《俞氏家谱》所载，可亭先生“工骈体，隶事尤熟于掌故，曾主讲河南闻政书院。官句容县训导，署望江县（一说庐江县）教谕”。俞理初的少年时代就是在句容度过的，有诗为证：

城南遊钓处，客久认为家。
携酒来郊外，寻幽得径斜。
寒云低竹叶，近水有梅花。
隔岸茅扉掩，时闻笑语譁。

此诗或不足以说明俞理初在句容生活的具体时间，而另有一篇《贼书》，写他“少时见句容名捕居明者”，说明他小时候的确在句容生活过。

又有《骆君小传》一篇，写他在句容的一个挚友、知己、忘年交。他是相信人死而神在的，一次旅途中，他于酒后“梦骆君至”，一起“看花欢笑”，醒来后，想起“小时一句一字，骆君皆奇赏之”，仍很感慨。

他的学生程鸿诏曾为先生作传，写道：

“先生随父之官，好读书，拥籍数万卷，手繙不辍，辍已成诵，地人名事迹本末，见某庋某册篇行，语辄中。尝与句容王乔年同撰《陰律疑实》，裁书满壁，朱墨烂然，父奇之。”

王乔年与俞理初同岁，是少年时的朋友，他们一起撰写《陰律疑实》时，只有十七八岁，已经显示出坚实的学术功底及融会贯通的才学。他的记忆力非常人所及，《清史稿》说他“性强记，经目不忘”，如果有人提起某个地名、人名或掌故，他马上就能请你去翻书柜中的某本书，甚至具体到哪一篇哪一行，一说就中，屡试不爽。

不能说好记性成全了俞理初，但记性好对他来说却所幸于天赐。程鸿诏还记得：

“每与理初夜集，偶有作述，援笔立就，义证赅恰，退而检诸箧，无一误事误言，叹其才学识有千万人而无数者。”

历史上，像李白这种“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才子，或时而有之：而“偶有作述，援笔立就，义证赅恰，退而检诸箧，无一误事误言”的学人，则绝无仅有。

如果没有对经史子集，乃至于金石碑帖、稗官小说如数家珍般的熟悉，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其学术渊源和传承来说，他与其乡贤江永（慎修）、戴震（东原）可谓一脉相承，虽非出身于此，其学术路径却是江、戴二贤所开辟的。

梁启超只看到他的“长于局部的考证”，却忽略了他在许多文章中所表达的对国计民生的关切，以及他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超前意识和开创精神。

他固然没有一部如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这样的著作，但他的《癸巳类稿》《癸巳存稿》近百万字，开近代人文思想之先河，辟乾嘉朴学“经世致用”之新局面；而治学中的求实精神，以及对历史发展变化的认知和尊重，尤其是以传统反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著述风格，都不是拾零捡烂、斤斤于名物和制度的乾嘉末流所能比附的。

嘉庆六年（1801），俞可亭先生病逝于庐江县教谕任上，时年二十七岁的俞理初担起了抚养母亲、妻小和五个弟弟的重任。

此时他正在京城求学，两年前家里出资为他捐了监生，取得了在国子监读书的资格。现在，一家人的生活负担既压在他的肩上，他也只能把读书的事先放一放。毕竟，吃饭事大，读书事小，何况不是他一人要吃饭，全家人都要吃饭，他不能不负起这个责任。

有记载说，他自二十多岁起，就以所学受雇于达官贵人，靠佣书养家糊口，“居家事母，不乐仕进”。著名地理学家张穆很敬重俞理初，以礼事之，尊为先生，曾作《癸巳存稿》序，说他“顾以家贫性介，知其学者寡，奔走道途四十年，缟纻余润不足赡妻孥，年逾六十，犹不能一日安居，遂其读书著书之乐也”。

旧时读书人的出路，无非科举求仕而已，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一旦高第为官，不仅社会地位得以改变，生活条件也随之改善，朝廷依品阶等级给予的各种待遇，足以保障一家人丰衣足食。

但不知何因，直到道光元年（1821），四十七岁的俞理初才由附监生中式第一百十五名举人。第二年入都参加礼部会试，则未中。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他参加科考的任何记载。

有人推测，或与他不肯屈己从人，疏于交际有关。总之，他选择编纂、校雠、抄书为谋生之手段，倒也符合他孤傲绝世、卓然不群的性情，并能发挥他博闻强记、学贯古今的特长。

恰逢乾嘉之际，官私编书，蔚然成风，许多高官权贵争相染指，他不愁没有事情做，而他的学识、人品，也深得雇主们的信任，结果，四十年间，“佣书”竟成了他的主业，“手成官私宏钜书不自名者甚多，其自名惟《癸巳类稿》”而已。

