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佔領中環運動戰場在中環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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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佔領中環運動戰場在中環之外

亞洲週刊 謝夢遙、江雁南
2014年6月1日 第28卷 21期

佔領中環的故事尚未開始，泛民內部的戰鬥已經發生。激進的政黨推動北京無法接受的「公民提名」，綁架了多數溫和民主派。泛民內耗傷害了民主化進程。更激進的學界方案趁勢崛起。溫和派的代表陳方安生聯合溫和力量，抗拒激進派綁架泛民。六月二十二日的電子公投，將決定佔中會不會發生。

香港：二零一七年將實現全民普選（圖：歐新社）



占中發起人（右起）陳建民、戴耀廷、朱耀明（圖《明報》）

這座城市從來沒有距離民主如此之近。在作為英國殖民地逾百年歷史裏，香港的最高行政官員│總督，由英王任命，在回歸中國主權之後，特首則由選舉委員會提名並選出。而在二零一七年，將實現全民普選。回歸後二十年間，香港期望以落實民主化的加速度，讓「香港號」太空船接近「民主星球」。

但如何在民主星球著陸，又如何在香港「接地氣」，獲得政治光譜各方的支持，卻引起巨大的爭議。這座城市中的許多人都認為，香港特首不僅需要全民普選，還需要保證候選人沒有經過篩選。在二零一三年初，香港大學的法律學者戴耀廷、中文大學社會學教授陳健民和牧師朱耀明發起了「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簡稱「和平佔中」）運動，宣布在下一次政府的政改方案（包括特首和立法會的選舉）提出時，香港人若不能看到真正的普選，將發動群衆佔領中環。在隨後的時間裏，這個機構變成了一個實質性的商討平台，在香港開展起廣泛、熱烈而又漫長的討論。

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六日，一場關於「選舉制度」的選舉，由「和平佔中」主導，在香港民主派陣營中展開。由不同機構和個人所提出的十五個香港特首選舉的備選方案中，只有三個勝出名額。政改的決定自然是由香港和北京政府作出，但「和平佔中」希望通過民意的彰顯，以及玉石俱焚的威脅，爭取理想的政改方案。

按照「和平佔中」的計劃，經過五月六日的投票，三個方案將被選出，等待在六月二十二日進行更大範圍的全民電子投票。最終勝出的那個方案，將被「和平佔中」正式提交給香港政府。而這場公投，直接關係到未來佔中是否會發生，並威脅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命運。

「佔中，是為了不佔中。」戴耀廷在過往已經重複了這句話多次。「如果最後的普選方案是沒有篩選、符合國際標準的，那麽自然也不需要公民抗命了。」

香港民主派（統稱「泛民」）在近年來面臨著不斷的分裂，因為理念不合，新出現的黨派拆分了原有陣營。民主黨作為成立最久的老大哥，立場相對溫和，一度佔據立法會裏最多議席；公民黨是新晉的崛起者，多由大律師組成，具精英意識，兩個黨各有六名議員。有四位議員的工黨顧名思義，重視基層和工人權益。而在其他較小政黨中，「人民力量」和「社民連」自稱進步民主派，是公民提名的最積極推動者，從不怯於用激烈的方式表達觀點，但也被許多人認為是不可理喻的麻煩製造者。而泛民以外親政府的建制派、沒有黨派背景的學界與基層群衆，在這場追求民主的大戲中都可能扮演重要角色。

至此，一個關於中環的佔領與反佔領的故事，才從漫長的序幕進入到新的章節，跨度已經超過一年。

五月六日當天的重點固然是投票，但投票前的程序是商討。一切是對外公開的，超過二千位參加者將在同一時間，分別在香港五個不同的會場裏進行討論。「商討就是讓大家有更多空間去想更深」，戴耀廷告訴亞洲週刊：「如果你之前支持公民提名，經過商討，你有機會去聽別人的想法，從而改變原本的想法。」

