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多年前的灌水猪肉 从历史看“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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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百多年前的灌水猪肉
                                                                            从历史看“国民性”.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发自：上海 2013-08-16 11:13:45  
来源：南方周末

16世纪末的澳门版画。明代曾经实施海禁， 断绝了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在张宏杰看来， 这个 “大监狱” 式的国家， 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 “国民性”。万历年间， 利玛窦通过澳门到达中国， 他对中国男子的看法是： 只有妇道人家的愠怒， 不能作战打仗。 （东方IC/图）

梁启超说，凡是经过重重内乱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纯洁国民性的，内乱会在老百姓心目中培养起六种倾向：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

“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当今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也是由历史塑造的。”畅销书作者张宏杰的新书《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论的是中国人的品性。

上大学以前，因为课本枯燥刻板，历史课是张宏杰深恶痛绝的课程之一。1990在大学读书时，他读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和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史》，三本书引发了他对历史的兴趣。“《万历十五年》打通了历史和现实；而人性让我找到了进入历史通道的钥匙。”

2000年1月，张宏杰的第一本书《千年悖论》出版。2004年，《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出版。在海关工作的福建读者石悦，站在书店里读完这本书，后来就开始在网络上用“当年明月”这个名字写《明朝的那些事》。

2006年，《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这本书给他带来了众多机会。在一位读者的帮助下，张宏杰调到一所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不久又破格进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葛剑雄。博士毕业后，再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后，还上了《百家讲坛》。

张宏杰已不再写小说：“现在对社会的反思批判功能上，历史彻底取代了文学的‘启蒙’作用。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一个不会反思、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自尊心巧妙地消失了


南方周末：“国民性”在中国是个有争议的词，在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中国人的气质》、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和龙应台《野火集》之后，你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又想表达什么？

张宏杰：自民国开始，关于如何提高国民性和民族素质，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论。我实际上从国民性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变化。这本书也可以叫“中国历代民族精神的演变历程”。

提起中国历史，我们最爱说“五千年文明史，泱泱大国，文化灿烂，礼仪之邦，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国和过去中国本质上的不同，两者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文化断裂。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他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这样，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到中国后，芥川龙之介发现，用他的原话来说“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小说中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写这句话前，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

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在乾隆初年，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那是中国社会鼎盛时期，可是他们对中国人印象十分不好。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鸡鸭除了缺斤短两，肚内填满沙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

1793年来中国造访的英国外交团长马噶尔尼，彻底打破了歌德、伏尔泰此前对中国的想象。英国人注意到，中国人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船上做饭的厨师试图隐藏鸡腿，人与人之间漠不关心，冷酷无情，他们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英国人要停船救人，中国船员根本不理睬选择继续航行。

而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他们的记录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南方周末：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张宏杰：马噶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巴罗认为，中国人缺乏自尊心，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儿童和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只以成败论英雄


南方周末：这是中国人国民性的由来？

张宏杰：改变要从秦朝开始，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开始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穷要打、富要打。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贵贱，只要有军功战绩，都可以根据杀敌多少，获得相称的爵位，获得功名富贵。有野心的人，可以通过打仗、杀敌，血腥的屠杀，获得人口和土地。

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七百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偏僻的边境，穷山恶水当中去，从此再也没有人反对他了。

秦朝到汉朝以后，中国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是只求胜利，只问结果，不择手段，往往出现大规模的屠杀，出现屠城现象，满城杀光，一人不留，胜利者一个比一个残暴。

南方周末：“以成败论英雄”的开始？

张宏杰：成败论英雄，出自宋代苏轼的《宋襄公论》。毛泽东认为宋襄公打仗的时候不肯半渡而击，结果打输了，是一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很多史书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宋襄公却依然秉持礼让精神。

中国文明的倒退，应该说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较残暴，靠暴力统治；明朝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则是专制集权到顶峰，他认为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文人、商人阶级，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往往是满门抄斩；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扬州十日屠城，杀死80万人；嘉定三屠，浮尸满河。

清史记载，清朝入关以前，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非常残忍，从东北跑到山东，就是为了抢牲口、抢人，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是把人、马、牛、驴混到一起的，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体系，靠暴力恐怖统治中国，杀光了有血性的男儿，给中国发展造成了大倒退。

南方周末：为什么说明朝对中国影响最大？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从社会底层起家，发明了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这一政治统治方式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朱元璋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禁止海上贸易，闭关锁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对内控制社会、民间的一切组织力量，打击商人大户，避免商人财富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朱元璋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老百姓的一举一动，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彻底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

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村庄，无事不相往来。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明朝还发明了廷杖制度，把大臣当成皇帝的奴仆，取消了丞相制度，皇帝控制了所有的政务，把专制集权制度推向高峰。在明代的专制基础上，清代皇帝们积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

