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欠缺文化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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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欠缺文化公共服务  

来源： 凤凰网 城市
3:44PM 3/29/2014

阿来，当代著名作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四川省作协主席，作品《尘埃落定》获第五届矛盾文学奖。

精彩观点

我们没为他们提供一点情感上、信仰上、个人修养上有价值的东西，在文化上放弃，你的文化产品进不来，别人的自然就来占领了，由此也带来极大的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公共服务应该上升为国家战略。

社会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些东西既然要湮灭在历史长河中，那就让它湮灭掉。所以，我们要区分哪些文化能够保留，哪些可以放任自流。而不是把那些打着传统文化幌子的伪文化立成一个个浪费钱财的项目，故意做出文化的多样性。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欠发达地区的百姓分享现代文明的果实，而是要提醒政府要因地制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否则，国家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不经意间走向了公众的对立面。

阿来很犀利，与他的文学作品风格迥然。

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他认为文化产品不仅要市场化运作，更需要政府要将其作为公共服务以实现覆盖范围的最大化。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文化产品内容的脱节使得很多中国三、四线城市和乡村成为精神的荒漠之地。
对于很多地方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他也持反对态度。在他看来，对不同传统文化也要区分判断，有些既然要湮没在历史中就不必强留，成为劳民伤财的伪文化。

在与凤凰城市对话时，他已从一个藏族农村青年成为一个作家，并且拥有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等身份。同时，作为一个社会学者，他认为中国开始了城镇化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切忌一刀切，否则很容易让国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走向公众的对立面。

文化既是产业也是公共服务

凤凰城市：两会已经结束，中国掀开了新一轮的变革，你的关注点在哪里？

阿来：作为文化学者，文化领域问题当然是我关注的。但老实说，每次两会谈到文化，总让人感觉可说可不说。相比经济、农村、城镇化等具体的改革，中国文化的方向是什么，应有怎样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如何开展具体的措施，这些问题看起来总是不那么迫切。但也正是由于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长期的含糊，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严峻问题。

文化离不开文化产品的供给。在中国城乡断裂的背景下，文化产品的供给应该有两种模式。一是在经济发达、人口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域，应将文化产品以市场化方式运作，形成文化产业。第二，在欠发达地区，比如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农村，文化产品供给应该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部分，以实现其最大范围覆盖。

我们在第一个方面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图书、音像、广播电视等正在建立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但在第二方面，存在的差距很大。也就是说，在中国广大的欠发达地区，文化产品长期处于匮乏境地。

我一直主张政府要在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加大文化的公共服务力度。但是，这不单指建设文化设施，没有图书馆可以盖个图书馆，没有电影院可以盖个电影院，甚至在社区里面建一些更小型的文化服务站，这些都很容易。问题是，这些壳子做好了，我们用来装什么？

当下大多数文化产品比如书籍、电影等都已实现产业化，受众指向也很明确，就是针对有消费能力的大都市人群。而在另一端，那些在三、四线城市和农村消费能力低的人就只能和大都市人共享相同的文化产品。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受教育程度能否支撑对这些文化产品的体验吗？

你让一个农民去看《失恋三十三天》，他能产生共鸣吗？我不是说这部电影不好，而是脱节，也就是说看起来我们的文化市场很繁荣，但这些产品的内容从来只是为一部分人提供的。

当然，政府也主导了一些公益性的文化产品，但保留下来的都是意识形态很强的东西。或者偶尔办一台豪华晚会，政府买单，那些跟老百姓无关。

我们今天看到一些乡村建立了乡村书屋，但仅仅是个形式，你看看书架里的书有几个人看？因为那些书对他没用。

凤凰城市：也就是说，市场化运作的文化产品的内容实际是与大多数老百姓脱节的。当这种现象反映在全国层面，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阿来：很多地方就变成精神荒漠了。比如许多乡村学校里，本来师资就弱，教学方法也差，学生学习也是填鸭式的，很多知识在学校学不到，校外的社会也是文化匮乏，起点不一样，这只能使中国的地域差距和阶层差距越来越大。