但對於了解泛民內部爭議的人來說，這番話過於書生氣。是否堅守公民提名產生（即達到一定比例的選民提名，即可成為特首候選人），恰恰是將激進民主派與溫和民主派隔斷開的一道分水嶺。彼此之間的爭辯、攻訐已經持續近一年，有越演越烈之勢，僅僅通過一場兩個小時的討論，幾乎不可能令人轉變想法。

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

現有的香港特首選舉，是由一千二百個選舉委員會的成員來提名並決定的。而依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承諾，二零一七年特首將實現普選。而香港人的擔憂是，特首候選人不能通過小圈子篩選，所以「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公民推薦」的主張，隨之而生。其中，公民提名是北京最難以接受的。《基本法》四十五條是公民提名的最大掣肘，法條規定了未來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正是根據這一條，香港大律師公會指出，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而公民推薦等方式，有著更多的商討空間。

戴耀廷希望能夠在香港推廣商討文化。為了讓不同的界別進入討論現場，他做了充分準備。五個會場總計有五六百位義工提供服務。分組討論時，每組配有一名引導大家討論的「督導員」，一名「憲制顧問」——由四五十位法律系學生擔任。他們都是由戴耀廷從香港大學招募的，為這一天到來，在過去的一個半月裏已經接受多次培訓，以解釋商討時碰到的法律議題。

周詳的安排，甚至超過某些高規格國際會議的標準。所有以英語為母語的少數族裔被安排在港島區的分會場，他們可以拿到由中文翻譯過來會議材料的英文版，為了這一小批人，材料編撰的工作量因而多了一倍。考慮到視障人士需求，戴耀廷請人為會議材料錄音，放到網上以供收聽。主會場甚至配備了手語翻譯——聽障人士服務團體免費提供這項服務。戴耀廷一貫是個注意細節的人。在此前一次以基層婦女為主的論壇裏，「和平佔中」還提供了照顧兒童的服務，「因為有些婦女帶著他們的小孩來參與，你要給小孩子事情做」。

「我們半年時間搞了三十多場商討日，才到今天」，戴耀廷說，「你要把每個人都視為一個人，無論是基層婦女，還是傷殘人士，都應更有權參加決策」。

聾啞人士有手語翻譯

主會場設在了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參會者按照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依次分組。在A組的二十個討論者中，有兩個聾啞人（自然也會有一位手語翻譯者在場）、一個坐輪椅的殘障者、幾個面孔頗為稚嫩的學生，也包括一些電視上常出現的面孔——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和立法會議員梁家傑。梁家傑出現在電視上時，多是西裝革履，但在這一天的他穿了件白色網球衫，自我介紹環節說他叫Alan。

Alan看來很放鬆，他甚至把錢包和手機從褲子掏出來放在凳子下面，但在不久之前亞洲週刊的採訪中，這位公民黨黨魁表現出他令人生畏的強硬一面，對於很多提問都採取鏗鏘有力的宣言式回答。當問及二零零七年他所參與的那場特首選舉中若有全民普選（當時他在選舉委員會獲得了一百二十三票，敗於獲得了六百四十九票的曾蔭權），他的贏面會有多大時，他不帶笑容地答道：「可能當選了吧。」

「佔中運動，最重要的就是在香港推動商討的文化，這個比起佔中本身還要重要。通過商討，把不同的團體、不同的社會背景和階層的人串聯起來，這對於公民社會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在那次採訪中，梁家傑說：「我從政十年，明白毛澤東說的，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

上一場的商討日在三月中旬，與會者用了超過兩個小時的時間，討論了一些看起來頗為瑣碎的程序問題，包括誰可以參加下一場商討，下一場商討什麽。但有些議題在事後看來，像鐵軌分叉口一樣，決定了「和平佔中」的走向，比如確定下一場投票表決，並不是為特首選舉中是否應包括公民提名，而是選擇三個具體方案。