▲ 《癸巳类稿》

佣书自然不比著书，既为他人作嫁，所得成果，不署自己的名字，是很正常的。因此，他所编校的书籍故多，而无从查考者恐怕不少，目前可以考见者计有如下二十种：

一、补注五代史记；二、参纂大清会典；三、校六壬书；四、参纂黟县县志；五、校钦定春秋左传；六、参纂续行水金鉴；七、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八、参纂两湖通志；九、参订林则徐先人旧稿；十、校宋本说文系传；十一、校三古六朝文目；十二、编纂古天文说二十卷；十三、辑纬书；十四、宋会要辑本五卷；十五、校补海国记闻二卷；十六、编纂说文部纬各一卷；十七、批校书集传；十八、批校文选；十九、批校礼记集说；二十、校批永怀堂十三经古注。

这只是四十年来经他手编纂批校的部分图书，已经相当可观。俞理初博大精深的学识，不能说与他常年埋首浩瀚的书卷中没有关系，有人称他为“佣书成材的学者”，不是全无道理。

不过，皓首穷经的佣书生涯毕竟是十分辛苦的，而收入并不足以使全家过上体面的生活。他有《短歌五章》专道生活的不容易，其中第二章写道：

“纷纷债务如尘积，今年明年朝复夕。心烦口吃无一言，出门泥涂深几尺。艰难此事仗友生，贫交无计又空行。劳劳都为钱刀贵，几时买地事躬耕。”

这应该是他的生活实录吧。他固然很想改变这种窘迫的局面，况且，以他的学识，他不相信自己春闱不能报捷。于是，在中举十三年后，即道光十三年（1833）春天，五十九岁的他，再鼓余勇，参加了礼部会试。

如果能中进士，得个一官半职，晚年的生活也就有了保障，他也好分一些精力出来，从事自己喜欢的、与生计无关的学术研究。

然而，俞理初的科场总是不能如意。据姚永朴《旧闻随笔》记载：

“黟县俞理初先生正燮应礼部试，总裁为曹文正、阮文达两公。文达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三场五策详赡者，必以为理初也。及榜发不见名，遍搜落卷亦不得，甚讶之。文正徐取一卷出，曰：‘此殆君所谓佳士乎？吾平生最恶此琐琐者，已摈之矣。’验之，果然。”

俞理初的仕途就这样葬送在老迈官僚曹振镛（文正）的手里。近二百年来，常常有人为他而惋惜，为阮元（文达）而抱憾，亦为曹振镛而扼腕。

不过，平心而论，俞理初并不热衷于仕途经济，很少在时文帖括上下功夫，而他以详于考据的文笔写八股文，在考官眼中被视为“琐琐”，一点也不奇怪。

进而联想到他佣书数十年，雇主都是高官巨僚，赏识其才学者虽不乏人，但似乎并无一人招他入幕府，也没有人推荐他去为官，甚至没人说过一句他有经世之才的赞语。在他们看来，俞理初只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书呆子而已。

▲ 曹振镛

幸运的是，科场失意的俞理初，却在“文”场遇到了知音。

礼部主事王藻（字菽原）很喜欢他的文章，听说他有文稿三十余卷，藏于箧中，不曾示人，便联络在京的一些朋友，将其中十五卷辑为《癸巳类稿》，集资出版，印行于世。

所以题为“癸巳”，只是说明这是癸巳年（道光十三年）编辑而成的。这是他的思想成果第一次付诸梨枣，另有十五卷《癸巳存稿》，在他死后十年由后学张穆主持出版。

癸巳之后，时任两湖总督的林则徐聘他总纂《两湖通志》，“书成，典博详明，时称得体”，于是，又受邀“为林则徐参订先人旧稿”，并“校补《海国记闻》”。

道光十九年（1839），俞理初已经六十五岁，祁寯藻提督江宁学政，特邀他“赴金陵，言于制府，聘掌惜阴书舍教。惜阴书舍者，陶文毅所特设，以课诸生古学也。地据城西高阜，江流一线，浮浮目前，致为幽胜。修脯所入，亦较优赡”。

俞理初奔波一生，至此总算得到一个安顿之处，即可养家教子，又可专心学问，还能传授后学，不可不谓之得其所哉。但命途多舛，世事难料，就在他执教的第二年夏天，竟“卒于江宁惜阴书舍”，好日子过了不到一年。

