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西方文明借基督教输出

源济

原创 2016-01-16 李伯重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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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明末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在明清鼎革之际，在每个政权中都可看到天主教的影子。例如，张献忠在四川地区建立大西政权，请了两位耶稣会士，并封为天学国师，并承诺若统治中国，会让天主教在中国建立教堂并自由传教。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也受洗入了天主教，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因此外国人称他为尼古拉·一官（Nicholas Iquan）。

基督教创立之后，随即向东方传播。今天很少人知道的一个事实是：亚洲拥有现今已知的第一座基督教教堂建筑物、第一本新约译本（叙利亚文）、第一个基督教君王、第一本基督教诗集以及可能是第一个基督教国家。而且，当西方的教会在“蛮族”的肆虐之下苟延残喘时，亚洲的基督徒就已经将基督教传至中国和印度。

早期亚洲基督教的中心是波斯。公元224年波斯萨珊王朝建立后不久，基督教东方教会的中心就转移到波斯帝国首都色路西—塞西封（Seleucia-Ctesiphon）。两百年后，基督教神学教育中心也由幼发拉底河东岸的伊得撒（Edessa）迁到波斯境内的尼西比（Nisibis）。基督教在亚洲的亚美尼亚也流传开来。公元301年，亚美尼亚国王受洗，于是全国转向基督教。406年，圣经学者开始把圣经翻译为亚美尼亚文，410年新约译成，433年全本圣经也翻译成功。到了萨珊王朝晚期（620—650），基督教已成了波斯帝国的第二大宗教，信徒人数仅次于国教祆教。在波斯帝国，基督教会除了尽力设法自主之外，也展开了积极向外的传教工作，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印度以及蒙古，在这些地区的传教。

▲ 色路西—塞西封

▲ 色路西—塞西封的地理位置

基督教东方教会的中心东移至色路西—塞西封后，色路西—塞西封的教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波斯的“中央教会”，据称规模甚至大于在罗马及君士坦丁堡的教会。色路西—塞西封的主教也成为波斯教会的“宗长”(Catholicos)。公元410年波斯基督教会举行第一次大公会议时，有5位总主教和38位主教。到了650年穆斯林征服波斯时，波斯基督教会已经有9位总主教和96位主教了。

从公元5世纪末到8世纪的两百多年的时间中，波斯教会的传教工作非常活跃。波斯教会传教士将基督教传至阿拉伯、印度、中国及中亚的突厥人、匈奴人及蒙古人中间。例如有两位传教士曾在匈奴人中间传教长达三十年，他们不但传教，还为匈奴人创造文字，并教他们读和写。直到伊斯兰教帝国兴起，基督教的影响力才逐渐式微。因此基督教传入东亚已有长久的历史。

基督教入华的历史也很久远，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景教。

明朝天启三年（1623），陕西长安（今西安）附近一户人家在盖房子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很大一块的碑石，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字，碑身则刻满了叙事文字。经过考证，发觉这竟是记述唐太宗时景教传入中国事迹的碑！后来在1908年，考古学者在甘肃省的敦煌石室中，又发现了一些景教的文献，为景教传入中国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对照西方教会的历史以及中国唐朝的历史记载，终于确定“景教”就是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名称，进入中国的年代是公元635年。这块景教碑也成为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早历史记录。

景教是中国人对聂斯脱里派基督教的称呼。聂斯脱里派基督教，又称波斯经教或大秦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派呢？在公元5世纪早期，西方基督教社会因为教义上的争执，原任君士坦丁堡主教长的聂斯脱里（Nestorius）被打成异端，因而迁往波斯一带，另行建立教会。这个以波斯一带为基地的聂斯脱里派教会怀抱强烈的传教愿望，派遣了传教士前往东方，循行古代丝绸之路到了中国，传播基督教。景教受到唐朝上层社会的关注。唐玄宗本人就对景教颇感兴趣，但似乎是出于他对音律嗜好，而非景教的教义。景教教士受到唐朝的优待，容许他们在中国传教，于是他们在中国建立了以长安为中心的主教区。为适应中国的国情，景教也做出了一些变革。例如景教教会虽然自称“克恭缵祖”，但推出独立的人事制度，即“式封法主”之制，使得景教不再拘泥于聂斯脱里派基督教会的辙迹，而能兼容其他东方教会的特色，从而更趋向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代言人。由于朝廷的支持和自身的变革，景教在中国有一定的发展。景教碑说：景教当时在中国“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可见颇为兴盛。景教在中国流传了约二百年，到了会昌五年（845），唐武宗下令灭佛，景教和祆教等宗教也受到牵连。唐武宗下令二十六万多僧尼还俗，所有三千多外国僧侣也全数遣送回国。据《旧唐书》记载，被勒归俗及遣返的僧尼包括大秦（即景教）、穆护（即伊斯兰教）和祆僧（即波斯祆教）。景教僧侣被遣返，导致景教的中断。两百年来所建立的根基，转瞬间全部荡然无存。但是到878年，一位阿拉伯的旅行家曾报导，当黄巢攻陷广东时，曾屠杀了十二万回教、景教、摩尼教、祆教及犹太教徒，可见当时仍有景教徒在中国。不过会昌灭佛运动致了景教在中国从此一蹶不振，后来甚至从中原完全消失。