晚明有一句话叫燕巢幕上，就是燕子在窗帘上做窝，明知道这个窗帘是靠不住的，人家一拉这个窝就碎了，但还是全心全意地把这个窝建得非常好。南明小朝廷的时候，皇帝一个个都不争气，大臣们也都知道朝廷肯定是靠不住，但还是拼命地争。不是说团结起来对付满族人，或者是镇压农民起义，就是能捞一天钱，先捞一天钱。船马上要漏了，我不说急着去补漏洞，或者跳到另一只船上，还在船上抢那么一点粮食。这种心态如果跳出历史，你会感觉很不可理解，但是身处那个时代，你又很能理解：每个人都觉得我对大势是无能为力，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一点是一点，能抓到一点是一点。

“以德治国”，成本最小， 效果也最小


南方周末：梁启超、鲁迅他们一直都在提倡改造“国民性”，但没有成功。

张宏杰：梁启超说中国人身上有奴性，甘于帝国的统治，甘于暴力的统治，不敢反抗；缺乏公德意识，只有私德意识；缺乏尚武精神。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三大弊病。要改造中国，关键是改造每个人，通过写小说、办学校、办报纸的方式，思想启蒙，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身上的缺点，唤醒老百姓，变成新民。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取得政治改革的成功。

梁启超的思路后来被鲁迅所继承下来。鲁迅对制度变革丧失了信心，他说如果没有新的国民，这个国家换什么招牌都是没有用的，人还是原来的人。所以鲁迅整整20年时间，不停写作，攻击中国人的劣根性，希望唤醒老百姓。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胡适、孙中山、蒋介石式的国民性改造试验？

张宏杰：蒋介石认为改造中国国民性，最直接的方法是开展新生活运动，他制定非常详细的新生活规范：比如吃饭的时候咀嚼时不要发出声音，鱼骨不要放在桌子上等等，通过政府力量强制大家执行。各省积极贯彻，差派政府官员到饭店检查，强迫老百姓遵守新的行为标准。胡适马上说这种运动产生的影响肯定是负面的，肯定助长老百姓更虚伪，大家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结果真是如此。

胡适的核心是用制度来训练国民。

孙中山提出，中国人从臣民到国民，必须对民众进行政治制度的训练培养，分阶段完成国民性改造。他在《建国方略》一书中提出了三步走的构想。

国民党基本是按照这条路往前走的。

南方周末：中国人还是喜欢用“以德治国”来改造“国民性”。

张宏杰：黄仁宇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明白的说法。他说中国古代这样去做，因为这种做法成本最低；中国不是一个建立在数目字上的社会，你没法用比较复杂、精微的手段去控制和调整，你只能寄希望通过意识形态的办法，把人的贪欲约束到最小的程度。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也是，从梁启超到鲁迅到毛泽东，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都认为改革国民性就是每个人洗心革面，从我做起，纠正自己的行为习惯，整个中国就会变化。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是更决定性的。整个社会环境、社会体系文化惯性在那里，每个人去改变自己，整体跟着改变，这完全是一个神话。能够通过道德去解决的，只是非常小范围内的问题。

梁启超说，凡是经过重重内乱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纯洁国民性的，内乱会在老百姓心目中培养起六种倾向：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

面瓜

我估计这书他老了以后还会改写。

实在不是很容易谈的内容。
不过又非常值得谈。

福多多

纠结于表面现象。。。研究了这些年还不知道事情的转化。。。

面瓜

福多多 发表于 2013-8-19 05:24 PM
纠结于表面现象。。。研究了这些年还不知道事情的转化。。。

事情发生了怎样的转化？

福多多

面瓜 发表于 2013-8-20 11:49 AM
事情发生了怎样的转化？

历史的发展是单向的，但人的思想变化是循环反复的。

只看到历史的单向发展而不知道人的思想转变的可逆性说明他只看到表面。

面瓜

福多多 发表于 2013-8-20 03:48 PM
历史的发展是单向的，但人的思想变化是循环反复的。

只看到历史的单向发展而不知道人的思想转变的可逆 ...

那你觉得“逆”发生的动因是什么呢？

福多多

面瓜 发表于 2013-8-20 05:52 PM
那你觉得“逆”发生的动因是什么呢？

任何破坏性的力量到了极点之后就会衰竭，“阳散则阴不能独存”，这是自然的法则。

面瓜

福多多 发表于 2013-8-20 04:01 PM
任何破坏性的力量到了极点之后就会衰竭，“阳散则阴不能独存”，这是自然的法则。

故弄玄虚

福多多

面瓜 发表于 2013-8-20 06:08 PM
故弄玄虚

有必要吗？每个棋手都在看同一盘棋，但各人感觉都未必一样。

毛泽东之后中国就变了，但金日成之后朝鲜却没有怎样的变化。分析问题不能刻舟求剑。

边干边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