梁家傑參與了上一場的商討，他最初也為把程序細節擺上枱面細談是否有必要而感到疑惑， 但後來他想通了。「你要明白，戴教授來自何方。他不是搞群衆運動的人，他是搞學術的。你就會理解他為什麽有這個堅持。」

不是所有人都像梁家傑這樣想。五月六日的中大會場，一批人跳過商討環節，湧到投票點表示要立即投票。這違反了議事規則，他們的要求在最初並未接納。這群人於是躁動起來，大聲叫罵，髒話連綿不絕。這些人屬於一個有著怪異名稱的組織——調理農務蘭花系（粵語是一句粗口的諧音），成員來自新界東地區的基層市民，多是人民力量的曾經支持者。但他們的行事方式，比香港政治譜系中最激進的政黨人民力量，有過之無不及。以和平抗議聞名的香港，在近兩年變得愈發桀驁不馴。而就在此刻，這批人異常的憤怒，似乎並不單是因為投票延緩，而是為久積的怨氣尋找一個發洩的出口。

「我真的很生氣，因為我覺得商討搞得太久太長，將民意消耗掉。要來就來了。現在已經一年多了，令一班支持你的人，真的洩了」。「調理農務蘭花系」召集人馬健賢說：「我們中國人有句話，『書生造反，三年不成』。」他的意見在泛民主派有一定代表性，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聯）就在三月底提出，可能會在七月佔中——這比戴耀廷預計的最早時間提前了半年。

戴耀廷很快趕來，那些人得到了投票許可。他始終保持著微笑，這種友善顯然不是裝扮出來的，讓抗議者無話可說。儘管提出了在許多人看來具有爆炸力的主張，但戴耀廷仍是個學者，始終是個學者，不是身經百戰的街頭戰士。

「請你理解，我們只是民間團體，不是政府機構，能夠搞到這樣規模的投票，有沒有足夠的公信力？這個過程裏，我們信任所有參與人士。」在那場混亂過後，他解釋道。

投票被批為小圈子遊戲

他可以用他的好脾氣平息一場衝突，但他無法平息不斷出現的質疑。批評者認為，這種投票是小圈子的遊戲。公布的十五個方案│其中有六個含公民提名，均是通過了「和平佔中」邀請的國際法律專家團審議後才公布的。建制派的十多個方案幾乎全部落選，因為其中「全票制」、「少數服從多數」的內容，被認為不符合國際標準。一名專欄作者寫道：「彷彿香港就只有他們是『政改權威』，各方提出的方案，哪個『及格』、哪個『不及格』，都要經過他們的『篩選』，而『篩選』的標準就是『國際普選準則』……」

何濼生的方案，是唯一入選的來自建制派的方案。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濼生是「幫港出聲」的召集人，這個組織成立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一直號召市民反對佔中，建議以理性方式推動民主。何濼生方案雖然入選，基本上只有象徵意義，就連他本人都公開表示，不會參與投票，因為投票的資格是，必須簽署「和平佔中意向書」，這表示認同組織的理念，願意參與這場運動。（需要說明的是，簽署意向書並不要求屆時參與佔中行動的落地實施，意向書中提供了一個選項：「支持那些進行公民抗命行為的公民，但自己不會進行違法行為。」）

「你可以把和平佔中當成一個團體，你是這個團體的成員，你就有權去投票，去決定這個團體的共同決定。」戴耀廷辯解道：「怎麽決定你是這個團體的成員呢？簽了這個意向書。」

不滿的聲音不僅僅來自於外部。「學民思潮」的許多成員因為不夠十八周歲而無法參與投票，這個在二零一二年反國民教育運動中起主導力量而聲名鵲起的學生組織，大部分成員還只是高中生。發言人周庭對亞洲週刊表達了困惑：「二零一七年特首選舉時，我們都是有選票的，而且我們也參加了整個商討，為什麽最後不能投票呢？」

