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Jinan90 于 2012-9-20 08:13 AM 编辑
我十分喜欢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片子。也正因为买了光盘，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都看过多少遍了。我很欣赏其中的音乐和舞蹈和众多老艺术家的参加演出，每次欣赏都有深醉天籁的感觉，实实的感受到了心灵被震撼的感觉。我个人认为整个片子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感情充沛，音乐优美，结构紧凑，效果震撼。”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不会不知道这部片子。但是我们现在对这部片抱着的却是奉为经典，置之高搁的态度。正如现在一提起京剧仿佛就知道个“梅兰芳”和“苏三离了洪桐县”一样狭隘，其实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必然不是只是有“东方红太阳升，东方出了个毛泽东”这一首音乐作品。这只能证明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曾经创造的经典的态度太过怠慢了。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其豪迈磅礴的气势和雄伟壮阔的场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与观众见面。演出取得巨大成功并便成为“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红色艺术和时代经典。这台周恩来总理倡导编排的作品，动用了3000多人的宏大阵容，聚集了当年最权威和著名的艺术家，共创作出9部大型舞蹈、18部歌舞表演及6部大合唱。编导组以陈亚丁、周巍峙为首，他们既是著名艺术家又担任着文艺领导的职务。仅舞蹈编导组就包括了以查烈为首的29人，排练历时数月。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歌、舞、诗三位一体的形式，深刻而生动地描述了中国人民从苦难走向胜利的艰苦历程，表现了中国人民坚毅、勇敢、深沉的民族性格，为在海内外展示新中国的风貌发挥了积极作用。《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表现的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也是对于建国以来中国歌舞艺术的一次巡礼和对广大文艺队伍的一次检阅。它是建国以来文艺演出的最大盛事之一。1965年《东方红》拍摄成艺术影片，在海内外上映获得好评。
这部作品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诞生的。毛主席曾亲临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并作出重要指示。并于1964年10月16日接见了参加创作和演出的全体同志。周恩来总理也亲自倡议和领到了这部作品的创作，排演和电影的摄制工作。从确定主题思想，安排重大情节到歌词，朗诵词的修改定稿，总理都花费了心血，一一做了具体指示。周恩来总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身体力行，使参加创作，演出和摄制工作的全体人员都受到了深刻教育，另其终生难忘。
然而，这样一部经典，却受到了“四人帮”的打压和破坏，长时间不许它和广大人民见面。华国锋主席上台后，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反革命集团。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今天我们十分有幸，能够看到这部在血雨腥风中步履蹒跚向我们走来的这部经典，得以领略和重读我党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
1964年7月，上海搞的大歌舞筹备工作开始启动。关于大歌舞的命名，目前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当时上海搞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题目太长，觉得不妥；另一种是：时任大歌舞指挥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的陈亚丁，在接受周恩来总理下达的任务后，专门把空政文工团团长牛畅找去商量。在陈亚丁办公室，牛畅谈到了这样一个细节：1962年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李伟在看《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时就对名称不甚满意，当该剧以合唱《东方红》结尾时，他就曾经说过：“还不如就叫《东方红》。”经过商议，最后报请周恩来审核。周恩来见后，立即表示赞同，并说：“这个题目很好，即精练又切题。”第三种就是最近据时任大歌舞指挥部副主任、文化部代理副部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周巍峙透露：这台大型歌舞从筹备到排练当中都没有确定正式名称，一开始导演团打算叫《灯塔颂》，可能源自建国前后曾流行的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歌曲《灯塔颂》，与大歌舞的主题一致。排练到最后周巍峙才出于对毛主席的尊重和敬仰之情，将其定名为《东方红》。 “东方红”片头字样何人所题？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的片头字体，多少年来是中国人最 熟悉的三个字样，外界一直对这三个浑然天成的大字有几种猜测：认定是毛泽东自己题写的；其他人，或是郭沫若？周恩来？近年，据时任文化部代理副部长的周巍峙回忆说：“东方红”三字是从鲁迅先生的众多手迹中挑出来的。