▲ 景教在中国传播

但是景教并没有消失。退出中原之后，其活动转到了中国边境的地区。考古学家在吐鲁番及内蒙古地区发现了许多景教教徒的墓碑，西伯利亚也出土了许多刻有十字架与叙利亚文墓志铭的墓地，年代都在武宗会昌灭佛之后四百年左右。这些发现证实了景教教徒依然滞留在塞外地区。有学者指出，一些蒙古部族在公元11世纪已接受了景教，忽必烈的母亲就是景教教徒。忽必烈的二哥旭烈兀汗，母亲及妃子都是景教徒。因此蒙古人对基督徒相当宽容。在旭烈兀汗的统治下，1258—1295年，聂斯脱里派基督教会在波斯仍然有很好的发展。当时在朝廷中，有许多景教徒担任高官。同时，1281年，在波斯的教会甚至推选了一位蒙古裔（也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的景教徒为最高的“宗长”。但是1295年波斯的蒙古可汗改信伊斯兰教之后，基督教就再度遭遇严厉的迫害。

元朝入主中原之后，景教教徒随着蒙古人再度回返中国。由于元朝优待色目人，信奉景教的又多是色目人，因此景教教徒在中国获得有很多特权，如无须服兵役、免缴赋税等。有研究指出，镇江地区的景教寺竟然有八十多所，镇江外来的人口中，每167户即有一户基督徒（主要为景教徒）。

蒙古帝国兴起之后，基督教欧洲极力与这个超级强权建立关系。罗马天主教教廷闻说蒙古军中有基督徒，派遣使者出访蒙古，从此展开了交往。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济各会会士孟高维诺的约翰（John of Montecorvino）为钦使，携国书前往元朝。1294年，孟高维诺抵达大都，觐见元成宗，获准居留大都。1307年，教皇克莱孟五世设立汗八里（北京）总教区，任孟高维诺的约翰为总主教，统理中国及远东教务。天主教在他的努力下发展很快。1328年，享年81岁的孟高维诺的约翰在大都去世，此时大都的天主教徒人数已达到6万之多。

除了景教和天主教两大教派之外，基督教的其他教派也进入了中国。1275年，在中国有3万名来自高加索北部山地信奉东正教的阿兰人在忽必烈手下服务。他们也把东正教带到了中国。

元朝统治者把将基督教各教派的信徒统称为也里可温。也里可温最多时当在10万人以上。这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一个黄金时代。

然而，与唐朝景教的情况颇为相似，元朝的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也是依附朝廷的势力进行的，信众也主要是外来民族，未能在中国社会中生根。当朝廷的支持消失后，教会也就无法站立了。同时基督教内部的教派斗争也削弱了基督教的发展，例如孟高维诺的约翰初到北京时，一直被景教教徒排斥，几乎无法立足。更为重要的是，处于民族压迫政策下的汉人，大多对享有特权的蒙古人、色目人及其所热衷的外来宗教信仰没有好感。1368年，明朝军队攻占大都。1375年，因为中国的天主教徒在兵祸中死伤殆尽或者逃离了中国，汗八里总教区也随之撤销。因此，元朝在中国的统治瓦解后，基督教也就随之而去。

到了15—17世纪，情况开始发生巨变。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带来欧洲国家的海外扩张，也带来了基督教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

