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女的喋血仇讨
秦汉古典文献中屡有复仇的史学记载，既为中国古典时代最早的史学叙事作品，也是后世传奇和文学中复仇报仇题材的先声，包含古代中国社会与伦理的现实情境。《后汉书卷·八十四·烈女传》记载了东汉末年酒泉郡女子庞娥为父报仇事迹：
酒泉庞淯母者，赵氏之女也，字娥。父为同县人所杀，而娥兄弟三人，时俱病物故，仇乃喜而自贺，以为莫己报也。娥阴怀感愤，乃潜备刀兵，常帷车以侯仇家。十余年不能得。后遇于都亭，刺杀之。因诣县自首。曰：“父仇已报，请就刑戮。”禄［福］长尹嘉义之，解印绶欲与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结罪理狱，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后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闾。太常张奂嘉叹，以束帛礼之。（中华书局繁体竖排版，第10册，p.2796）
▲ 古典绣像作品中的庞娥形象
《后汉书》关于其人其事的全部记载即如此，并无细节。杀人者称庞娥是从其夫姓，其娘家姓赵，本名为赵娥。赵娥的儿子是庞淯，为曹魏时期的高官，《三国志·卷十八》有传，《庞淯传》也记载了此事：
初，淯外祖父赵安为同县李寿所杀，淯舅兄弟三人同时病死，寿家喜。淯母娥自伤父仇不报，乃帷车袖剑，白日刺寿于都亭前，讫，徐诣县，颜色不变，曰：“父仇已报，请受戮。”禄福长尹嘉解印绶纵娥，娥不肯去，遂强载还家。会赦得免，州郡叹贵，刊石表闾。（中华书局繁体竖排版，第二册，p.548）
两书记此事的基本情节一致，但也有差异。《后汉书》记述了报仇的时间，即十年的伺机等候，及太常张奂的赠予束帛等，而《三国志》则记载了当时任禄福县长的尹嘉强行将赵娥载还其家，给予其庇护等。
《三国志》成书远在《后汉书》之前，而后出的《后汉书》记述此事的细节却稍比《三国志》丰富，对照两书记载，很明显有强烈互文性质，可见来自同一材料，这就是裴松之注《三国志·庞淯传》时引用的皇甫谧《列女传》佚文，该文明确提到赵娥报仇事件上报朝廷，并得到赦免后，当时任曹魏朝廷黄门侍郎的梁宽曾为之作传，而《三国志》所说的州郡在其居住里弄刊刻纪念石碑，内容大约就是梁宽所写的传记，或者，最起码，其主要内容是依据梁宽的文字，可修酒泉故郡庞家故居的刻石早已不见。
另，世传为魏晋乐府歌词的有三国魏左延年所作《秦女休行》与西晋傅玄所作《秦女休行》（具体后叙）。诗中叙述的事迹与赵娥十分相似，而且也是秦地女子。总之，这件事当时因为士大夫普遍视为轰动一时的义烈事迹，因此流传很广，应有不止一种记叙文字。
▍《列女传》的复仇叙事
皇甫谧是魏晋之际著名的学问家，出身名门，性情奇特，著述丰盛，《晋书》有传（卷五十一，繁体竖排版，第五册，p.1409）。皇甫谧的《列女传》大约北宋以后即亡佚（《随书》与新旧《唐书》志有录），仅存他书引述的零星材料。《三国志》裴注保存的庞娥故事非常完整，皇甫谧《列女传》关于赵娥父仇的叙事生动具体，仿佛好莱坞大片似的惊心动魄，堪称古典纪实性文本的典范，值得全文抄录：
酒泉烈女庞娥亲者，表氏庞子夏之妻，禄福赵君安之女也。君安为同县李寿所杀，娥亲有男弟三人，皆欲报仇，寿深以为备。 会遭时疫，三人皆死。寿闻大喜，请会宗族，共相庆贺，云：“赵氏强壮已尽，唯有女弱，何足复忧！”防备懈弛。娥亲子淯出行，闻寿此言，还以启娥亲。
娥亲既素有报仇之心，及闻寿言，感激愈深，怆然陨涕曰：“李寿，汝莫喜也，终不活汝！戴履天地，为吾门户，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亲不手刃杀汝，而自侥幸邪？”阴市名刀，挟长持短，昼夜哀酸，志在杀寿。寿为人凶豪，闻娥亲之言，更乘马带刀，乡人皆畏惮之。