學民思潮在反國教運動中，號召全港市民連續九日佔領香港政府總部門口，人數最高峰時達到十二萬人。最後政府撤回「國民教育」方案。

妥協是一門藝術，但它又像一道無解的數學題。「社會真的有不同意見，我們要做到很多平衡，一定不會是完美決定。」戴耀廷說。

　　政治上的平衡和妥協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入圍方案中，真普選聯盟（簡稱真普聯）提出的三軌方案(包括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和提名委員會三種特首候選人出爐方式)，正是各黨派妥協的產物。「把所有提名的方法都容納進去，這本身就是最民主的，因為通過任何一個提名方法，都可以出現候選人。你可以不喜歡提名委員會，但不妨礙你有公民提名。」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說。

泛民主派合組真普聯

作為一個將所有泛民黨派囊括其中的聯盟，真普聯二零一三年三月成立時，沒有人看好它。有人甚至預言，兩個月內就會瓦解。各黨派處於一種既敵對又合作的複雜關係裏，不過，從每週一次的開會頻率和每次近兩小時的開會時長來說，這些持不同政見的人一起度過了並不算少的時光。

二零一三年初，考慮到各黨派各自為政的影響力終究有限，為了統一力量爭取普選，公民黨、民主黨與工黨達成共識，建立一個能將所有的二十七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納入其中的聯盟。

這個構想在過往從未實現過。不同黨派就像割據一方的諸侯。當時，哪怕是立法會內部的「泛民議會」也只有二十三位議員，人民力量的黃毓民等三位議員和社民連的梁國雄從不參與。

邀請人民力量加入的電話，是二零一三年三月初由鄭宇碩打給黃毓民的。臨近退休的香港城市大學教授鄭宇碩此時已被邀請成為聯盟的召集人。他是個合適的人選，目前不擔任任何黨派的領袖，但又是泛民陣營中的一名元老級人物，對協調工作也駕輕就熟——二零零四年起，他就負責立法會選舉的協調（在各選區協調最好的陣容，讓泛民派當選幾率最大化）。電話中，黃毓民對鄭宇碩說，要回到黨裏去討論。

黨內不乏反對意見：「怎麽能跟民主黨合作呢？」民主黨支持港府提出二零一二年政改方案，在上一屆立法會選舉時遭到人民力量的「狙擊」，雙方處於泛民政治光譜的兩極。但內部會議上，黃毓民和時任人民力量主席的劉嘉鴻說服了其他人。「是政治操作問題，因為我們要綑綁民主黨，我們不可以在外面。」劉嘉鴻回憶道。他說話時習慣揮動雙手，似乎要為自己以及所在的黨派，開闢更多的空間。面對提問時，他的直截了當讓人有些意想不到。

事情的進展比想像中快得多，很快，二十七個泛民議員都加入了。因為週三正是立法會開會的日子，為了方便，聯盟的例會便定在每週三晚六點，地點則在立法會大樓的五樓。在第一次會議訂立表決規則時，幾個大黨主動釋放了善意：「應該照顧小黨的票數。」所以，十二個組織可以投票，和議員的個人投票具有同等效力。而將一個黨派開除聯盟，則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支持。

看似融洽的開始，維持並不久，爭吵很快就出現了，並貫穿在隨後的日子。黨派之間要尋找共識，從提出原則到形成方案是個艱巨的過程，不同於單純的反對，建設要難得多。雖然是閉門會議，有次梁國雄還是激動地拍了桌子。而鬧得最激烈的一次，憤怒的人民力量成員堵在了門口抗議，不許民主黨主席劉慧卿進場。

哪怕在一些外人看來只是細枝末節的事項上，也會出現分歧。鄭宇碩籌錢找人做了個不到三分鐘的動畫片，打算放到真普聯的網站上，介紹外國普選制度。但最初版本在內部播映時，出現了各種意見。有人說應該有英文版，有人說不需要，有人批評片裏缺少女人，有人則指責片裏沒有南亞裔人種。工黨甚至和另一個黨派為此吵起來。