基督教是促成欧洲海外扩张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海外探险先锋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有着长期与伊斯兰教战斗的记忆。他们不仅在精神上受这种记忆激励，而且在战斗中积累很多航海术和地理学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他们在宗教义务与利益诱惑的驱使下，率先投身海外冒险事业。传教士紧随殖民者，在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热忱地传教。亚洲是一个重要的传教区域。早在1494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就颁布划分葡萄牙和西班牙势力范围的第一道训谕。该训谕规定以大西洋为界，在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加（1里加约合6公里）处，自北至南划出一条分界线，该线以西所发现的非基督教国土地归西班牙所有，以东地区归葡萄牙所有。这条线后来被称为“教皇子午线”。 此后经过多方调停，印度、马六甲、摩鹿加群岛乃至中国和日本被划归葡萄牙，同时西班牙对拉丁美洲和菲律宾的控制得到默许。

起初，基督教在海洋亚洲的传教活动并不成功。达·伽马到达印度西海岸之后，第一批包括圣芳济会、多明我会、耶稣会的欧洲传教士紧随其后。1541年，葡萄牙传教士先在果阿成立了隶属于罗马天主教会的耶稣会，在1580—1595的十五年间，耶稣会先后派遣三个布道团进驻莫卧儿帝国。葡萄牙人对伊斯兰教的采取敌视政策。1560 年葡萄牙人在果阿成立一个宗教法庭，开始残酷的宗教迫害，甚至对穆斯林中那些表示忏悔的皈依者也施以拷问和焚烧。这种偏执的宗教态度，激起了印度民众的强烈反感，从未导致葡萄牙人传教活动难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印度种族语言复杂，社会等级森严，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深入民间，实力强大。因此无论是葡萄牙人还是后来的英国人，在印度的传教活动都收效甚微。

1540年，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向教皇保罗三世申请委派传教士与葡萄牙新任果阿总督同行去印度。教皇派教士方济各·沙勿略作为教庭远东使节，于1541年7月从里斯本出发，翌年5月6日抵达果阿。1543年，沙勿略去马六甲，后在日本逃犯安日禄陪同下，于8月间到达日本鹿儿岛商埠传教。他看到日本很多人信仰佛教，认为“在日本传教最好的法子就是先到中国传教，因为它是日本的文化和思想的策源地”。回到果阿后，他向葡王提出到中国传教的报告，获准后于1553年4月14日离果阿前往中国，8月到达广东台山县的上川岛，谋求入广州传教未成。后患疟疾于12月10日死去，被耶稣会士称为“远东开教之元勋”。

耶稣会士未能进入内地，于是在澳门开始传教。据统计，嘉靖四十四年（1565），澳门已有天主教信徒5000人。有鉴于此，教皇庇护五世于1566年任命卡内罗（Melchior Carneiro）为澳门主教，于1568年5月抵澳门任职，成为以公开的主教身分到澳门传教的首任主持人。卡内罗到澳门后，曾两次赴广州向广东政府请求入广州建立会所传教，均未获批准。他旋即回澳门于1569年建立慈善堂与医院，收容弃婴孤儿和为人治病，以吸引澳门的中国居民皈依天主教。同时。他建立了澳门第一个正式的天主教教堂——望德堂（Igerja de Laazor）进行传教，澳门从此变成了天主教在远东的驻地。在卡内罗澳门取得进展的情况下，教皇额尔略第十三世于1576年颁布召令，成立澳门教区，管理中国、日本和安南的传教事务，隶辖于果阿总主教。由于澳门教区的建立，耶稣会传教进展加快。至1640年，澳门的天主教徒已发展到4万人之多。澳门也成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基地和在远东活动的中枢。

耶稣会吸收罗明坚、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活动的成功经验，规定凡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一律先在澳门集中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礼仪。为此，于1594年12月1日将澳门原来只有小学规格的圣保禄学院（Coligio de San Paulo）扩大和升格为大学，按传教的需要设置中文、拉丁文、神学、哲学、数学、医学、物理、音乐、修辞等门课程。其中以中文课程为最重要的必修课，人人必学，学时也最多。招生对象是欧洲的耶稣会士及中、日的修生。曾先后在学院任教的耶稣会士有30多人，其中著名的有教数学的艾儒略、毕方济、乌仔若望，教哲学的孟儒望、安文思、教神学的王丰肃、李若望、阳玛诺等。曾在学院攻读毕业的会士达到200多人，占1583—1770年间入华传教的467名会士的26%左右。因此圣保禄学院成了耶稣会入华传教的训练基地。耶稣会士经过培训后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传教活动在全国的南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浙江、江西、广东、广西等12个省区迅速发展起来。中国天主教信徒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从1555年的20人，增加到1615年的5000人，1636年的38200人和1644年的15万人。信徒中包括明朝的宗室内臣、皇亲眷属。崇祯末年，宗室亲王信教者达到140人，内宫信教者40人，皇帝赐封的诰命夫人信教者80人。据当时西方人所见，地方政府的“许多重要的官员，如督宪、县知事、总兵等，因为好奇心所冲动，公然到小圣堂里参加弥撒祭礼”。可见到了明代末期，天主教在中国已发展到了一定规模。

