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故事计划》第30期：被一扇门终结的少女时代

源济

被一扇门终结的少女时代
原创 2016-03-15 张妍文 全民故事计划

充满好奇心的童年，最后被好奇心瓦解。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0个故事
一

2002年3月的一个下午，十一岁的我站立于经五路十七号院仅有的一片小树丛中发呆。

我不爱植物，拒绝养花，从不把注意力放在这些不会说话岿然不动的哑巴生物上。可是，我常把自己藏在家属院的一丛矮树冠里，当树叶成为遮盖面庞的保护伞，我可以不与父母熟识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打招呼。不与人往来，我便自在。

我发呆，脑子里循环播放一首老歌，沉溺在思维驰骋的深海，谁都窥不到我偶然的慌张神色。我时常有灾难感，比如居住的楼房在一阵摇晃和窸窣声里轰然倒塌，或者要徒步穿越车流密集的国道，车轮扬起的尘土中，一辆平头大卡车不由分说高速向我驶来，而我来不及躲避，随即被暗橙色大物吞入死亡漩涡。

树丛对面楼的一个窗口传来烧菜的咝咝声，我停止思想，去赴邻居之约。我的邻居芳子是个矮小干瘦的女孩，皮肤发黄，像从小不是喝水而是喝尿长大的。她除我以外似乎没什么朋友，每天见到我总有说不完的话，而话的第一句不出意外就是：我妈妈给我买了XXX。

和话篓子交友对我来说容易很多，我不用担心冷场带来的尴尬，不必刻意寻找话题使别人淡忘了我内向的性格。

内向使我格外自卑，越来越畏惧与院子里的小朋友玩耍，哪怕我知道沙坑是城市孩子最无禁忌的乐园，我也不会在途经沙坑时注视它一下，围绕在沙坑边上的同伴是我远离沙坑的元凶。我独与芳子玩，听她没完没了的炫耀。

芳子很孤单，我也一样，我把她当成会说话的树，模糊掉我必将暴露无疑的面孔，我的面孔。

芳子的妈妈戴着一双常年沾满油污的袖套在家里忙碌着。这个据说只有三十出头的女人在家属院里是个异类，有人说她是借居在亲戚家，有人说她是某某官的情妇，还有人说她的职业……她浓眉大眼，深邃得带有异域风情，在家不事雕琢也别有韵味。

我坐在芳子屋里的地上玩她刚买的芭比娃娃，屋里由几块塑料泡沫拼成的地毯是那个时代孩子们喜爱的，既软又凉快，我坐在上面打发过不少课余时间。芳子说芭比娃娃价格不菲，甚至给娃娃买衣服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我知道奉承话是芳子最爱听的，便说“你妈妈对你真好，我妈妈就不给我买这些。”芳子得意道，“我妈妈有钱。”我心里暗笑，再有钱你也是没有爸爸的孩子。

那时的我每当听到电视上、广播里，或是街坊邻居闲聊说到“有爹生没爹教”这句话都会想到芳子。只是，我的玩具实在太贫乏了，爸爸妈妈对我寄予厚望，从不给我添置除了书之外的任何东西，我为了玩芳子的娃娃才从不说破这层。

两年前我家才搬到这个两室一厅的居所。我家的房子是房改房，爸爸单位分的，跟所有八十年代盖的家属房一样，灰墙蓝瓦，像极了一个个水泥箱子。

在我小小的世界里，家属楼与水泥箱子仅有一个不同点，就是家属楼的墙壁里、地板下那些肉眼看不到的地方穿行着无数管道，有水管、暖气管、电线……它们像血管在人体中那么活跃。

这种楼通常高约六七层，一层三户。我家住六楼东户，芳子家住六楼西户，两家大门相对，中间一户在我们入住前的一个月搬走了。于是这层楼是属于我家和芳子家的。两家人共用一个楼梯，常常遇到一起下楼、一起开门的情景。

