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景阳宫——慈禧太后形象史”系列

源济

大家连载 | 祝勇：尘封于旧照中的慈禧太后 

原创 2015-03-16 祝勇 大家

摘要ID：ipress

粗略计算，这次发现的慈禧照片，多达数百张，有的镶了像框，有的配有精致的黄缎锦匣，足见当时保存之精细，也可以看出，慈禧晚年对照相的疯狂迷恋。

▍序章一：“人如孤鸿，谁不是谁的过客？”

【一】

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以后，紫禁城里第一次没有了皇帝，那些在深夜里闪烁了将近五百年的灯火，终于熄灭了。当曾经深锁的宫门再度打开，沉寂已久的尘土突然间抖动起来，抬脚迈进去的，已不是皇帝亲王、六宫粉黛，而是中华民国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将宫室里的旧物一一清点进行查报、登录、写票、贴票、登记、照相。

于是，在六宫东北角的景福宫，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慈禧太后的照片。他们拂去匣子上的尘土，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些布满灰尘的包装，慈禧消失已久的面孔又在宫殿的深处浮现出来。那不是百般修饰过的《宫训图》，而是一位清宫太后的真实影像。她终于老了，连眼袋、皱纹都清晰毕现。

（资料图：各式各样的慈禧像。）

在东西六宫中，景阳宫是最不起眼的一座。它偏居在东六宫的东北角上，有一点离群索居的味道。在明代，被万历废掉的皇后住在这里，被折磨致死。清朝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朝廷对景阳宫进行了重修，把这座废弃已久的宫院重新利用起来，用来收藏图书。那时，这里收藏有12幅《宫训图》，描绘的全是古代贤德后妃的励志故事，每逢年节，都在景阳宫后殿学诗堂张挂出来，供后妃们参观学习。

那些观赏《宫训图》的后宫佳丽中，一定站过年轻的慈禧。面对历代后妃的贤德，她不知作何感想。红袖添香，相夫教子，那只不过是男人一厢情愿的自我印证、一种美好的不存在的幻觉，跟女人没什么关系。看上去繁花似锦的后宫，永远也不会太平。慈禧喜欢看戏，而她自己，却一直是宫斗戏的主角。寂寞深宫里，一个女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唯有想方设法残害和践踏同类，否则，她的下场，就会和万历的皇后一模一样。

没想到将近90年前，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同仁们，居然在布满尘埃的旧物中，搜寻出慈禧的旧照。2014年深冬，当我决定重写慈禧时，在清宫陈设档案里，找到了他们当年的记录：

珍字
一八二，慈禧像，一张
一八四至一八五，慈禧放大像，四张
一八六，慈禧放大像，十四匣
一九五，慈禧八寸像片，二百张
一九六，慈禧玻璃底片，一盒
一九七，慈禧八寸像片，二百四十四张
二O三，慈禧太后像片（带锦匣附缎袱三件），十九张
二0四，慈禧太后彩像（带框），一张
二0五，慈禧太后像（带黄缎锦匣），三张
二0六，慈禧太后像（带黄缎套匣调查一件余未详查），十九张
二0七，慈禧太后各样像片，二百十张
二0八，慈禧太后放大像片（带缎套匣调查一件余未详查），十九张

珍字，是宫殿的编号。当时的清点人员，按《千字文》的文字顺序“天地元黄，宇宙洪荒……”，对各宫殿进行编号，如乾清宫为“天”、坤宁宫为“地”、南书房为“元”、上书房为“黄”，依此类推。“珍”，就是景阳宫。

“珍字”下面以汉字书写的数字，是每柜或者每箱物品的号码。这个号码之下，每一件物品还各有分号，以阿拉伯数字书写。

粗略计算，这次发现的慈禧照片，多达数百张，有的镶了像框，有的配有精致的黄缎锦匣，足见当时保存之精细，也可以看出，慈禧晚年对照相的疯狂迷恋。

【二】

根据德龄公主的回忆，慈禧太后最初是看见了她在巴黎照的一些照片之后，才喜欢上照相的。那是1903年，德龄随担任外交使臣的父亲裕庚在法国居住四年以后回到北京，成为慈禧的第一女侍官。她为宫殿带来了许多新的气息，而那时的慈禧也变得开放起来，外部世界的变化，突然让她年老的身体变得敏锐起来。时尚，是让她保持年龄的一种方式。她对德龄说：“只要是新鲜的我都愿意试试，尤其是这种外边人不会知道的事情。”

（资料图：慈禧扮观音像，左起：四格格、慈禧、李连英。）

慈禧拍下的第一张照片，是她坐在轿子里，准备上朝的样子。这张照片，后来在各种历史书籍中反复出现。从那一张照片出发，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慈禧影像，有的端坐在龙椅上，有的在湖上泛舟，有的扮成观音，四周摆满了花卉植物。照片中那份庄严、宁静的氛围，在风雨如晦的晚清时局中，显得那么恍惚、迷离。

尽管在她只有9岁的时候，这个帝国就有了第一张照片，但她的这份热情，还是来得晚了。她已经拿不出一张照片来证明自己年轻时的美貌。那是慈禧的最后岁月了。游廊画舫、美器华服，掩不住她的苍老，更掩不住这个帝国的沧桑和疲惫。

这个帝国，已不复顺治的青春风景和乾隆的盛年气象，而是随着慈禧一同进入了晚景。即使在百般筹划的图像里，依旧脱不去那份悲怆与寒意。

那些花团锦簇的图景，不过是这个古老帝国的回光返照而已。

如今，不要说慈禧本人，就连当年轻轻触碰过这批照片的清点人员们，也已经作古了。瞬间的永恒，与时间的飞逝，让人不由心惊。

想起一句话：“夕阳残照，天地苍茫。这一世，人如孤鸿，谁不是谁的过客？”

▍序章二：“真人跟照片绝不一样”

【三】

（资料图：外国明信片上的慈禧太后，1901年。）

然而，与我们的印象大相径庭，在当事人眼里，慈禧却是另外一种形象。曾经为她画像的美国女画师凯瑟琳·卡尔(Katharine Carl)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直译《与中国皇太后》，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出版时，改名为《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在这本书中，1903年慈禧太后呈现出这样一副面貌：

“太后身材匀称，手形纤细优美且保养甚好。面貌端正，耳部轮廓极佳。黑发如漆，整齐光滑地梳成十分别致的发型。宽宽的额头，弯弯的眉毛，眼睛明亮有神，目光极具穿透力。鼻梁高而直，是中国人所称的‘贵人’鼻形。上唇的线条坚毅果断，大而美的口型极富动感，微笑时露出洁白的牙齿，下颌较为宽大而又不带任何夸张。所有这些，都显得魅力十足。假如我事先不知道她已将近69岁，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位善于保养的40岁左右的中年妇人……加上服装、饰品的色彩搭配得十分谐调，更显得容光焕发，顾盼生辉。同时，太后又是一个观察能力敏锐、富有见地的人，因此气度非凡，有着很强的人格魅力。”

无独有偶，1905年为慈禧画像的另一位美国画家华士·胡博（Hober Vos）也在信中这样形容她的外貌：

“太后的仪容将我深深地吸引住。我曾见过她的一帧照片，是北京一名日籍摄影师所拍。这照片曾送给欧洲各国政府驻北京大使，后来被禁止流通。我从年青的荷兰大使希斯特（Jonkheer Van Citters）那里借来看过，对太后的印象也只限于此。现在才发现真人跟照片绝不一样。她坐得笔直，显出坚强的意志，连皱纹也带着深意似的，眉宇间充满着仁爱和对美的追求。”

那一年50岁的胡博甚至说：“我对她可谓一见钟情。”

上述文字出自两位美国画家，写下它们时，两位画家都已经回国，因此，他们的文字，比起精通阿谀奉承的朝廷官员，可信性强得多。其中最震撼我的一句是：“真人跟照片绝不一样。”

【四】

照片号称是对世界最精确的复制，但照片与客观世界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有边框，而边框本身，就使裁取成为一种权力，也使摄影者对世界的表述有了主观的可能。而摄影者的构思、光线（专业摄影师时常为了拍摄一幅画面而长时间地等待光线），无疑又加强了这样的主观因素，从而构成了摄影者对现实世界的干预，甚至篡改。

因此，照片在呈现一部分真相的同时，也在遮蔽另一部分真相。苏珊·桑塔格说：“摄影暗示，如果我们按摄影所记录的世界来接受世界，则我们就理解世界。但这恰恰是理解的反面，因为理解始于不把表面上的世界当作世界来接受”。

她甚至决然地指出，“我们永远无法从一张照片理解任何事情。”布莱希特曾说，一张有关克虏伯工厂的照片，实际上没有暴露有关该组织的任何情况。就此，苏珊·桑塔格说：“理解与爱恋相反，爱恋关系侧重外表，理解侧重实际运作。而实际运作在时间里发生，因而必须在时间里解释。只有叙述的东西才能使我们理解。”

照片无疑是重要的，但它的权威性，必须得到其他证据的辅助，或者说，需要以其他证据，与照片形成互证。假如以照片为孤证，则是危险的。就像一个人，当他还在人世，他在现实中的形象会给照片提供一个参照系，他的气息、个性、言语、行为，实际上构成了对一个人的整体性，在这样的一个整体性内（相当于得到了其他辅助证据），即使照片有所失真，看照片的人也会根据对他的现实形象做出自动校正。而当他死去，情况不一样了，参照系消失了，他的气息、秉性、言语、行为全都消失了，照片就成了孤证，偶然或者局部，就可能被我们认定为永恒和全部。

因此，在我看来，一幅照片，更像是一面放置在时光中的镜子，能够将一个人的面貌折射得很远，甚至是无限远，但它传过来的影像，也仅仅是事物的影像，而不是事物本身。斯人已逝，无论我们以何种目光相对，他都不会再出现。他在停留在自己的时代里，那个时代，就是他的玻璃鱼缸，子非鱼，既不知鱼之乐，也不知鱼之痛。

（未完待续）

作者：祝勇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北京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辛亥》总撰稿，故宫学研究员。

2015年3月起，故宫学研究员祝勇先生，开始在腾讯《大家》发表“景阳宫——慈禧太后形象史”专栏。

本文为“景阳宫——慈禧太后形象史”系列之序章。

源济

祝勇：用一生演一出宫斗剧的女人 

原创 2015-03-25 祝勇 大家

摘要ID：ipress

纵然是入了深宫，但慈禧的世界并不太平，因为她是生活在充满着经营算计、危机重重的后宫。宫墙之内，要陷害她的，不仅有女人，还有老谋深算的男人。她腹背受敌。

【五】

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60岁的慈禧心底，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

自从她在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的3月里选秀入宫，她已经在深宫里生活了41年。

那是早春二月，一乘骡车把她第一次送进紫禁城。那时的她或许没有想到，那是一条有去无回的旅程，她的命运，从此变成一条单行线。

除了庚子那年（公元1900年），西洋兵像狗追兔子一样，一路把她追上黄土高原，她再也没有离开过宫殿的红墙。最远，只到过北方的皇家宫苑，那里也是被红墙围着，也是她走不出的围城。

所以，这41年，她锦绣富贵，却并不能算是真正的“生活”。

入宫第二年，她就被封为“兰贵人”，又过了一年，被封“懿嫔”，此后又变身为“懿妃”、“懿贵妃”，到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咸丰病逝，同治即位，她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她也只有25岁。

从一名普通的宫人，一路攀升到母仪天下的太后，只花去了她九年时光。

用今天的话说，她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那正是慈禧一生中的好时光，齿白唇红、眉目俊秀，她自己曾回忆说：“宫人以我为美，咸妒我。”可见她的美色，已到了遭人嫉妒的程度。德龄见到慈禧时，也感叹道：“兰贵妃本身就是一个美丽出众的女人，我所知道的慈禧，虽然年龄大了，仍然很漂亮……”

（资料图：慈禧与隆裕皇后、瑾妃、德龄、德龄之母、元大奶奶、三格格、四格格、李连英等在中海乘平底船。）

或许，她将在这浩瀚皇城的一角，看王朝的花开花落、云长云消，神态安然地享受着盛世光景。只是我猜不出，当宫殿里缺少了这位“西太后”，她栖身的那个帝国，是否还会有甲午之败、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以及八国军队的兵临城下。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存在了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正在一点点地发生着溃烂，纵然像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一样相信着江山永固的神话，执拗地拒绝着命运的无常，虽然“沧桑的惆怅和倦怠”，偶尔也会不经意地掠过他们心头，只是“在华丽的间隙，这忧伤太清浅，来不及思量，就已经消散，被眼前的良辰美景掩盖”，但那样的无常，是一定会来的。帝国的灾变，即使不是以这样的方式降临，也会以那样的方式降临，谁也躲不过去。

纵然是入了深宫，但慈禧的世界并不太平，因为她是生活在充满着经营算计、危机重重的后宫。尽管她的老公咸丰是一位十足的好色之徒，而慈禧也凭借自己的青春美色，从身份微贱的兰贵人，一步步变成后来的慈禧。但这样的过程，却是步步惊心，容不得丝毫的懈怠和放松，因为在这世界上，拥有美色的，绝不是她一个人。