激進政黨做出退讓

然而一年多過去，真普聯並沒有如許多人預期那樣瓦解。在梁家傑看來，人民力量和社民連所做的退讓，是值得肯定的。「我們公民黨是反對二零一六年增加立法會議席的，他們原來是要增加的，那麽他們願意放棄這個立場。又比如說，公民黨是尊重二零零七年人大常委會的決議，即一七年實現特首普選以後，才進行立法會的全面普選，他們是有意見的。但是他們後來都願意，至少在論述上不再堅持這一點。」他告訴亞洲週刊。

但激進派也攻下他們期冀的城池。最後的三軌方案以民主黨的方案為藍本，但做了兩點修改，公民提名由全港選民的百分之二減低門檻到百分之一，提名委員會的產生方式，由具體的組成方案換成了空架子，表述為「越民主越好」。人民力量曾威脅，若保留具體方案，就退出真普聯。在團結的名義之下，民主黨沒再堅守。

作為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用了最大的努力把幾股散繩擰合到一起。他會在每個週四的早上就發出下週的議程，以便黨派內部談妥。「召集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預先判斷可能出現的問題，找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立場，避免弄得很僵。」鄭宇碩說。

他懂得把所有的矛盾消化在內部，在三月底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他拒絕回答關於內部分歧的細節。「怎麽可能存在少數派騎劫呢？」他反問道，臉上露出了明顯的不悅。

一年過去，雖然沒有黨派退出，但真普聯還是流失了一個議員。去年五月，因為時任人民力量主席劉嘉鴻認同真普聯對於提名委員會的態度，黃毓民退出了人民力量，鄭宇碩後來邀請他以個人身份參加真普聯，他仍拒絕了，他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提名委員會。但劉嘉鴻認為，「提名委員會只是個名字，只要能普及平等產生就可以了」。他和黃毓民已經近一年沒有任何交流。

黃毓民在政界的存在，似乎就是為了不斷冒犯所有人——人民力量就是他領導下脫離社民連所創建的，而這種鮮明性格又幫助他變成了激進泛民派裏的花衣魔笛手，他的離開，讓人民力量也損失了一批忠實的擁躉。「所有遊說的工作我都做了，他不接受。」劉嘉鴻回憶，為此，他需要負政治責任而辭去主席職位。

有些人懷疑黃毓民是受某種勢力的指使，分裂民主派。但劉嘉鴻並不認同：「他在香港政界沒朋友，我覺得只是性格問題。」

統合激進派最困難

「激進派最大的問題是，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對的。『我是為了理想出來的，我怎麽會錯？』但奇怪了，怎麽一定不會錯？」劉嘉鴻說，「把他們統合在一起，是世界上最困難的事情」。

政黨們耗時長久相持不下的議題，在另一個群體那裏，只用幾天的時間就解決了。

在三月底，香港學聯開了為期三天的週年大會。正是在這三天裏，學聯完成了換屆等常規工作，順帶達成了兩項重要決策，一，佔中時間可能提前到七月；二，制定了學聯的特首選舉方案。

決策的速度似乎有些太快了，但這確實屬於集體決策：八家大專院校的五六十名學生代表一起開會，他們首先討論了原則，廢除提名委員會的四大界別、納入公民提名，而在這些問題上，其實又不需要太多辯論，學生代表們有著共識——在二月舉辦的學界公投中，有八成五的學生支持「公民提名」和「票值均等產生提名委員會」。之後，他們討論起更為完整的方案。到了最後一天的下午，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認為事不宜遲，應該把公民提名的百分比也在當天定下來，這個數位最後定為百分之一。

學聯的新任秘書長有著一個響亮的名字：周永康。一月初，他去台灣和當地學生團體座談，見到了日後成為反服貿運動領導者的林飛帆和陳為廷。陳為廷很感慨，台灣的大學學生會受制於舊時遺留下來的一些措施，自主性很弱，經費也有問題，反而是學生會以外的學生團體牽頭關注社會議題。林飛帆則對香港學運的傳承感到詫異：「台灣只能追溯到近十年。」