搬进新居的第一个晚上，妈妈就神情焦虑地把我叫到身边说，这里什么都好，唯一不理想的就是邻居，“你最好别去对面家串门，见面打个招呼就够了。懂了吗？”我侧着脑袋，奇怪地问为什么。

“邻居家孩子没有爸爸，是个野孩子。”我感到“野”字被妈妈加上了重音，格外刺耳，它给我带来强烈的疑惑和好奇。后来，我们家饭桌上的日常话题之一便是我们的邻居。

芳子是个私生女，没有人知道谁是她的爸爸。

我给娃娃梳好了头发，芭比在我的手中仿佛活过来似的，美丽极了。芳子的妈妈端来两杯温开水让我和芳子喝，“我们这代人没你们幸福，从来不知道玩具是什么，更别提芭比娃娃。不过我们不会圈在蜗居里，不像你们这样孤单。”

“我们一点儿也不孤单”，芳子撅着嘴嚷道。我本能地对芳子撅着的嘴感到恶心，肥厚的嘴唇在她窄小的脸上很不协调。她不似她的母亲那般美，她一定有个面目可憎的父亲。

趁芳子去上厕所的工夫，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拔掉一撮娃娃头顶的金发作为对芳子的惩罚。金色的发丝在下午昏暗的光照下闪闪如金子，当回来的芳子发现娃娃头顶的异样，气得瞬间变了脸色，白如裹尸布，干瘦的头颅在小肩上颤抖不已。

她“哇哇”哭了，愤怒地朝我扑来。我来不及躲闪，被动地与她厮打起来。芳子的妈妈一时目瞪口呆，她没想到自己弱小的女儿如此凶猛。她使尽全身力气抱住她的小女儿，不给她动弹的机会。我得以逃脱，慌忙地逃回家去。

打那以后，芳子再也没有理睬过我，她以视我如空气的姿态将再次想登门的我拒之门外。而我，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业上，沉下心来做题读书。爸爸妈妈见我老老实实在家学习，不再去他们讨厌的邻居家玩耍，甚是欣慰。

有时读书读累了，我会不由自主想象那天离开芳子家后，她们母女的对白。不知芳子的妈妈有没有斥责女儿，芳子是否后悔为了娃娃的事对我大打出手。不过，从芳子冷漠的眼神里，我只能看出她的怨恨。

二

远离了芳子后，我更沉迷于躲在院子里的树冠中。躲在暗处给自己获取更大的自由，比如窥视。

在所有被我窥视的人里，最有趣的是芳子的妈妈。

在家时的她和外出时的她判若两人，在这个并不时尚的城市里，她独自上演着一场场时装秀。当她穿着艳色旗袍扭动着腰肢，你会怀疑回到了民国大上海的舞场；当她换上素色棉布衬衣牛仔裤，没有人会怀疑她不是高校女大学生；当她穿上紧身低领T恤，饱满的乳房呼之欲出……她出门的时间亦与上班族相悖，不到上午十一点绝不出门。这是我从门卫小李那里偶然听到的。

她是家属院里的一抹油彩，没有人与她正面对视，她收到的不是侧视就是窥视。

我们院子里有一大块水泥空地，摆着很多晾衣服的架子，妇女们喜欢把衣服被子晒在这里。由于占地面积很大，孩子们常常在这里捉迷藏，年轻男女也爱在这里说话。

有一次，我躲在树冠里朝那儿看，看到芳子的妈妈走进去收衣服，一个年轻的帅小伙也跟了进去。他们俩好长时间也没出来，只能看到两个暗影交叠攒动。

好奇的我看不到故事的进程，心想不能便宜了她们，捡起地上的一块大石头就往那个方向丢。石头砰地一声落地，只见芳子的妈妈吓得尖叫了一声，从衣物的帷幕中露出了头。此刻，她朝我所在的方向看，宁静中，我们四目相对。

