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到1573这个数字，你的第一直觉是什么？或许立马会蹦出所谓的国窖。这说明无远弗届的广告威力和传播心理学的抚摸慰贴，是如何左右我们的信息排序和记忆储存。欢伯是个好东西，但年份确定得如此清楚，对以遗忘民众生活细节为己任的中国历史来说，过于出格，难免受宠若惊让人们起疑。还好，我的探索精神让我一个猛子扎下去，用力地打捞了一番，似乎还没发现有人说：让僰人几乎绝后的1573年那场残酷的战争前，九月九日赛神节所喝的大酒，它的牌子和上述“政、商、学”交集的考古出现了惊人的巧合。
其实即便历史赫然地写着，也需要不停地提醒，研究者特殊的切入方式与角度，才可能使后来者稍有记忆。历史或经此可以得到一些特殊的修复，如万历十五年，若以常眼观之，实在是个极普通的年份，非黄仁宇的精心研究与标示，不足以鸣世。因为善喝忘川水、吃孟婆茶的中国人，好像大脑硬盘不够用，对历史特别是痛史，总体是不待见的，故在其中得到的教训尤其稀有，使得历史对现实似乎不曾有过多少纠偏与影响。
即便健忘如此，但依旧有一些见识不错的人，甚至说中国文化的特质，就是把历史当作宗教来看，所以中国历史千百年来才没有断绝过。其实中国历史的残缺是骨子里面的，即对真正事关民众福祉之事记录得太少，事关战事屠戮的事语焉不详。这让人回过头来思考视历史为宗教的事儿，就像泛神论与无神论的特别发达——其实泛神论跟无神论是两极相通的、骨子里的合二为一的观念——使得宗教变为儿戏一样，历史也因断烂朝报、帝王起居注的特别丰富，使民众相信这正是自己所需要的历史。换言之，在我看来，说中国文化视历史为宗教的观念，是把历史和宗教混在一起、皆不受重视的双重儿戏。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一书之《历史是一条河》一文里说：“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们的历史里常常缺乏个体的人，没有人性的温度，只有一堆模湖不清的抽象数字。不妨更为直接地说，个体的尊严与生命不受重视，才是我们历史写作里长期正宗的做法。作为纳各种税、服诸种役的顺民——“自家人”尚且不受重视，那么被剿灭的“异族”如僰人的诸种历史之语焉不详，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因为秃头上的虱子是明摆着的：民间不敢记，官方不屑记。
十年前我受一家学术机构的邀请去参观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丑史”：在密西西比河畔给我讲解何以美国南北战争是一场灾难；且说1957年总统派101空降师到阿肯色州小石城送黑人孩子上学，大批种族歧视何以根深蒂固；又道印帝安人被迫西迁的“落泪之道”，何以展示了强势族群对弱者的灭绝性杀戮等，仿佛馨竹难书。可是我们中国历史的许多研究，却缺少这样清醒的反省。近的不说，就算是对僰人作为一个民族在1573年的消亡，至今也没有像样子的研究。好在黄华良作为本地学者，在资料搜集（平蛮文献集注、悬棺诗词联选等）、口述历史等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为今后进一步了解与阐释僰人何以在彼时消亡的历史，做了比较好的基础性工作。
1974年以降宜宾珙县大量悬棺的考古发现，使得似乎早已被历史遗忘的僰人，重新引发历史爱好者的关注。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远逝的僰人》纪录片，动用了不少政府资源，采访了一些对此有研究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俗学者、文化名人，得了省内外的一些奖项，甚至译制成英文，由央视国际频道向海外播出。在用电视影像的传播方式，使更多的人了解僰人历史来看，自有其功劳。但我认为他们对僰人历史的民间研究者关注不够，且将考证过程给省略了，从而使历史细节的材料自洽度有所削弱，即便加上了到云南丘北县白泥塘村的寻访，也没能弥补这个遗憾。而这个遗憾，在我看来，则是由被誉为珙县民间悬棺研究第一人之称的黄华良，给以了较好的弥补。