领袖毛泽东改道具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场《东方的曙光》中有一个开场舞蹈《苦难的年代》，当时是这样表现的：乌云遮天，狂风怒号，这是半个世纪以前中国人民苦难的生活情景，黄浦江边靠满了美国、英国、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和商船。码头工人背着沉重的木箱，把头的皮鞭重重地抽打在他们身上……，公园门口立着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最初首演时这块牌子是没 有的。1964年10月6日毛主席看过演出后对周恩来说：“那时候的上海滩，公园门口都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演出的时候也应该加一块”。由于舞台背景是幻灯片打出来的，当天演出后，承担舞美的同志连夜加班重绘，第二天演出就多了这块道具牌。总理是总导演的由来当年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编创者们都知道：周恩来才是《东方红》的总导演，因为他自始至终参加和指导了本剧创作的全过程。然而这个绰号的正式提出却是出于一次偶然的外事活动，由外国同行提出来的。 1964年10月，日本友好人士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率团访问中国，应邀观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结束后，周恩来陪同客人来到后台化服间，清水正夫和夫人松山树子（日本芭蕾舞蹈家），注意到《东方红》的服装都非常漂亮，周恩来逐一为其讲解示范，后来松山树子提出了一个灯光设置上的技术问题，总理又作了令她满意的解答，他们顿生疑惑，不得其解，说：“您是一国总理，您怎么了解得这么详细？”经旁人提示，他们恍然大悟，说了一句：“原来您是他们的总导演啊！总理好记性！”接着转身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才有这样的总理啊！” 1964年10月16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的全体人员时，一一将近300人的主要创作人员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道：“总理，你好很（厉害）啊！” 一百多台幻灯机拼成“长江、黄河” 《东方红》中的舞台美术设计，在当时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投影技术。因为人民大会堂的舞台太大，台宽28米，高18米，舞台的深度又浅，幻灯离天幕的距离又近，场景变换又要求迅速，最后经总理批示从上海借来全国著名的制灯专家蒋祖泉，他使用上海大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的舞美设计经验，用幻灯片投影打到天幕上。剧中的背景天幕表现的壮阔的“长江、黄河”，就是靠事先绘好的许多幻灯片和十几台幻灯机，每台只照一个区域，拼接形成的一个大背景。《东方红》舞台版内容有多少？ 1964年演出的《东方红》舞台版共分8场：《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祖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全部史诗由具有代表性的革命歌曲30多首和20多个舞蹈组成，新创作了《井冈山》、《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等10首歌曲，其中包括舞蹈、歌舞、表演唱和大合唱35个，革命歌曲39首，还穿插了18段朗诵，不同的场景表现33个。 实际上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产生、创作和获得的效果并不是偶然的一蹴而就形成的，她是新中国各种文艺创作形式的多年积淀和薄发，说得具体点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成功,正如周恩来总理所总结的：“是在1961年8月1日公演（首演）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并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由此而衍生的1964年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创作并演出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两个大型歌舞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 1960年，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随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代表团出访朝鲜。出访期间，朝方因地制宜，“别出心裁”地在一个大机库里盛情招待并演出了一场大型歌舞《三千里江山》。大歌舞由朝鲜战争年代的歌曲和舞蹈编创而成，演员包括朝鲜人民军将士3000多人，气势磅礴壮观，给素有能歌善舞之称的儒将刘亚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归国途中路过沈阳，刘亚楼看了沈阳军区招待的一场晚会，晚会上演唱了四首革命历史歌曲。节目触发了他对革命战争年代的往事追怀，他想：“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武装斗争二十多年，各个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人民曾创作出了一大批深受军民喜爱的革命历史斗争歌曲，并且也很流传，如果把这些革命历史歌曲汇集演出，哪该有多好啊！”