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 习近平欲带领中国回归文革前正统红色时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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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家: 习近平欲带领中国回归文革前正统红色时代

文章来源: VOA
于 2016-02-28 10:49:19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华盛顿— 继视察中国三大官媒并要求“媒体姓党”之后，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2月25日）又要求中共各级党委班子成员要重温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习近平的做法让很多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认为，他在提倡“个人崇拜”，有可能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想做的可能是回归1949年中共建政到文革前的那个所谓的“正统”时期。

习近平自2013年3月正式上任以来，政治上一直在以类似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方式来治理中国。从最初的“群众路线”、“洗澡治病”到现在要求各界对党“绝对忠诚”，令人不得不想起还不算太久远的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

前89学运领导人王丹近日撰文说，习近平近日的做法凸显了“中国个人崇拜抬头的新风气，让人有时光倒流的感觉。” 他还说， “这一切像极了‘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的版面处理。他甚至指出，中共已经“法西斯化”。

希望回到“文革”前的正统年代？

不过，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薄克敏（David Bachman）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习近平现在这么做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严峻，他必须严加控制言论，另一方面，他说，由于出身于红色革命家庭，习近平比其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更希望回归中共正统统治的1950年代，虽然这其中也有习选择性的记忆的原因。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那个时代曾任副总理，直到文革被打倒。

在河北省石家庄附近的中共圣地西柏坡参观的团体。（资料照）

薄克敏说：“他和他的同辈人对‘文化大革命’都没有正面的看法。1950年代，那个时代的影像，除了大跃进和大饥荒之外，那个时代的主题是社会在逐步前进，动荡较少。中国人团结一心，为中国实现现代化、为中国富强而努力。第一五年计划被看作是中华民族真正实现复兴的开始，而这一切，却因后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被耽搁。虽然这在邓小平的统治下有所回归，但是他可能认为，特别在胡锦涛的统治下，也许也包括江泽民，他们不再有中国梦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景，所以他希望所有的人继续以这个为重，也回归到这个轨道上来。”

但是，他指出，习近平的这种做法，特别是“至上而下”的要求与当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不相适应。

他说：“很多中国人可能会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民族主义的中国，但是是否必须是习近平的领导，是否是共产党的领导这还有待考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不希望被带有毛泽东时代特征的的一系列制度所统治。”

他觉得，习近平应该不希望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动荡。

习近平要“扶贫”和“杀富济贫”

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薄智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建政到文革前的这个阶段应该是毛泽东在1940年代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即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必须经过15到20年的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应该及既有社会主义因素也有非社会主义因素。

薄智跃指出，“重返新民主主义”应该是习近平童年的伙伴、已故中共领导人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提出的。文革中被打倒的刘少奇曾是新民主主义路线的坚定的支持者。这个理论的一个重要一点就是“遏制权贵资本主义，把社会财富向弱势群体倾斜，夯实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不过，薄智跃认为，习近平可能也没有完全接纳刘源的观点，但是，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都不同。他提倡的不是小康，而是“脱贫”和“杀富济贫”。

他说： “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的思路基本上是，到2020年建设小康社会。所谓‘小康’就是让大家都提升，起码是中产阶级。但是习近平的思路非常有意思，他一方面是要扶贫、脱贫，称中国有几千万人属于贫困线以下。他的今年元旦献词也是脱贫。 一方面脱贫， 一方面杀富济贫。 两头一压，他那个小康表面上大家是共富，实际上是共不富，也不是共贫。”

他说，习近平要求国企老总降低工资，包括最近提出的让“小区拆墙”的政策都是上述思想的体现。

据报道，“脱贫”也将是今年中国“两会”讨论的主题之一。

中国的经济紧缩措施

英国伦敦国王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主任克里.布朗（Kerry Brown）认为，由于经济问题的严峻，习近平目前采取的做法与民主国家在经济困难是所采取的紧缩措施有点类似。因此，与其说习近平的做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倒不如说，凸显了中共统治的脆弱。

他说，中国目前面临诸多问题：经济增速减缓、环境污染严重以及社会矛盾严峻等，习近平似乎觉得只有强国梦和民族复兴梦才是把大家凝聚起来的力量。

不过，他说，即便官方媒体表面表示绝对忠诚，中国社会也不太可能回到旧时代。

“因为市场化，还有很多其他媒体的存在，他们会从腐败的角度，会从其他角度来报道问题。因此，会打破这铁桶的一块。而文化大革命时不一样，完全是通过对毛泽东个人的魅力来统治，真的是对毛一个人的崇拜。而习近平不同，他只是党的公仆，这是对党的崇拜。”

