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儒家与“普世价值”

Hutong9.net

当代儒家与“普世价值”

日期：2013-03-11
来源：文汇报 作者：师古

当代儒家与“普世价值”

　　

师古

　　“儒学”与“儒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对一个学派、一类学术、一种思想的描述；后者则是一群人对儒学所蕴含的学说、理论、价值及其所代表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认同与践履。有儒学，便有儒家。儒学传承几千年，历经坎坷，绵延至今。但自“五四”以来，儒家渐渐成为落后、反动、迷信的代名词。不仅如此，它还被“加冕”为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障碍和中国落后挨打的终极原因。

　　你能想象吗？当今中国竟然还有人以“当代儒家”自居，这一群“当代儒家”绝大多数都有海外留学或访学的经历，有些还是以西方哲学与思想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中、青年才俊。正是这样一群人，勇敢地对西方思想发起挑战，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尤其是他们自诩的所谓“普世价值”提出了诘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新书《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一书，即是他们的一次思想碰撞的实录。全书十几万字，篇幅不大，却不啻为当代儒家横空出世的宣言。这真是令人惊喜的现象，它表现出了对当下中国的关切和对本土文化、对中华文化传统理直气壮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基于自信，这种自信又是基于对中西文明的融会。

当代儒家对“普世价值”的批判

　　《何谓普世？谁之价值？》的讨论聚焦于“普世”与“价值”的问题。当代儒家们选择了一个非常巧妙而击中肯綮的切入点，对西方强权政治支撑下的强权文化予以抨击，揭示西方发达国家所谓“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两面性及意识形态性。

　　所谓“普世性”，最早其实是基督教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后来被抽象出自由、民主而被赋予了一种价值诉求，进而被描述为具有普世性。在冷战时期，自由与民主成为西方社会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最有力武器。冷战以后，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自由、民主被明确地套上“普世价值”的光坏而被高悬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头顶之上。西方强权俨然成了人类道德的代言人和化身，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

　　正因为这种观念与认识上的错乱，导致了以道德代言人自居的西方强权国家随意发动战争，随意发动“颜色革命”，却很少认真思考过，这种价值究竟是哪一家的价值，是否真具有普世性？更没有人想过，在民主、自由之外是否还有更具普世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人生态度？该书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这群年轻学者不迷信、不盲从，从学理角度大胆提出疑问与批评。他们明确指出，任何价值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和抽象的，认为“价值是有历史性的”，而“自由主义者把自由、民主、平等、法制、人权这些东西看作普世价值，但是，这些普世价值之间却是有内在紧张的。譬如，自由与民生之间，关系怎样？我觉得两者对于不同历史需要来说，是有先后顺序的”。（陈明）他们还指出，所谓普世，其实都是具有一定地域性的，比如，“当初民主和自由跑到中国来时，康有为和孙中山就对两者有不同的取舍，即中国需要的是民主而不是自由。换言之，在他们看来，自由与民主在西方未必是紧张的，但在中国却是紧张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不需要自由呢？康、孙认为，中国自古就非常自由，并且对于当时之中国现实来说，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无助于中国完成一个向现代国家的转变”。（曾亦）很多学者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的双重标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实，我们不难看到，西方人是对外讲普遍，对内讲特殊。犹太人更是如此，说自己和上帝立约，因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这种排他性亦见于基督教，更见于当今的美国人。”（陈明）这些当代儒家们入木三分地剖析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内涵与本质，他们指出：“必须破除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迷信。其实，现代民主制度比古希腊的城邦民主还要等而下之，只是代议制而已，完全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齐义虎）对于西方利用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实现国家利益的做法，当代儒家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们指出，所谓的“普世价值”已被意识形态化，已经堕落为西方社会强行推行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的工具。一位学者指出，“西方人的普世价值，就是一套意识形态，是西方人全球扩张的重要手段”。（吴新文）

　　参与研讨的学者们在一个问题上有高度的共识，他们主张“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大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普世价值。”（曾亦）“站在儒学立场上，我们应当首先考虑人之为人的普世价值。”（唐文明）所以，他们质问：“到底是人权还是人伦，才真正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普遍价值？”（唐文明）他们认为，“普世价值”应该包含了底线价值的内涵即“底线伦理”和“理想普世价值”。“儒家不仅提供了底线的普世价值，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道德金律，同样也提供了大同社会这样的理想模型。”（干春松）