一个周一的早晨，我被闹钟惊醒，做了一夜梦的我疲惫不堪。我极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洗漱，匆匆吃过早饭就往学校赶。可是在校门口我被值周生拦下了，他们说我没戴红领巾。我居然忘了每周一是学校升国旗的日子。

我只好回家拿红领巾。

当我气喘吁吁跑到家门口拿着钥匙开门时，隐约觉察到芳子家也在开门。根据时间来看，应该是芳子的妈妈在家缓缓地错开了一个门缝。

我顾不上邻居的举动，进家三下五除二就找到红领巾戴上，然后关上门奔回学校。我历来是老师眼中的乖学生，成绩好，从不迟到是我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

放学回家的路上，按照学校的要求，学生要排成两队一起走，到了第一个分岔路口，再分成东西南北四路，到了下一个路口再分成四路，以此不断分开直至每个同学到家队伍才得以解散。我特意尾随在班里两个特别调皮的男生身后，想听听男生们平时议论些什么。

可是当我离他们很近的时候，他们就故意把说话声音放得很低。途经一间发廊，广告牌上一个美女躺在酒杯里，胸和臀部突出，他们指指点点不时偷笑。两个男生挤眉弄眼地问我，“你知不知道什么是鸡？”我疑惑地看着他们，觉得这个看似白痴的问题十分蹊跷。

又是一个周一的早晨，我一起床就系上红领巾，以防再次忘戴。妈妈把油条和煎饼端上桌，又给我们各沏了一杯豆浆，我们一家三口像往常一样享用早餐。这天像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太阳照常升起，我照常在饱餐过后背着书包去学校参加升国旗。

快走到学校时，我突然想起上周五语文老师布置的作文，作业本好像忘了装进书包，应该是落在书桌上了。我立刻调转方向回家。我在人行道上一路小跑，白色帆布鞋扬起一阵阵黄沙。当郑州几个月不下雨，这座号称“绿城”的中部省会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沙城”，暴露了其天然沙地的原形。

十分钟后，我就站在了家门口。我摸索着书包里的钥匙，突然被身后的声音吸引了注意力，一种若隐若现的有规律的声音。就像瞎子往往听觉敏锐，性格内向的人对周围的一切也有灵敏的感悟。长久以来，对芳子家的好奇心一下子控制了我，我的身体和意志脱离了理性。作文本被遗忘，上学迟到的危机感消失，时间在无形中信马由缰。

我的面前是芳子家敞开的门，我不用担心拉开防盗门的声音会惊动谁，我相信假如我蹑手蹑脚的进去一定不会被发现，而里面此起彼伏的声音将会像谜底揭晓。退一步说，假如芳子的妈妈发现了我的闯入，我也可以说是来借东西的。一个大人总不会为难小孩子吧，更何况是芳子妈妈这样声名狼藉、无依无靠的单亲妈妈。

在思考的片刻，我已走进芳子的家中，朝声音的源头走去。

就在我熟悉的塑料泡沫上，芳子的妈妈赤身裸体地躺着，一个肥硕的光头男人光着屁股在她的身上一起一伏做机械运动。

我想到小时候在外婆家看到的公狗、母狗玩的把戏。狗不会像人这么专注于这样的动作，也发不出这么撕心裂肺的呻吟，狗不会像人那样用声音证明他们已经坠入极乐。芳子妈妈尽情地叫着，她得意地看着作为偷窥者的我，嘴角含笑。

我的双脚像被灌了铅，异常沉重，芳子的妈妈那张扭曲的脸上，一对复仇的眼睛钻石般闪烁，她在用目光杀我。外婆家的公狗和母狗、班里男生走过发廊时的诡异、“什么是鸡”的问题……太多的困惑像洪水般涌向我，如果说之前的洪水是被一种无形的堤坝阻拦着，眼前的一切一起将堤坝冲垮了。

我转过身，朝门外跑去。

那是我第一次惊恐地奔跑，奔跑在管道交错的楼房中间，跑向一座再怎么逃也逃不出的迷宫。


作者张妍文，现为媒体人
编辑 | 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