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张树年父子长寿之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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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张树年父子长寿之诠释

日期：2013-06-25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张珑

图片说明:




图片说明: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坛与张元济（右）亲切交谈




图片说明:张元济、张树年父子

　　

上海文史研究馆汇聚着一批社会名流，他们在社会各界，特别是文化界，有代表性，有影响力。上海文史研究馆自1953年成立至今先后有1172位馆员入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馆员谢世时的年龄统计，平均寿龄80岁，这在当时也称得上高寿群体。最近10年统计数字显示，馆员平均年龄已经上升到89岁。今年恰逢上海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该馆选编了60篇介绍长寿馆员传奇经历、杰出成就和辉煌人生的文章，汇编成《仁者寿：文化名人的长寿人生》一书。本版摘录其中两篇，以飨读者。

　　

　　曾为官、从商、做学问的张元济，一生忙碌。许多兴趣和爱好洗涤了凡尘俗事给他带来的烦恼。张树年夫妇举案齐眉，携手走过了75个春秋。世间恐怕没有比钻石更贵重的宝石可以用来祝福这么地久天长的婚姻了吧。

　　张元济（1867-1959），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教育家。前清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主持校勘出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著有《校史随笔》等。

　　张树年（1907-2004），美国纽约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曾任上海新华银行信托部副经理、公司合营银行研究室研究员等。编有《张元济年谱》《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著有《我的父亲张元济》。

　　先祖父于1959年驾鹤西去，终年93岁；先父张树年于2004年离世，享年97岁，都堪称高寿。那么其间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必然的原因吗？现在对许多与健康有关的现象往往以基因作为解释，常有人对我说：“你们张家有长寿基因！”但是我看到也有些研究中认为基因仅起一小部分的作用。具体到我的先辈们来说，父亲的长寿也许确实有基因的因素；但是对于祖父来说，就不尽然了，因为曾祖父英年早逝，曾祖母去世时年仅55岁。所以一个人的长寿与否，后天的因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　

祖父：书中自有延龄术，书中自有长寿路

　　祖父一生的经历很不平凡，为过官、从过商、做了一辈子的学问，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声誉，认识交往的人上至最高领导人，下至工农贫民、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他的事业可谓辉煌。但是他对于成就从来以平常心对待之，从不受功名利禄所诱惑，把名与利看得很淡薄，更不贪财，经常解囊接济一些经济上有困难的亲戚朋友，乃至仆人。他也从不会受十里洋场不正之风的影响，沉湎于声色。不像如今的许多人，在奢靡之风盛行的社会里，灵魂空虚，缺乏理想，事业稍有所成就沦为骄奢淫逸生活的俘虏，开始走上生活腐化的不归路。我们家里的生活一向朴素无华，即使早年住的是花园洋房，但里面的装饰平淡，绝无豪华奢侈之意。家里除了大量的书籍外，就是出土文物。有许多家具还是从二手市场上淘来的。一日三餐也从不追求珍禽异兽、生猛海鲜。一般来说都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如果人多，就再添一两个菜。祖父虽然也喜欢吃红烧肉或有海盐特色的走油蹄髈，但节制有度，从没有纵情大吃大喝的习惯，烟酒更是不沾。所以晚辈们受他的影响，我们家里是没有人抽烟喝酒的。我们家里，人人每日早起，晚上从不熬夜。一家人和睦相处，生活平静幸福。从小到大，我没有见过家里有人吵架，或虐待婢仆之事。这些都是受祖父言传身教的影响，不仅有益于健康，更使我们晚辈受益终身。