▍三

俞理初离世于道光二十年（1840）。此时的中国，正在跨进近代历史的门槛，用一句老生常谈的话说，正处在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中国大门的前夜。

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也是各种思想激烈碰撞的时代。由于西方思想的冲击，以及传统思想文化领域的争论，整个思想界显得异常的活跃。

俞理初不是站在思想前沿的斗士，像龚自珍、魏源；也非体制内思想开明，力主变革的官员，如林则徐、冯桂芬；他始终是个学者，而且是乾嘉后期朴学色彩很浓的一位学者，他的思想主要发生在书斋里。

而其可贵之处，恰恰在于他能运用典籍资料，完成自己的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特别是那些具有超前意识的思想见解。

俞理初的思想中有一种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特别是在涉及两性关系和女教妇德这些问题时，他的看法总是倾向于女性的，故李慈铭著《越缦堂读书记》说他“颇好为妇人出脱”，这也就是蔡元培称赞他的“无一非以男女平等之立场发言者”。他作《俞理初先生年谱》“跋”，其中写道：

“男女皆人也。而我国习惯，寝床、寝地之诗，从夫、从子之礼，男子不禁再娶，而寡妇以再醮为耻，种种不平，从未有出而纠正之者。俞先生从各方面为下公平之判断。”

蔡元培的这番话说得一点也不过分，能以公平之论谈论妇女应有之权利的，明有李贽，清有俞理初，此外再无旁人。特别是在“贞节”问题上，即使主张男女平权的开明人士，也不敢多置一词。

李贽是很敢说话的，且因言论得祸，丢了性命，但对“贞节”问题，仍模棱两可。可见，在道学当道的时代，有几个字是碰不得的，一个是“贞”，一个是“节”，一个是“妒”，这三个字犹如三条绳索，不仅捆住女性手脚，动不得，也封住了所有人的口，说不得。

俞理初却作了《贞女说》、《节妇说》、《妒非女人恶德论》，来为女性辩诬、解脱。他在《贞女说》中写道：

“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其义实有难安。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分乎？此盖贤者未思之过。”

他质问主张贞烈的道学先生：“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节妇说》写得更为激烈：

“礼郊特牲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后汉书曹世叔妻传云：‘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按‘妇无二适之文’，固也，男亦无再娶之仪！圣人所以不定此仪者，如‘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非谓庶人不行礼，大夫不怀刑也。礼意不明，苛求妇人，遂为偏义。古礼，夫妇合体同尊卑，乃或卑其妻。古言‘终身不改’，言身，则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理义无涯涘，而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

在这里，他指责男性社会在处理男女婚姻问题时采取双重标准，男子可以为所欲为，女子却动辄得咎。他认为，既然女子不能再嫁，那么，男子也不应再娶，“是女再嫁，与男再娶者等”。

他还特别强调，嫁娶都是个人的事，应当由当事者自主选择，别人不能置喙，“其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至于“妒”，他也不认为是女人的恶德，“谓女人妒为恶德者，非通论也”，违背人之常情，是对女人的诬蔑，所以他表示：“夫妇之道，言致一也。夫买妾而妻不妒，则是恝也，恝则家道坏矣。”

他的这番话道学家们或不爱听，却合于人情物理。

俞理初对于女子缠足亦持异见，他作《书旧唐书舆服志后》一文，对中国人穿鞋缠足的历史做了一番详尽的疏辨考证，明代有人提出“古亦弓足”，他斥之为“鸡鸣狗吠，与人声相乱”。

他赞许清代明令禁止缠足，“有效他国裹足者重治其罪”，并对“康熙六年，弛其禁”表示遗憾。他指出，弓足小鞋本是古代舞伎穿的鞋，属于“贱服”，而“女贱，则男贱”，男子迫使女性缠足，以缠足为美，其实是把自己的配偶视为卑贱的玩物，最终只能自取其辱。

古代以歌舞伎为贱业，也是一种歧视，历史地看，则关乎主客观双重因果。不过，人权、平等的确是俞理初的基本理念，对于传统的“四民观”，士、农、工、商，以商为贱业，以“重农抑商”、“重本抑末”为国策，他都认为不妥，他直言：“商贾，民之正业。”