香港素有學運的傳統，近年來關注的議題也從教育、政治這些傳統領域，擴展到更深遠的社會議題。學生會選莊要提交政綱，表明一些具體事項上的理念和態度。周永康今年提出的政綱就有十幾頁，除了新聞自由、高等教育等傳統議題，他還專門用了一兩版談及了對佔中的看法。

曾在學聯秘書長這個位置上坐過的人，不乏後來的政界人物，如前社民連主席陶君行、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但以周永康近日的日程安排來看，緊張程度甚至超過了一些政黨領袖。這個香港大學比較文學和社會學專業的三年級學生，需要在不同的新聞發布會、政改論壇、學生團體以及其他民間的會議之間穿梭，「每天有可能有三、四個會」。

學界普選方案產生順利

在當選學聯秘書長之後，周永康很快與學民思潮的召集人黃之鋒見了面——黃之鋒是一名即將畢業的高中生，反國教運動之後，雖然他年齡還小，但已是香港政壇上升的力量。兩人都覺得，學界力量可以合併起來。於是在四月五日，學聯邀請學民思潮來到其設在旺角的辦公室，商討共同的學界方案。很快雙方達成了七點共識，在原學聯方案的基礎上，學界方案出爐了。方案最獨特的一點是，為最壞的可能指明了出路，如果公民提名與基本法四十五條衝突，則不遲於二零二二年修改基本法。

學生們似乎要創立新的遊戲規則，毫不迴避修改基本法的要求。學界方案推出不久，就獲得二十多家民間團體，和九十多位學者的聯署支持。

一個在三月二十八日新成立的聯盟成了學生們的堅硬後盾——「公民直接提名必不可少」，這個聯盟的名字即是它的口號和目標。學界方案的聯署工作即是由該機構的秘書處推進的。由十二個民間團體組成的聯盟中（學聯和學民思潮均在其中），婦女團體佔了一半。

「我們本來沒有特別成立聯盟的想法，」關注青少女權益的機構「青躍」成員林寶儀對亞洲週刊說：「但政府不斷發出訊息表示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們要加快腳步發聲。」來自新婦女協進會的郭家齊認為政治會影響到私域的民生，這也是婦女團體要參與進來的原因。

這些人並不缺乏社會動員的經驗，但他們似乎把選舉規則理解得過於簡單，缺少體系化的認識。但無論如何，聯盟成立的事實，就已經自動發出了他們的政治宣言：沒有政黨的領導，他們一樣可以試圖改變政治的走向。

這群人普遍對真普聯缺少信任。三軌方案於今年一月初宣布之後，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在電台提到三軌並非缺一不可，這句話很快引發了軒然大波，很多人認為，這表示民主黨不認同公民提名。幾週後，真普聯用了一句外交辭令式的話，宣布了這場爭論的結束：既不再說三軌缺一不可，也不說公民提名可以拿掉。但裂痕已經產生。

「我們是有票的人，跟其他人最大的分別就是這個。」當問及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真普聯在政改博弈中的作用時，他說，「我們的二十六票（立法會議員總計七十票）足夠左右政改方案能否通過，因為他們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數票」。

而學聯恰恰處在某種微妙的位置。「學聯無需理會立法會裏的得失，也不用去處理跟政府長遠的私底下的交集。」周永康認為學生能堅決捍衛一些底線。

這正是香港的困境。經濟的停滯與越來越嚴重的貧富懸殊，讓人們把希望寄託於政治體制的改革。然而很多人，並不能明白甚至抗拒去理解政治運轉的種種複雜性，口號化的吶喊與姿態性的表達，成了更重要的事情。真誠熱烈的情感驅動著他們，但某種程度上，他們又被這種浪潮式的情感裹脅，審慎的聲音被淹沒。

天秤似乎正向著學生這邊傾倒下來。至少學生在道德純潔性上有著天然優勢——人們可能懷疑政黨為了黨派利益而立場搖擺，但沒有人會懷疑學生的動機。在投票日來臨前，為了保證學界方案殺出重圍，「公民直接提名必不可少」中的兩個團體從「和平佔中」撤回了自己的方案。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洛公開表示會投票給學界方案——身為真普聯一分子，他的選擇卻不是真普聯。