比邻有徐氏妇，忧娥亲不能制，恐逆见中害，每谏止之，曰：“李寿，男子也，凶恶有素，加今备卫在身。赵虽有猛烈之志，而强弱不敌。邂逅不制，则为重受祸于寿，绝灭门户，痛辱不轻也。愿详举动，为门户之计。”娥亲曰：“父母之仇，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寿不死，娥亲视息世间，活复何求！今虽三弟早死，门户泯绝，而娥亲犹在，岂可以假手于人哉！若以卿心况我，则李寿不可得杀；论我之心，寿必为我所杀明矣。”
夜数磨砺所持刀讫，扼腕切齿，悲涕长叹，家人及邻里咸共笑之。娥亲谓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杀寿故也。要当以寿颈血污此刀刃，令汝辈见之。”遂弃家事，乘鹿车伺寿。
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时，于都亭之前，与寿相遇，便下车扣寿马，叱之。寿惊愕，迴马欲走。娥亲奋刀斫之，并伤其马。马惊，寿挤道边沟中。娥亲寻复就地斫之，探中树兰，折所持刀。寿被创未死，娥亲因前，欲取寿所配刀杀寿，寿护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亲乃挺身奋手，左抵其额，右椿其喉，反复盘旋，应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寿头，持诣都亭，归罪有司，徐步诣狱辞颜不变。
时禄福长汉阳尹嘉不忍论娥亲，即解印绶去官，驰法纵之。娥亲曰：“仇塞身死，妾之明分。治狱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以枉官法？”乡人闻之，倾城奔往，观者如堵焉，莫不为之悲喜慷慨嗟叹也。
守尉不敢公纵，阴语使去，以便宜自匿。娥亲抗声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仇人已雪，死则妾分，乞得归法以全国体。虽复万死，于娥亲毕足，不敢贪生为明廷负也。”尉故不听所执，娥亲复言曰：“匹妇虽微，犹知宪制。杀人之罪，法所不纵。今既犯之，义无可逃。乞就刑戮，陨身朝市，肃明王法，娥亲之愿也。”辞气愈厉，而无惧色。尉知其难夺，强载还家。
凉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刘班等并共表上，称其烈义，刊石立碑，显其门闾。太常弘农张奂贵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礼之。海内闻之者，莫不改容赞叹，高大其义。故黄门侍郎安定梁宽追述娥亲，为其作传。
玄晏先生以为，父母之仇，不与共天地，盖男子所为也。而娥亲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仇党之凶言，奋剑仇颈，人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来，未之有也。《诗》云：“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娥亲之谓也。（中华书局繁体竖排版，三国志，第二册，魏书（二），pp.548-550，为阅读方便，本文作者对原文进行了分段，并对个别断句和标点有改动。）
▲ 历史流传的皇甫谧肖像
这段文字虽写作于约1900年前，但今人基本仍能流畅阅读，其中对庞娥复仇的前因后果，以及所牵涉人物交代比前引两种史书材料都远为清楚。裴松之将本段材料引作《庞淯传》的附注资料，可见在他比对关于此事当时的资料后，他认为本文记叙的基本事实是可靠可信的。
从“故黄门侍郎安定梁宽追述娥亲”一句可见，本文很可能正是梁宽所写作，而皇甫谧的《列女传》主要材料取材于梁宽，甚至这就是梁宽作品的原貌，而皇甫谧的《列女传》部分内容可能为编辑辑录他人著述。值得注意的是，写作庞娥传记的梁宽是安定人，而皇甫谧也正是同郡人氏，加上此事在当时流传的广泛，所以皇甫谧获得梁宽文本，并在编写《列女传》时加以参考，甚至直接改写收录，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事。玄晏先生正是皇甫谧的自号，结尾的格式与《史记》等古史作者的论赞体例一致。
▲ 皇甫谧故乡汉安定朝那古城遗