在后宫美女中，“兰贵人”的身份其实一点也不“贵”，甚至还有点“贱”，因为她们不在妃嫔之列，算不上“主位”。在康熙时代确立起来的清宫妃嫔制度中，级别最高的当然是皇后，之下有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在嫔之下，有贵人、常在、答应，没有固定数额。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的那次选秀，除了兰贵人，还有多少旗籍官员的女儿被选入宫，已经很难查考。从第二年内务府奏销档案来看，在这一年的后宫中，有皇后、云嫔、兰贵人、丽贵人、婉贵人、伊贵人、容常在、鑫常在、明常在、玫常在的身影出现，其中，兰贵人排在第三。

（资料图：慈禧像。深宫中拥有美色的，绝不止她一个人。）

野史上曾经记载过咸丰“五春之宠”的风流艳事。所谓“五春”，包括被咸丰帝召纳宠幸的四位汉族美人，即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召纳汉女的原因，是咸丰对后宫的满族女子早已心生厌倦，而汉族女子工于诗词、善于弹唱，则让咸丰格外心仪，她们的纤纤细足，更唤起咸丰的“恋足癖”，令他神魂颠倒。

尽管当年孝庄太后早就制定了规则，不准汉族女子入宫，降旨“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以保证皇室血统的纯正，但咸丰有自己的对策，他让那些汉族佳丽以“打更民妇”的名义进入宫禁，以每夜三人的名额，命美人们在自己的寝宫前“打更”，只是她们的岗位，很快转移到皇帝的床榻上、被衾中。

以咸丰之色眼，连寡妇都不放过。在《清朝野史大观》中，就出现过一位“曹寡妇”：

有山西籍孀妇曹氏，色颜姝丽，足尤纤小，仅及三寸。其履以菜玉为底，衬以香屑，履头缀明珠。入宫后，咸丰帝最眷之，中外称为曹寡妇。

“四春”，不过是这个“打更团队”的代表而已。而慈禧作为满族女子，从“海选”中脱颖而出，以“天地一家春”的名号跻身于这些汉族美女中，与她们并称“五春”，足见慈禧当年的身手不凡。

“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李白的《妾薄命》，慈禧或许在少女时代就曾读过。这样的诗，让她心惊，更让她心凉。后宫中美女如云，与这个庞大的基数相比，能够陪王伴驾的名额却十分有限，像清代诗人马世杰在《秦宫》一诗所写：

阿房周阁百重环，
美女充庭尽日闲。
频望翠华终杳渺，
亦如天子望三山

如云美女，想见君王一面，就像秦始皇想去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那样希望渺茫。

唐代杜牧《阿房宫赋》，也写过后宫女子：“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36年不见君王，空房秋夜，雨打纱窗，自己的青春年华，随着莺来燕去而消逝殆尽，对于一个女人，这是何等的失败，又是何等的恐怖。

安意如在《再见故宫》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明朝的宫苑，即使在最乐观最公平的竞争下，每一宫的妃嫔也要击败接近9个对手才能入主一个宫殿。每位妃嫔在宫中的待遇与她是否得宠有极大关联。清朝，从最高级别的皇后到最低等的答应，无论是待遇还是地位都是云泥之别。诸位女子为自己，为家族，只有力争上位，才有可能出人头地。”

显然，这是一场淘汰赛，那些被淘汰的选手，很难再有出场竞争的机会。

17岁的慈禧，不甘于这样的命运。她决计拴住咸丰的心，她当然知道，要做到这一点，仅凭美色是不够的，所幸，她还有一副“好声音”。历史学家茅海建所说：“几乎所有的野史都宣称，那拉氏（即慈禧）之所以得帝宠，全凭着会唱南曲，爱穿南衣，一改北方旗籍女子的风范，多有南方缠绵温柔的味道。”

对于《清朝野史大观》这类野史，茅海建说：“官方文献仅能让今人看到事物的表象，要深层次地了解咸丰帝与那拉氏的关系，还不得不借助于稗官野史。”

纵然得宠，慈禧的心里依旧充满紧张感，像安意如所说：“一入宫门深似海……即使晋为妃嫔，在宫中有了一席之地，亦非一劳永逸。从竞争的残酷性上来说，现代的小说电视剧所虚构的宫斗虽然夸张失实，却并非不存在。”

然而，慈禧生命中的危机，还不是出现在这个时候。咸丰在避暑山庄咽气，命运的挑战才真正降临。

【六】

咸丰以病弱之身在花丛间苟延残喘时，身边的大臣就已经对“代批奏折”的慈禧起了杀心。肃顺曾经请求咸丰皇帝，仿效汉武帝，将太子的生母钩弋夫人杀掉，以确保王朝不被女人掌控。肃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咸丰皇帝居然酒后失言，将这一绝密透露给了他枕边的慈禧。

那个时候，一定会有一种凛冽的寒意穿透她的心脏。宫墙之内，要陷害她的，不仅有女人，还有老谋深算的男人。她腹背受敌。

慈禧的胸中始终燃烧着一种强烈的权力欲，最初也许仅仅是出于生存和自卫的考虑。她就像武则天，“要想改变自己根基脆弱（建立在皇帝欢心的基础上）的命运，不再遭受遗弃——沦落到面壁守佛的凄凉境地，只有像皇上那样身居高位，手握实权，这才是法力所在！威严所在！而其他的一切，诸如嫔妃争得的宠爱，召幸侍寝的荣耀等，都不过是瞬间即逝的过眼烟云。”

对一个弱女子来说，只有终极的权力，才能让她得到终极的安全，不仅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而且可以支配他人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与男人们对于权力的渴望没有什么区别。但这个世界的法则是，男人攫取权力是天经地义的，而女人则被禁止。

因此，宫殿里的皇帝，权力越大，与后宫女子们形成的权力上的不对称感就越是强烈，应该说，涌动在慈禧身体里的那份权力欲望，正是由这种不对称感激发出来的。

从那一刻起，她的身体，已经不再仅仅是丰姿艳丽的秀美之躯，而是成了两性冲突的战场。

（“凤引龙”浮雕）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慈禧陵隆恩殿前陛阶石和石栏上的“凤引龙”雕刻图案，就是她一生搏杀的成果。

但那是另一种的随波逐流，因为她早已忘记了，真实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模样。

（未完待续，原标题：《“南方缠绵温柔的味道”》）

作者：祝勇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北京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辛亥》总撰稿，故宫学研究员。

---

本文为故宫学研究员祝勇先生，在《大家》独家连载“景阳宫——慈禧太后形象史”系列的第二篇，通过这一专栏，作者将为您揭开尘封于旧照中的慈禧太后。

源济

祝勇：最善于选贤任能的王朝统治者 

原创 2015-04-01 祝勇 大家

摘要ID：ipress

慈禧就这样，隐匿在这个王朝的幕后，但如同当年的孝庄，这个年轻女人的一举一动，都决定着整个王朝的命运。

【七】

慈禧与武则天，这两个充满权力欲的女人身上，很容易找出一些相似点。

首先，她们都凭借美色上位。其次，她们都粗通文墨，像武则天，少年时就阅读了《毛诗》《昭明文选》这些典籍，而慈禧，也是在娘家时，就读过一些经史子集，会写字，能断句，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称得上“知识女性”了，与那些胸无点墨的后宫粉黛们自是划出了一条界限。第三，她们都曾垂帘听政，她们身前的傀儡，分别是唐高宗李治，还有清穆宗同治，同治不到20岁便死，那幕前的人偶又换成了他的弟弟、清德宗光绪。第四，也是更重要的，在她们主政之后，都干出了一些业迹。

武则天一生，果敢坚毅，知人善任，治国兴邦，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不仅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和强盛，而且大大地拓展了疆土。她称帝后，面对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声讨她“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她毫无怒色，居然说：“像这样有才能的人，竟然让他流落而不去重用，实乃宰相之过啊。”此等风度，男人未必能有。

当然，当大将军李孝逸将骆宾王的首级进献给她时，她仔细打量着那颗才华横溢的脑袋，一点也没有生出恻隐之心。能成为最高权力者，她心中的那一份凶狠，当然不输给任何一个男人。

谁也没有想到，懿贵妃，那个以貌得宠、让肃顺这样的权臣从来不屑于正眼相看的妇人，在咸丰死后，竟然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在辅佐儿子同治登上皇位之后，她重用了在咸丰时代靠边站的恭亲王奕訢。美国传教士何德兰在谈到慈禧太后的长处时说：“她能从众多中国官员中挑选出最杰出的政治家、最睿智的顾问、最不会出错的领导者和最出色的向导”。

【八】

（恭亲王奕訢）

道光本来就曾经把六子奕訢当作自己的继承人，后来在反复犹豫之下，把帝位传给了奕詝（咸丰），此时，在慈禧的声援下，27岁的奕訢终于登上大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恭亲王是除紫禁城之外的首要人物。”

正是由于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远见卓识，这个王朝才开始大面积起用汉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于是带着各自的抱负，有机会在19世纪60年代相继出场，仅这一项举措，在那个年代，就算得上石破天惊。更何况这些重臣，为大清帝国带来了全新的气象，在这个暮气沉沉的国度里，开始了学外语（办同文馆）、办外交（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工厂、造机器、修铁路、建海军，大清的面貌，从此被刷新。

当然，这需要胆魄。以开办同文馆为例，这一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之下的第一所外国语学校，自兴办伊始，就受到如潮的攻击。因为这所学校，聘请的多为洋人作老师，监察官由总税务司赫德担任﹐实际操纵馆务，招生对象开始限于十四岁以下八旗子弟，不仅学习英、法、俄等外国语言文字，而且在李鸿章、左宗棠等官员的推动下，增设天文、算学等西方自然科学课程。

那是真正地“睁眼看世界”，也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核心环节。两次鸦片战争，西方人都是大清帝国的敌人。敢于向敌人学习，奕訢等人的远见卓识，即使今人也未必比得上。试想，在当下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形势之下，还有谁胆敢声言向日本学习？同治二年二月初十（公元1863年3月28日），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上疏道：

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意，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从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

对于这种“离经叛道”的做法，那些抱定“天朝大国”思维的顽固分子们绝不答应。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朝廷的改革，他在奏折中说：

臣愚以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若以自强而论，而朝廷之强莫如整纲纪、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

在他看来，天文学和算学不过是一种奇技淫巧，用优惠政策鼓励学子学习“机巧”之学，是重名利而轻气节。他尖锐地指出：“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

张盛藻上奏折的时间，是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正月二十九日。读《翁同龢日记》，可知那一年的年初，京城气象寒暖不定，自大年初四，就下了厚厚一层雪，初七、十二，皆“雪花菲微”，暖了几日，至二十五日，又“雪霰密洒”“雨雪并作”，二月里，又扬起了大风，初五、初六，皆大风，微寒，十一日，大风起，“扬尘蔽天”，十三日，“尘沙障天”，十五日，“尘沙涨天”，十七日，“大风扬尘”，十八日的景象更加可怕：“大风辰霾，几于昼晦，可惧也，黄沙漠漠者竟日，夜犹如虎吼焉”。

这种阴晴不定的景象，正是对改革初年政治气候的写照。有人说，破晓时分的图像总是朦胧不清的。这场来自帝国核心的变革，依旧被一层层的铁幕所围困，便使像奕訢、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这样处在权力中枢的时代精英，给这个铁屋子带来一缕新鲜气息，也是难而又难的。翁同龢在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公元1867年3月18日）日记里记录了当时京城流传的一副对联：

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
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鬼”，指的就是奕訢，因为他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力促朝廷以平等的礼节同各国往来，不再像乾隆当年那样因跪拜礼之争而将整个世界拒于门外，又办同文馆，系统化地学习西方，使他有了一个不太好听的外号：“鬼子六”。

像奕訢这样的改革者，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张盛藻，而几乎是整个以正统自诩的知识分子阶层。张盛藻的奏折，只是拉开了序幕，接下来登场的，全是重量级选手，其中包括同治皇帝的老师、内阁大学士、清代理学大师倭仁。张盛藻上折两天后，倭仁的奏折就接踵而至了。

一方面，他对西方人的奇技淫巧不屑一顾：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持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读习，博求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既然说到“夷人”，他接下来的文字里又充满民族主义的愤慨：

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

对于这些反对之声，年轻的奕訢毫无退让之意。他策略地提出，西学源于中国，由于他们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本朝的康熙皇帝就是一位西学高手，因此学习西学，不仅没有违背祖制，而且是在弘扬传统。

同时，他变防守为反击，一针见血地指出，靠保守派的精神胜利法，大清帝国非但不能胜利，相反只能由失败走向新的失败。在三月初二（公元1863年4月19日是）的奏折中，他丝毫没有避让倭仁的刀锋，而是反戈一击，一点没有给同治皇帝的这样老师留面子：

倭仁谓夷为吾仇，自必亦有卧薪尝胆之志。然试问所为卧薪尝胆者，姑为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今阅倭仁所奏，似以此举断不可行。该大学士久著理学盛名，此论出而学士大夫从而和之者必众，臣等向来筹办洋务，总期集思广益，于时事有裨，从不敢稍存回护。惟是倭仁此奏，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则臣等与各疆臣谋之数载者，势且隳之崇朝，所系实非浅鲜！

（慈禧像）

这样的唇枪舌剑，在今天看来也无比过瘾。他们比的是口才，是眼界，是胆识，更是后台。奕訢之所以如此口气强硬，一步不让，是因为他的后台硬，那后台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同龄人、也是他嫂子的慈禧太后。