况且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党中央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曾多次发出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大力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多多创作充满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昂扬革命精神的文艺作品，去鼓舞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的斗志，去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倘若这些歌曲能够演唱，对于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大有裨益。当年的下半年，刘亚楼在杭州开会时，就把演唱革命历史歌曲的任务，交给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张双虎。张双虎回团里一汇报，总团党委立即决定：放下所有工作，集中力量唱好革命历史歌曲，并指定由总团副团长牛畅负责具体工作。空政文工团之所以雷厉风行地执行刘亚楼的指示，这里还有一段“历史小插曲”：1959年6月1日，在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的开幕式上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全军百名老将军合唱团演唱的革命历史歌曲大合唱，当时在全国军民中都传为佳话。然而也就在这次汇演上，空军的获奖作品最少，刘亚楼因此对空政文工团党委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指出：“帅有问题”。这次领命后，全团上下铆足了劲，要打一场漂亮的翻身战。团里依据线索得知随罗总长、刘司令同去朝鲜的还有总政歌舞团，就马上派人去“总政”要来一张节目单，一看上面写着：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三千里江山》，单目有歌有舞。这样大家统一了思想，下决心创作一台以革命历史歌曲为主的大歌舞。原则确定后，1960年底，团里迅速派出以词曲作家张士燮、朱正本、姚学诚、陈杰等为主的采风创作小组，赴江西等革命老区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张士燮一行人风尘仆仆地先后深入井冈山、吉安、永新、安福和南昌等地，搜集到许多民风淳厚的革命历史歌曲。在茨坪敬老院里，老红军战士李新珠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工农兵联合起来》；井冈山革命老人“赖妈妈”赖发秀，十分准确地唱出了《送郎当红军》；1960年2月，张士燮等人恰好在九江市观看了江西省民间文艺汇演——吉安地区演唱的一首送别红军的歌曲，它的曲调非常口语化，唱词中夹杂不少俚语、方言，唱半拍，停半拍，旋律婉转优美，充分表达了老区人民送别亲人的心情，此歌就是当时经张士燮、朱正本等连夜笔录出基调后整理推出，历经40年经久不衰的赣南民歌——《十送红军》。除了搜集整理革命历史歌曲，他们还把1959年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中空军创作的《葵花舞》、成都军区根据油画创作的《飞夺泸定桥》、1961年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根据著名军旅雕塑作品创作的双人舞《艰苦岁月》等作品，进行了加工创作。后来这些歌曲和舞蹈有13处之多经过修改、提炼和加工，放进了1964年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所以，后来文艺界有不少知晓《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创作由来的专家认为：1961年创作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是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前创篇；1984年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是《东方红》的后续篇。 1961年建军节前夕，经过空政全团上下的艰苦努力，《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终于披挂出炉。当时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首都报纸上刊登了显著海报和消息，不过，当时的剧名不姓《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而名曰大歌舞《光辉的历程》。说起这个大歌舞《光辉的历程》的前后更名，还着实让空政党委煞费苦心。之前，大歌舞还有一个名字叫《狂飙曲》，其中“狂飙”二字出自毛泽东的1930年创作的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的最后两句“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在报送刘亚楼之前嫌太抽象给否定了。临近公演，刘亚楼司令发现：“自己让空政文工团唱的革命历史歌曲，什么时候叫你们改大歌舞了？”其前，总参谋长罗瑞卿听说空政在排一个300人的大歌舞，就说：“什么大歌舞？人家朝鲜一台大歌舞弄了3000人，你们有多少？出什么风头！回去告诉你们刘司令，叫他不要搞了！”彭真也说：“四不像，非驴非马。”空政文工团领导在向刘亚楼汇报时，刘亚楼一听总长的意见就火了，说：“谁叫你们搞的，你们懂得什么光辉的历程？”说罢一甩手，扬长而去······ 同去的空军政治部主任王静敏、总团副团长牛畅、董琚，歌舞团团长汪洋面面相觑，好半天，谁都没吭声······牛畅说：“王主任，你看怎么办？我们实际上是个表演唱，也叫大活报，我看不如改个名，干脆就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吧。”王静敏说：“那报纸怎么办？海报都登出去了。” “改！全部改过来！” 牛畅一咬牙说。当晚，团里四处派人，找报社，去印刷厂，说了一大堆好话，花了不少冤枉钱，总算将报纸上的海报和演出节目单全改了过来。 