“游惈惈，范苗子，后山何挂岩子”的民谣，在珙县流传甚广，几乎妇孺皆知。其意简单地说，姓游的是彝族，范姓是苗族，何家是僰人。当地的何家为何与僰人有关，在论证首领阿大阿二之“阿”字改成“何”字，并言至今仍有何家认为自己是僰人之后这一点上，几乎成了研究者的共识。但“阿”字改成“何”字的文献证据，却是黄华良通过仔细阅读《确庵曾先生西蜀平蛮全录——荡平都蛮叙功疏》，结合采访珙县当地人何体华先生，用《他们是僰人吗》（上、下）两篇文章详实生动、丝丝入扣地论证出来的。
话说僰人当时有九个部落，独有阿（何）恩这个部落不仅没有反叛明朝政府，而且参与了平叛的行列，因此作为叙功人物四次（有阿恩、何恩两种说法）出现在文献记载中。从而有效地证明了珙县洛表镇互助村八社那座“御葬坟”里的何恩，就是何体华的祖先。参与剿灭僰人的十四万云贵川土汉官兵，其中有一半来自各地土司，甚至有吾乡酉阳土司之参与，何恩则是仅次于土司的土舍参与了这场叛变性的自家屠杀的。历史文献与民间口述在此交相参证，起到了互相发明、共同效力的作用。
黄华良虽阅读了各方面的文献，却不是个书斋型的研究者，更是用脚来丈量土地、进行大量实地勘察与访问的民间记录者。这样的事例相当多，如他为田野考察中暑两次，脸上长斑而成为最直接的工作“成果”。又如他到九丝城山顶调查“碳化煳米”，就费了不少的心血，主要是为了印证传闻中的九丝城被明军攻破，遭大火烧三天三夜，甚至出现煳米碳化的事实。2006年黄华良自费出版《悬崖上的民族》前，曾有意向四川省社科院申报过课题，没有成功，实在预料之中。眼下名目繁多的各种课题经费，的确遍地都是，但你不在那个名利分配圈里，哪怕你再有水准，也是枉然。
悬棺葬作为一种葬俗，其地理分布较广，北达山西，南达两广，东至福建，西抵云贵。换言之，悬棺葬并不是僰人独有的排他性标志。若将悬棺、岩画、铜鼓三者集于一身，虽不能说完全只有僰人才有，但已可排除大部分有悬棺葬俗的族群。黄华良的史料虽然做得不错，但就在《悬崖上的民族》一书中关于僰人悬棺之谜的探讨，在介绍众多现今成说（归祖说、至孝说、显贵说、保护说、游猎说）后，也因袭了当地盛行的传说（主要来源于清代《珙县志》）：即所谓罗因秀才之骗僰人，说僰人须将已逝先人高悬绝壁，行悬棺葬才能子孙发迹，绵延不绝。接着他认为悬棺葬是僰人因与明军长期作战之需——有明一代共战十二次，第十二次僰人近乎族灭——久处岩穴之间，生活与埋葬其间便习以为常。久处岩穴与即有悬棺葬的葬俗之间，不存在直接的逻辑顺延，事实上很多地方包括我老家渝东南有悬（崖）棺葬的习俗，与岩居穴处根本没有关系。
十多年前《中国悬棺葬》的作者陈明芳女史，因觉得当时的川大教授罗二虎在《魂归峭壁：悬棺与崖葬》一书中对她书的抄袭而找到我。我将两书都阅读了，同意传媒、专家以及法院最后的认定，的确存在抄袭。以我目力所及，在悬棺葬的历史研究方面，尤其是田野调查上，截至目前为止能超过陈明芳的人尚没有。罗二虎的书是个普及性的作品，学术性并不高且存在抄袭的情形，但最近看到他在云南电视台说，悬棺葬可能出于古人对包括天花在内的传染病的抑制（《僰人悬棺或为增强阳光照射以抑制天花病毒》），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因为在种痘之术发明之前，要使天花得到有效的抑制，唯有靠太阳曝晒杀灭病菌，此点与麻风病相同。天花致人于死地的能量超过许多传染病，人们在经验积累过程中，发现将因天花死的人悬葬于高山上，可以有效地抑制天花的传播——因为土埋都不能有效地抑制天花细菌的传播而危害人，包括麻风病的麻风杆菌在短期内亦复如此——有效地保护生者，我认为这或许是对中国悬棺葬最具有解释力的一种说法。
当然这并不是罗二虎的独得之秘，此前有一些研究者就有零星表述。早在1986年晓帆、范仲成整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的《悬棺之谜》一书中，就对此有一则传说性提示：祖先神母告诉僰人，实行包括悬棺葬在内的岩葬，是逃脱病疫及死亡威胁，很好的办法。在谈到山西宁武石门悬棺时，作者伍弱文说，悬棺葬既有厚葬亦有薄葬的理由，更有抑制传染病爆发的科学理由：“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残暴地施行过细菌战，有些山里人外出将菌毒、传染病带回，有人几乎全家遭殃。为了防止菌毒蔓延，村人便将死者尸体抬至离村很远的石崖石洞中安葬。”（《我看悬棺之谜》，见《西安晚报》2013年7月21日）这样的现实观察，反过来让我们对因传染病如天花而死的古人之悬棺葬，就有了更适切的理解。对渝东南文化比较有研究的我的老上司宋玉鹏先生，就曾在吾乡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苍岭庙溪乡做过田野调查，老人们都说实行悬棺葬是为了隔离传染病的爆发。我自己也搜到这样的口述与记载，与此若合符节。