奕訢代同治小皇帝所拟圣旨，实际上代表了慈禧的意见：“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张盛藻这些反对派的意见，“毋庸议”，还批评杨廷熙受倭仁指派所呈奏折，“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让他们彻底闭嘴。

也就是说，他们此时奉行的政策，与20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略有类似，是“不争论”政策，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同治初年形成的开放格局，完全利益于这对叔嫂的强势组合，奕訢的胆识与气魄，也就是慈禧的胆识与气魄。

【九】

英国人寿尔在手记里记录了大清帝国的变迁：

在走过天津郊外时，人们指给我看，在李鸿章的衙门的对面、运河的沿岸上竖立着一些外国灯，这些灯的形状就是进步的标记。又人们看到，Oxford街的商店里外国货物充斥，不能不感到惊奇。买钟表的人很多，许多人从事钟表的制造与修理。外国针也很受人欢迎，火柴亦然。有一只美国制的濬泥机船，已经工作一些时候了；它正在打宽运河的一个支流。

还有一只汽艇已经多次带着总督出外巡视；当它初次出现在某些乡下地区的时候，老百姓很是惊慌。兵工厂和李的衙门之间安了一条电线，五英里长，雇用本地电报员担任工作。这条线是一位英国的电机师建立的。他现在主持鱼雷学堂。这条电线未曾碰到任何困难，虽然未曾出告示告诫老百姓，也未曾用卫兵去保护所雇佣的安装电线的外国人，可是电线所通过的土地的所有人未曾有任何敌意或反对的表示。

很难想象，这一切，都出自一位年轻太后的手笔。

经过了大约30年的快速发展，至甲午战前，帝国的经济已基本恢复到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以前的水平，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也占有很大比例。历史学家马勇说：

“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乎超越了一个时代，跨越先前比较原始的冷兵器时代，构建了一支比较现代的新型军队，尤其是北洋海军，公认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足见‘中体西用’在推动发展上也不能说毫无功效。”

今日之国人，不应简单地把晚清统治者看成一团黑，而忘记了他们的历史功绩。

可以说，他们是开始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破冰者。

在当时，有多少人为这样的进步而血脉偾张。

这位国家领导人，论眼界不出宫墙，论学历不到高中。

但历史经验早已证明，小看慈禧者死。

她的政治才能，是天生的。

两次鸦片战争、一次太平天国，彻底打垮了咸丰的自信，只能寄情声色，聊以自慰，连当时的野史作者都发出这样的感叹：“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指咸丰帝）以醇酒妇人自戕。”倒是他的未亡人，在内忧外患的危局中，站稳了阵脚，开启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同光中兴”时代，从这个角度上说，慈禧比她老公更像“纯爷们儿”。

慈禧就这样，隐匿在这个王朝的幕后，但如同当年的孝庄，这个年轻女人的一举一动，都决定着整个王朝的命运。伊莱扎·鲁哈马·西德摩在《中国，长寿帝国》一书中说：

“1861年以来的晚清历史应称为慈禧统治时期，这段时间的起伏跌宕比之前的244年来总和还要多。”何德兰说：“四十年间，她每天都是半夜起床，寒冬酷暑一无例外，来到黑暗、阴森、寒冷的大殿里，只有蜡烛照明，黄铜炭火盆取暖，坐在屏风后面，听着上朝的大臣们奏事。她谁也看不见，谁也看不见她。”

芮玛丽（Mary Wrihgt）在论及“中兴”时说：“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

亚瑟﹒H．史密斯在《动荡中的中国》一书里这样评价慈禧：

“身为一个满族女人，想要掌握那些军国大事的知识，本来就机会渺茫，但是她却与只了解女红的东太后完全不同，处理大事的时候总能镇定自若，中国的门户面对敌对势力从来未被打开，这在中国半独裁统治的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要找一个原因，我想只能说是这位统治者本人拥有一种独特的品质和才能。”

（未完待续）

作者：祝勇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

本文为作家祝勇先生，在《大家》独家连载“景阳宫——慈禧太后形象史”系列的第三篇，通过这一专栏，作者将为您揭开尘封于旧照中的慈禧太后。

源济

祝勇：比起武则天来慈禧真不算狠 

原创 2015-04-09 祝勇 大家

摘要ID：ipress

今天，人们能够接受武则天的篡位、专权，甚至她晚年在私生活上的放浪，把她当作“一个不是男性胜似男性的英明君主”，而独将慈禧视为人间妖孽。

【十】

当然，慈禧杀过人——准确地说，是处死。其中有咸丰皇帝留下的顾命八大臣，有著名的戊戌六君子，还有庚子事变后被惩办的祸首、实际上是用来向西方人交差的替罪羊，有山西巡抚毓贤、兵部尚书赵舒翘等人，至于东太后慈安是否被慈禧毒死。

这是历史的遗案，或者说，有很强的猜测成分，而找不到充分的证据。根据官方记载，慈安的死因是“正常死亡”。

《清实录》里这样说：

“（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翁同龢在日记中对此事亦有记载，三月初十日记里这样写：“慈安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夜眠不安，子初忽闻呼门，苏拉、李明柱、王定祥送信，云闻东圣上宾，急起检点脱衣服，查阅旧案，仓猝中悲与惊并。”

第二天凌晨，月明凄然，翁同龢由东华门入宫，在乾清门前徘徊，等到丑正三刻，乾清门开，翁同龢急入奏事处，发现前一天的御医脉案还在，他抄录如下：

晨方天麻、胆星，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仙逝云云。

根据翁同龢记下的药方，今天的医生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慈安死于突发性脑中风，翁同龢记下的御医脉案中“类风痫甚重”，就是指的这种脑中风。

实际上，《翁同龢日记》中，已经记录过慈安的两次病史，一次发生在同治二年二月九日（公元1863年3月27日），那时慈安只有26岁，另一次发生在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公元1870年1月5日），那一年慈安也只有30岁，说明慈安患有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生急性脑血管疾病的潜在危险因素。

在此反复抄录慈安死前的病案记录，目的当然是为排除慈禧的“作案嫌疑”，因为有太多的小说家言，说咸丰死前曾留下密诏，要慈安必要时可以除掉慈禧，只因慈安生性忠厚，给慈禧看了这份密诏，让慈禧顿时起了杀心，先下手为强，毒杀了慈安。

然而，这一说法存在着明显的悖论：既然烧毁密诏时，只有慈禧和慈安二人在场，那谁又能知道这件事呢？很多年中，人们人云亦云，把慈禧指认为凶犯，显然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是出于妖魔化的需要。也就是说，慈禧的形象，是由集体塑造的，并不是慈禧本人。

【十一】

因此说，慈禧铲除的，大多是她的政敌，对于任何统治者，这都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何况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之保守，排斥思想开明的奕訢等人，大清未必会有“同光中兴”的局面，而以毓贤等人的愚昧无知，只能把大清引向灾难。这些权臣之死，不足惋惜。

至于屠杀六君子，那自然是慈禧政治生涯的败笔，如何德兰所说：这是“慈禧做过的最坏的事了”。但所谓“百日维新”，亦有许多先天“幼稚病”，即使没有慈禧的凶狠，它的失败也定然是逃不掉的。对此，有人精辟地论道：

从6月11日起至9月21日慈禧及其后党分子发动政变止，在这短短的一百天里，光绪接连发布了一百多道新政“诏书”，有时一日数令，倾泻而下，令人目不暇接。最多的是9月12日这一天，竟然一举颁布了11条维新谕旨。

诏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撤销一批无事可做的衙门，裁减冗员；废除满族人寄生特权；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和商会；鼓励商办铁路、矿务，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办国家很行；编制国家预决算，节省开支；裁减绿营，淘汰冗兵；精练陆军；筹办兵工厂；添设海军，培养海军人才；开办京师大学堂；全国各地设立新式学校；废除八股，改革考试方法；选派学生留学日本；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等。

这些措施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它是想把中华帝国拖入近代化的轨道。可是，单凭一个无权的傀儡皇帝颁布的雪片般的旨令，就想在短时期内改变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传统社会，谈何容易？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中本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一成不变或很难变动是中国社会的本质，对于这本质，表层的任何变动都不能产生影响。

千百年来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和治乱循环的局面，使中国人总的心态倾向于发展一种消极防御策略，以便在小范围内“安居乐业”，静享人生的俗常欢乐，其对任何主张、热情付之一笑，使得理想主义、行动主义和变革冲动在平安稳妥、麻木不仁、苟安求活的生活意志下消解、流失。

因此，不难想象这一百多道新政“诏书”的命运。把守要津的后党分子公开抗拒，而懒散的地方老爷们则将它束之高阁。除了在偏远的湖南省获得一点反响外，光绪企盼的朝野响应、举国振奋、齐步走向自强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如果一个人对中国社会的本质和民族性略微有些了解，出现这种状况他不应感到意外。但光绪不仅大感意外，而且深为气愤。他像幼稚的年轻人一样，想当然地将他的对手简单化、绝对化，他把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的责任全推到后党分子身上，很显然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为他周身洋溢的攻击欲寻找一个具体的目标。

所以，百日维新，固然死于慈禧的“镇压”，但假使他们“围园杀后”的计划成功，其变法宏图是否能够实行，依旧是未知数，因为他们的阻力，并非只来源于一个慈禧（慈禧开始是支持变法的），而是整个帝国的官场、帝国的文化。以至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都这样评价康梁：“思以一纸之伪谕，以扫绝支那之积弊者，愚也。”变法是个系列工程，需要细致周密的计划，分步骤实施，岂可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

（康有为（左）和梁启超（右））

因此，变革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积习的国度，仅有热血不是够的。无知的冲动与无谓的牺牲，不过是为帝国的绞肉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润滑剂而已。近读我的导师刘梦溪先生的新著《陈宝箴与湖南新政》，先生对当时情势的分析，一下子就厘清了混沌。他说：

“所谓变革，当然是在保存自我的前提下的弃旧图新，而不是从根本上推翻自我。如果完全推翻自我，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革命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在1898年那一历史时刻，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当时的情况，改革比革命更现实更有可行性。改革也有两种方式，即激进的变革和渐进的变革。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的变法是激进的变革，张之洞的变法主张是渐进的变革。皮锡瑞戊戌年三月二十日日记载，黄遵宪看了易鼎的文章也颇不以为然，说：‘日本有顿进、渐进二党，今即顿进，亦难求速效，不若用渐进法。’可见黄遵宪主张的也是渐进的变革，此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主张应为若荷苻契。”

遗憾的是，戊戌变法，从此开启了中国激进主义的滥觞。满目疮痍的国度，让许多人失去了稳健改革的耐心，转而崇尚快刀斩乱麻的酣畅淋漓。每代人都怀着开天辟地的强大自信去另起炉灶，从头再来，从此不再有持久的价值和标准，不再有积累与传承，对于这种激进主义崇拜，我在《国学与五四》中有更深入的分析。

至于康、梁激进变法的后果，刘梦溪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

“很少有激进变革有好的结果的。……正是康有为之激进变革导致戊戌政变，尔后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更不消说再以后的军阀混战等无穷变乱了。如果站在检讨历史的角度，不是为历史行程作辩护士，则不能不承认张之洞〈劝学篇〉阐述的变法主张，不失为晚清特定历史时刻的老成持重之见。”

实际上，变法失败后，慈禧严格地限制了杀戮范围，一大批积极推行变法的地方官员，她都网开一面。为此，她命令光绪下诏，申明：

被其（指康梁）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

“六人之外，不事株连”。慈禧言出必信。其中，推行变法最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其子陈三立（陈寅恪之父）也一并革职。同时被革职处理的还有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后成为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出使大臣黄遵宪等，不管怎么说，总算保住了性命，也为后来的慈禧“新政”保留了一丝骨血。

曾向光绪皇帝保举康有为的徐致靖被投入刑部监狱，“永远监禁”，庚子城破之后，徐致靖趁乱逃出，当西安行在查找他的下落时，他又主动投往刑部自首。这一年（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十二月初三，奉朱批：“既据报首，尚知畏法，著一并加恩释放，免治其罪。”四年后，是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朝廷下诏大赦，几乎所有维新党人都被免除了“罪责”，只有康有为、梁启超以及革命党人孙文除外。

徐致靖后来隐居杭州，清朝灭亡后，还与康有为见过面。

【十二】

相比之下，武则天杀人更多。为了铲除后宫的对手——王皇后和皇妃萧良娣，先后设计将她们置于死地，并下令将这两位如花似玉的美女截去手足，放入酒瓮之中“哀号而死”；为了嫁祸于王皇后，她甚至不惜亲手掐死自己女儿，这样的母亲，天下几乎绝无仅有；当然她不会放过她政治道路上的“路障”，唐太宗时代的肱股之臣禇遂良、长孙无忌、上官仪等，都被他流放致死。林语堂《武则天传》后面附有三份《武则天谋杀表》，记录了问鼎权力之路的血雨腥风。

今天，人们能够接受武则天的篡位、专权，甚至她晚年在私生活上的放浪，把她当作“一个不是男性胜似男性的英明君主”，而独将慈禧视为人间妖孽。据说画像中的武则天丰颐秀目，雅致端庄，既含慈悲，又不乏威严，一种说法是，洛阳龙门石窟中最大的造像——卢舍那大佛，就是按照武则天的样子雕造的，而她的残忍，则被忽略不计了。