　　祖父是一个旧时代的学者，但是他对于西方现代科学知识能很快接受，并认为“科学不发达，无法立足于世界”。因此他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很有科学的医药常识了。记得家里有一大瓶晶体状高锰酸钾（俗称紫药水），用水泡开一小点后洗水果蔬菜可以杀菌。这还是祖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买的，是地道的英国货。因为每次用量极少，所以直到我们这一代，还在用它为果蔬消毒。我1951年离家去北京时，父亲从大瓶里倒了一小瓶给我，每年到了草莓、葡萄上市的季节，我必用此来为水果消毒。1940年祖父因老年性前列腺症住院动手术，从此未再受此病痛之困。那时候他就已经深信西医的诊断和手术是科学的。可见养生、长寿是需要有科学知识的，并不能单靠与生俱来的基因。

　　祖父有高雅的兴趣和爱好。比如听昆曲、欣赏大自然之美景、读书、写字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养生之道。他听昆曲与众不同，是捧了曲本去戏院的，为的是在聆听优雅音乐的同时还可以欣赏曲词文字之美。他出生在广东，所以下午工作累了的时候，往往靠在沙发里，听一档播放广东音乐的广播节目，使疲劳得以恢复，再继续工作。他喜爱大自然，也因此在庐山买了别墅。夏天不仅可以在那里避暑，还可以受到山水林木的滋养，洗涤凡尘俗事给他带来的烦恼。祖父也酷爱写毛笔字，虽然到了晚年成为收取润笔贴补家用的手段，但是写字本身也是一种静心之法。至于读书，那就更不必说了。祖父饱读诗书，学贯中西，从而培养了高雅的文化兴趣，对低俗腐败的人和物自然产生了免疫力。清心寡欲也是长寿之道的一个方面。

　　凡上述种种，最重要的莫过于读书。有一句话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想应该改为“书中自有延龄术，书中自有长寿路”。我所说的书，当然是指中外经典作品。这样的书可以育人，可以诲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以使人从中吸取处世的哲学，可以教人以待人接物的道理，也可以授人以抵抗物欲横流社会污垢毒害的能力。这是陶冶性情从而求得长寿之术的最佳途径。

图片说明:张树年夫妇结婚七十五周年时合影




图片说明:张元济手书养生对联

　　有一天，我无意中遇到一个老人对我说：若要身体好，只有一个字：“忙！”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说法，却充满了智慧，也许可以引用来诠释祖父长寿之奥秘。我从出生之时起就看见祖父整天在忙。所谓“忙”，并非指忙于生活琐事或吃喝应酬，而是指他用毕生的精力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乃至历史所肩负的责任。他对教育强国有坚强的信念，对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有执著的追求，对国家和民众的苦难有切肤的感受，对世界的发展有极大的关注。在一生有限的时间里，要实现这一系列的理想，能不忙吗？他是个脾气急、办事容不得半点马虎、坚持“今日事，今日毕”的人。所以他整日伏案工作，从没有一丝懈怠。他坚持60岁退休，实际上是退而不休，不仅致力于编校《百衲本二十四史》，且为商务印书馆的各项事务继续操劳。商务为他指派了一个联络员，每日上下午各来我家一次，把他写的书信文稿送出去，又把别人给他的书信带回来。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他每天要写出多少东西。先前的一个联络员杨福生老了，换了一个联络员叫汪志清，继续为他送信。到了晚年他中风卧床，而汪志清却继续来，因为他稍有恢复，就在床上支起小桌工作起来。与毛泽东数度通信谈国事，撰写《西藏解放歌》、《涵芬楼烬余书录》序，1956年致蒋介石劝其纳土归顺的信等等，都是他在床上的小桌上完成的。为了祝福我结婚，他赋诗两首，并亲笔在小桌上将两首诗写在红色洒金笺上。他还多次为尚在上中学的弟弟批改并批注作文。纵观《张元济年谱长编》，这个“忙”字一直伴随他到生命的终点。因为“忙”，所以他虽老犹对外界事物保持兴趣而没有产生老年人常有的那种疏离感；因为“忙”，所以他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因为“忙”，所以他身体的各个部件得以继续运转；因为“忙”，所以他脑力始终不衰退，而头脑是指挥身体各部分工作的中心。