第二，中国的很多地方是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很多孩子除了学校的课本，没看过一本好书、一部好电视剧、一个好电影，因为他看不懂。你让一个甘孜州山里的藏族孩子看《北京遇上西雅图》，那些生活离他太远，想象都想象不出来。

我们没为他们提供一点情感上、信仰上、个人修养上有价值的东西，在文化上放弃，你的文化产品进不来，别人的自然就来占领了，由此也带来极大的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公共服务应该上升为国家战略。

不是所有传统文化都需保留

凤凰城市：这是当代文化取向问题，另一层面，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也让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存留面临困境，比如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频临失传，你怎么看？
阿来：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产生了一些迷失的人，总在讲过去是好的，旧的是好的。我很反对这种这种盲目的怀旧。过去有一些是好的，只能说是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很少一部分。如果过去都那么好了，还要什么变化呢，你又为什么从乡下跑到城里来？

我们现在总是不加选择的提出要保留许多原来的文化，实际上，强行保留是保留不来的。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超脱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之外。习俗也好，道德伦理也好，技术技艺也好，一定是与其社群的聚居方式、集散方式和生产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失去了这些因素，这些文化就不能存活，即使保留也是一种死亡了的文化。

开句玩笑，幸好古代人不懂得保护非遗，否则所有的博物馆都装不下了，人们也不用干别的了。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搞各种各样的文化传承，实质来源于趋利的冲动。首先跟上级要钱，变成项目，然后以符号的方式固化，可是那些所谓的文化对于当代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社会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些东西既然要湮灭在历史长河中，那就让它湮灭掉。所以，我们要区分哪些文化能够保留，哪些可以放任自流。而不是把那些打着传统文化幌子的伪文化立成一个个浪费钱财的项目，故意做出文化的多样性。

莫让国家政策走向公众对立面

凤凰城市：说到如何对待传统与当下，文化层面仅仅是一小部分。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是一个从传统乡土社会向当代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你过去考察了大量乡村和小城镇，包括很多少数民族村落，谈谈你的感受。

阿来：一是小城镇建设切忌一刀切。小城镇是城市的点缀，应该有不同的形态格局和发展模式。但现在许多小城镇进去以后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房子，一模一样的格局。

此外，小城镇与城市和乡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是乡村到城市的过渡。在定位上要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和社会形态，不能贪大求全，盲目上超过其承载能力的项目。

第二，中央最近提出了“三个一亿人”进城的战略。我要提醒的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也要切忌一刀切，一定要尊重老百姓的意愿，一是他愿不愿意进城，二是如果愿意，他能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城。

比如在藏区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很多能力强的人不用政府督促，自己就进城打拼了。但在一些地广人稀、边远贫困的牧区，当地政府往往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搞城镇化。

有的村落人口稀少，离最近的县城都有上百公里，偏偏在那里盖上几十间房子，就当做城镇了。当地牧民传统的生活是住牦牛帐篷、挤奶、吃牛肉。现在突然要他们搬进房子里，牧民没住过这样的房子，不习惯，甚至有些连房子都不会用。

缺了任何食物都要到城市去买，而在以前不过是放倒一头羊的问题。生活来源上虽然有国家补助，但那笔钱可能不过是他从前卖一头牛的价钱。再加上文化的荒芜，你说这样的城镇化是让他幸福还是失望？

另外，地方主政官员也不能扭曲自己的政绩观。有一次我到一个县采风，当地政府接待。酒喝到一半，县委书记高兴地进来了，他说今天自己非常高兴，因为上级对牧民定居的考核达标了。我问他老百姓对定居欢迎不欢迎。他说我跟你说老实话，我的帽子不是老百姓管的。

我当然不反对欠发达地区的百姓分享现代文明的果实，而是要提醒政府要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情况，否则，国家政策可能在执行的过程中走向公众对立面。

(访谈撰文 张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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