（戊戌六君子画像）

假如“戊戌喋血”的惨痛历史没有发生，慈禧或许真的想退休，把天下完完整整地交付给自己的侄儿光绪，自己则在即将落成的颐和园里安度晚年，去作一个安稳如山的“老佛爷”。毕竟，她已做完了自己该做的事，把一个历经战乱、千疮百孔的帝国带上了中兴之路，可以说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如果不激流勇退，自己的寿命再长，也终有寿终正寝的那一天。

在这一刻，如果说她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她的个人生活不够完美——她17岁父亲病故，25岁守寡，40岁丧子，所谓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她一样也没有落下。寂寞深宫里，她孑然一身，还要万事操劳，到了老年，她总应该安安稳稳地过上一个六十大寿了吧。她没有想到，对这一要求，日本人不答应。

那个东洋小国对于她的庞大帝国早已垂涎三尺，几乎与洋务运动、“同光中兴”同时，开始了自强的步伐，史曰：“明治维新”。一场无法躲避的战争，注定将慈禧的六十寿辰搅成一地鸡毛。而这个危机四起的世界，也注定让慈禧余下的岁月惨不忍睹。

（未完待续，原标题：《“慈禧做过的最坏的事”》）

作者：祝勇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

本文为作家祝勇先生，在《大家》独家连载“景阳宫——慈禧太后形象史”系列的第四篇，通过这一专栏，作者将为您揭开尘封于旧照中的慈禧太后。

源济

祝勇：晚年慈禧的秘密化妆术 

原创 2015-04-15 祝勇 大家

摘要ID：ipress

镜子直言不讳地透露了慈禧的年龄，画像却可以依照主人的意志，自由地修改。她不在乎画家的意愿，只顾寻找自己终将逝去并且已经逝去的青春。

【十三】

晚年的慈禧，热衷于对镜梳妆，那一定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仿佛精心的梳洗与化妆，能够让她找回已逝的青春。随侍慈禧长达八年的宫女何荣儿对此曾有这样的回忆：

梳完头以后，老太后重新描眉毛抿刷鬓角，敷粉擦红。60多岁的老寡妇，一点也不歇心，我们都觉着有点过分。当老太后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照镜子时，侍寝的总要左夸右赞，哄老太后高兴……

老太后站起来必定要把两只脚比齐了，看看鞋袜（绫子做的袜子，中间有条线要对好鞋口）正不正，然后方轻盈盈地走出来。

关于慈禧的梳妆，曾经与慈禧近身接触的德龄曾经透露一个秘密，即：她有一个半月形的梳妆台，是她自己设计的，这个梳妆台三面有镜子，折叠起来，就是一只长方形的盒子，便于搬移。在中国，寡妇是不能化妆的，所以，这个特殊设计的梳妆台，就成了她日常生活中的秘密。

（故宫博物馆院藏清象牙雕花镜奁）

慈禧的秘密化妆欺骗了凯瑟琳·卡尔眼睛，以至于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作为一个没了丈夫的女人是不能使用化妆品的，因此太后脸上显露的完全是自然、健康的光泽，可见平时的保养相当用心。”

德龄还说，慈禧不仅化妆，而且染发。有一次，她见到慈禧把一股黑色液体倒在头上，然后对她说：“青春只能维持不多年，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我的青春已经逝去，现在我要用这可怕的染发剂来覆盖我的灰发。”在德龄看来，“这种染发剂使她的头发表现一种不自然的颜色，多少有损于她的容貌”，于是给她推荐了一种巴黎染发剂。太后试后，成效不凡，于是高兴地给德龄准假，让她回家探望父母。

随着年龄增长，慈禧越来越自恋。这种自恋里，包含着她对青春流逝、容颜衰老的惋惜与无奈。而这种自恋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她陷入了对镜子的深度迷恋。

慈禧常说：“一个女人没心肠打扮自己，那还活什么劲儿呢？”

【十四】

其实，喜欢照镜子是人类的本能。当一个人偶尔经过一面镜子，都会下意识地照一下。那是一种自我评定、自我欣赏，甚至是自我炫耀。一个人可以通过镜子发现自身的美，从而增强自信。当然也可以发现自己的丑，在镜子里，丑不仅可以得到表现，而且得以强化。

假如一个人过度地依赖镜子，那么，依照西方的心理分析理论，他（或她）就得了一种抑郁症，名叫身体畸形恐惧症(BDD)。这类患者强烈认为身体某部分不好看，并夸大这些“缺陷”。但在别人看来，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地方跟别人不一样。不少身体畸形恐惧症患者会画很重的妆或穿很多衣服，以掩盖“缺陷”。同时，他们还会不停照镜子，以防“缺陷”被人发现。

镜子前的慈禧，心里一定有着一个强烈的暗示——自己那份消失的容颜，一定会在镜子里重现。然而，她面对的只是一面冷漠的、没有感情、丝毫不通情达理的镜子，对慈禧的心理要求不屑一顾，所以，它一定强化了慈禧内心的失望，面对一面镜子，她无法穿透冰冷的岁月。

（影视作品中的慈禧之二）

镜子里的影像，是慈禧的最早照片，它留在慈禧的心里，没有人看得见。后来，她接受了西方画师为她画像，那是因为在肖像的描绘上，西方比中国更加直观和逼真。她喜欢为西方画家当“模特”，实际上是延续了她对镜子的爱好。

凯瑟琳·卡尔记录了为慈禧画像的过程——她时常从宝座上走下来，看看画到了什么程度，对画像指点评论一番。她甚至直言不讳地要求，为她画像时，不要采用透视画法，所有的部分都要画得均匀，没有阴影，油画应有的凹凸和生动效果得不到任何体现。这让凯瑟琳·卡尔“失去了当初炽热的激情，内心充满了烦恼和抵触情绪，好不容易才安下心来，硬着头皮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凯瑟琳·卡尔绘制的这张画像，至今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凯瑟琳·卡尔绘制的慈禧太后画像）

华士·胡博在两年后的6月20日第一次给慈禧画像的时候，情况丝毫没有改变。坐在宝座上的慈禧通过伍廷芳的翻译再三强调，画时不要阴影，也不要皱纹。她甚至不顾画家的构思，预先在宝座两侧摆放好了果盆和花卉。所以，当华士·胡博带着他的一堆写生稿回到酒店，洗了一个冷水澡之后，头脑冷静下来的他，也只能依照慈禧太后的意思，画出了她的画像。

画布上，慢慢浮现出一个东方女性年轻俊美的面庞。

华士·胡博说，那是25岁时的慈禧。

镜子直言不讳地透露了慈禧的年龄，画像却可以依照主人的意志，自由地修改。她不在乎画家的意愿，只顾寻找自己终将逝去并且已经逝去的青春。

昆明湖，实际上就是一个超大的镜子；颐和园的红墙，就是这世上最奢华的镜框。

【十五】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慈禧就有了修复圆明园的念头，由于受到奕訢、奕譞、李鸿章等人或明或暗的联手反对，才不了了之。不得已，才改为整修殿宇相对完好的“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以节省开支。奕訢办事有自己的主见，所以此后，她索性踢开了这块绊脚石。没有了奕訢的朝廷，再没有人能够扼制慈禧造园的冲动，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醇亲王奕譞为拍太后马屁，主动提出重修颐和园工程，慈禧的心愿，才终于得到满足。

李白说“清风明月，不须一钱买”，但慈禧的“清风明月”却大为不同。它的风花雪月、泉阁蕉窗，都是由真金白银打造的。

慈禧的颐和园，价值三千万两白银，这笔钱，是挪用了海军军费才凑齐的。很多年中，这已成了人们的共识。假如寻根溯源，我们会从康有为的墨迹间找到最初的蛛丝马迹。

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亦称《我史》）中，有“时拟以三千万举行万寿”之语，三千万，是整个万寿庆典的费用，其中修建颐和园，无疑占了大头。但这个数目，只是康有为随口说的，没有任何账目依据，不能当真。后人以此为出处，就以讹传讹了。

翻查清宫档案，从当时工程处《收放钱粮总单》，以及承修大臣的奏折中，我们不难算出，整修“三海”的费用，共计590万两白银左右。“三海”主要工程竣工之后，重修颐和园才取得合法地位，却赶上黄河决口，时局维艰，光绪皇帝大婚和亲政又迫在眉睫，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加上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紫禁城贞度门失火，将宫殿的上空烧成一片血光，让慈禧感到不寒而栗，认为是不祥之兆，于是决定重修颐和园，要以多快好省为方针，用谕旨的话说，就是“所有颐和园工程，除佛宇暨正路殿座外，其余工程一律停止，以昭节俭而迓修和”。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56个主要工程的预算总额为318万两，即使超支，也不可能超过整修“三海”的590万两。康有为大笔一抖，就将实际数字夸大了将近十倍。

慈禧挪用（无偿占用）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的说法，同样是经不起推敲的。有人以光绪十四年至二十年期间，北洋舰队未购一舰作为根据，也同样只是猜测。

北洋舰队的停滞不前，与朝廷的党争，尤其是户部的阻挠关系更大，对此，我已在《1894，悲情李鸿章》（见《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一书）中有充分的表述。而与重修颐和园扯不上关系。

清宫档案中清晰地表明，颐和园的工程费用，是从海军挪借的，而且每一笔由海军衙门垫发的工程款项，都指定了专款归还，到甲午战争以前，颐和园工程挪借的大部分款项都已经归还给海军衙门。

慈禧一生中最大的哀痛，与两座皇家山林园林有关。一座是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咸丰十年八月初八（公元1860年9月22日），是咸丰皇帝离开圆明园的日子。

野史记载，但凡皇帝在圆明园登舟，岸上宫人必曼声呼曰“安乐渡”，递相呼唤，其声不绝，直到御舟抵达岸边。那一天，当咸丰的儿子用他稚嫩的嗓音喊出“安乐渡”时，咸丰竟热泪纵横，抱起儿子，说：“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安乐了。”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公元1861年8月22日）凌晨卯时，刚刚度过30岁万寿（生日）的咸丰皇帝，在热河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把两位未亡人——慈禧与慈安，置于前途未卜的茫然中。

或许，在慈禧的心里，自己的春春岁月，自咸丰闭眼的那一刻就被断送了。烟波浩淼的避暑山庄，年轻的慈禧知道了什么叫国破，什么叫家亡。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德龄说：“曾有许许多多人问过我，太后为什么那么痛恨外国人？她痛恨外国人起因于1860年美丽的圆明园被毁。圆明园离现在的北京颐和园不远，太后认为它的被破坏是一种有意的放肆行为。因为就是在圆明园，太后当上了咸丰皇帝的新娘，在被赶出这个美丽的地方之前，他们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日子。”

（影视作品中的慈禧之一）

于是，慈禧不可遏阻的造园冲动里，暗含着她对圆明园时光的某种眷恋。德龄说，慈禧晚年一直保留着咸丰当年送给她的一颗珍珠，那是一颗水滴形的珍珠，像一颗小鸡蛋那样大，是有名的“茄子珠”。这颗珍珠的表面非常光滑完整，它的光泽是任何其他珠子所无法比拟的。太后把它当做一种垂饰，挂在袍子右侧肩膀下。关于这颗珍珠的来历，德龄说：

这颗珍珠来自广州，是广州总督送给咸丰皇帝的，那是在慈禧（那时候叫兰贵妃）成为咸丰皇帝的妃子后不久。虽然兰贵妃当时还只是一个妃子，皇帝却把这颗珍珠送给了她，这件事在宫里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当然，那时候她还是个年轻姑娘。我认识她时，她已经快七十岁了，但是这颗珍珠是她最心爱的宝贝，每当有适当的场合，她就要戴上它。

颐和园里，她荡舟、听戏、画画、照相，她要让自己重新变成一个活脱脱的少女。于是，凯瑟琳·卡尔看到了这样一个慈禧：“太后是一个有着多重性格和无尽新意的女人，我总能从她身上发现新的吸引力。她简直就是完美女性的化身。”

她是这样的方式，模糊了现实与梦境的界限，让已然逝去的青春，重新开始。

（未完待续，原标题：《致终将逝去的青春》）

作者：祝勇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

本文为作家祝勇先生，在《大家》独家连载“景阳宫——慈禧太后形象史”系列的第五篇，通过这一专栏，作者将为您揭开尘封于旧照中的慈禧太后。

源济

祝勇：革命青年光绪的政治幼稚病 

原创 2015-05-08 祝勇 大家

摘要ID：ipress

“拿一个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光绪，他未免显得太幼稚了。他就像巴金小说里那类书生气十足的革命青年，一头扎在书本里”

【一】

假如他们以为开懋勤殿这一设想能得到慈禧太后一如既往的默许，那就太异想天开了。慈禧这个被摸了屁股的老虎，终于对光绪大动肝火，怒斥道：“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无死所矣。”当他们终于在慈禧那里碰了钉子，才突觉大事不妙。

七月三十日（9月15日），也就是光绪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第二天，光绪破例召见了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并颁下一道密诏，密诏说：

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

从密诏内容看，光绪与慈禧太后在一天前一定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出现了“朕位且不能保”这一严重后果。此时，感觉到脚下的舢板被人抽走的，换成了光绪。这个曾经豪情万丈的舵手，突然间跌入了惊涛骇浪，第一次尝到了呛水的滋味，手足无措之际，不得不奋力求救。

