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画的是清明时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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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画的是清明时节吗？

来源：澎湃新闻 张健
2015-04-03 09:29

[摘要]说起《清明上河图》的“清明”，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清明节，1981年孔宪易提出是秋景，“秋景说”提出在画中有切开的西瓜，而清明时节开封是不可能有西瓜的。

《清明上河图》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这不仅与其艺术价值及“传奇身世”密切相关，还得益于人们对《清明上河图》未解之谜的各种猜测。一般认为《清明上河图》为北宋宫廷画家张择端所作，描绘北宋首都开封的繁华景象，是现实主义的代表画作。这是教科书式的介绍，学者的研究表明事实可能远非如此简单明了。

《清明上河图》所画时节为清明？

说起《清明上河图》的“清明”，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清明节，此时节要去祖先坟前扫墓，由于是休息的日子，还有很多人逛市集。对于《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季节，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前辈如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杨伯达等人皆主“清明时节说”。

1981年孔宪易发表《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对这一传统观点进行挑战，认为画中所绘当为秋景。作为回应，周宝珠在专著《<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中论证“清明时节说”的合理性，驳斥了“秋景说”：

“秋景说”提出在画中有切开的西瓜，而清明时节开封是不可能有西瓜的。周宝珠则指出北宋时期中原和江南地区尚未种植西瓜，图中所画当为饼类或冬瓜。

“秋景说”提出图中拿扇子的有十余人，证明不是北国春寒的清明，当有几分“秋老虎”的余热。周宝珠则引陈元靓《岁时杂记 》云：“都城寒食，大纵蒲博，而博扇子者最多，以夏之甚迩也。”指出清明时节临近夏日，市民利用扇子蒲博（赌博之类的游戏）正是推销扇子的一种方式。

图中两人持扇

“秋景说”认为图中画有一面悬挂写有“新酒”的酒旗，这正与《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中秋前后，诸店皆卖新酒”的习俗一致。周宝珠指出宋人喝新酒、卖新酒的日子特别多， 不独秋天才有新酒。

“秋景说”认为图中市郊部分农场中场内空空，只放着三个带架的石磙，看样子好像刚打过秋庄稼，这有“报秋成”之意。周宝珠则认为若是“报秋成”，场内绝不会仅三个石磙，农家场上应当是堆得满满的。空荡的场地恰恰证明清明前后，场上堆放的柴草已经用完 ，如果不是用过未取，那就是重新安好，用以夏季碾场。

只见石磙的打谷场

周宝珠还对图中 170 多棵树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发现许多柳树已吐嫩绿，部分杂树有的刚吐嫩芽，有的还是光秃秃的，正是清明节前后的景色。

“春景说”和“秋景说”的支持者还有其他论据，总之，他们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关于《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景色，海外学者瓦莱丽·韩森及刘和平标新立异，提出“四季景色说”认为该画不能归结于某一个具体季节，而是从春到冬四个季节。

如果“清明”没有清明时节的含义，那它指的是什么？

邹身城认为此画描绘的是秋景，“清明”在这里应该理解为“清明之世”，是作者对太平盛世的称颂之辞。孔宪易提出“清明”应作地名“清明坊”解，根据是当时东京城划分一百三十六坊，外城东郊区共划分三坊，第一坊就是“清明坊”。

不仅“清明”二字有诸多说法，研究者对“上河”的解释也莫衷一是。周宝珠等人认为“上”有“去、到”的意思，“上河”即上河市，与今天我们说的上街是同义，这种解释与画中所表现的繁华沿河街市相吻合。包柏成等人则认为“上”是一种尊称，如同古代称京都为上京，图中所绘既然为汴河，那么“上河”二字即为汴河之尊称。还有人认为“上河”指汴河的上游或逆流而上。

张择端到底出生在何时？

长期以来，关于张择端的生活时代与《清明上河图》创作时间也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至今仍未达成共识。

关于张择端的身世，仅有的史料就是北宋灭亡60年后，金朝人张著在《清明上河图》跋文里留下的几句话：

“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燕山张著跋。”

由于史料缺乏，有人甚至怀疑是否存在张择端这个人。对于这幅画作于何时，人们有不同的观点，因为没有人能确定张择端出生的年代。

承认张择端乃北宋人是中国学者的主流观点，但他们之间对于张择端生活在北宋哪一个皇帝在位时期也有不同说法。郑振铎提出张择端约生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清明上河图》是在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完成。曹星原在《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一书中认为该画更可能完成于宋神宗在位时期。因为《清明上河图》的风格、手法远不同徽宗朝宣和年间画院（古代宫廷设置的绘画机构）中形成的脍炙人口的“宣和体”。

