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胡适眼中的“国进民退”

源济

林建刚：胡适眼中的“国进民退”
2013-12-03 林建刚 大家


文/  林建刚

　　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宪政的制度层面上，基本达成了共识。然而，在经济层面上，由于对“平等”的过度热情，以及受到“不患寡而患不均”文化传统的影响，很多人无形中陷入了计划经济的制度迷思之中。而这种对计划经济的崇拜，则往往使他们对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苏俄产生迷恋与幻想。罗隆基、吴景超、储安平、翁文灏等人，都有这种倾向。胡适，则是一个罕有的例外。他对私有财产的态度之变化、对无为而治的推崇、对计划经济本质的洞穿……这些无不体现出他的深谋远虑。

　　（一）1920年代：财政公开与轻视私有财产

　　1922年，胡适在《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文中，胡适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即建立一个“好政府”，并由此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和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这三种主张中，“宪政的政府”，指向的是政治制度层面；“公开的政府”，其中包括政府财政的公开，指向的是经济层面；“有计划的政治”则要求政府在治理国家方面要提高效率，不能没有基本的计划。

　　有学者从胡适主张“有计划的政治”推论胡适此时主张“计划经济”，这似乎是对胡适的误读。此时的胡适，在经济层面，关注最多的其实是财政公开。当时，北洋政府在教育方面屡屡欠薪，导致大学学潮频发，胡适希望通过公开财政的方式来解决大学学潮。当然，要求财政公开，也符合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

　　这一时期，在经济层面上，胡适并没有主张计划经济。他在经济层面的缺陷是对私有财产的忽视。在留学美国期间，胡适对私有财产是非常重视的。而到了192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对土地公有制的呼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下贫富差距愈来愈明显。胡适对私有财产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1926年，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胡适写道：

　　“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

　　“西洋近代文明本建筑在个人求幸福的基础之上，所以向来承认‘财产’为神圣的人权之一。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个观念根本动摇了，有的人竟说‘财产是贼赃’，有的人竟说‘财产是掠夺’。现在私有财产制虽然还存在，然而国家可以征收极重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财产久已不许完全私有了。”（《胡适文存》第三集，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第11页）

　　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胡适对私有财产的暧昧态度。这种态度上的暧昧，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来审视，是致命的失误。人的私有财产，是捍卫自由的最基本保证。洛克的《政府论》中，在论述国家合法性时，其中重点提到了国家对人的私有财产的合法保护。可以说，没有对人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就没有自由。

　　（二）1930、1940年代：无为而治下的经济自由

　　1930年代是计划经济风靡世界的时代。一方面，随着苏俄五年计划的成功，无数知识分子对计划经济青睐有加。另外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爆发的经济危机让人对市场经济产生了怀疑。为了挽救经济，罗斯福新政所采取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也让人对“凯恩斯主义”产生了好感。在这一潮流引导下，“独立评论”派的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人成为了计划经济的支持者，翁文灏、丁文江、钱昌照等人都开始大力鼓吹计划经济。与他们的经济主张相反，此时的胡适则大力提倡“无为而治”，在《建设与无为》中，胡适写道：

　　“我不反对有为，但我反对盲目的有为；我赞成建设，但我反对害民的建设。盲目的建设不如无为的休息。”（《胡适文集》第11卷，第423页）

　　当时的胡适，主张无为而治，希望政府将自己的权限缩小到“警察权”的范围，也就是说，希望国家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不要对经济进行干涉。胡适这种反对政府干涉经济的做法，暗合了市场经济的原则。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随着国家危机的加深，“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纷纷加入政府，为国家分忧解难。应蒋介石的要求，胡适前往美国，从事民间外交，后来成为驻美大使。而那些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在为政府设计经济制度时，再次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最典型的体现在农本局局长何廉与经济部长翁文灏身上。

　　作为民国时期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何廉的经济主张与胡适相似。他主张政府不要自己办企业来干涉经济，发展经济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大力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回忆录中，何廉写道：

　　“那时在中国，国民党人赞成一概搞国营企业，而私人企业则百分百赞成企业私营。……中国的企业，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先是由政府所有和经营（官办），90年代后是私人经营，政府监督（官督商办）。这是贪污腐化的根源。……而在这个体制中，我尽力设法将政府的控制减少到最小限度。在心底里，我是反对流行的赞成完全由政府控制的主张的。”（《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北京第1版，第226页）

　　作为经济学家，何廉从晚清洋务运动“官办企业”的发展中汲取了经验教训，坚决反对搞国营企业。站在何廉一边的还有蒋廷黻，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山祖师，蒋廷黻对洋务运动中“官办企业”的惨痛教训也深有感触，此外，刚从驻苏俄大使一职卸任的蒋廷黻可能也看到了苏俄计划经济的弊端。