杨锐是这样回答皇上的：皇上是太后所立，大权在太后手中，光绪宜将顺太后之意，行不通处，不宜固执己见。光绪说，要变法，就要全变。杨锐答道，变法宜有次第。光绪说，要尽除旧党，杨锐答道：进退大臣，不宜太骤。

从杨锐的对答来看，在维新派中，杨锐算得上一个明白人，知道急躁冒进，只能是欲速不达。后人说：“拿一个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光绪，他未免显得太幼稚了。他就像巴金小说里那类书生气十足的革命青年，一头扎在书本里”，“他只热衷于梦想……以求实质性地改变，而不是追求快刀乱麻式的形式上的变换。然而，光绪毕竟太年轻，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了解太少，他追求的恰恰是简单易行、痛快淋漓的后者”。

光绪这样做，自然是急切地希望摆脱慈禧的威权笼罩，从而找回一个皇帝的自尊。但是蛰伏在他内心深处的对抗意识一旦被唤醒，就会使他的动作失调，甚至可能变成一场冒险。他不知道，自己完全不是慈禧的对手，甚至于他一举手一投足，慈禧就会知道他想干什么。

他不知道，咸丰去世那年，势单力孤的慈禧是以怎样的意志战胜自己的政敌，把权力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的。他不知道，权力就是慈禧永远不能碰触的老虎屁股，只可如杨锐所说，慢慢进行“和平演变”，而不能强取豪夺。只要了解了慈禧的心路历程，就会明白这样的剥夺意味着什么。

对于慈禧来说，权不仅仅是权，是命，倘没有了权，她断然无法活到今天。因此，权力是她生存的保障，也是她生存的全部价值所在。

在政治上，急功近利的代价非常惨重，对这一点，之前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之后的历史还将不厌其烦地证明。

不知此时，光绪是否有所悔悟。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二】

康党却是没有悔悟的。

此时的康党，早已摁捺不住，决定实施“斩首行动”，一举除掉慈禧、荣禄这些绊脚石，原因是他们认为慈禧要借天津阅兵的机会发动政变、对光绪下黑手。用康有为自己话说，是以“天津阅兵即行废立”。

这再度表明了康党对政治常识的无知。后来的事实表明，慈禧返回紫禁城，废掉光绪的时候，身边只带了一些太监，连一兵一卒都没有带，更无须舍近求远，跑到天津去，借用阅兵的机会。更何况天津阅操早在四月二十七日就决定了，具体时间定于七月初八，那时在光绪与慈禧之间，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裂痕。

更何况，光绪在七月三十日召见杨锐时颁下的密诏，只是让康党们替他想想办法，寻找一个既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又不触怒慈禧太后的两全之策。

也就是说，当时光绪并不打算与慈禧太后彻底撕破脸皮，展开鱼死网破的对决，但康有为却把密诏的内容篡改为“朕位且不保，令与诸同志设法密救”，自顾自地把慈禧当作了清除的对象。连王照都说：“皇上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我以为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这无疑把光绪与慈禧推入你死我活的危险境地中。

更可怕的是，他们拿出的“办法”，竟是那么的荒诞不经。在八月初三日（9月18日），他们派谭嗣同前往北京报房胡同法华寺夜访袁世凯，让他举兵造反，至于袁世凯是否有反叛的条件，他们是根本不管的。

按照他们的设想，袁世凯率部哗变以后，会“率死士数百”冲进紫禁城，簇拥着光绪皇帝登上午门，“杀荣禄、除旧党”，又由毕永年率领百余人前往颐和园捉拿慈禧，这看上去不像是一份严密的作战计划，倒像是一出热闹纷呈的大戏。

（北京报房胡同法华寺）

杨深秀还上了一份奏折，更显示了他非凡的想象力。在这份上疏中，他建议光绪在召见袁世凯的时候，命令他派兵三百人，到圆明园挖金窖，以便藏兵于金窖里。但他并没有说明，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袁世凯的部队能够名正言顺地潜入北京，然后对太后下手。

八月初五（9月20日），光绪召见袁世凯，的确下了一道手谕。但光绪被康党忽悠了，他并不知康党调动袁兵的目的，是要“围园杀后”，否则，他绝不会答应。

后来，梁启超意识到这份计划太过拙劣，见笑于天下人，于是在写《谭嗣同传》时，对原计划进行了“修订”，变成了这样一个版本：光绪帝在慈禧、光绪在天津阅兵的当口，纵马驰入袁部军营，“传号令以诛奸贼”，袁世凯的部队就会“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创下“不世之业”。

至于具体行动措施，根本没有细想。

在他们眼里，慈禧事先的部署、荣禄的军队，都是一片虚无。

这份兵变计划，无论怎样修改，都遮掩不住它的漏洞。假若如康有为所说，在北京动手，纵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荣禄在天津办公，如何能够“杀荣禄、除旧党”？假若如梁启超所说，在天津动手，那么天津一有异动，“京内即已设防，而皇帝已先危险”。倘连这样的造反计划都能成功，恐怕老天都不答应。

连他们计划中的一颗重要棋子——毕永年都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不可能成功，悄悄从南海会馆逃出，到宁乡会馆躲了起来。

但无论怎样，这份不靠谱儿的兵变计划还是出笼了，这无异于绑架了光绪皇帝，把光绪与慈禧置于势不两立的境地中。

本来，八月初三这天，慈禧在颐和园里看了一天的戏，看了杨崇伊请求她训政的奏折，第二天从颐和园回西苑，从内务府《日记档》可以看出，她沿途两次休息，再次换船，三次换轿，其间还去了万寿寺烧香，然后，步行至御座房稍坐，一路上心情悠闲。茅海建先生说：“康称‘西后意定’，并不准确。”

应当说，此时的慈禧，纵然听到了这样那样的传闻，感到形势严峻，但对光绪“决心”杀她的计划，还找不出真凭实据。所以她在八月初六（9月21日）决定训政，逮捕康有为时，给康定的罪名只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处理的办法，也只是“革职拿办”。当袁世凯将康党的计划报告给荣禄，荣禄又火速密报给慈禧，事件的性质，终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那一时刻，慈禧的心中一定感到彻骨的冰凉。

【三】

慈禧太后在八月初九（9月24日）下达了抓捕的命令。光绪颁给杨锐的那道密折，假如在抓捕杨锐时能够从杨锐府中搜出，让慈禧亲见光绪“不致有拂圣意”的原话，或许还会弥合慈禧与光绪之间的裂痕。然而，杨锐却始终没有让对方搜出这道密折。只有搜不出这道密折，杨锐就有可能保全性命。

据说这道密折一直被杨锐之子杨庆昶收藏着，直到光绪、慈禧死后，才呈缴给朝廷，因此，在朝廷档案中，不见对密折内容的确切记载，只有不同的抄本，流传于各位当事人的转述中，又在转述中不断发生变异，而那份密折的原本，则在宣统年间，消失于紫禁城深海似的文件堆中，或许今天，仍旧深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某个角落。

康有为要的是变法，但他带来的，却是慈禧与光绪的反目。他无力控制国家的局势，却实实在在地控制了慈禧与光绪的命运，这一点，无论是意气风发的光绪，还是老谋深算的慈禧，或许都不曾想到。

从此，系在慈禧与光绪之间的那个死结，永远也打不开；而帝国政治变革，也在那个寒风萧瑟、人头落地的深秋里，被系上了一个大大的死结。

康有为逃到香港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公元1898年10月6日）晚接受香港最大英文报纸《德臣报》（China Mail）记者采访。采访中，他痛骂慈禧，说她只是一个妃子，并不是光绪真正的母亲，更重要的，他声称，光绪还有一份密诏，是给他本人的，内容是让他去英国求援，以恢复光绪的权力。

他还以工部主事的名义给英国驻华公使馆草拟了一份照会（不知是否发出），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康有为未刊文稿微卷，在这份照会中，他称慈禧为“伪临朝太后”、“淫邪之宫妾”：

敝国经义，天子于正嫡乃得为母，妃妻不得为母。伪临朝太后那拉氏者，在穆宗时为生母，在大皇帝时，为先帝之遗妾耳。母子之分既无，君臣之义自正。垂裳正位，二十四年。但见忧勤，未闻失德。乃以淫邪之宫妾，废我圣明之大君。妄矫诏书，自称训政。安有壮年圣明之天子，而待训政者哉？民无二王、国无二君。正名定罪，实为篡位。伪临朝淫昏贪耄，惑其私（上“辟”下“女”），不通外国之政，不肯变中国之法。向揽大权，荼毒兆众。海军之众（？）三千万，芦汉铁路之款三千万，京官之养廉年二十六万，皆提为修颐和园之用。致国弱民穷，皆伪临朝抑制之故。伪临朝素有淫行，故益奸凶。太监小安之事，今已扬暴。今乃矫诏求医，是直欲毒我大皇帝，此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愤者也。伪临朝有奸生子名晋明，必将立之，祖宗将不血食，固中国之大羞耻。然似此淫奸凶毒之人，废君篡位之贼，贵国岂肯与之为伍，认之为友邦之主？教灾恤难，友国之善经；攻昧立明，霸王之大义……

这份照会，颇见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风格，文笔犀利，字字见血，直刺得慈禧太后体无完肤，然而，酣畅之余，康有为忘了一点，那就是光绪皇帝的安全。

此时光绪已成慈禧案板上的鱼肉，不要说帝位，连性命都难保，如果真的出于保护光绪的目的，康有为应当强调的不是光绪对慈禧的仇恨，而是对慈禧的忠诚。他这一番言论，虽然自己痛快了，却把光绪往火坑里又堆了一把。假若不是他太过自私，就只能说明他没脑子，他的政治智商，不是零，而是负数。

对康有为的采访第二天就见诸《德臣报》，没过几天，内地报纸纷纷转载，其中，上海《申报》在转载时做了删节，对“所有干及皇太后之语，概节而不登”，但康有为对慈禧太后的强烈不满，在字里行间显露无疑。此后，上海《新闻报》、天津《国闻报》的媒体也先后报道了康有为的谈话内容，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新闻报》上看到这段谈话后，大为震怒。

与此同时，身陷囹圄的杨锐或许万万想不到，自己守口如瓶的那份密诏，康有为竟然在海外大肆宣传。这等于把杨锐的底细全盘供出，坐实了杨锐的康党身份，杨锐也因此被拉到菜市口砍了头。

实际上，杨锐虽然是维新派，却不是康党，更不是康有为身边的核心人物，杨锐是由陈宝箴推荐入朝，成为军机四章京之一的，而且，杨锐在给弟弟的书信中，也曾透露与谭嗣同、刘光第、林旭等的不和，称刚刚共事了几天，就已经难以相处，已经萌生“抽身而退”之意，称“此地实难以久居也”。

袁世凯向荣禄举报康党的兵变计划，是不得已而为之；康有为到处宣传的所谓密诏，则是主动的出卖。

正是那份传说中的密诏，使得慈禧对光绪的爱彻底转化为无法冰释的仇恨。王照说：“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者也。而太后与皇上之仇，遂终古不解，此实终古伤心之事。”

茅建海先生说：“康有为到达香港、日本后，频频公开刊布其伪造或改窜的‘密诏’，并对慈禧太后加以诬语。此举虽可自我风光一度，然羁押在北京的光绪帝却因之陷于不利。这是康自我发展的政治需要，也是其政治经验幼稚的表现。”

但康有为还觉得不过瘾，丝毫不打算收敛。三个多月后，他在日本惊魂甫定，写下了前面提到过的《康南海自编年谱》。这部充满了戏剧性的回忆录，主要由他的自我吹嘘和对慈禧无休止的谩骂构成。

在这部书里，他“完全是以帝师的身份向光绪帝指授机宜”，“以指导者的口吻说话，光绪帝的态度唯唯诺诺”，“读起来有如《孟子》中的篇章”；而慈禧，则被塑造成一个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妖孽。

（油画《菜市口1898》，崔小冬、邬大勇著）

【四】

与康有为的那份自得形成对比，菜市口，秋风落叶中，随着刀光闪过，六股热血从各自的身体里喷涌而出，飞溅在已被冻硬板结的土地上。这六人是：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从此，帝国百姓把同情的目光投向了还活着的维新党人，早已无心去分辨康、梁在各自追述中，掺杂了多少的修饰与谎言。

黄彰健先生说：“不加审讯而杀六君子，这正好方便了康、梁在海外的活动。”

从此，在我们的历史书上，慈禧最终落得了一个骂名，铁案如山，以她的微弱之躯，想翻也翻不动。

慈禧的形象，从此十恶不赦。

假如历史翻转，杀人的一方换成了光绪，像康有为预想的那样，杀掉慈禧、荣禄和一批守旧派官员，那么，同样残忍的杀戮，不仅不会受到指责，相反，还会得到谅解甚至拥戴。

作者：祝勇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本文为作家祝勇先生，在《大家》独家连载“景阳宫——慈禧太后形象史”系列的第六篇，通过这一专栏，作者将为您揭开尘封于旧照中的慈禧太后。