　　理直气壮地把儒家的价值观拿出来与西方的价值观等量齐观，并毫不讳言儒家价值观的优质性与历史合理性，仅就此而言，它已经宣示了中国文化的觉醒与自信。

重建文化主体性

　　近现代以来，关于儒学传统的优劣存废问题，争议纷纭。在鸦片战争以前，儒学在西方赢得一片赞美之声与仰慕之情；鸦片战争后，中国一再战败，儒学不知不觉变成造成中国落后的文化与道德的替罪羊。书中有一句令人感慨的话：“有人认为，中国百年来的积弱积贫，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可叹啊！这些人把自己的无能归罪于老祖宗，再也没有比这更不肖的子孙了。”（郝兆宽）

　　从“五四”以来的儒家遗老们，到以后的港台“新儒家”们，一直在为自己的传统辩护，但他们始终无法走出“弱者”与“理亏”的梦魇。我以为，在中西文化讨论的问题上，在儒家价值观是否具有普世性的问题上，一定要跳出一个被预设了的窠臼——西方的价值观，西方的“普世价值”。如果你预设的前提是西方的价值观是普世的，那么，你只能跟着他走。可喜的是当代儒家们已经参透了其中的玄机，并跳出了西方设下的陷阱。他们提出了文化的自主性，于是他们有了“自说自话”的底气和自信。

　　我很注意这次讨论中学者们对港台“新儒家”的批评：“港台新儒家论证儒家也有普世性的东西，不过，他们对普世价值这个概念没有反思，纯粹是简单地接受了自由主义那套普世价值。……他们仅限于论证儒家也有这些东西，即便一时没有，也可以‘开出来’。我认为这个做法很糟糕，没思想，没出息!”（柯小刚）其实，这种先接受西方的“价值”，再来为自己的传统辩护、辩解的做法并不始于港台新儒家，“五四”以后的儒家们也是这么做的。当然，摆在“五四”儒家们面前的是丧权辱国、家破国亡的惨痛事实，是西方文明把东方文明击得粉碎的现实。他们没有辩说的底气，只能退而求其次，说人家有的我家也有，没有的可以开出来。显然，这样的辩解没有说服力。所以，从“五四”儒家到港台新儒家，始终处于被动和“理亏”的尴尬境地。“新儒家表面上听起来很强硬，好像自由、民主、科学那些东西，都可以从自己这里开出来。但是，这种说法却证实了自己骨子里的虚弱。因为按照这套逻辑，我们事先认可了西方的那套价值，然后再从儒家中引出这些东西来。这样的话，新儒学就缺乏对整个西方的自由、民主应有的反省与批判。”（白彤东）

　　现在，我们终于等到了儒家自我觉醒的一天，年轻的当代儒家挣脱了捆绑在中国文化传统身上的锁链，发出了文化主体与文化自觉的呐喊。他们说：“中国自有主体性，必须超越左右，才能回归传统。”（郝兆宽）“儒家首先要立足于民族复兴、民族责任和天下情怀，应该以此为前提来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普世价值。”（陈明）“现在当务之急不再是吸取外来文明的问题，而是要先把自己的文明从根柢上树立起来，这样才可能对中西文化有真正的融合。”（曾亦）他们认为，如果不破除对外来思想的迷信，就无法确立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我们讲价值的时候，一定要讲价值的主体性，一定要问问这到底是谁的普世价值。”（郭晓东）

　　当然，他们的道路还很漫长。书中有学者认为，以前的种种儒家形态“都不自觉地以西方思想为理论背景，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回答普世性与本土性的问题。儒家应该主动地设置问题，而不是被动地回答西方人的问题，这是根本重要的”。（柯小刚）是的，我们首先得有一套“中国式”的话语体系。其实，先人早已为我们设计了一整套中国式的整全的话语系统。这套系统经过宋明理学的整合、再创造，已经很严密而系统，它也许无法（也无需）和西方话语系统对接，但它足以应对现实的讨论。只是近百年来我们自己把它弃之深阁。以前，我们一直对西方亦步亦趋，但你学得再像，也不会被西方的傲慢所接受。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洋人们也来学学中国话和中国式的学术话语了呢？让中国式话语与议题“成为世界性的公共话题”，此其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