分裂的聲音在投票日之後出現。        「今天，我們不討論將誰趕出真普聯，也不會討論真普聯解散，也不討論召集人換人。大家同意我們不討論這三個問題嗎？」鄭宇碩問在座的政黨代表。這是五月七日晚的真普聯例會，然而暫時的緩和掩飾不了真正的矛盾。

投票結果已在前晚揭曉了。與多數人的預測一致，在總計二千五百六十五張票中│這意味著有二千五百六十五個人簽署了佔中意向書，學界方案獲得近半數的一千一百四十二票，成為第一。但第二名不是真普聯的三軌方案，它只是第三名。人民力量的方案以七百零八票排在第二位，比三軌方案多出兩百多張票。

人民力量不守信諾

儘管是個小圈子投票，但這仍然是個尷尬的結果。按照真普聯的協定，聯盟提出統一方案後，黨派不再宣傳自己的方案（但不阻止議員以個人名義提出），除了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其他黨派守住了承諾。弔詭的是未守信諾的人民力量還贏了，票數打敗了十二個泛民組織的真普選聯盟。

一個令人沮喪的事實是，這個聯盟整體而言缺少動員能力。「我們的分歧先不談，你們的票要比我們的少，你們要檢討啊。」五月七日例會的晚上，劉嘉鴻對梁家傑說。「對，我們要檢討。」梁家傑回答。

成立至今一直爭吵不斷的聯盟也遭遇到了最大的信任危機。「人民力量嘴上說支持真普聯三軌方案，背後卻推出自己的方案。這種改變就是出賣。」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表示憤怒，「是人民力量和社民連搞分裂，他們完全不可靠」。

依據最初定下的投票規則，將一個黨派趕出聯盟，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數支持。劉嘉鴻所得到的消息是，希望將人民力量趕出的民主黨，尚且攢不到足夠的票數。

這個投票制度成立至今，只啓用過一次，即是由三軌方案和人民力量方案角逐真普聯的正式方案（當時社民連尚未提出方案）。後者獲得了可憐的五票，除了自己的票，只有新民主同盟支持它。社民連都把票投給了三軌方案。

如果全部黨派都尊重約定，不會改變真普聯方案勝出的事實，但可能會造成另一個結果，六月二十二日進行全民電子公投的三個入選方案中，不含有公民提名的溫和方案將佔一席。事實上，如果忽略人民力量的票數，主張公民推薦的「十八學者」方案將會成為入圍者。學者的方案在篇幅上最長，細則上體現出在政治現實中需找合法性的努力，甚至還闡釋了公民推薦為何沒有消弱提名委員會的權力。

溫和方案全部落選

同樣落敗的，還有陳方安生所領導的「香港二零二零」的方案。被稱為「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是深受民衆擁護的香港前政務司長，近年來一直與泛民主派積極推動政改。「香港二零二零」方案的重點放在了改革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上，一些人認為這是「投降」，但另一些人則認為，這樣最大程度保留了與北京對話的可能。

投票的結果未必是戴耀廷所希望的。他曾對亞洲週刊表示：「我們看所有方案，主要有三個類型，我們的設計就是能夠讓大家在六月二十二日選民有多元選擇。」但無論如何，他必須尊重這個結果。

但依照劉嘉鴻的解釋，人民力量的所謂「出爾反爾」，是為了大局，而經過的精細算計。他認為，如果在六月二十二日，是一個溫和方案和兩個含公民提名的方案，前者有可能勝出，因為他覺得真普聯和學界必會互不相讓，分攤票源。「如果這樣，佔中運動就瓦解了。」若是一個含公民提名的方案，對陣兩個溫和方案，反而可以集中票源。他聲稱找過學民思潮與學聯協調，讓他們轉而支持真普聯，但未能成功。