源济

祝勇：一场由母性本能引发的帝国灾难 

原创 2015-05-14 祝勇 大家

摘要ID：ipress

那些爱，终于敌不过时间的摧折，在岁月流转中，最终都交还给了时间。宫殿虽大，爱却难以容身。宫殿内部的最大信条是生存，唯有冷似铁，才能更好地生存。

【一】

我们今天已经猜测不出，在慈禧的心底，是否曾经存在过爱。这对我们理解慈禧是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爱，才能看清一个人内心中最真实的部分。

爱的企盼、付出和疼痛，都将在一个人的心底留下清晰的印痕，即使过了许多年，仍会停留在那里。爱可以对别人遮掩，却无法骗过自己。政治——或者说权术则刚好相反，它往往掩盖了人的真实部分，让虚伪、欺诈和谎言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激发。我们看得到慈禧对于权术的游刃有余，却很难窥见她内心深处是否存在过对他人的真情。

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慈禧也曾经是一个轻盈婉丽、弱骨丰肌的女子，如茅海建所说：

“在一切最让人眼花缭乱的传说统统被粉碎之后，那拉氏让人看起来像一位标准型的良家女子。”

风声鸟声、画栏曲屏，见证过她的成长。或许，在她的梦中，也曾闪动过某一个翩跹少年的身影。那念头的闪灭，让她对雨中残花、风中落叶多了几分怜悯与缠绵。若不是入宫选秀把她抛入这深海似的宫殿，还不知她的未来，会有怎样的一场人生。

她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变成另外一个人。

（影视作品中的慈禧和咸丰）

像《清宫词》里所描写的：

蕙质兰心并世无，
垂髫曾记住姑苏，
谱成六合同春字，
绝胜璇玑织锦图。

西蒙娜·波伏瓦说：“从传统来说，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对于传统中的中国女性来说尤为如此，即使是宫殿中的后妃也不例外。后宫是一个放大的家，组成结构与人员成分比一个寻常之家要复杂得多，但它对情感的基本需求是一样的。

一入宫门，帝王的宠爱，就成了后妃们唯一的目标。只不过，后宫乃佳丽集中之地，它将帝王的性权力最大化的同时，分给每位宫妃的配额却是少之又少，因而产生了严重的供求矛盾。

这是一个同心圆结构，处于圆心位置的，永远是皇帝，而妃子们则如花儿朵朵向太阳，紧密地团结在皇帝的周围。在两性的世界里，她们依旧像君臣，接受着皇帝的统治。因此，后宫女子们总是自称为“臣妾”。她们若想将你亲我爱的高潮化作永恒，就需倾力对抗它转瞬即逝的本质。

从这个意义上说，慈禧是幸运的，对于咸丰，慈禧心底也应该是有过爱的——那爱曾经真实地、沉甸甸地贮藏在她的心底。尽管她只是他众多女人中的一个，最多只占据他内心的几分之一，但在这千灯如月的后宫，那已算是格外的恩宠了。咸丰皇帝阅尽繁花，她恨，但更有感激。

对于她唯一的儿子——载淳（同治皇帝），她也该是有爱的，但载淳小时，正是她立足未稳的时刻，假如她身遭不测，儿子的命也终将不保。于是，在儿子最需要爱的阶段，她并没有留恋襁褓中的儿子，而是选择了与咸丰皇帝朝夕相处，把养育之责，拱手让给了慈安。

（同治皇帝画像）

对于光绪，她也是有爱的。毕竟，光绪是她一手抱大的。儿子同治青春夭逝，让她把全部希望都压在了侄儿光绪的身上。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奕譞，母亲叶赫那拉·婉贞则是慈禧的亲妹妹，哥俩儿娶了姐俩儿，这两家关系，自然是亲上加亲。

纵然光绪自小就受到慈禧严格的管教和控制，但丧子之痛，也让慈禧把他的母性寄托在小光绪的身上。光绪辞别亲生父母，进入这浩大而森严的宫殿，那种陌生和恐惧，会袭遍他幼小的身体。为了让他有家的感觉，慈禧把他领入自己的卧室，吃饭、穿衣、洗澡、睡觉这类琐事，她都亲自伺候。

为了让身子骨孱弱的光绪吃好，她让宫中御膳房的太监每天变着花样制作各种可口的饭菜，一日数餐，荤素搭配。光绪小的时候，得了一种怪病，时常无缘无故从肚脐眼里流出一种发粘的液体。为此，慈禧每天对他的身子进行擦洗，衣服一日三换，不厌其烦。

寂寞深宫，每当听到电闪雷鸣，光绪都吓得浑身发抖，每当此时，慈禧都把他抱在怀里，一面轻轻地拍他的后背，一面哼唱小曲，哄他入睡。

“每一个女人身上都有母性的本能。当慈禧抱着年幼弱小的光绪，一面拍打着他的后背，一面哼唱着小曲为他压惊时，很难断言她内心没有涌动着温柔的波浪。”

（慈禧和光绪）

她知道自己不能再像放任同治那样放任光绪，因为光绪是她继续垂帘听政的唯一借口。就这样，在她的“爱”里，光绪成长为她的一名人质或者囚徒。说人质或者囚徒并不过分，因为他的成长时光，都被他的姨妈管束和禁锢了。为了强化他们的“亲情”，慈禧不许光绪称她为姨妈，而是称她为“亲爸爸”。

但那听上去亲切的称呼，却丝毫不能拉近他们的关系。她对光绪的控制越强，光绪身上青春叛逆的色彩就越是浓重。但她或许没有想到，光绪的叛逆，最终走向了彻底的“反叛”，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由情感上的对抗，转化为绝决的反目。

那些爱，终于敌不过时间的摧折，在岁月流转中，最终都交还给了时间。宫殿虽大，爱却难以容身。宫殿内部的最大信条是生存，唯有冷似铁，才能更好地生存。

动情者死。

可惜这一点，咸丰不懂，同治不懂，光绪更不懂。

【二】

终于，她记忆里的那一抹艳阳，消失在寂静、深沉、广阔的岁月里。

戊戌年那个血雨腥风的深秋，慈禧又一次成了胜者，同时，她也成了最大的败者。说她成功，是因为她成功地化解了危机，维护了她的权力；说她失败，是她失去了所有的亲情，并且几乎丧失了一个帝国。

那时，她的心里早已经没有了爱。

一个没有了爱的女人，定然是可怕的。

她恨。原来潜伏在她内心深处的恨，这一次被完全唤醒、放大。她恨花心的丈夫，恨不争气的儿子，恨光绪这个白眼狼，恨洋人，恨全天下的士人、官僚。整个世界，几乎都成了她的敌人。终有一天，这恨变得不可控制，让她成了惊弓之鸟，让她变得失去了理智。

“这个女人的这种仇恨从这个冬天的夜晚开始，一直蔓延在世纪交替的这段难熬的时光里，最终导致了整个帝国的一场巨大的灾难。”

她狠，是因为她真的无情。

只是这无情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种缓慢的累积。

作者：祝勇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本文为作家祝勇先生，在《大家》独家连载“景阳宫——慈禧太后形象史”系列的第八篇，通过这一专栏，作者将为您揭开尘封于旧照中的慈禧太后。

源济

祝勇：慈禧是如何成为邪恶化身的 

原创 2015-05-21 祝勇 大家

摘要ID：ipress

文革降临，不仅慈禧成为全民公敌，封建黑恶势力的总代表，而且“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厄运，正是始于一部以慈禧为主角的电影《清宫秘史》。

【一】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二回里，借贾雨村之口说过这样的话：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馀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催，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图注：画家黄中羊作品《慈禧与四个御医》——他们不能朝太后脸上看一眼，也不能触及太后的皮肤去把脉。）

慈禧到底算是“大恶者”，还是正邪两气在人间的交汇，兼有善恶，像曹雪芹所说的，“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她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大恶者”，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女人，让山河破碎，让百姓受难。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上海租界的报纸天天刊文，慈禧几乎被唾沫淹死。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一书中说：“此等论说，显为在逃党人之所鼓动。”（[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144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辛亥革命的当口，出于号召革命的需要，革命党把火力直指满族政权，“排满”成为革命最显著的招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则成为革命的首要目标。而慈禧，无疑成为满族政权最邪恶的化身。这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的延续，无疑与现代革命观念相抵牾，这种民族主义冲动，模糊了革命者建立共和平等政治的目标。

“文革”降临，不仅慈禧成为全民公敌，封建黑恶势力的总代表，而且“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厄运，正是始于一部以慈禧为主角的电影《清宫秘史》。可见的影响力，已远远超出她本人的想象。

这部影片由唐若青、周璇、舒适等主演，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于1948年拍摄，1950年在内地上映，到1967年，却因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而闻名全国，也为打倒刘少奇提供了一把利器。有意思的是，这一年，“北京革命群众”集会批判《清宫秘史》及其吹捧者，地点正是在紫禁城的正门——午门广场上。

（图注：《清宫秘史》剧照）

“文革”终于结束了，但慈禧并没有休息，这一次她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成为深揭猛批“四人帮”的靶心。1977年1月18日，“祸国殃民的叶赫那拉氏慈禧罪行展览”在乾清宫东、西庑开幕，展品1018件，展览面积1015平方米。此时的慈禧太后，已不再是“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同伙”，而成了“红都女皇”的化身。为写此文，我从故宫博物院的档案库里，找出了当年的展览档案，包括展览筹备意见、解说词（手稿和打印稿）等。其中，《关于筹备慈禧罪行展览开放工作的意见》这样写道：

“在当前举办慈禧罪行展览是一件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有助于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党罪行，尤其是揭露野心家江青梦想当女皇帝而吹捧慈禧的罪行。这样一个展览只能搞好，这个展览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是看这个展览的内容、展品的选择，文字的说明但是有没有生动有力地口头讲解，也是条件之一，否则也会影响展出的效果。尤其像关于慈禧罪行这样的展览，如果不注意口头宣传，有可能产生付（副）作用，甚至成为对慈禧的颂扬或只是满足部分观众的好奇心，这样就不能达到展览的预期效果。”（《关于筹备慈禧罪行展览开放工作的意见》，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19970136z。）

在《慈禧罪行展览讲解稿》中，慈禧被叙述成这样一个人物：

“慈禧是清末最大的野心家、阴谋家。为了夺取封建王朝最高统治权力，阴险地演出了一幕幕宫廷政变的丑剧。”“那拉氏搞政变上台，是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结果。她适应了帝国主义和大地主、贵族官僚，以及洋奴买办阶级的需要，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慈禧罪行展览讲解稿》，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19970123z。）

展览分成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那拉氏是个权欲狂”，分成如下几个小节：

“八大臣辅政，那拉氏心怀不满”“策划于离宫，点火于北京”“为搞政变，夺取兵权”“利用历史，大造舆论”“政变成功，粉墨登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治成年，慈禧假交权”“立小傀儡，为掌大权”“心毒手狠，独自专权”“囚禁光绪，公开训政”；

第二部分“那拉氏是个卖国贼”，分成如下几个小节：

“那拉氏一上台就加紧勾结帝国主义”“那拉氏在中法战争中的卖国罪行”“那拉氏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卖国罪行”“八国联军的侵略和那拉氏的卖国罪行”“签订辛丑条约，彻底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那拉氏在日俄战争中的罪行”“那拉氏崇洋媚外的丑态”“那拉氏出卖了我国大量主权”；

第三部分“那拉氏是个刽子手”，分成如下几个小节：

“那拉氏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那拉氏镇压义和团运动的罪行”“那拉氏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罪行”“那拉氏镇压戊戌变法的罪行”“那拉氏镇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罪行”；

第四部分是“那拉氏是个吸血鬼”，《讲解稿》指出：

“那拉氏集中了一切剥削阶级贪得无厌、荒淫糜烂的本性。……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只能卖儿卖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那拉氏挥霍无度，荒淫无耻达到了极点。”（《慈禧罪行展览讲解稿》，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19970123z。）

第五部分是“历史车轮不容逆转”，讲解员器宇轩昂地说：

“在那拉氏掌权的半个世纪中，我国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瓜分得支离破碎，糟蹋得不成样子。看，（指照片）他们疯狂镇压我国人民革命，枪杀我无辜人民，强占我领土。这个时局图是当时的一张漫画：黑熊代表沙俄，强占我东北大片领土；狮子代表英国，占据长江流域；蛤蟆代表法国，占据两广和云南；太阳代表日本，它控制着福建，并霸占着台湾；老鹰代表美国，它恶毒地抛出了‘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侵略政策。……”

“同志们，历史就是一面镜子，那位氏统治的四十多年，把我们国家糟蹋得不成样子，如果王、张、江、姚四人帮的阴谋得逞，我们国家就会很快走上历史的老路，劳动人民就要重吃二遍苦，重爱二茬罪。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慈禧罪行展览讲解稿》，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19970123z。）

1980年，国内重印民国小说家蔡东藩《慈禧太后演义》，在出版说明中，也对慈禧做出这样的定义：

“慈禧太后是清代末期的‘女皇’，她专制顽固，阴险狠毒，穷奢极欲；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屈膝投降，卖国以求存身。她的一生祸国殃民，给中国造成极大的灾难和耻辱，至今犹为人民所痛恨和唾骂。”“《慈禧太后演义》一书……剖析了慈禧太后这个封建王朝没落阶段的最高统治者的腐朽本质，和她违抗历史潮流，螳臂当车的阴暗心理；揭露了她善搞阴谋的卑鄙伎俩，以及朝廷宫闱中争权夺利、荒淫无耻的生活。”（见蔡东藩：《慈禧太后演义》，第1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死后的慈禧，从一个审判台押赴另一个审判台，被一次次地鞭尸。