正因如此，天主教在明末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在明清鼎革之际，在每个政权中都可看到天主教的影子。例如，张献忠在四川地区建立大西政权，请了两位耶稣会士，并封为天学国师，并承诺若统治中国，会让天主教在中国建立教堂并自由传教。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也找了曾与汤若望在明末时帮忙编写历法的人，还有徐光启的学生韩霖（两人都信天主教）。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也受洗入了天主教，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因此外国人称他为尼古拉·一官（Nicholas Iquan）。

在南明方面，与天主教的联系更为紧密。南明隆武帝写给传教士毕安济的诗，说明向传教士借澳门的葡萄牙军队。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即永历帝。主张拥立永历的瞿式耜，早在天启三年（1623）就已结识时任天主教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副会长艾儒略（Jules Aleni），并于家乡常熟开教之际成为第一批接受洗礼的信徒，教名多默。1647年初，瞿式耜护永历帝至桂林，看到桂林兵力单薄，遂委托传教士毕方济赴澳门，以天主教友的身份呼吁葡萄牙人出兵相助。葡萄牙出兵300人并大炮数门来援。同时抵达桂林的还有传教士瞿安德（Andreas Xavier）。这一年，瞿式耜借助葡军之力在桂林大败清军。在交战中，奉教的司礼太监庞天寿在军中竖起十字架旗帜。

天主教的传教工作在1648年春达到高峰。庞天寿受命扈从王、马两太后以及已怀孕的王皇后僻居在大后方的南宁。瞿安德说服王、马两太后以及王皇后入教。王太后是天启帝之妃，受洗后得教名列娜，王太后之母教名朱莉娅，永历帝生母马太后教名为娅娜，永历的太子朱慈絙教名共斯当定（即君士坦丁，耶稣会士期许他将来能效法取君士坦丁大帝这位弘法的罗马皇帝，大力支持天主教的发展）。此外，还有50名嫔妃和许多太监宫女也纷纷受洗。1648年，为了表达对天主教的诚意，同时也为了答谢葡萄牙人出兵相助，永历帝派遣使者奉银香炉、银花瓶、银烛台，前往澳门耶稣会教堂，行谢恩弥撒。这次弥撒于当年10月31日由耶稣会副省会长曾昭德（P. Alvaro de Semedo）亲自主持，规模极其盛大，即使在十几年后，南明已经覆灭后，依然为澳门人所谈论。

大约在1650年，耶稣会士向永历朝提议派出赴罗马教廷使节团，得到王太后和庞天寿的积极回应。经过和曾昭德的反复商议，最终确定由耶稣会士卜弥格充任南明出使教廷特使，持太后和庞天寿的《上教宗书》以及曾昭德的致教廷公函，致耶稣会总会长函，于当年11月携两名中国随员（其中一位是奉教的游击陈安德）从澳门启程，于1653年春抵达罗马。卜弥格带着皇太后和庞天寿写给罗马教皇等教会领袖的私信，于1651年元旦自澳门登船赴欧。1655年12月，新上任的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终于接见他，但为避免得罪清廷，只与他进行应酬式的对话。当卜弥格捧着教皇、耶稣会总会长、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以及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礼貌性覆信回返东方时，皇太后和庞天寿均已过世，永历皇帝亦正奔逃入缅甸。无助的卜弥格辗转从安南进入广西，终在1659年8月因劳顿而死于边境。

