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日程过半，中国队奖牌榜第二。很少有人知道，体育大国之始，是容国团于1959年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仅9年后，不堪批斗的他上吊自杀。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是容国团少年时的好友。这篇写于1989年4月的文章，原题《雄军尽墨话当年》，回忆了青年容国团怀着一腔热血北上报国的经过。
最近世界乒乓球赛在西德举行，中国大陆的男子选手全军尽墨！三十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的好友容国团在世界男子单打的决赛中，左推右扫，把匈牙利名将西多杀得片甲不留。中国作为乒乓王国是从那天起的，到今天为止，整整三十年。没有哪一项体育活动能这样持久地一面倒的。
多年来，很多朋友要求我写一篇追忆容国团的文章；但每次拿起笔来，内心实在不好过，写不上二百字就停下来了。今次中国男子队落败，我不禁想起三十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容国团在一九六五年亲手训练出来的女子队，薪尽火传，到今天还是光耀世界乒乓球坛。我想，阿团若死而有知，也会感到骄傲吧。一个身体瘦弱的体育天才，其影响力竟然历久不衰，而女子队的成就只不过是其中一方面而已。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
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龙的伊利莎伯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荻村伊智朗。荻村并非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他的正手抽击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于是红极一时，没有谁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战胜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
我打开话题，对他说：“你的反手推球越来越快了，应该有资格向世界冠军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说：“今晚我胜来侥幸。不要忘记，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际，荻村发球出界。”我说：“打五局三胜，你的体力可能不及，但三局两胜，我认为你赢面居多。”
到了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才，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之一。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行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离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团清早给我电话，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职的工会见见。会址在湾仔修顿球场隔邻的一幢旧楼上，我到过很多次了。那会所是一个不及一千平方呎的单位，其中一个小房间作为图书室之用（阿团是图书室的管理员）；另一小房间，放一张康乐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着一盘象棋（我有时在那里闭目让单马，仿效着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那样去剥削一下那工会的会员）。余下来的一个较大的房间，放着一张乒乓球桌。这就是容国团的天地了。
图 | 容国团与教练傅其芳、姜永宁讨论战术 ，三人都来自香港
日间无聊（他那份工作的确无聊之极），没有对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单独研习发球。可以说，今天举世高手的发球有如怪蛇出洞，变化莫测，都是源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工会之斗室中。也是在这斗室之中，容国团创立了持直板的四个重要法门：发球、接发球、左推、右扫。我们今天看来很基础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却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容国团的方案一定下来，日本的乒乓王国就一去不返了！
话说那天下午我应约去找他，会所内只有我们两个人（日间那里一向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国，而过几个月他也要到大陆去了。在那时，远渡重洋，差不多是生离死别的事，更何况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讯也不容易了。做了七年朋友，有几段时期朝夕与共，谈天说地，大家都有点少年人的豪气干云，对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们都出奇地沉默，似乎只要见见面就行，毋须多谈什么似的。
“行装都整理好了吧？”他轻声地说。
“差不多了。”
“到那边还打算搞摄影吗？”
“摄影机是带去的，但将来不会靠摄影谋生吧。”
他看着我，想着些什么，说：“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行业的大师，但你总会是其中一个！”
我想，是说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远走他方，前路茫茫，连起居饮食也不知道日后如何，还谈什么大师？我知道他很羡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羡慕的却是他的才华。我于是回答说：“我的机会可能比你好，但你是个音乐天才，也很可能是将来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大家以后努力吧。”
图 | 赛场上的容国团
最后，他说：“我没有钱，不能送给你些什么，把我的球拍送给你怎么样？”我喜出望外。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两年后他赢得世界冠军，那球拍就给朋友“抢”走了。
他又说：“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发球技巧，今天要你到这里来，是想教你怎样打这一招。”我当时心想，到北美洲还打什么乒乓球呢？但见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却？
那是一招反手发球，同一动作，可以有上、下两种不同的旋转。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发球当然是平平无奇，但三十多年前，那确是创新。后来我凭这招发球得了加拿大冠军，见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对手脸有“怪”色，输得胡里胡涂，我实在觉得有点尴尬。
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鼎定冠军。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
图 | 人民日报刊登容国团获胜的消息
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他在去年（六八年）死了，是自杀的。”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
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但当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时，一位共识的朋友对我说，阿团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一九六八年，我为此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了《费沙与红卫兵》，指出红卫兵的资本概念是正确的，但假若他们真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
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他热爱生命是对的吧！内刚之如容国团，也经不起文革的一击。
图 | 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对容国团十分欣赏
文革之后，容国团之被平反也令我反感。死者死矣，平反就算是有了交代吗？受害者不可能知道的道歉，说笑罢了！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珠海举办一个容国团诞辰五十周年纪念会，隆重其事。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获悉我是阿团少年时的好友，邀请我参加。我当时在美国，电话中知道这个邀请，就立刻飞回香港，睡也没睡好就赶到珠海去。进了当地的一家宾馆后，不知与谁联络，正彷徨无计时，突然在会客厅内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孩子。我若有所悟，走上前去，说：“你是容国团的女儿！”她对我嫣然一笑，使我感到一阵温馨。
我跟着见到她的母亲，大家不停地细说阿团的往事，一说就是几个小时。后来我们去参观珠海市为纪念容国团而建立的铜像，见到铜像下边所刻的铭文竟然没有提到容国团是怎样去世的，我冲口而出：“写得不好！”她们母女俩看我，我不再说什么。我想，假如由我执笔，我是会这样写的：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获得世界乒乓球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也就是中国在任何体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他对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训练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军的女子队。在此后一代中的世界乒乓球坛上，中国战绩彪炳，所向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国团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自杀身亡。”
作者张五常，经济学家
推荐人 | 胡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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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6-8-13 03:1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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