1961年8月1日，《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首演，后移至民族文化宫演出，在京演出8天观众达22000多人，好评如潮，后又招待演出多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电台还组织教唱。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彭真等先后观看了演出。罗瑞卿看后上台，一反常态地对演员说：“你们乱给我讲吗！什么大歌舞，明明是歌剧吗！”刘亚楼自然脸上有光，高兴地说：“你们改的挺好的，我叫你们唱歌，你们举一反三，做对了！我们空军常委请大家吃饭，祝贺演出成功。”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9场16景，共演唱了约46首歌曲，其中很多是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如：《国际歌》、《西江月·井冈山》、《八月桂化遍地开》、《十送红军》、《忆秦蛾·娄山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律·长征》、《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南泥湾》、《东方红》等等。在表现处理上，并不是简单的大合唱，有诗、有舞、有人物、有情节、有舞蹈、有演唱；在舞美设计上，采用了当时最新舞美技术——翻拍机制作舞台幻灯投影技术，后来广泛应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样板戏”舞台和电影的创作当中。《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革命的光辉历程，赞颂了伟大的革命斗志。后为了加大普及宣传的受众面，让更多的人看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1962年5月26日，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亲自批示命令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摄成彩色舞台艺术片在全国公映。陈毅慧眼推荐“上海大歌舞”1963年，陈毅元帅陪同几内亚总统塞古尔访问上海期间，正值上海举行当年的“上海之春”音乐会。陈毅元帅在陪同塞古尔总统观看《亚非拉》专场时，塞古尔百感交际，流下了激动的泪花，深情地对陈老总说：“法国侵略者统治我们这么多年，他们的乐队从没有演奏过我们的音乐，今天中国人做到了，我非常感动······”事后，陈老总郑重地对具体主管上海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和“上海之春”的主要筹备者之一孟波说：“你的音乐，帮助了我们的外交工作。”翌年5月23日，为迎接建国15周年，上海市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上海之春”音乐会实际上是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孟波同志倡议举办的，主要是为了鼓励上海市的音乐舞蹈创作表演和理论探索，从1960年以来每年组织一次，其前已连续举办过四届。1964年举办的“上海之春”，规模更加庞大，演出规模由上海和华东数省文艺工作者联袂出演，应邀参加演出的华东地区演出团体有：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山东六省的文艺演出团体和济南、南京、福州部队的三个歌舞团。演出的节目内容多以新创作的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反映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中小型作品为主。音乐和表演形式丰富多彩，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有合唱《黄浦江号子》、队列歌曲齐唱《南京路上好八连》、组歌《沿着雷锋的道路前进》；管弦乐《钢花放怒》、《起来，被压迫的人们》、民乐合奏《非洲在战斗》；歌舞《一代新人》、小型芭蕾舞《白毛女》（芭蕾舞剧《白毛女》的雏型）；八场歌舞《东海前哨之歌》等等。 5月23日晚，在“上海之春”音乐会的开幕式上，在著名的万人文化广场，由上海和华东数省专业和业余音乐舞蹈工作者三千多人演出的歌舞晚会——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充满了革命激情，气势恢宏壮观，其中专业乐手就有几百人，还动用了市、区文化宫、馆的业余演员。据当时的报章报道：这台歌舞是一年来，上海音舞工作者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取得的辉煌成绩的一次大检阅，也是上海音乐舞蹈界贯彻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次集中表现。另外上海的主管领导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开幕式选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纪念日举行，看得出意义非常深远。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实际上是借鉴1961年空军总政治部文工团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经验基础上，创作发展而来。这部充满革命激情的大型歌舞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了中国革命的斗争历史和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其进程和时间跨度一直写到“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规模的大歌舞，在上海乃至全国也是第一次。整个歌舞除序幕外共分八场，由：《东方的曙光》、《井冈山上红旗飘扬》、《走上抗日救国之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东方红》、《社会主义好》、《三面红旗迎风飘》、《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组成，可见那时的歌颂毛主席的主观意识有多么强。