　　父亲晚年有一次回忆起祖父时说：“他每天早上吃一大碗肉面，然后一天都在外面办事。身体是真好啊！”祖父一生精力充沛，他的勤奋非常人所能及。再加上前述的淡泊名利、生活简朴等因素，使得他深为我们晚辈景仰，也成为他长寿之奥秘。

　　父亲：在逆境中尽可能地找一些乐趣

　　父亲当年就读于美国教会在上海办的圣约翰大学，后又留学美国，获得纽约大学经济管理硕士学位，所以他是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在他身上兼有东西方文化的印记。他喜欢精细的生活方式，饮食方面欣赏西式菜肴，早上吃西式早餐，下午喜欢来上一杯下午茶。他生性温良，不急不躁，儒雅谦和，生活非常有规律。在饮食方面懂得注意营养，荤素搭配。虽然喜欢美味佳肴，但十分有节制，从不会因为喜爱而多吃一口。一般来说，他喜欢比较丰富的早餐，而晚上则多半喝粥。这很符合现今中外营养专家们提倡的养生原则：“早上吃得像个国王，中午吃得像个王子，晚上吃得像个叫花子。”他每天坚持走路，锻炼身体。到了晚年仍保持这个习惯，往往独自外出散步。但是上海的马路十分拥挤，连人行道也被自行车占用了，以致有亲戚给我打电话说：“张伯伯那么大年纪了，还独自在马路上走，多危险啊！”

　　父亲生活的时代和祖父有很大不同，不可能像祖父那样挥洒自如。从日寇入侵开始，家庭经济条件就日益困顿。他一直在银行工作，但是到了1949年之后，他所学的经济管理学属于西方经济制度的范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毫无用武之地的，因此他也只能在银行里当一名普通的职员，拿着很低的工资，但他安于工作，没有怨言。到了“文革”时期，抄家是对全家人很大的打击。家庭经济条件一落千丈，居住面积也一再紧缩。幸好他生性达观，能以平常心对待这一系列厄运，并不因为家道的衰落而郁郁寡欢，而是在逆境中尽可能地找一些乐趣，例如看昆曲。他和母亲都热爱这个古老剧种。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上海昆剧团常有演出，为了能买到好的座位，他和母亲会一大早带了小马扎出去排队，连早饭都顾不上吃。买到了前排的座位，晚上能看到精彩的折子戏，就是在那艰苦的日子里最亮丽的乐事了。到了退休后，他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曾多次来北京，在我家小住。他和我们同游北京的许多景点，总是兴致勃勃、兴趣盎然。能在困境中保持一个平静良好的心态，确是父亲长寿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的家庭一向是和睦的。现在常看到许多有关健康长寿的论述，都认为夫妻和睦是一大要素。世人以钻石来比喻60年的婚龄，称之为“钻石婚”。但父母亲却举案齐眉，携手走过了75个春秋，在庆祝结婚75周年的那天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世间恐怕没有比钻石更贵重的宝石可以用来祝福这么地久天长的婚姻了吧。两位老人能长相厮守常相伴，这福分无疑也应该给高寿加分了。

　　到了晚年，父亲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还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由于商务印书馆重视收集、整理张元济先生的遗稿，于是耄耋之年的父亲在弟弟的协助下，开始投入这项工作。他是一个大孝子，祖父在世时，尤其在中风卧床后，他每天晚上总在祖父病榻前坐着陪说话。在他有生之年能见到祖父的诗文、书札、日记等相继出版，是莫大的安慰，所以他非常欣喜，心情特别舒畅。1996年他撰写出版了《我的父亲张元济》，在这本著作里回忆、记录了他与祖父共同生活的岁月，找回了失去的时光，所以那是一段在他生命中很阳光、很充实的日子。他庆幸自己脑力还没有衰退，还可以尽自己所能做一点贡献。这也为他的长寿因素添上了重要的一点。

　　摘自《仁者寿：文化名人的长寿人生》中西书局2013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