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乾隆前期抓紧了吏治或者说反腐败这个关键，所以才能迅速把清王朝推向了盛世之巅。这一点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公认。章学诚则认为，乾隆四十五年，即和珅当政之前，乾隆朝都可以称为清明盛世。赵翼后来也说乾隆中前期，秉中枢者俱洁身自好。乾隆中前期，国势稳定，政治清明，官僚体系效率极高。尹壮图也评价说，乾隆前期，大清确实处于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世，“州县俱有为官之乐，闾阎咸享乐利之福”。
然而到了乾隆晚年，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不复当年模样。
让我们看一下当时经常出入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见闻。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国进贡的乾隆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李朝实录》）及至乾隆六十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货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李朝实录》）。
那么，何以在短短十多年里，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如此翻天覆地之变化？
主要原因是乾隆个人心态的变化。
早年的乾隆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生活起居，都如钟表般有规律。历代皇帝临朝，都是大臣们齐集之后，皇帝大驾才姗姗而来。可是在乾隆朝，却屡屡出现皇帝枯坐宫中，苦等大臣不到的情景。其原因不是乾隆朝的大臣们特别傲慢或者懒惰，而是因为皇帝起得太早了了。每天微露曙光之际，皇帝就已经穿戴整齐，做好准备，静坐宫中。经常是太监们出去看了好几次，大臣们“始云齐集”。乾隆皇帝经常等得不耐烦，只好“流连经史，坐以俟之”，东翻西找，看书来打发时间。
然而，中年之后，乾隆的身体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老化的征兆。随着年龄的增长，乾隆的精力渐渐衰退。年轻时期，乾隆的大脑，如同镜子一样清晰。举凡一政，乾隆能从头脑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遗训直到大臣奏议里勾籍出全部资料，他的大脑如同强力机器，把这些庞杂的资料加以迅速整合、对比、加工、提炼，在第一时间得出准确而高明的结论。到了晚年，这面镜子已经雾蒙蒙一片，照什么东西只能显出个似是而非的轮廓。
精神之光，原来可以烛照上下古今，纵横万里，如今只能记得三五天之内的奏折和一些特别重大的事件，大脑如同一台用得太久的机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经过度磨损，相互只能勉强咬合，加工的精度大大下降。年轻之时，如果军务紧急，他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点看刚刚送到的情报，从不疲倦。而晚年，只有早上一两个小时头脑可称清楚，能够处理复杂的政事。过了这段时间，生命就已经进入半睡半醒状态，不论怎么以意志去强催强唤，都调动不起精神。
因此面对如小山一样的奏折，乾隆皇帝越来越感觉不堪重负。他开始一再强调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时，要语言简明，并时以奏事琐细“徒滋烦扰”而对有关官员严行申斥。这在乾隆中前期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随着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人在壮岁之时，往往心雄万夫，通常以主动进取之态面对世界。进入老年之后，力不从心之感日甚一日，遂常以防御心态应对外物，求稳怕乱，易变得被动、随和。
早年峻烈无情的乾隆皇帝，晚年心态变得越来越宽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样，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相反，他乐于施恩，乐于原谅别人，乐于听到别人的感恩颂扬之声。乾隆中前期，对臣下的奖赏比较谨慎。乾隆三十九年，提督常青因为士兵击贼有攻，各赏银牌一面。这样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训斥。乾隆说，此奖过当，“可恨之极”。然而到了晚年，他却经常进行无原则的滥赏。即所谓“赏宜从厚，从不肯使勤劳者稍有屈抑”。（《乾隆起居注》）嘉庆后来说：“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以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中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者，亦未惩办一人。”（《嘉庆实录》）
老年乾隆处理政务力图简明，但求清静。避免“烦扰”，减少麻烦，成为他处理政务的一大原则，这在壮年时代的乾隆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以“不为巳甚”为辞，加以宽纵。如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乾隆实录》）
在中国，王朝的兴衰，往往起于皇帝的一念。董仲舒说过，天下之治乱，唯系于皇帝之一心：“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反过来说，皇帝心不正，则天下必然大乱。也就是说，在中国式专制政治中，朝政的清明与昏怠，官僚机器的振作与衰败，完全视皇帝一个人的精神力量强弱而定。
这一点，西方人也深有体会。虽然没来过中国，黑格尔对中国式专制政治却有着彻骨的理解。他说，在中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
黑格尔的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专制政治中，皇帝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精神状态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个统治者的心境变化，也可以使国家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皇帝的勤奋进取，经过官僚系统的层层传导，最后抵达到社会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松懈懒惰，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抵达到基层，会扩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之后，懒惰之风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对山积的奏折感到头疼，而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乾隆朝东华录》）
除了懒，政风懈怠的另一个表现是软。皇帝既然宽仁为尚，不愿杀人，官员中老好人自然越来越多。他们在处理案件时，“于一切审拟案件，有意宽减。”（《乾隆圣训》）更有甚者，连抢盗重案也“多所迁就，致凶顽不知惩创”。（《乾隆朝上谕档》）夹在各方当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们“既畏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既不肯速为审断，又不欲太分皂白”。（《乾隆实录》）
在专制社会想要根除贪污，就如同想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晚年乾隆精力不济、“多从宽厚”。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也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在乾隆前期，大清经济一直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人口从一亿增长到近三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敛的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数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湿度和酸碱度，在号称英明的乾隆皇帝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
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相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就已经千疮百孔了。
（原标题为《乾隆个人心态变化导致晚年贪腐遍地》）
狗仔卡
发表于 2015-11-29 12:0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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