所谓的“宣和体”是以山水、花鸟、宫室台阁为题材，强调明丽、典雅、富贵，极大程度地体现出以艺术显示宫廷之壮丽的特点。《清明上河图》无论从题材还是画法上都与徽宗时期的“宣和体”格格不入。

让人困惑不解的是，北宋徽宗时期下令编撰的《宣和画谱》，既没有出现《清明上河图》，也没有张择端的名字。《宣和画谱》有二十卷，共收录了晋代到宋代二百三十一位画家的六千三百九十六幅作品。为何独独遗漏了不该遗漏的名家名作呢？

因此也有一说认为，在北宋灭亡后，南宋人因为怀念北宋而描绘出《清明上河图》。明代著名的文人董其昌就持此说，在其《容台集》中如此写道：

“乃南宋人追忆故京之盛，而寓清明繁盛之景，传世者不一，以张择端所作为佳。”

今人持张择端乃南宋人之论者也主要依据这条史料，但是明人董其昌为何如此推测仍然让人费解。

再者，前面提到张著的题跋，因为张著是金人，也有人由此类推张择端是金人。然而，如果张择端是金人，不可能对北宋京城开封如此熟悉，到金朝时，开封的繁华早已被摧残殆尽，只能完全靠传闻或者记忆创作。

繁华背后到底有何深意？

一般认为《清明上河图》主要表现的是北宋首都汴京漕运繁忙、街市繁荣、经济发达的盛世图景。但有学者提出质疑，指出此画主旨另有深意。

邹身城判断张择端主要活动年代约在北宋徽宗、钦宗与南宋高宗在位时期。此时期北宋经历靖康之耻，中原人士纷纷南迁，高宗建立南宋。张择端亲历战乱，见到汴京如何一夜之间摧残破败。感怀故都的张择端，画出汴京当年的盛世图景以反衬侵略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性的现实，激发人们保家卫国的爱国情绪。

周宝珠认为张择端在北宋末年，战争阴云密布时刻作此画，绝不是寓意政治清明、天下太平。而恰恰相反，张择端是在风俗画的妙笔下，部分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贫富悬殊，暴露了金人入侵前夜统治者的某些危机。

曹星原的看法则更不一般。她从美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认为一件作品的中心，往往表达了主题。《清明上河图》的中心部分表现的是当一条船正在逆流通过虹桥时，在急流中失控。此时，无论是桥上、河边的过往行人，还是船上的男女老少，众人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努力控制局面。如果是歌颂太平盛世，则不会在图画的中心出现这么惊险的一幕。她提出《清明上河图》表达的是：北宋中期虽然突发社会风暴，但是漕运及沿河市场的兴盛，王安石变法带来的经济的繁荣，以及宋神宗秉持的“上善若水”的安民治世理念，使得社会得以有转圜余地，因此如船上的人齐心协力控制失控船只的寓意一样，举国上下应该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一条船正在逆流通过虹桥

以上争论只是《清明上河图》在历史长河中形成谜团里的冰山一角，由于可资考证的文献不足，学者们都围绕着《清明上河图》的谜团提出了言之成理的解释，同时他们也无法用有力的证据驳倒彼此。这也是关于这幅画的研究愈来愈热的原因所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热潮的出现也使得相关研究成果更加丰富。

《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古画中最富传奇色彩的画作，层累的研究成果也非其他国宝级绘画作品所能望其项背。学者们从考证其时节、地点、作者、完成年代到流传脉络，研究角度从美术、社会生活、再到政治经济。如同一部《红楼梦》经过学者研究形成“红学”，一幅《清明山河图》也俨然形成了“清明上河学”。

参考文献：

1、邹身城：《宋代长卷名画<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思想和社会意义》，载《杭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2、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5月第35卷第3期。

3、张显运：《近二十年<清明上河图>研究述评》载《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

4、野岛刚：《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张惠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2月。

5、曹星原：《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返回腾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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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背后的惊天秘密

来源：搜狐读书
摘于8：09 PM.10/8/2015

故宫70周年特展，石渠宝笈引人折腰，《清明上河图》万众瞩目。这幅传世长卷，所绘是北宋京师开封实景吗？卷内又深藏着多少历史密码？故宫书画专家带你看懂这幅“盛世危图”……