音乐全部由各个革命历史时期以及解放以来的一些优秀革命歌曲串构，表现形式用合唱、齐唱，或用独唱、小组唱、表演唱，并用朗诵或乐队演奏连接起来，从而构成一首气派豪迈、鼓舞人心的宏篇史诗······ 6月18日晚，陈老总陪同坦桑尼亚总统卡瓦瓦观看了大歌舞的重演。在演到第一场《东方的曙光》中《扬子江码头工人》时，陈老总心想：“北京正在酝酿建国15周年的晚会，上海这台晚会不错，应该可以推荐上去。其后，他指示上海有关部门：“歌舞班子不要散，我请总理来看一次。” 二十多天后的7月中旬的一天，孟波突然接到陈老总的一个电话，说：“你准备一下，我和周总理明天就来上海看《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7月中旬，上海正值盛夏，文化广场屋面是铁皮围成的，极其简陋，场内酷热难熬。上海的同志一面组织演员重新排练；一面清扫降温，从部队调来消防车往屋顶上洒水，从机关事务局借来许多电扇，并在周围安放大量冰块降温，保证演出的正常进行。1964年7月13日晚，刚刚从缅甸访问归来的周恩来，就被陈毅拉到上海，一起观看了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就在这次观看演出当中，周恩来的心中正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创作设想：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建国15周年到来之际，用艺术的形式搞一部像样的大型歌、舞、诗结合的晚会，来颂扬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供国庆献礼演出。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演出非常成功，周恩来也特别受鼓舞。当天晚间11时许，周恩来与陈老总在锦江文艺俱乐部接见孟波和市文化局副局长许平（《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的艺术指导）时说：“晚会总体是好的。但有两个问题：第一跨度太长，就演到建国时止为好；第二点，晚会没有写遵义会议，这是很大的不足。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很重要，它确立了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从此带领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周总理当即决定：“以在京的文艺团体为骨干，抽调上海的一些创作人员和全国文艺精英，以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为基础，搞一台庆祝建国15周年的大型晚会，向国庆献礼。”这台晚会就是后来影响了几代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其实在观看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之前，和空政集体创作并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之间的一段时期内，周恩来就一直存在着一些想法：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和建国15周年庆典的到来，需要有一台规模更大的文艺节目来迎接1964年的国庆盛典，以鼓舞人民和增长人民的斗志，因此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构想便在周恩来总理的脑海中逐渐形成。60年代初以来，周恩来在多种场合提到：在歌舞方面，我们还没有搞出一个称心的东西来。并说：“建国初期看大秧歌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罗！”另外还有一点，周恩来竭力策划《东方红》的创作，这其中也包含着他的良苦用心：众所周知，1964年的中国文化艺术界山雨欲来风满楼，上上下下相当紧张。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文艺政策的两个批示传达后，文艺界开展了整风运动；1964年6月5日——7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康生、江青对建国后文艺创作的蛮横批判和责难，无疑对文艺界人士来说芥蒂丛生······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周恩来刻意筹划和批准了一个有3700多人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想通过《东方红》，来保护一大批优秀的文艺界人士。毕竟，《东方红》是以歌颂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回京后，周恩来立即召集中宣部、国家文化部、总政文化部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得到一致赞同。 7月1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说：“我们这回国庆要大庆祝一下。这回我到上海，陈老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3000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烈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上海那个歌舞，它是国际歌一唱，下一幕就到井冈山，这个也太突然了。7月24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文化部等方面负责人，对搞大歌舞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论证，做出决定并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提出用艺术的形式搞一个概括地表现党领导中国革命进程的大歌舞，供国庆演出。