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取得更大的成功。1542年葡萄牙人首次来到日本。1561年，领主大村纯忠答应了葡萄牙人在横濑浦的开港要求，并为他们提供了相当优厚的条件，例如将港口周围三里范围之内的土地和农民交给教会使用，凡不愿信教的佛教徒一律迁走，同时在当地进行贸易的商人可免除十年赋税，等等。在1563年3—6月，大村纯忠与25名家臣一起在横濑浦接受了洗礼，正式皈依天主教，并取教名为堂·巴尔特罗密欧，成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天主教大名（领主）。在他的带动下，横濑浦和大村附近在短期内便出现了1200余名天主教徒。由于不断受到其他不信奉基督教的大名的袭击，大村纯忠遂向罗马教廷的使者瓦利格纳诺·亚历山德罗请求，将长崎以及附近的茂木完全献给教会，其目的在于利用教会的力量，维护长崎的安全。瓦利格纳诺于1580年同意了这个要求，随后有马晴信亦将领内的浦上献给教会。尔后，大批日本人皈依了天主教，其中包括不少日本大名（例如丰臣秀吉的大将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等）。但是西班牙人于1571年征服了菲律宾群岛，使丰臣秀吉和后来的德川幕府感到威胁，害怕西班牙人会把皈依天主教的日本人作为他们企图征服日本的“第五纵队”。1587年，丰臣秀吉下令驱逐基督教传教士。1614年，德川幕府发布敕令，禁止基督教在日本活动，之后基督徒在日本受到残酷迫害。1637—1638年，日本基督徒举行起义并遭镇压。接着，1638年，日本驱逐了在日本的葡萄牙人。在1603年获准进入日本的荷兰人被允许留在日本，因为荷兰人使日本人相信：他们的兴趣仅在贸易，并不想使日本人皈依基督教。即使如此，荷兰人仍然被限制在长崎港口的一个人工岛——出岛上，不得外出。

▲ 光之教堂

在东南亚，基督教传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1512年，葡萄牙人在摩鹿加群岛的德那地（Tenate）建立据点，开始传播天主教；17世纪，他们又在越南和泰国传教。1521年，西班牙开始在菲律宾中部传播天主教。1571年，西班牙占领马尼拉，在菲律宾全境传播教。西班牙在菲律宾实行天主教会与殖民政权相结合的政教合一统治，使得菲律宾社会天主教化，菲律宾也成为今天东亚唯一的基督教国家。1605年，荷兰占领安汶，1619年占领雅加达，开始传播基督教新教。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海军击败，英国和法国逐渐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南亚的地位，获得该地区基督教传播的控制权。法国传教士1615年在越南成立耶稣会，1668年取得在越南的传教权，17世纪中叶也成为在泰国传教的主力。不过，信奉基督教新教的英国和荷兰更关心的是商业，对传教活动并不热心。成立于1602年、旨在开拓殖民事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天主教徒视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潜在支持者，明令天主教徒不得担任高级雇员，也不允许在当地开展传教活动。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声称以宣教为目标，并在1622—1633年间资助人到传教士训练中心受训。他们公司聘有牧师，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建立了一些当地人的教会。到了1800年，约有20万信徒，另外在锡兰也有很好的工作，到18世纪中叶，约有30万信徒。在荷兰人占据台湾的短暂期间，他们也曾向原住民传教，但是却未有向汉人传教的记载。后来由于荷兰人被郑成功逐出，不久台湾又被清朝所统治，所以基督教也未在台湾生根。

简言之，16世纪以来，基督教在东南亚迅速传播开来，但只有在菲律宾群岛获得真正的成功。然而，虽然基督教在东亚世界只赢得了菲律宾一个较大的地区，但是以澳门等地为据点，形成了网状的基督教文化圈。通过这个文化圈，东亚世界得以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形成更为紧密的文化、经济、技术的交流。不仅如此，由于这时的西欧正在处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时期，因此这个文化圈也成为东亚世界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来源。正如史学大师汤因比所言：“由西方商人和帝国的创建者们掀起的层层浪潮所带来的西方文明，是形态各异的。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代表的第一个浪潮，力图完整地输出西方文明，包括他们本民族的宗教。而在任何文明中，本民族的宗教都是该文明整体的核心。所有具有力量的非西欧民族都成功地抵抗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这一企图。所以，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掀起的，在不信基督的异教地区传播西欧文明的第二个浪潮，输出的仅是经过筛选的西欧文明。荷兰和英国的私商和官方都对传教士的活动皱眉蹙额、表示不满。从17世纪开始在人类文明世界中渗透的、这种删节了的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宗教，而是技术。其中，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为战争服务的技术。”

原标题：《福音至：基督教扎了根》

作者：李伯重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经济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