本策划摘自余辉《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闻追踪

“清明上河图”五字图名由宋徽宗题写，据说是因为该图表现的是“政治清明”下的开封社会。其实，画家张择端出乎寻常地表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蕴含着深藏内心的隐忧，凸现了北宋后期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

“清明”之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谓“清明上河”，意即清明节期间到河边去观水，在北宋扩展为从事水上运输和商贸活动。以往对“清明”一词的理解有三种说法，一是出于政治理念：该图表现的是“政治清明”下的开封社会；二是基于地域观念：该图展示了开封城外东南“清明坊”一带的景物；

三是限于季节意识：该图描绘的是“清明节”的物候状态。

多数学者认为所绘季节系清明时节的景象。冬至后一百零五日为大寒食，次日即清明节，“清明”之意为“气清景明、万物皆显”。画中表现的正是这一天，寒食节业已结束，故寒食节期间家家屋檐、门上插的杨柳枝条皆不见了；清明节亦是升火之日，郊外，万物复苏，城内，餐饮活动刚刚开始。画家不可能直接表现扫墓的情景，只表现了踏青返城的人群，“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 。还在两处绘有与清明节祭扫有关的纸马店铺（图1-13）。《清》卷恰到好处地点出了清明节的气氛。不过，清明节用纸马是当时的习俗，现今仅对刚故去的逝者用纸马，例行的祭扫活动如清明节等均用纸钱。

需要探讨的是，画家在季节上的处理，缺乏严格的统一性，使得今人在分析画中季节时出现分歧。现今开封地区清明节期间的最低气温接近10摄氏度，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据气象史专家研究，北宋的气温同期比现今低5摄氏度，也就是说，在张择端所经历的清明节，不可能出现穿坎肩与冬服并存的场景。画家笔下的苦力大多着夏装，是以夸张的手法显示其劳动强度之大。

近二十年来，一些学者对《清》卷所绘系春景之说提出了怀疑，因画中出现了夏天的物件如夏装、蒲扇、西瓜等，故而也有了“夏季说”和“秋季说”。通过图像细节观察，发现在虹桥上摊点的块状物不是西瓜，而是饼类食物。而扇子在宋代是一种特殊的社交工具，被称作“便面” ，一些士人往往持扇出门，当路遇不便于打招呼的人时，以扇遮面，避免尴尬，因此，以扇子论春秋，颇有一叶障山之感。所谓秋季的标志“新酒”，依据是“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 ，实际上“新酒”可持续卖到次年，亦不足为凭。

古代画家在表现具有特定季节的山水画长卷时，由于疏忽或其他原因，在画中出现一些反季节性的事物是常有的现象，如果一律苛求，则难以定论。西汉刘安提出作画勿“谨毛失貌”，用于对古画中季节的研究，尤为允当，应将画家表现季节的主观愿望和出现的反季节疏漏区别开来。如果脱离画家表现季节的主观愿望，以一物论定季节，有如盲人摸象，莫衷一是。

《清》卷到底描绘的是哪个季节，首先要看画家的主观愿望如何，尽管其中出现了一些反季节的现象甚至出现一些疏漏。从总体上看，张择端是欲求表现清明节期间的物候特性以及在这个期间展开的社会活动。张著在跋文里也婉转地赞同该图所绘系清明节，他特别强调跋文是作于“清明后一日”，起到了点题的作用。


画卷所绘是开封的实情还是实景？

毫无疑问，《清》卷是宋代写实性极强的风俗画，它所描绘的一系列事件和物件发生在开封城的什么地方？画家的写实观念是什么？是非常值得探索的基本问题。

从20世纪50至80年代，学者们根据该图后的金人跋诗对《清》卷所绘的地域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相对接近的结论，即该图所绘地段是具体、真实的，其大概位置就在开封城东南一隅。该图是否为实景绘画，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经历了从否定开封、确立异地论的过程，最后出现了“开封艺术化”的观点。

张择端画的是不是开封城内外的某个区域？问题在于迄今对《清》卷所进行的审视，多数观点是从感性认识出发的。除了要将相关的文献与图中的景物进行验证之外，还要利用模拟卫星航拍地面的办法得到实据。即根据模拟航拍，将《清》卷所绘的开封城城郊转化为地图，它由郊野、城郊、拱桥、城门外和城门内五段组成，再将该地图中的河流走向、城门的位置、街道的布局等与宋元开封地图进行核对，以求得到有力的证据。

