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 2016/02/05 13:48:04
傅峙峰
现在资本市场所面临的宏观环境,确实是很多人投资生涯以来从未遇到过的。中国面临着人口周期拐点、刘易斯拐点和债务周期拐点的三重转折,而美联储上一次加息周期则要追溯到2004年。
影响经济的周期有很多,单个周期出现拐点也不是没经历过。比如中国人口增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经历过上升和拐点,在二十一世纪初也经历过一波小周期。债务周期的拐点经历阵痛,朱镕基时代就是通过强硬的手段迫使债务重组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现在有一种看法是将当下的环境与1998年相提并论,这主要是以债务周期相似为基础。但要知道,在当年债务重组之后,中国人口红利在二十一世纪初就开始再度释放,当时中国加入WTO也为新的需求打开了空间。
可见,之前债务拐点出现的时候,有其他因素作为积极的对冲,当债务重组和产能出清后,一切都是以轻装上阵的姿态重新前进的。如今根据经济模型的测算,人口拐点的来临和刘易斯拐点的过去,中短期内可能看不到明显的趋势性扭转。现在对外寻找需求主要依托“一带一路”战略,这是可以期待的,但也要谨慎观察其效用。因为与WTO相比,“一带一路”涉及更多的地域政治博弈。
三个拐点的同时出现,反映到经济上效果也是明显的。首先,三个拐点出现导致的是宏观总需求的减弱,这在弹性较大且产能过剩的行业中已经体现。中国投资增速不断下滑和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长期下跌就是为此。基础消费领域现在还未受到明显影响,一来是其弹性较低,二来是因为周期影响滞后。
要应对这种局面,去产能只是甩掉包袱,并非核心解决方式。现在要做的,一是找到国内的需求替代,二是找到国外的需求替代。在国内需求替代上,可以看到中国力图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供给侧改革中的一部分内容是创造升级新供给,以供给创新带动需求增长,同时也能够部分满足需求的外部供给转移到国内来。新供给和新需求的配对成功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国外替代需求依靠其他国家太过于被动,欧洲和日本因本身的社会和经济结构问题,难以看到需求明显回升。美国相对而言最好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很难做到独善其身,至少不可能一枝独秀。在新兴市场中,印度或可给予希望,但毕竟体量不足以承接中国,其他国家就体量和对中依赖度而言就更难以期望了。
此外,在债务周期问题上,现在似乎需要寻找杠杆转移的方式方法。在过去两年里,金融管制的大幅放松和直接融资比例增加的举措,本质上来说都是冲着这个目标去的。因此综合来看,从经济战略的大方向上,中国所推出的各项政策是需要被肯定的。
战略方向正确未必意味着一路坦途。从战略到结果,中间所有重点是在执行上。现在所面临的难点并非只在于执行会否成功,更在于能否尽快成功。中国和全球并没有经历金融危机,严格来说经历的是经济衰退。这个过程不会迅速猛烈,而可能是缓慢冗长。真正令人担忧恐慌的情况会是在相当长时间后,低迷的景气度冲击到一些周期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以及部分资源国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那时候才可能诱发一波金融危机。
相比各种炫彩的新名词新释义,这才是投资者需要了解和直面的新常态。在这种新常态中,并非说没有转机,也并非说没有机会,只不过在以往很多模式失效后,经济和市场都要寻找新的模式来支撑增长和投资。只不过,经历过大牛大熊之后,中国股市中周期股和成长股估值已经严重分化,这是逻辑的使然也是现实的反映。押注中国是否能够软着陆,押注哪些行业能够率先胜出,哪些公司可以突破估值的束缚,这是未来的难点所在。这些难点,在现在的混沌态势中并不明朗。
以概率论,这时候不值得押上巨额的筹码,唯一可以做的,可能就是收缩杠杆,维持健康的现金流,以等待混沌之后的清朗。
(本文作者傅峙峰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Horatio.fu#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