最保險的辦法，讓溫和方案全軍覆沒。他需要讓人民力量的方案入圍，這樣三個方案就都有公民提名了。所以，戴耀廷在四月二十五號問他，是否撤回人民力量的方案（所有曾公開過的被「和平佔中」認可的方案都會自動入選），他拒絕了。

他想盡了一切辦法來保證計劃的成功，他的時間只有兩週。通過和人民力量有關聯的網絡電台「謎米」，他向聽衆發出投票動員，甚至提出了涉嫌作弊的暗示——只要咬定參加過「和平佔中」的商議，就能獲得投票資格。

為了讓贏面更大，劉嘉鴻請求社民連召集人梁國雄支持。這一次，梁國雄站在了他的一邊。社民連方案最終只獲得了十三票，這是因為社民連支持者在其領袖的號召下，把票投給了人民力量。

劉嘉鴻成功了。票數反超真普聯，是讓他意外的部分，其他的一切則按照他的預期進行。獲勝後，人民力量宣布放棄自己的方案，重新支持真普聯。劉嘉鴻知道這種「脫軌行為」必然會受到批評，結果揭曉前，他一度不敢與鄭宇碩說話。

真正的輸贏也許不在於一城一役。人民力量似乎為激進泛民派贏得有利局面，卻為自己背上棄信之名，也將聯盟推上分裂的懸崖。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公開承認，真普聯面對嚴重分歧，他對未能維持內部團結和紀律，感到慚愧。

溫和民主派在失落之下，也在蓄勢反彈。陳方安生稱，將聯合「十八學者」以及民主黨、工黨以及理念相近的議員，尋找合作空間。在採訪中，她表達得很清晰：「我們『香港二零二零』當然不覺得公民提名是必須的。」

而在六月二十二日，等待著投票者的，是一場選項趨同的公投。某種程度上，反對者無意中站上了自己反對的高地，他們反對的，是「篩選後沒有真正選擇的投票」。

很難預測會有多少人參加投票。陳方安生認為，若政改方案因為泛民與北京各執一端，不能通過，二零一七年原地踏步，香港民主進程將受重創。為了和極端派劃清界線，陳方安生特別提出了對全民投票方案的異議。北京已明確指出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因此無論提交哪個方案，北京勢必都不會同意，佔領中環都會進行。香港真正需要爭取的是一個沒有篩選機制的普選方案。公民提名不是關鍵因素，只要門檻較低，不同陣營的候選人都能順利入閘。她認為需要讓市民了解公民提名外的方案，而這個方案的著力點，還是在提委會的民主化上。

對於公民提名，來自政府方面的最新反饋是，不會有任何退讓。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用民意或政治（為手段）去做違法的事，作為律政司司長是不容許的。違法的事不會因此而變成不違法。」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則強調，凝聚共識的起步點應該是回歸《基本法》基礎。

按照民建聯的調查，反對「佔中」的香港民衆比例高達六成六。哪怕是那些支持「佔中」理念的人，也不意味著對溫和方案全無接受空間。「在佔中行動的時候，人們就要坦誠問自己幾個現實問題：我是否要為最理想的方案，在短期內作終極抗爭？還是，以屬於次佳，但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作為真真正正必不可退的底線？」

學者不滿少數派騎劫

十八學者方案倡議人之一的黃冠能認為，少數派的騎劫已經發生了。陳方安生則在五月初就放出重話，指整個泛民被極端勢力所綁架，溫和民主派的聲音無法出來。

然而，劉嘉鴻也許很難會進行反省。「激進派最大的問題是，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對的。」「『我是為理想出來的，我怎麽會錯？』」

佔領中環的故事尚未開始，戰鬥已經發生。真正的戰場在於政治改革的諸方博弈裏│這種博弈不僅存在於代表中央意志的北京與「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之間，亦存在於建制派與泛民主派之間，也存在於激進者與溫和者之間。戰場在中環之外。(余思毅、朱永瀟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