令人吃惊的是：《〈清〉卷航拍图》与宋元开封地图中的任何一个区域毫无相近之处，张择端所绘制的景物无法在《北宋东京城图》（图6-3）和《宋东京汴河东西水门及桥梁图》中找到对应点。这两幅地图具有完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而《清》卷中的街道并不是路路相通，特别是出城大道应直通木拱桥，却在河边戛然而止，成为死胡同，艺术处理的手法十分明显。

由此可知，该图所绘绝非开封城内外某个具体的街肆，而是概括集中了开封城内外诸多店铺的特性，画家自取店名、自编广告词，将它们汇聚于一图。

所以，《清》卷不是实景图。《清》卷中的自然景观和所有的地标性建筑均不是开封的实景实地，画中的河流不是真实的汴河，那么其上的拱桥就难以确定是汴河上三座拱形桥中的哪一座，桥下的街道、汴河沿岸的街肆也就失去了原始坐标，由此延展到城楼和城里的一切更无法与北宋现实中的开封城相对接。可以确定，该图所表现的建筑样式、交通工具和城市繁华程度等均是北宋后期北方大都市的发展形态，除了开封之外，北方没有与之相伯仲的城市。

《清》卷是一幅写实绘画，画家采取的创作理念是整体概括、具体写实的艺术手段，这是真实的开封生活，但不是具体的开封街景，它所表现的是实情而非实景。


十二大细节提示 重新反思“清明盛世”

《清》卷描绘的一系列细节均为崇宁年间（1102—1106）开封城生活风俗的真实景象，而不是实景实地。画家这样构思并不是仅仅想随心所欲地表现上述诸多生活细节，随着画面展开，不难发现是张择端的儒家思想本质促使他以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去观察和表现开封城内外更深一层关乎社稷安危的事例。

（一）疯狂的惊马 惊马闯进郊市是《清》卷序曲后的开场，这个开场是焦虑的。

（二）虚设的望火楼 缺失消防的北宋都城犹如坐在火山口上。东京的绝大多数建筑都是砖木结构，在北宋经历了40多次特大火灾，死亡者不可计数。消防是当时朝野最严峻的安全问题。

（三）惊悚的船桥险情 船与桥欲相撞，象征着画中的社会矛盾到了高潮，画家将拱桥和大船作为全卷的视觉中心和矛盾高峰。

（四）严峻的商贾囤粮问题 商贾囤粮预示着朝廷将失去开封的粮食市场。

（五）慵懒的递铺官兵 慵懒的官兵使这座城市失去了保护。由于北宋后期冗官、冗兵、冗费等弊政，图中本应在清早出行的差役队伍，快到晌午，差官还迟迟不出，真实地表现了北宋末年拖沓低效的吏治局面。图中还多次出现军容官服不整的现象，反映了北宋后期吏治的松懈现象是十分广泛的。

（六）严酷的党争事件 党争波及到渎文和社会平和。画中两处出现残酷的渎文悲剧，车夫把被废黜的旧党人书写的大字屏风当作苫布，包裹着旧党人的其他书籍文字装上串车，奉主人之命推到郊外销毁。

（七）撤防的城门 洞开的城门静静地等待着亡国之日。《清》卷城门不是瓮城，无法构成防御体系，城墙上下没有一个守备人员，更没有监门官，唯有一白衣更夫在城墙上看热闹。土墙上面也没有任何城防工事，没有射箭的城垛，甚至连虚设的城防都没有。北宋朝廷养兵百万，不知安在。

（八）沉重的商税 激增的商税是北宋的民沸之源。城门口内面对驼队的是税务所，在当时叫“场务”，北宋朝廷在清明节给政府官员放公假三天，除了值守者之外，全卷只剩下场务里的几个税务官。

（九）泛滥的酒患 酒患成灾是东京城严重的社会问题。《清》卷在“正店”右侧有一间临街的屋子，地上立有八只装酒的梢桶，大桶上还放着两只小桶。本应该在城门口岗位上出现的军卒却精神抖擞地现身在正店酒铺里，联系前面递铺门口懒散的走卒、屋里贪睡的官员以及被撤销的望火楼，前后几处军人的精神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画家机智巧妙地揶揄了这几个弓箭手，体现出画家对宋军现实弊病的批判精神。