周恩来仔细审阅并修改了周扬的报告。 7月30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寓所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对大歌舞的问题最后拍板。8月，正式通过周扬的报告，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并就有关问题与有关同志当面谈定下列原则： （1）全力争取搞好，并在国庆上演，若届时还搞不好，或彩排时有大问题来不及改正，就推迟上演，用京剧现代戏代替； （2）参演队伍主要以部队各文工团（总政文工团是主力）为主，地方演出团体为辅（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都参加），并与上海一部分编、导、演人员合作； （3）领导小组13人和组织指挥6人名单附后； （4）朗诵词和歌词确定后，须送彭真、陈毅、陆定一、康生同志审定。随即周恩来亲自“点将”，初步拟定了一个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小组名单。领导小组组长：周扬；副组长：梁必业（中将）、林默涵等；组员：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等；组织指挥小组（后又称大歌舞指挥部）主任：陈亚丁（时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副主任周巍峙（时任文化部代理副部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许平、李伟、时乐蒙、胡国光6人。至此，大歌舞《东方红》的筹备、创作及排练准备工作正式铺开······ 大歌舞的初创、排练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集音、舞、诗等多元化文学艺术形式为一体的世纪舞台经典，她的创作也是建国以来中国歌舞艺术的一次巡礼，对广大文艺队伍的一次检阅，同时演出效果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境界。在大歌舞筹备创作之初，就调集了全国各文学艺术等门类的创作精英搭建最强大豪华的艺术班底。大歌舞指挥部下设各专业大组，即：导演组（组长：丁里，《东方红》总导演）；文学创作组（组长：魏风）；音乐编导组（组长：时乐蒙）；舞蹈编导组（组长：查列）；舞美设计组（组长：张敦仁）。文学创作组成员另有乔羽、徐怀中、张士燮、章明、贺敬之、郭小川、陈光锐等人；舞蹈编导组包括了以著名舞蹈家查列、胡果刚、金明、李仲林、李群、黄素嘉为首的30人，仅空政文工团舞蹈队就来了60多人，空军司令刘亚楼说：“排《东方红》，我们空军全力以赴，要人给人，要枪给枪。” 8月12日，全体演员在北京西苑宾馆报到，随后全面铺开分场次、段落，几十个团责任“包干”。北京地区所有文艺团体的训练场馆，以及各戏院、体育馆、博物馆甚至旅馆大厅都用做训练用地，供演员分场次同时训练，日以继夜，加班运作。那时，无论前台或后台、份内或份外、直接或间接，在大歌舞背后辛勤工作、忙碌和服务的相关工作人员就有近一万人······8月12日，所有参演人员在北京进行了一场动员大会后便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排练之中。 9月25日合成排练节目审查，10月2日、6日在人民大会堂公演。 作为《东方红》总策划、总导演，周恩来为《东方红》倾注了大量心血。每天在忙完了一天的国 务之后，他都要在深夜一两点钟来到《东方红》剧组，和编导们一起讨论，大到指导思想，小到具体词曲，他都亲自参与。《东方红》是一部政治性、历史性都很强的作品，某些历史事件的评价以及在戏中所占的份量都不是单纯用技术手段所能解决的。如何在大型歌舞中表现党的诞生、秋收起义、遵义会议这几次大的历史事件是周总理最为关心的。他不但要求突出地表现这些事件，还要求在艺术上尽可能完美。“东方曙光”是一场反映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歌舞，当时尚没有现成描写和歌颂共产党诞生的歌曲。周总理对此很是着急，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周巍峙为此专门到音乐研究所找到了一首名为《北方吹来十月的风》的歌词。周总理看了歌词很是高兴，认为它很好地说明了马列主义传播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也表达了 毛主席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历史性结论。而作曲家李焕参考大革命时期群众歌曲的风格为这首歌词谱的曲子也很受周总理的赞赏。周总理还亲自为这首歌设计了布景：天幕的左侧是光芒四射的马克思、列宁画像，在画像前同时升起两面旗帜，一面是党旗，一面是绘有毛泽东青年时代头像的红旗。在两面旗帜的导引下，行进着中国革命队伍。周总理说，当时代表党的正确路线的是毛泽东同志，所以决定在红旗上加上他的头像。 看过《东方红》的人对戏中没有“八·一”南昌起义的场面感到困惑不解。按理，这样一部反映中国革命的大型史诗，没有南昌起义也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是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开始，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写“八·一”南昌起义，当然地就不成其为完整的当代革命历史。其实，创编班子最初也是这么定的，但周恩来却将它拿了下来。创编人员据理力争，特别是一些部队的同志闻讯以后还专门到周总理那儿坚持要在史诗中表现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周总理坚持已见，他强调说：这部革命史诗，一定要突出表现毛泽东对当代革命的正确领导和卓越贡献。周总理为什么不同意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出现“八·一”南昌起义的场面呢？其实，稍微有点革命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意识到周恩来的初衷。