看来传统的文史研究，应该加上医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角度，与中国传染病史的区域地理的研究——李文波编著的《中国传染病史料》或可为编制这样的地理分布提供方便——才能更好地解释悬棺葬何以如此。遗憾的是研究医学人类学及疾病传播的梁其姿、余新忠等学者似乎没有在这方面下过功夫，尽管梁其姿研究过中国麻疯病概念的演变过程与明清时天花预防的演变史。因为仅从民俗与道德（显贵、至孝、保护）等方面来考量花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如今学者们假设的任何一种将装死人之棺放在悬崖高处的做法都是所费不赀的，极难机械化且不易重复操作与使用）是否经济？不是所有领域都适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但完全忽略古人天然地会运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那也是低估了他们的智慧。若能从中国传染病特别是天花、麻风病发生的地理分布，与悬棺葬的地理分布，进行交叉互证研究，看是否高度重叠，或许不一定马上能解开悬棺的千古之谜，但一定是最具解释力的一种说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不是提供答案更不用说唯一答案，而是看其研究是否有很强的解释力，那就是很好的研究了。
至于明朝政府为何要消灭僰人，至今也没有一个可以让人信服的解释。黄华良跟着大家说是因为张居正之颟顸专断，一意孤行所致。至于具体执行族灭僰人之总指挥曾省吾在《平蛮檄》里对僰人极尽污蔑之辞，其可信度有多高，恐怕不能不打个问号。从战争原因来考量，无非利益纷争、资源攘夺——当然要查看更多的战争因由，美国学者埃弗拉、澳洲学者布莱内的同名著作《战争的原因》、美国学者莱尚的《战争心理学》均可学习——我不能说僰人与紧邻之汉人的利益争夺，不是个主要因素。但即便是利益争夺，也有更为清晰具体的理由。我曾与当地的学者有过些交流，有主张认为僰人所居处于彼时的水（南广河至长江）、陆（五尺道）要冲，其间的交通运输利益的冲突，举凡明代云、贵的贵重金属及土特产均从此地输往江南特别是京师，是不是一个必须一战的理由，不是不可以讨论的。否则目前的解释角度过于简单，纵观人们行事的逻辑与诸多历史事实，它很难那么成全我们过于懒堕和简化的思维。
1573年，英国航海工程师和海洋战略学者威廉·布尔在《论海上霸权》一书中，提出了从英国到中国有五条可能的航线。别说彼时的明朝政府对海权毫无概念，即使是今天的朝野又知几许，都是个极大的问号。别人已在吹响全球化商业发展，寻求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的号角，我们却还在内斗，互相杀戮，从这些地方就可以看出把中国近代史划线在1840年这样的年份，是大可商榷的。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因应是否好，那是另题，但我们把它视作近代史的开端，其实也是费正清“刺激——反应”模式的简单套用。应该从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运营模式，来看中国历史内部的走向，所产生的结果为何？才能理解中国自身的发展逻辑。那么黄华良让我们重新从诸方面注意僰人的历史，或许应该放在更大的视野里来观察，才能稍比以前的人更看得清一点门道。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5-21 08:0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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