（十）严重侵街的商铺和拥挤的交通 北宋社会的痼疾——“侵街”现象日益严重。画中街道两边大量出现屋檐前加建的雨搭以及从平房伸展出来的遮阳棚和挡雨棚等辅助性建筑，在其下开设买卖，或临街摆摊设担，经过数次“得寸进尺”，构成了北宋几朝都无法解决的“侵街”痼疾，造成交通拥挤、消防通道堵塞的恶果，且愈演愈烈。商铺甚至云集到拱桥上，堵塞桥面通行，造成险象环生的局面。城门口亦拥堵不堪，无人管理。

（十一）鲜明的贫富差异 宋代官员的俸禄达到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画家十分注重表现贫富对比，对比从卷首就开始了，画家将困顿的出行贫民和欢快的踏青返城的贵族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在城门外的平桥上画了三个小乞丐，正纠缠着成人。《清》卷更多地描绘了许多破产农民到开封谋生的情景。

（十二）耐人寻味的结尾 从古代人物画长卷的结尾最能查考出画家的艺术匠心。张择端在卷尾精心设计，耐人寻味：问病、问命、问道三个场景均聚合在此，绝非巧合，“三问”给全卷一个精彩而发人深省的结局。

画家描绘了上述十多个社会问题，孤立地看，是一个个互不关联的偶发事件或可供欣赏的噱头，联系起来看，则是一桩桩有着内在深刻联系的失政之象，特别是画家超出了绘画表现事物的常规，描绘了一系列交通险情如惊马闯市、船桥欲撞、车祸隐患等，这绝不是为了赏心悦目，描绘这些，既不是画家创作的突发性，也不是开封生活的偶然性，而是北宋末年日益衰微的朝廷政治必然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弊病。一个受儒家思想熏陶、善于针砭现实的画家，是不会熟视无睹的。这些细节足以令人重新认知《清》卷的绘画主题，客观解读这些图像揭示的实情及其背后的诸多信息，有助于增补以往认识该卷的不足乃至调整过去对该卷的基本认识，尤其是重新反思以往所认为《清》卷是表现北宋“政治清明”或“清明盛世” 的学术观点。


文人忧患意识主导画作 它原本没有那么美

北宋的台谏制度促使文人们怀着日益深重的忧患意识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如文谏、艺谏等纷纷陈辞除弊，他们所表述的谏言内容与《清》卷表现的诸多社会弊病多有重叠，这就是产生《清》卷的政治环境和《清》卷缘起的内在原因。

张择端摈弃了描绘清明节开封城众多繁胜之景，将主要焦点聚集在表现诸多的社会败象上。张择端关注国家安危的政治态度、崇儒远佛道的宗教心理和远离娱乐的思想特性以及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交织成创作《清》卷的动力。

当今看《清》卷，觉得很有欣赏价值，那是因为距离产生了艺术的美感，其实画中有许多景象在当时是没有审美特性的。如果当下某位画家按照《清》卷的构思去集中表现社会上的负面场景，如画一辆汽车因刹车失灵撞到集市里去了，又一辆双层公共汽车即将撞上限高的立交桥，消防车变成了售货车，消防站改成了酒吧，满街都是占道经营，造成交通堵塞、险象环生的局面，而公职人员却个个擅离职守，国门洞开，粮食安全出现问题……那么尽管画中的街肆豪华、商贸繁荣，但有谁会欣赏它呢？

这件在北宋翰林图画院获得最高称誉的“神品”之作，的确得到徽宗的艺术肯定，但是徽宗不愿意看到画中一个个如同谶语般的告诫，他不可能喜欢画中的表现内容。除了徽宗之外，古代还有一些人看破了《清》卷的画意，如在卷后题跋的元代李祁、明代邵宝等。

张择端充满了善意，以曲谏的方式作画向徽宗告诫种种社会危机和国家隐患，以求及时挽回败政。遗憾的是，徽宗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蔡京、童贯给他设计的“丰亨豫大”的物质享受和虚幻的道教生活之中，因而这位讲求精绘祥瑞和吉兆的皇帝画家对该图的思想内涵是不会感兴趣的，对徽宗来说，反差极大的《清》卷真可谓是一帧“盛世危图”，他不可能从中获得教益，只在卷首题签后将该图赏赐给外戚向家，他又错过了历史给予他的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