因为“八·一”南昌起义是由周恩来等人亲自指挥的，要写“八·一”南昌起义，必然要涉及到周恩来的历史功绩，甚至出现周恩来的艺术形象。周恩来不主张将“八·一”南昌起义放进去就是为了避免宣传自己。这件事充分地表现出了周恩来谦虚谨慎、甘当无名英雄的高尚风格，但也因此给《东方红》这部史诗带来了些许遗憾。 《东方红》的歌曲大多高亢嘹亮，充满激情。相比之下，有一首《游击队歌》就显得轻快多了。 开始时，有人不同意把这首歌放进去，说这首歌过于轻松，抗日、跟鬼子斗争哪有那么轻松？周总理却不以为然。他说，这首歌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好听，群众爱唱，当时对动员学生参加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是人民批准的作品。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松的东西，有统一也要有变化，革命是广阔的，革命的感情也应该是丰富的。周总理的话虽是针对这首歌而讲的，但它却涉及到从艺术风格的角度怎样理解革命文艺特点的问题，剧组因此也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正是在总理这种思想指导下，剧组才不拘成法，大胆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和表现手段，西洋独唱、民歌独唱，荟萃一堂，西洋乐队和民族乐队同奏一个调，舞蹈不仅表现了多民族特点，而且也表现了人民生活、战斗场面等，从而使这部史诗式的大歌舞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  在整个《东方红》创作过程中，周总理不仅对节目安排与有关人员磋商，即便是一些小景观的布置，他是再三权衡，力求完美。剧中有一个场面就是人民群众欢迎解放军入城场面，创作人员起初决定将这一场入城式放在北京。但周总理认为，这个场面放在南京更为合适，因为南京的解放标志着蒋家王朝的覆灭，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而且放在南京也照顾到了南方城市，因为关于北京的场面还有最后一场中天安门广场盛大的各民族的聚会。大家听了觉得总理说的很在理，于是便根据总理的意见作了修改。 作为一部共和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性歌舞剧，《东方红》不但生动地演绎了许多经典文艺作品，同时也涌现出一批深受人民喜爱的新歌新曲。如《赞歌》，《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情深意长》，《游击队歌》，《二月里来》，《南泥湾》等一批革命歌曲迅速红遍大江南北。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在全国人民奋发昂扬的革命热情中诞生的。它既是对建国以来中国歌舞艺术的一次巡 礼，同时也是继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以后，我国音乐舞蹈界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道路上取得的 又一个新的重大成就。这部作品发扬了我国人民所喜爱的载歌载舞的形式，采用了歌舞、大合唱、齐唱、独唱、群舞、独舞以及民族乐队和西洋管弦乐队的联合演奏等多种艺术表现方法。全部史诗由三十多首革命歌曲和二十多个舞蹈组成，其中包括五个大合唱、七个表演唱，还穿插了十八段朗诵。在排练过程中，剧组还多次邀请工人、战士和学生等观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使这出大歌舞更适合广大观众的口味。 9月25日凌晨，离当天晚上节目审查只有十几个小时。中南海西花厅，当周恩来把《东方红》朗诵词逐字逐句精心修订后，东方已见红旭······周恩来提笔在朗诵词空白处批道：“特急，即送周扬同志，请予阅正。如改稿可用，请即转陈亚丁、周巍峙两同志，如无困难，可于今晚照此朗诵。” 1964年10月2日晚8时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中央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晚会首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盛情邀请前来中国参加庆祝活动的各国贵宾观看。出席晚会的还有工农业劳动模范、陆海空三军战斗英雄、少数民族代表、归国华侨、港澳同胞、来自各地的观摩人员以及首都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干部、学生、少先队员及各界著名人士等共一万多人。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伴随着千人大合唱的抒情歌声，舞台上的帷幕徐徐展开，只见一望无垠的大海烟波浩淼，一轮红日喷薄欲出，歌声荡漾中，翩翩起舞的百余名少女组成的金黄色大葵花熠熠生辉，光芒万丈的旭日在湛蓝的海面上冉冉升起，与闪烁金色光芒的葵花交相辉映。这一幅“葵花向阳，人心向党”的生动场景顿时在全面激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随后，秋收起义的革命风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事迹，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岁月，革命圣地延安的壮丽风光，抗日游击队战斗情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人民怒潮，以及“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伟大进军，这些新中国诞生前的种种历史斗争场面，通过感人的音乐舞蹈形象，历历如绘地再现在观众眼前，使在场观众无不热血沸腾。这部音乐舞蹈史诗的整个演出过程，洋溢着无产阶级的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的精神，反映出伟大的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前仆后继，将革命推向前进的英雄气概。 