慈禧的面貌，就像京剧里的脸谱，在经过一次次的涂抹之后，最终定型了。她在以后的艺术作品中现身，无论是刘晓庆演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卢燕演的《末代皇帝》，还是吕丽萍演的《1894——甲午大海战》，都是标准的反派。

但是，那张经过了一次次涂抹的面孔，已经不再属于慈禧本人。

【二】

坏人也是人，犹如坏女人首先是一个女人。不久前，我看了一部德国电影，叫《帝国的毁灭》。这部以希特勒为主角的影片，讲述了希特勒生命中的最后12天。这部影片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几乎颠覆了我们对于希特勒的固有印象，片中的希特勒不再是那个不断咆哮的战争狂人，而被塑造成了轻声细语的“做梦者”。

影片中，希特勒是个有教养、受人尊敬，做事斯斯文文的领袖。当秘书打错了字或做错了其他什么事，希特勒总能宽大为怀；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是一个对狗有着深情厚谊的人；他多愁善感，不让别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放花，因为他不忍看到花朵凋谢。

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依据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希特勒的末日》和希特勒最后的女秘书特劳德·琼格的真实回忆《直到最后时刻》。

这部影片2004年9月在德国上映后引起极大争议，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对于希特勒这样一个恶魔，是否有必要拿他当人看？德国历史学家第45届大会上甚至同意专为该片举行一天辩论。但无论从艺术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这部影片无疑都是一个进步。坏人也是人，他们所谓的“坏”不是与生俱来的。出于义愤地声讨“坏人”，这无疑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样的声讨，容易使人放弃了探究的职责。

在20世纪的革命话语中，慈禧早已被定性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在这样情况下，对她的精神世界进行探究，都会被视为扰乱视听。然而，本文的主旨，并非为谁“辩护”或者“翻案”，更非滥用同情心，而是试图恢复历史的真貌，让历史人物自身的复杂性穿透那些简单化、平面化的意识形态表述，重新浮现出来。

历史学被视为一门科学，本质即在于求真，假如将历史简单化、平面化，岂不与革命者所信奉的唯物辩证法相违背，陷入了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世界的形而上学？

在为本文搜寻资料的过程中，我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档案中，找来了加拿大学者邝兆江先生《慈禧写照的续笔：华士·胡博》一文的底稿，读之，颇有不谋而合的兴奋。现照抄几段，算是为自我提供一个佐证：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对慈禧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反响。从此国人对慈禧的评价贬多于褒，立场与一些清末外人迥异。康、梁没有见过慈禧，言辞间难免夹杂主观之辞。康格夫人、卡尔、华士等外人则同慈禧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他们的言论，姑且勿论如何主观，流于片面，至少还有亲历的经验作为根据。他们都说明，慈禧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表现雍容、优雅、体贴、慷慨、慈惠的一面。这不像是慈禧专为讨好外人伪装出来的模样。任何读过同治、光绪两朝重臣翁同龢日记的人，都会察觉翁笔下的慈禧，性格确有阴柔、祥和、甚至软弱的一面，与外人的记述吻合。若通以阴谋视之，谓都是慈禧处心积虑炮制出来的假象，那么她需要的耐力和瞒天过海的本领，能否数十年如一日，丝毫不露破绽？……人性本来复杂，是善是恶，一直是中外哲学家、宗教家争论不休的课题。史学研究着重多元脉络的探索，个人禀赋、家庭背景、成长过程、日后际遇、社会政治环境、时代思潮等因素，错综复杂，耐人寻味，很难三言两语表述清楚。了解不等于认同，解析不等于维护，当实事求是地全面探讨慈禧的一生时，这是不宜忽略的基准。康、梁只知抹黑，未必就能掌握事实的真相。外人对慈禧的颂扬，虽或失诸偏颇，却有一定的备忘意义。”

“往者已矣，慈禧去世、清朝覆亡已经多时。对慈禧的历史评价，似乎已早有定论。其实，离开了正邪、善恶、好歹、是非等一般认识范畴，尚有辽阔的灰色地带需要探索、审视、勘定。”（[加拿大]邝兆江：《慈禧写照的续笔：华士·胡博》，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20001705z。）

随着世事的流变，在故宫博物院后来关于慈禧的展览中，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一点点消散了，变成客观、平静的中性叙事。1999年，故宫博物院在日本神户、横滨、名古屋、福冈、大阪等地举行“慈禧太后生活文物展”（2000年始又赴四川省多地展出）；2000年，故宫博物院在四川自贡举办“慈禧生活艺术展”；2006年，故宫博物院举办“慈禧太后与末代皇帝展”，单从题目上看，曾经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已经转化为中性的历史叙事。

我找出当年的展览目录，发现里面包含着指甲套、把镜、梳具、化妆盒、胭脂盒、粉盒这些细小的用品，还原出一个女人生活的唯美与精巧，让我想起福楼拜笔下的爱玛，那么的爱慕虚荣，然而，读完她的悲剧，又有谁敢沾沾自喜？

（本文原标题为《“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述说呢？”》）

作者：祝勇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本文为作家祝勇先生，在《大家》独家连载“景阳宫——慈禧太后形象史”系列的第九篇，通过这一专栏，作者将为您揭开尘封于旧照中的慈禧太后。

源济

祝勇：慈禧在英国人渣的笔下成了十足色情狂 

原创 2015-05-28 祝勇 大家

摘要ID：ipress

白克好司所极力宣称的销魂经历，不过是一种以西方男性的强健体魄凌驾于东方女皇之上的意淫式幻想，但归根到底，是一个西洋瘪三自慰式的自我满足而已。

【一】

再度回到北京，已经是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了。那一天，刚好是西历的元旦。根据记载，那天天气酷寒，空气中飘流着一些冰霰，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霜气极重，沙土飞扬”，“旅行之人，冷极而叹，至于流涕”。

想必锦衣貂裘的慈禧太后，也在车辇里瑟瑟发抖。她眼前的这座都城，即使临时抱佛脚，花了一番工夫进行装饰和彩绘，但仍然以一副凄寒残破的景象迎接她的归来。正阳门城楼上临时搭建起来的“彩牌楼”，掩不去王朝的荒芜与衰败，丝丝缕缕，都刻印在慈禧的心头。

慈禧在黄河岸边登上火车，车头带着21节车厢，一路驶向北京，这一刻，她已盼了很久。此时，从这座城市的正门，重新进入这座令人骄傲的城市，慈禧是否会忆起自己庚子年的仓惶辞庙，我们不得而知。只有那一天的场面，在文字里、镜头前留了下来。

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拍下的现场照片里，慈禧的车辇像蚂蚁般微小，但它们仍然努力维持着一个王朝的体面，像他的同事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里所说：

跟随皇驾之骡轿舆马等，接过不断。使人观之，如见司各德所纪欧洲中古时代，赛会建醮，仆仆于道之情状。每一王公，其驺从自三十人至一百人不等，皆行于北方冻裂不平之路。装货之车，如川流不息，呻吟轧轧于冬季短日之中。至日落，则由兵队执炬前引。

那天的城头，拥挤许多外国人。他们的军队，一年半前血洗了这座城市，此刻，他们就像一群观众，神态漠然地注视着剧情的发展。其中，有举着照相机的莫理循，也有同为《泰晤士报》写稿的白克好司。

在众人的注目下，走出车辇，到正阳门城楼下的一座关帝庙里烧了香，跪拜了几下。沉寂中，不知谁喊了一句：“老佛爷，快看那个洋鬼子！”慈禧举目一望，淡然一笑。然后，又神态淡定地上车，继续向紫禁城行进。

慈禧就这样回到了自己的宫殿。建造宁寿宫的乾隆爷没有住过，它却容纳了慈禧生命中的最后六年。只不过她的生命册，比起乾隆要逊色得多。尽管乾隆的时代里同样是危机四伏，但它们阻不住一个帝国的崛起，但时光流到慈禧这里，就不同了，纵然她以歌舞升平百般掩饰，她的国度依旧是千疮百孔，而她所有的挣扎，看上去都像是一场凄凉的告别。

宁寿宫里，她不仅可以望见自己的来路，回望这一世的悲欣交集，也可以回望到这个王朝的来路。宁寿宫的名字——安宁和长寿，是她一生的梦，此刻，她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梦吗？

她不会想到，她期望的安宁，即使在她死后仍然只是奢望。她下葬不到20年，她的尸体就被那个名叫孙殿英的东陵大盗从棺椁里拖了出来，身上的珠宝被洗劫一空，更可悲的是，在后人的讲述中，被一次又一次地鞭尸。除了革命老将小将们的愤怒声讨，那个曾经目睹她回到都城的英国人白克好司，竟然编造了一套曾与她同床共枕的弥天大谎，让她死后蒙羞。

作家李国文说：“慈禧躺着也中枪”。

【二】

白克好司（《太后与我》港译本译作巴恪思），一个歉了一屁股赌债的英国小瘪三，在风云激荡的戊戌之年来到大清帝国碰运气时，他只有25岁，而慈禧太后已经63岁，而当他钻进慈禧的被窝，则是在慈禧回銮以后的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那一年，他31岁，而慈禧，已经69岁。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慈禧回到宁寿宫以后，他就通过行贿李连英，在五月里的一个清晨，到养性殿觐见了慈禧太后。慈禧身边的一位美人在点茶的时候，对太后说：“前日在战神关帝庙烧香之后和太后讲话的，不就是这个年轻的‘鬼子’吗？”慈禧说：“当然记得。我见过你。当时我向西班牙公使夫人问候她的女儿，夫人与你相邻，站在庙外墙头，你回答我说：托太后之福，她一切安好。”

这个号称出生于显赫的奎克（Quaker）家族的所谓从男爵，不仅是一个集赌徒、盗窃犯和色情狂于一身的综合体——戊戌之年，他冒莫理循之名，胡编乱造了一些“独家消息”发给《泰晤士报》，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研究证实，这一时期《泰晤士报》对戊戌变法、政变的报道，“绝大多数是白克好司出于维持生计需要而进行的杜撰”，庚子之年，他又趁火打劫，连偷带抢，大发了一笔，他偷抢来的财物，包括六百多件青铜器、两万多卷珍版书籍、数百件名家书画，他的罪证，许多至今仍在大英博物馆里——而且，他是一个典型的吹牛大王。他最大的吹嘘，就是夸大自己的性能力，以至于大清帝国年近七旬的圣母皇太后，都成了他过剩的情欲征服的对象。

为了配合他对西方种族的过度自恋和对东方文明的强烈意淫，在他留下的手稿《太后与我》中，他把慈禧描述成一个媚态十足的色情狂，以至李国文在读后发出这样的感叹：

“如果鸦片战争中英军统帅义律，巴夏里，或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之流，从地下活转过来，看到他们的后人，居然下三烂到如此不堪的程度，恐怕又会气死过去。”

在他的笔下，年轻守寡的慈禧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性欲，沉溺于疯狂的肉欲，与豢养男宠的武则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居然不顾礼义廉耻，前往后门大街的一间男同性恋浴室，兴致勃勃地观看男同性恋者做爱，只是为了开开眼，知道“你们这同性调情是如何做法”。

李连英还曾向他透露，太后曾经看上在北堂工作的一位法国青年，名叫瓦伦，把他召到长春宫，给他下了媚药，与他一夜交欢五次之多，导致瓦伦当夜毙命。白克好司还说，珍妃之所以被慈禧害死，是因为她去拜见老佛爷时，看见了她不该看见的事情。

（资料图：曾引发争议的慈禧半裸雕塑）

全书充满了不着边际的描绘，即使当成小说来读，也是一部不入流的小说，而绝非像它的英文主编Derek Sandhaus所吹嘘的那样，拥有“文学方面的意义”，“是一个渊博的语言天才花了无数心血写出的一部令人惊叹的历史小说”，甚至与《金瓶梅》相提并论。

只要翻看其中的情节，诸如大学士孙家鼐与邮传部尚书密谋将太后“捉奸在床”，御膳房厨师下砒霜暗杀太后的这位西洋“情人”，还有袁世凯在接受召见时拔出手枪，“向太后连发三枪……”，我们就会知道，如此胡言乱语，既不是历史事实，也与文学想象力沾不上边，假如有人拿它与《金瓶梅》放在一起，则无异于对中国文学的巨大侮辱。

当然，这所有的描写，不过是为了凸显作者本人的性能力。他一厢情愿地把午夜的宁寿宫，描绘成他们淫荡的乐园。那时，“贴身女婢服侍太后躺下后，就在相临的房里候着，直到她呼吸均匀已经睡着之后才离开：‘老佛爷睡着啦，咱们走吧。’然后都退下休息。”

【三】

寡妇门前是非多，慈禧这位寡妇，这一次算是招来了大麻烦。就是这样一部驴唇不对马嘴的“回忆录”，2011年被人从英美图书馆的故纸堆里翻出来以后，立即被奉为珍宝，印刷出版，一时间风靡欧美。

同年，在香港就出现了中文繁体字版，不到一年，又出口转内销，出版了简体字版，成为国内读书界的热门话题。慈禧的八卦，煽动起人们的窥视欲；慈禧的床榻，也成为人们目光的落点，让百年之后的慈禧百口莫辩。