与《三国志》和《后汉书》记录相比，出入很小，主要是赵女名字，前两种史籍均作庞娥或赵娥，而《列女传》作娥亲，赵父《三国志》作赵安，而《列女传》作赵君安。赵安赵君安之别很可能是古书转录过程造成的差别，将君字误作名字一部分，也可能是赵安表字君安。而娥与娥亲的差异最可能的原因是赵氏女只有乳名，并无正式名字。汉代女子被称为娥的例子多有，孝女有秦娥，仙女有嫦娥，而亲字则可能是赵家父母或亲族对该女在娘家时的称呼，类似乖女，宝贝XX一类。
在细节方面，《列女传》文本有很重要的澄清。事件的发生在汉灵帝光和二年，即公元179年，可能是赵娥立志报仇十年之后，而案件发生的地点在酒泉郡下属的禄福县都亭，即县治所在城郭外的传舍，所以赵娥刺杀成功后可以持仇家之首缓步赴县衙自首。赵氏女所嫁的庞子夏，即庞淯的父亲居住在同郡表氏县。赵娥杀人复仇后投案时，不愿执法羁押赵氏女的官员，首先是县长尹嘉，因为赵娥拒绝枉法逃亡，因此，赵娥被递解到郡里，并上报到管辖酒泉郡的凉州刺史部，县、郡和州主官均对赵娥报亲仇非常肯定，认为是符合道义的行为，因此，由郡和州太守、刺史及郡尉等官员联名上表朝廷，朝廷下令赦免，此后才有各种大人物的参与。另，强行将赵娥用车载回家的并非县长尹嘉，而是酒泉执行司法与警备责任的郡尉。
▍私法正义高于王法
在赵娥复仇故事中，复仇的艰难曲折固然引人注意，但更令现代人注意的可能是复仇后各级官员的反应。当代人一般认为，秦始皇之后是一个皇权笼盖一切的时代，而商鞅之后，严禁私法是历代统治者国家规制的主要部分。然而，这个故事却动人地描述了另一种社会正义观念与现实，即在秦汉的社会生活中，除了皇权国家所代表的社会司法正义，正义更是个人与社会伦理的首要价值。
熟悉秦汉史基本资料的朋友应该有印象，类似这样的报仇故事非止一端，而且，事后有关士人和各级官吏的类似庇护反应也很常见。这就说明，在当时人的普遍观念来说，报复家族血仇是理所当然的个人伦理责任，而且，其社会正义的价值也不能完全以法制的尺度来衡量。在这个故事中，赵娥（庞娥）挺身报仇之后甘愿受刑戮，说明禁止私法正义的观念已为普通人民掌握，但从事后县官和州郡，乃至最后朝廷的回应看，包括给予赦免的皇权在内，大家还是认为此事的正面社会价值大于其破坏法制的意义。
之所以出现这种个人的私法正义与规制的司法正义并行的双轨正义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国家政治学本是建筑在汉儒重新诠释的伦理学原理之上。汉人把政治和社会的治理视为与构成天地人间运行基础的伦理法则的体现，因此，国家司法所代表的正义并不能从根本上取消个人正义的伦理责任。文中皇甫谧说赵娥的报仇“塞亡父之怨魂”，也就是说，按照当时人的观念，如果不能亲自替父亲报仇雪恨，则其父的亡灵将不得安息，而后人作为生者也将不能安心。这样的人生终极关切自然不可能在国家规制的目标之内。秦汉时代的古人是生活在一个天地人鬼混一的世界里。班固执笔撰写的《白虎通义》为东汉初年由汉明帝亲自召集订正儒家经义的集大成之作，其《诛伐》章就明确表示：“父仇不与共天下，兄弟之仇不与共国”,并且引用《春秋公羊传》直接说：“子不复仇非子。”（《白虎通义·卷上·诛伐》，四库全书版）而且，《白虎通义》更直接说，因为君父一体，因此后代子女对父仇的态度直接就是与对王朝的忠诚在伦理上一致，而在逻辑上还优先一步。
▲ 明清绣像的庞娥形象
另一方面，这类报仇故事还有一层更潜在的和不容易为今人注意的意义，那就是这种自力报仇的故事体现古代生活中一种针对的个人主义的生活状态。被冤杀之人的死后魂灵是个体的，其能否安息是无法用其他事物予以代替的，同样的，子女后人的报仇责任也是个人性的，即使在家族门户的社会生活形式下，具体的报仇责任和后果却仍然要落实到个人的头上；因此，个人无法躲避在任何王法或个人能力等借口下回避这种道义与生活的责任。为了实现雪耻父仇的个人责任，个人必须做出不顾万难的道德与人生决断。这一逻辑之下，个人就获得了超越国家规制和家族生活的存在。这也表露秦汉社会形态下古典正义的性质：正义不仅是社会与制度生活之事，归根结底，任何正义必须触及个人，也可以说，总是个人的正义。离开了具体的个体，并不存在真实的伦理或司法正义可言。