他嘲笑那些看到商人赚钱就犯“红眼病”的人目光短浅，“亦其识之未宏也”。以当下人的眼光来看，俞理初的这些见解也许并不高端，或属于常人常识的范畴，但周作人说得很好：

“我们生于二十世纪的中华民国，得自由接受性心理的知识，才能稍稍有所理解，而人既无多，话亦难说，妇人问题的究极仍属于危险思想，为老头子与其儿子们所不悦，故至于今终未见又好文章也。俞君生嘉道时而能直言如此，不得不说是智勇之士，而今人之虚弱无力乃更显然无可逃遁矣。论理，我们现在对于男女问题应该有更深切的了解，可以发出更精到的议论来了，可是事实上还只能看到癸巳二稿的文章，而且还觉得很新很大胆，中国的情形是否真如幼稚的乐天家所想是‘进化’着，向着天堂往前走，殊不能无疑。”

当今离开周作人说这番话的时代也有八十年了，中国的情形究竟进步了多少仍很难说。

俞理初是个“书破万卷，只青一衿”的文人学子，一生不曾为官，但困于书斋中的他，并非对外界的风云变幻、山雨欲来毫无感知。

他用了很多精力研究北邻俄罗斯，他也把目光投向西南边陲，以及东南海疆，他对西北舆地和民族关系的研究，也很引人瞩目，他还注意到鸦片输入可能给国家经济以及国民精神、身体造成的危害，在《癸巳类稿》《癸巳存稿》两部书中，收入很多他写的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文章，为研究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保存了丰富的资料，提供了独到的见解，有人把他的治学看作清代朴学向经世致用转变的重要标志，并无不妥，至少他让我们看到了朴学内部自身演变的可能性。

▲ 《癸巳存稿》

俞理初所以能够实现这种转变，与他持进化的古今观考察事物大有关系。

或如蔡元培所说，“俞先生认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见解与推想”，执古改今或以今证古，都非正途，都有可能成为谬误。

这也就是俞理初说过的，“学当知古今之分者”。又说：“夫知古而不知今，与知今而不知古，皆疎漏之说也。”他的这种思想特质突出表现在周作人所说的指斥莠书的精神。

今先就《酷儒莠书》引以为例。其中讲道，春秋齐鲁夹谷之会，齐以兵来，鲁则以兵应之，《左传》是这么记载的，《史记·齐鲁世家》也是这么记载的。

《谷梁传》则增加一事云：“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为（焉），首足异门而出。”此后，《史记·孔子世家》、陆贾《新语》、《后汉书·张升传》，都采用这种说法，俞理初认为，这是：

“委巷穷儒忮螫之心无所泄，造此莠言，上诬圣人，不可训也。优人笑惑乃其职，于礼宜却之，于法无死罪”。

而且，鲁怎么能杀齐优呢？如果真的这样做，是行不义而杀不辜，齐国完全可能因此而扣留鲁君，孔子不可能这样做。但这些儒生为了塑造孔子的所谓光辉形象，宁肯相信孔子做过这样的事，其实是给孔子抹黑。

再讲一个“愚儒”的例子：朱弁《曲洧旧闻》云：

“建隆间，竹木务监官患所积材植长短不齐，乞翦截，俾齐整。太祖批其状曰：‘汝手指能无长短乎，胡不截之使齐？长者任其自长，短者任其自短。’”

弁的亲戚有人见过这个请示报告和批语，看来朱弁之言是可信的。而邵博《闻见录》则云：“破大为小，何若斩汝之头乎？”他的说法已近于虚妄。

王鞏《清虚杂著》就更离谱了：“三司奏截大枋，太祖皇帝批其状曰：‘截你爷的头！截你娘的头！’其爱物如此。”

周密《齐东野语》则进一步发挥之：“手指言文弱，无气象。太祖以三司请截模枋大材修寝殿，批曰：‘截你爷头，截你娘头，别寻将来！’真大哉王言也。”

俞理初不屑地说：“此何王言气象？盖以《史记》汉高慢骂而倣以为书，其愚如此。”这种在历史叙事中道听途说、牵强附会、盲目轻信，随意为笔下人物添彩或抹黑的现象，现在恐怕也没有绝迹，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最后讲一个“悖儒”的例子：

《吕氏春秋》言：“汤克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祷于桑林，自以为牺牲，用祈于上帝。民乃大悦，雨乃大至。”

《淮南子》言：“汤时，天旱七年，卜以人祀。汤言我自当之，乃使人积薪，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然，即降大雨。”

对此，俞理初痛加斥责：“此凶年鼓乱之悖言也。”这种违背常识，违背常理的悖谬之言，恐怕只有这种“悖儒”才说得出口，而这种“酷儒”、“愚儒”、“悖儒”正多，他们不顾常识、常理，以矫情苟难为道，往往将圣贤妆点成怪物，今天仍需警惕这类人物。

本文原标题《故纸堆里的思想风暴》

【作者简介】

解玺璋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知名评论家，近代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