　　不同意何廉经济主张的除了国民党人之外，还有翁文灏与钱昌照。受苏俄的影响，他们认为计划经济的实施可以迅速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而这，无疑有利于抗日建国的工作。因此，翁文灏与钱昌照所掌握的资源委员会，主张大力发展国营企业，走“国进民退”之路。

　　对资源委员会的做法，胡适表达了自己的异见。1945年2月3日，胡适写信给资源委员会成员的成员王征。信中，胡适写道：

　　“关于我们曾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近来也偶然想想，我还是感觉今日国内的朋友们太注重大规模的建设计划了。套一句老话： ‘为政不在多计划，在力行如何耳。’这一句两千年的老话，在今日仍有一部分的真实性。大乱之后，应该多注重与民休息。政治的纲纪不可不立，经济的骨干不可不有，交通的纲领不可不完成。”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句话源出于主张自然无为的老子。后人多注重‘不漏’二字，而忘了‘恢恢’二字，和‘疏’的一字。疏是不细密，恢恢是大而宽。‘恢恢而疏’，老百姓才能充分发展其自身的能力，从各方面谋生存，谋树立，谋发展。我曾听我家乡老辈说他们的祖上在太平天国乱后的恢复情形，故深信老百姓有此恢复能力。所虑者 ‘天网’或太密耳。”（《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 第八页）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从“无为而治”的角度出发，反对政府干预下的计划经济。而他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48年9月27日，针对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迷信苏俄“经济平等”“经济民主”的主张，胡适在演讲中说到：

　　“我走过许多国家，我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经济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也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经济自由。俄国人民生活程度三十年来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减轻了多少，经济自由得到了没有？牺牲政治自由而得到经济自由的，历史上未有先例。”

　　当国民政府所推行的“金圆券”政策失败之后，胡适向蒋介石推荐了刘大中、蒋硕杰两位年轻的经济学家来处理这一经济难题。可惜，对胡适的推荐，作为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态度消极，此事不了了之。而翁文灏态度消极，可能与蒋硕杰等人的经济主张有关。蒋硕杰是哈耶克的学生，他坚决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涉，而翁文灏则是凯恩斯的信徒。

　　推荐主张市场经济的刘大中、蒋硕杰两来处理这一经济难题，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胡适对市场经济的偏爱。

　　（三）1950年代：胡适的忏悔与台湾经济的起飞

　　当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迷恋经济平等时，胡适并没有陷入这一陷阱之中。晚年，他对私有财产也有了新的看法。

　　1920年代，由于对“平等”的关注及对贫富分化严重的资本主义的反感，胡适一度讴歌苏俄式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他对私有财产的态度也显得暧昧。那时，他对自由与平等内在的紧张关系似乎并没有察觉。

　　这个问题，直到胡适晚年才得到解决。随着他在《自由中国》上看到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胡适开始反思他1926年对私有财产的认识。除此之外，哈耶克的嫡传弟子周德伟也对胡适有一定影响。在跟胡适交流时，周德伟曾说：“私有财产，乃人民保障自由的最大武器，如果没有财产，生产工具被政府集中所有，肚皮给政府控制了，将无任何自由可言。世界上的纯正经济学家，无赞成这种制度的可能及事实。”（周德伟：《自由哲学与中国圣学》288页）

　　受他们的影响，晚年的胡适重新为资本主义正名。1954年，在《从〈到奴役之路〉》的演讲中，胡适说道：

　　“什么叫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过是‘勤俭起家’而已。我们的先哲孟子说，老百姓的勤苦工作是要‘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老百姓的辛勤终岁，只是希望在年成好时能吃得饱，年成不好时可以不至于饿死。这怎能算是过分的要求？但这个要求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起点。”

　　“我们再看美国立国到今天，是以什么为根据的？他们所根据的‘圣经’是《佛兰克林自传》——一部资本主义的圣经。这里边所述说的，一个是‘勤’，一个是‘俭’。‘勤俭为起家之本’辛苦血汗的所得，若说他们没有所有权是讲不通的。从这一个作起点，使人人自己能自食其力，‘力何有于我哉！’这是资本主义的哲学，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这是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2377页）

　　同样是在这篇演讲中，针对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经济主张，胡适也有严厉的批评，他引用周德伟写给他的信说：

　　“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2374页）

　　胡适竭力主张“民进国退”的自由经济，对国家控制下的“国进民退”主张保持警惕。到了1960年代，台湾当局最终采纳了蒋硕杰、刘大中等人的经济主张，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这也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台湾经济的飞跃式发展。

　　从要求政府财政公开、高效治理国家，到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再到晚年对“国进民退”的警惕，无不体现出胡适在经济层面的远见卓识与深谋远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