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在政治局内成了力量对比的转折点。大批正在印刷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停印了;那些咄咄逼人大批“经验主义”的“反潮流派”,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四人帮”并没有认错。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言不发。可在会下,他们却攻击政治局的批评是“突然袭击”,是“围攻”。
针对“四人帮”的攻击,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这些专以“革”别人的“命”为己任的“革命家”受到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邓小平紧紧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帮”编造的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反问道: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他不容置辩地说: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总括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在邓小平单刀直入、切中要害的发言之后,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等先后发言。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又默然不语地坐着。张春桥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终于,王洪文坚持不住,做了点自我批评。江青也开口了,她检讨自己对上次的会“自我批评不够”,“还要加深认识”。
自“文革”发动的九年来,像这样政治局连续开会严肃地批评江青一伙,还是第一次。不到一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上交了难得的书面检查: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结;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送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4 全面整顿如火如荼,气势磅礴
在工交战线的整顿深入发展时,邓小平提出国务院要开务虚会。他认为,前些日子一个一个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看来这样不行。要研究长远规划,通盘考虑一下。在邓小平的部署下,从6月份起,整顿工作在全国全面铺开。
在以军队整顿为主题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严厉指出: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他亲自主持了对全军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有力地稳定了军队,对于抵制“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在科技战线,张爱萍、胡耀邦分别率领工作组对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
教育界是“文革”的“重灾区”。教育部长周荣鑫说:“老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对。”从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表文章,集中论述这样一个观点: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文艺界这时也出现了新气象。被江青一伙诬蔑为毒草而禁演的电影《创业》和《海霞》,经政治局批准公开放映了。《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有影响的好节目重新公演。
在农业战线,为了调整党的经济政策,中央下发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
1975年夏季,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如火如荼,气势磅礴,成效十分显著。
在政治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党的领导逐步有所恢复和加强,“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混乱状态有一定程度上的克服,全国的安定团结局面开始出现。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为迅速回升。从第二季度开始,工业生产逐月上升,交通运输有较大改善,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等,均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全年社会总产值增长11.5%,国民收入增长8.3%。在这一时期内还建成了中国当时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完成了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线的全部工程;北起河南焦作,南至湖北枝城的焦枝铁路建成通车。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自1972年起陆续谈判进口的43亿美元成套设备的建设安装工作,也有了较大的进展。军工生产经过整顿,面貌也有改变。中央还决定压缩和调整中国对外援助的支出。对外经济援助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只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多一点,以后逐渐上升。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上升到占财政总支出的6.3%。1973年竟达到财政总支出的7.2%,主要是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以及某些非洲国家的援助,已超过了国力所能担负的程度。因此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外支出要降至占财政总支出的5%以下。全国财政当年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全面整顿是老一辈革命家和党内外广大群众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也是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内乱提供的又一次良机。
如果当时能够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路走下去,中国历史将会更早呈现出一种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