不清楚集权后的习近平意欲何为？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狄忠浦（ Bruce Dickson）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把党和自己置于一切的中央是习近平执政以来的一贯做法。习近平也一直在振兴党的一些传统，只是，他不清楚集权后的习近平意欲何为？

“但是，除了看到他在巩固权力外，真的不明白他的政策目标，” 狄忠浦说，“他确实重振了党的领导以及他自己的领导，但是，他控制了这些权利后，想干什么，要把中国带领到什么地方？这种政策还不明显。我不认为他希望重回文革的动荡，但是他确实希望控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狄忠浦强调，虽然有人希望习近平在巩固权力后会放开一些，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他是自由派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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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要求重温毛选规格被指罕见 求师毛因无计可施？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2016-02-28 09:11:14

近日，中国主席习近平就学习毛泽东著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要求重温这篇著作。有分析认为，一部尘封久矣的文献，最高领导人作批示，中组部印发这样的规格极为少见。

据官媒新华社2月26日报道，日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加强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建设的通知》。《通知》指出：习近平对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提出明确要求。

有资料显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是毛泽东于中共建政前夕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微信公众号“金台2号”发文分析认为，时隔67年，一部尘封久矣的文献，重出政治江湖。最高领导人作批示，中组部印发通知要求学习，人民出版社出单行本，这样的规格，极为少见。

习近平要求重温毛选

文章称，熟悉《毛选》的人，都知道，《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做结论的一部分，收录在《毛选》第四卷。内容也极其具体，讲的是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十二条。问题是，毛泽东当年为何在党中央的大会上，讲如此具体的工作方法？回答这个问题，无疑是理解习近平为何在这个时候做出批示，要求学习这篇文献的一把“钥匙”。

文章同时指，解读政治，无非看人、看事、看时机。1949年3月。此前的七大，召开时间是在45年；后面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50年6月。换而言之，七届二中全会有两个时间节点，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个是解放战争末期。事实上，这次会议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唯一召开的一次全会。党史上，这次会议被描述为，着重讨论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文章最后说，这样的时间点，毛泽东说具体工作的意义，说到底会议着重讨论的是执政的问题，而不是革命的问题了。从今以后，中共要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如果说，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任务，是让中共尽快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那么经过了邓、江等时代，中共的任务就绝不仅仅是转变那么简单，更需要探索的是“如何执政”“怎样执好政”这些问题。

北京时间2月2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通知称习近平就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批示全文。通知还特意指出，各级党委应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的深刻意义。在同一日，《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单行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出自毛泽东在1949年3月所做的讲话，这些讲话是毛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做出的。当时中共正在全国范围的内战中夺取胜利，为指导夺取政权后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做出了上述讲话。

时隔67年之后，中国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社会现实与1949年截然不同。中共高层在此时让各级党委学习60多年前毛泽东的讲话，并且还郑重其事，似乎给人以刻舟求剑之感。

不同于1949年经过多年战争而民生凋敝的中国，现在的中国物资丰盛，国民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针对已经变化了的国情，仍然从67年前的故纸堆里寻找解决之道，这似乎有些脱离现实。

有观点认为，中共求教于已经逝世40年的毛泽东，可能意味着为中共出谋划策的智囊智源枯竭。智库面对当前棘手的政治、社会问题，难以提出媲美当初改革开放般的重大决策。中共重拾数十年前的旧政策，也许是为保持政权稳定的无奈之举。

分析称，中共执政以来，中国的经济历经土地改革、公有制改革、分田到户、国企改革等重大的变革，政体却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延续着自执政之初就逐渐形成的行政体制。如今中国存在诸多矛盾，亟需系统性的深化改革。

在此革旧立新的重要节点，中共高层求教于文革之后鲜有提及的《毛泽东选集》，并如此的郑重其事，这出乎了外界的预料。大陆微博网友评论称，“倒车，请注意！”“刻舟求剑，今夕是何年？”，表达自己的迷茫之意。

媒体早就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事关中国的发展前途。在治理国家上，中共求教于67年前的旧文件，这显然与现代化关系不大。中共难以在国家治理上提出具有现代意义的建设性意见，也许反映出高层在政策制定中智力来源的贫乏。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不能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还是“妄议中央入罪”，以及“党媒姓党”和求师毛泽东，背后似乎有着前后继承的关联。这可能意味着一种倾向，即中共未来在治理能力改革上，更多的从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寻求灵感，而非关注世界政治发展前沿。

实际上，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政治改革都有共性和规律，中国特色和本土主义都不应成为阻挡中国政治进步的理由。如何在维护中国稳定的前提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取得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突破，这考验着中共智囊的智慧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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