但放下它的低俗不说，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就会从白克好司的叙述中发现太多的不靠谱。且不论慈禧太后深夜暗访同性恋浴室是多么的荒诞不经，也不论李连英是否能对一个外人议论皇太后的私生活（连皇太后饮食喜好都是最高机密），仅就他与慈禧的“忘年之交”，就纯属无稽之谈。为此，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慈禧太后的贴身宫女何荣儿对慈禧起居的回忆：

戌正(晚八点)的时候，西一长街打更的梆子声，储秀宫里就能听到了。这是个信号，没有差事的太监该出宫了。

八点钟一过，宫门就要上锁，再要想出入就非常难了。因为钥匙上交到敬事房，请钥匙必须经过总管，还要写日记档，说明原因，写清请钥匙的人，内务府还要查档，这是宫廷的禁例，谁犯了也不行。

所以八点以前值班的老太监就把该值夜的太监带到李莲英的住处，即皇极殿的西配房。经过李总管检查后，分配了任务，带班的领着进入储秀宫。谁迟到是立时打板子的，这一点非常严厉。

这时候体和殿的穿堂门上锁了，南北不能通行。储秀宫进门的南门口留两个太监值班，体和殿北门一带由两个太监巡逻。储秀宫东西偏殿和太后正宫廊子底下，各一人巡逻。

这是太监值夜的情况，关于宫女值夜，她接着回忆：

我们宫女上夜，主要是在储秀宫内，储秀宫以外的事我们不管。

一到九点，我们值夜的人就要按时当差了。通常是五个人，包括带班的人在内，人数不太一定。有时姑姑带徒弟练习值夜，有时老太后御体欠安，全凭女带班的一句话，就可能多一两个人。

到九点，储秀宫正殿的门，就要掩上一扇，通常是掩东扇，因为用水、取东西走西扇门方便。储秀宫专用的水房和御用小膳房在西面。值夜的人有预备好的毡垫子，像单人睡的毡子一样大小，但很厚，可以半躺半坐地靠着。垫子平常在西偏殿墙角里放着，8点以前，小太监给搭过来准备好。值夜的人，夜里有一次点心，大半是喝粥吃杂样包子，从11点起轮流替换着吃。

值夜，我们叫“上夜”，是给太后、皇上、后、妃等夜里当差的意思。储秀宫值夜人员是这样分配的：

一、门口两个人，这是老太后的两条看门的狗，夏天在竹帘子外头，冬天在棉帘子里头。只要寝宫的门一掩，不管职位多么高的太监，不经过老太后的许可，若擅自闯宫，非剐了不可。这也不是老太后立下的规矩，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家法，宫里的人全知道。

二、更衣室门口外头一个人，她负责寝宫里明三间的一切，主要还是仔细注意老太后卧室里的声音动静，给卧室里侍寝的当副手。

三、静室门口外一个人，她负责静室和南面一排窗子。

四、卧室里一个人，这是最重要的人物了。可以说天底下没有任何人比“侍寝”跟老太后更亲近的了，所以‘侍寝’最得宠，连军机处的头儿、太监的总管，也比不上“侍寝”的份儿。她和老太后呆的时间最长，说的话最多，可以跟老太后从容不迫地谈家常，宫里头大大小小的人都得看她的脸色。‘侍寝’是我们宫女上夜的头儿。她不仅伺候老太后屋里的事，还要巡察外头。她必须又精明、又利索、又稳当、又仔细，她也最厉害，对我们这些宫女，说打就打，说罚就罚。不用说她吩咐的事你没办到，就连她一努嘴你没明白她的意思，愣了一会神儿，你等着吧，回到塌塌（下房）里头，不管你在干什么，劈头盖脑先抽你一顿簟把子，你还得笔管条直地等着挨抽。侍寝的也最辛苦，她没毡垫子，老太后屋里不许放，她只能靠着西墙，坐在地上，离老太后床二尺远近，面对着卧室门，用耳朵听着老太后睡觉安稳不？睡得香甜不？出气匀停不？夜里口燥不？起几次夜？喝几次水？翻几次身？夜里醒几次？咳嗽不？早晨几点醒？都要记在心里，保不定内务府的官儿们和太医院的院尹要问。这是有关他们按时贡献什么和每日保平安的帖子的重要依据，当然是让总管太监间接询问……

所幸，有宫女何荣儿的回忆，不然全世界人民都让白克好司这厮忽悠了。夜幕之下，宫门层层紧锁，钥匙管理严格，整座宫殿成了一片禁区，这白克好司，难道有飞檐之功、隐身之术？而太后寝宫内外，一层层地睡着宫女，白克好司这淫棍又如何得逞，去成就“巫山云雨”？

显而易见，他所极力宣称的销魂经历，不过是无中生有的性幻想——一种以西方男性的强健体魄凌驾于东方女皇之上的意淫式幻想，但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西洋瘪三自慰式的自我满足而已。

但是，一个流氓常常能够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该书的英文主编Derek Sandhaus在《出版前言》中信誓旦旦地写道：“中国皇后纵情纵欲（就好像武则天）是非常可信的，老佛爷也完全有可能出于好奇尝试一个西方男人”，于是，“集丑恶淫乱于一身的慈禧形象，从此定格。”因此，在慈禧太后的形象史中，这部书，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本。

【四】

大清王朝刚刚断气，居然有一位学者站出来为慈禧太后辩诬，此人就是被称作“文化怪杰”的辜鸿铭。1915年，他在英文著作《中国人的精神》（又译《春秋大义》《原华》）中，大胆地写下这样的话：

起初我本想把约写于四年前的那篇谈到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先生著作的文章也收进此书的，他们那本书讲到了举世闻名的已故皇太后，但很遗憾，我未能找到此文的副本，它原发表在上海的《国际评论》报上。

在那篇文章里，我试图表明，像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这样的人没有也不可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妇女——中国文明所培育出的女性之最高典范——皇太后的。因为像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这种不够纯朴——没有纯洁的心灵，他们太聪明了，像所有现代人一样具有一种歪曲事实的智慧。

然而，在对慈禧的一片唾骂声中，这样的辩白，显得那么的力不从心。更何况辜鸿铭本人，都被当作落后、保守的代表，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直到20世纪末，国内掀起“辜鸿铭热”，老爷子才又被人们从垃圾堆里挖掘出来，当成文物。

在人们心目中，一个守寡的女性统治者，荒淫是多么合理的事，守身如玉，反倒变得不可理喻。就像法国大革命中被推翻的王后安托瓦内特，面对审判时说，所有的指控都是失实的，革命家罗伯斯庇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不在于事实是否这样，而在于人们认为你这样。

【五】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人们对于慈禧的“荒淫”极为热衷，即使没有《太后与我》，国人自己也炮制了太多关于慈禧私生活的小说和电影，也培养了一批三级片演员；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又对一个未亡人的“荒淫”持严厉的否定态度。

也就是说，人们潜意识里期待着慈禧的八卦，《太后与我》刚好暗合了人们的期待，让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与此同时，人们又以道德的面目出现，对“荒淫”表现出“零容忍”的态度。

形容一个女人的恶，最首要的，就是渲染她的荒淫。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万恶淫为首”，世界上没有比“淫”更大的恶，而女人的荒淫，比男人的荒淫更加荒淫。人们能够接受一个皇帝的淫乐，却对女性另眼相看。

因此，多妻制被看作中国女性地位低落的标志，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女性贞节日趋严格的要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节问题，已经被儒家意识形态上升为大是大非的问题，即使贵为大清帝国圣母皇太后，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骄横放纵，胆大妄为。

武则天不信这个邪，当上女皇以后，她不仅像皇帝一样，充分行使自己的性特权，想方设法占有着男人的身体，与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通身散发着浓重的情欲气息的冯小宝（后改名薛怀义）共赴云雨，并称赞他“非常材用，可以近侍”，在卧榻四周安上镜子，以便观赏自己在做爱时的优美造型，更值得一提的，是她居然为自己设置了一个用于“猎艳”的专门机构——控鹤府。后来，又改为奉宸府，“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

武则天生活的唐代，处于儒家意识形态的低谷期，况且唐代统治者，都是鲜卑族与汉族混血的结晶，所以如鲁迅所说：“唐人大有胡气”，他们的性意识，也较开放。至宋明后，儒家意识形态才又上扬为国家意识形态，以至于清。

有人从女权主义的角度评价说：“如此多的男人拜倒在她女权的脚下，屈辱地接受她的调笑和玩弄，并心甘情愿地充当奴才，作为女人，她替整个压迫的女性报了仇，她以‘一花独放’的形式提高了女性的声望。”但同时，一个女皇，身边一群风流男子，供她左拥右抱，这又是一种多么荒唐、戏谑的历史景象。

相比之下，慈禧的私生活，却并无可以坐实的绯闻。在清朝的宫殿规制中，有严格的后宫管理制度，不仅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妃、嫔等所居宫室有严格规定，各就各位，而且，各宫配备的宫女、太监，也各司其职，“接上以敬，待下以礼”，眼目众多，没有胡乱妄为的空间。

每当夜幕降临，巨大的宫殿就像一座宵禁的城池，宫门紧锁，“各宫小太监许于本宫内掖门出入。每夜起更时，各宫首领进本宫查看灯火毕，随出，锁掖门，报知敬事房。”

就是在这样的深宫中，她孤独一生。她拥有人间的一切，却亏欠一份普通的温暖。钟鸣鼎食，随时伴随着一份无法弥补的哀痛，那痛剧烈如火，焚心蚀骨。

【六】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沉溺于疯狂的肉欲，作为暂时摆脱内心空虚和孤独的努力，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方式。”慈禧并没有像白克好司渲染的那样沉迷于肉欲，那么，她必然在其他方面变得骄横放纵，那就是她对奢侈生活上的贪婪享受。

前面已经说过，慈禧强烈的造园冲动里，暗含着她对圆明园时光的某种眷恋，因为圆明园的清风池馆里，藏着她一生中最美的时光。那样的时光，因园而起，也因园而灭。

或许，恢复一座园，就等于重建了逝去的时光。想起一句话：“韶光浅，轻贱的不是那不肯稍作停留的春光，乃是那一片大白于天下的‘实景’。对天然的珍重，对时光的郑重，莫过于园林中那一道道百折不厌，百转千回的幽深珍存。”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往更深处说，就是她年轻守寡，她在岁月中的苦熬，必然寻找一个发泄的出口，以最大限度地补偿她失落感，消除她内心的空虚，以及处在政治悬崖上的那份恐惧感。假如说武则天是凭借“实实在在的、伸手即触的男人的身体”，来“激发自己身体内旺盛的情欲”，慈禧则依靠生活上的讲究与铺张，来排解她身体里的欲望。

于是，永远有无数的华服美食围绕着她。宫殿给了她这样的权力，也培养了她的品位。对于服装的用料、颜色及花纹，慈禧都精益求精，为了达到色、料、花俱美的服装，她甚至亲自审看“如意馆”绘制的小样，提出意见后，让“如意馆”重新绘制，直到她满意为止。

何荣儿回忆道：

“老太后是那样爱美的人，而且年轻的时候又是色冠六宫，由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脚底下踩的，没有一处不讲究。”

那些美轮美奂的服装，先是由江南织造，后是由宫廷内的绮华馆加工制成的，许多仍留存在故宫博物院的库房内，从慈禧晚年的照片上，也可以看到她服饰之华美。

慈禧饮食之考究，同样是令人瞠目的。宫内有御膳房，御膳房内又为皇太后、太后、贵妃准备了私厨，慈禧的私厨叫西膳房，下设五局：荤菜局、素菜局、饭局、点心局和饽饽局，能制作点心四百余种、各类菜肴四千余种，每至用膳，各局将做好的食品装进膳食盒，放在廊下的几案上。盛菜的用具是木制的淡黄色专用膳盒，外描蓝色二龙戏珠图案。盒子内，盛菜的器皿下嵌有一个锡制座，座内盛满热水，外包棉垫，用以保温。

至于寿庆，更是铺张。为迎接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而修建的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工程，装饰豪华，耗资巨大。奕譞只得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挪用海军经费，又通过李鸿章举借外债，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万寿庆典的点景工程，原计划从紫禁城到颐和园沿途扎彩亭、彩棚、戏台、经坛等，在不到20公里的道路上，分设60段点景，因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只得停办，最后保留了西苑（中南海）经紫禁城西华门到北长街一段，供她从西苑仪鸾殿起程，到宫中参加庆典活动。

国难之际，慈禧对豪华寿庆的执拗几乎没有丝毫改变，以至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寿庆的当口，章太炎撰写一副对联，痛骂她：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但无论江山如何涂炭，她都不会舍了那份唾手可得的荣华。那是对她一生苦熬和打拼的补偿，是她在人生经历了许多缺失之后的一种报复性消费。

那不是虚荣，而是她为自己守寡的一生打造的一座贞节牌坊。

那份失落与空无，在她心里郁积得越久，日后偿还的利息就越高，到最后，需要以整个帝国的命运来偿还。

（本文原标题：《慈禧躺着也中枪》）

作者：祝勇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本文为作家祝勇先生，在《大家》独家连载“景阳宫——慈禧太后形象史”系列的第九篇，通过这一专栏，作者将为您揭开尘封于旧照中的慈禧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