赵娥报仇后，从郡县地方到中央，那么多人挺身而出为之提供庇护，这显示当时人对于赵娥报仇的普遍社会伦理价值没有分歧。这正是正义的普世价值所在，一个人的正义意味着全体人的正义。
▍西州义烈已成风
当时人对于赵娥的报仇普遍持明确的肯定意见，几种记载中都记录当时在中央政府任太常职务的张奂特别以个人名义给予赵娥二十匹帛的奖励，这在当时可算一大笔钱。这引起了另一个与赵娥报仇事件颇有关系的话题，即有关这些人的地理籍属问题。
张奂在《后汉书》与皇甫规同传（卷六十五，列传第五十五），张奂与皇甫规俱为汉末讨伐东西羌人的名将，皇甫规是写作《列女传》的皇甫谧同属安定皇甫家族，而奖励赵娥的张奂“字然明，敦煌酒泉人”。后来平息黄巾之乱的名将皇甫嵩也属于安定皇甫家族。后汉时期来自西部郡县，即所谓西州的著名人物还有董卓与马超等。前引当时写作赵娥传记的梁宽也是安定人，与皇甫家族有诸多师承渊源。周洪和刘班地理属籍不清楚，但为西部州郡官员则是明确的。这里暗暗显示某种颇有美国西部片式的地域价值共同体，即赵娥的报仇虽有时代的普遍价值观念与环境，但同属西部州郡的士人则格外推崇这种义烈的精神，这体现汉代移民州郡特殊的壮烈社会风尚。
▲ 河西走廊略图
▲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汉安定朝那县地图
自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后，就已有的历史文献记录看，陆续移民各西部州郡的人民多是各地被赦免的刑事罪人与家族，以及国家招募的所谓敢于前往的人士。西部州郡在西汉中期以前则为汉朝与匈奴战争的前线地区，此后则是渐起的诸羌族部落与汉朝冲突的地区。这种汉胡杂剧，战乱频仍的环境，逐步使人民发展出一种格外质直、悲壮和勇敢，乃至富于个人主义色彩的英雄品格，严峻生存环境与复杂的产业和族群环境则使这种姑且称之为“西州的义烈”的品格逐步演变为风气。又，两汉是严禁边境移民地区人民回流的（张奂后来因为功勋卓著被朝廷特别赐予落籍关中的待遇，这是特例），这也使得西州特殊的民风和品格更富于地域的色彩。在梁宽、皇甫谧到张奂们对赵娥报仇的态度上，人们不难看到一种很共鸣的价值认同。这种价值既与普世的伦理教化相通，但也不乏更果毅决绝的铁血特点。
▲ 河西走廊鸟瞰
一件后续年代的事件也可以映证上述西州的义烈。赵娥报仇多年之后，张奂的儿子在做武威太守时起兵造反了，而此时赵娥的儿子庞淯正好在张猛手下做破羌县的代理县长。张猛杀死了顶头上司凉州刺史邯郸商，并下令不许任何人凭吊，而正史记载的庞淯的做法是这样的：
初以凉州刺史从事守破羌长。会武威太守张猛反，杀刺史邯郸商，猛令曰：“敢有临丧商，死不赦。”淯闻之，弃官，昼夜奔走，号哭丧所讫，诣猛门，衷匕首，欲因见以杀猛。猛知其义士，敕遣不杀，由是以忠烈闻。（中华书局繁体竖排版，三国志，第二册，魏书（二），p.547）
此外庞淯还有其他类似的事迹，可见赵娥的儿子与其母同样具有毫无愧色的勇烈个性。因为刺史从事的职分与刺史邯郸商构成君臣关系，因此，他认为自己有替主君报仇的职责和义务，而反叛的领袖张猛，也是其家族大有渊源的熟人，居然也认同庞淯行为的高尚道义价值，因此例外没有伤害他。只是，这里的伦理范畴从赵娥家族仇恨的义勇变成了君臣关系的忠勇。
在汉末和魏晋时期的西州人物中，这类事迹在在多有，不赘述。总之，从赵娥的复仇到其子的后来作为，以及牵连此事的各种人物表现，人们已经可以看到，在秦汉移民地区的，也是中原诸夏传统生活地域的边缘地带，一种结合胡汉文化价值与族群生活的强悍风尚已经兴起，这种新兴的风尚孕育于河西雄浑的高山和大河，代表一种新的强有力地域势力，他们不会再甘于旁观天下兴废，而是要在文化和政治两方面参与到中央的天下政治中来，并按自己的方式采取行动了。
▲ 河西走廊摄影
【注】原标题：《赵家女的复仇》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4-8 06:3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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