在最后一场中，伴随着世界人民团结战斗的最强音《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在大厅里激越回旋， 不同服装和肤色的革命的兄弟姐妹们，并肩携手出现在舞台上。只见他们双双高举合握在一起的拳头，高声齐唱“互相支援，奋勇前进······”此情此景使全场欢腾振奋的情绪也随之达到了最高潮。当历时两个多小时的演出结束时，大厅内灯光通明，上万名中外观众全体起立，全场顿时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并且将演员团团围住，激动的泪水和辛勤的汗水在演员脸上纵横交错。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观看演出后走上舞台，祝贺演出成功。据当时参加演出后成为著名歌唱家的胡松华、音乐指挥家胡德风先后回忆：“陈毅元帅鼓掌那是双手高举过头啊”；“演出效果非常炽烈，非常澎湃、豪迈的时候，整个演出现场的观众都跟着起来了，特别是大幕一闭的哪一刹那，观众的掌声、喊叫声、欢呼声超过舞台表演效果，好像整个房顶都要被掀起来似的。” 同时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受到许多国际友人的盛赞，认为这是以歌舞艺术反映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的一个新范例，纷纷向周恩来等建议拍成彩色电影公映。 10月6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国庆庆祝晚会，毛泽东主席和驻京部队官兵8000人一起观看了《东方红》，周恩来、彭真、贺龙、柯庆施等也出席晚会并陪同观看。毛泽东非常满意，最后的意见是：“长了，写到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就可结束，将来再说社会主义的事。”10月16日下午，毛泽东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专门接见了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组创作的全体人员，并合影留念。《东方红》成功的喜悦和领袖的褒奖，让全体创作人员欣喜若狂。当时，《东方红》在北京连演14场，场场观众爆满， 10月16日，全体演出人员接到通知，下午2点钟要在人民大会堂集合，说是有中央首长要接见。大家听了，激动不已，因为不用说这中央首长就是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了。下午2点大家准时来到了人民大会堂，一位负责同志关照大家说：“中央首长工作很忙，很辛苦，时间也很宝贵，出来和大家见见面，照了相就走。接见时大家不要都拥上去握手，以免造成混乱。”然而，大家等了好久，仍不见毛主席出来，心里很着急，唯恐上面取消这次会见。直到负责同志又出来解释说：“中央首长有重要活动，会见的时间可能要晚一些。”大家这才放了心。下午五点，大家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 来了，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只见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地朝大家走了过来，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和其他一些首长紧跟其后。轮到照相时，藏族歌唱演员旦卓玛的位置正好在毛主席和朱德委员长座位后面。她多么盼望能和毛主席握握手，用语表达一声问候啊。但她却不敢这样做，怕违反纪律。倒是周总理好象看出了她的心思，拉着她的手对毛主席介绍说：“主席，她就是才旦卓玛，藏族歌手，领唱《毛主席祝您万寿无疆》的就是她。”毛主席亲切地看着才旦卓玛，连声说“好，好。”边说边把手伸了过去。才旦卓玛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地握住了毛主席伸过来的手。她也成为这次会见中唯一与毛主席握过手的演员，令在场的人慕不已。毛主席拍完照刚走，大家便立即朝才旦卓玛围了过来，争先恐后地握她那只被毛主席握过的手，嘴里不停地赞叹：“才旦，你太幸运了！你能和毛主席握手，你太幸运了！”周总理送走毛主席回到大厅目睹此景，笑笑说：“大家都坐下来。”看着周总理脸上那掩不住的笑意，大家知道总理下面一定还有什么好消息告诉大家。果然，总理用目光扫了大家一眼，说：“告诉你们两个好消息，一个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获得了成功！另一个是赫鲁晓夫下台了。” “啊！”周总理话音刚落，大厅里便响起一阵欢呼，大家兴奋地跳了起来，激动的泪流满面。周总理看到大家乐过了头，便连忙招呼说：“不要跳了，再这样跳下去地板会塌的。”接着他又对大家解释了毛主席晚来的原因：“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在今天下午4点15分取得了成功。毛主席等候这次原子弹爆炸的结果，所以才推迟了接见《东方红》的演出人员。让你们久等了，请大家原谅。今天这个好消息，你们是最早听到的，晚上十点钟就要向全世界公布喽！”周总理的话再次使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当天晚上，我国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随着电波迅速传遍了全世界，举国上下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而在那举国欢腾的喜庆日子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走出首都走向全国，并于1965年《东方红》被拍摄成艺术影片，成为全国人民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 《东方红》从初创到形成，70多个单位，3700多人，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不但在艺术上创造 了一个时代的丰碑，而且在演出作风上也创造了一次奇迹。参加演出的乐队、合唱队、舞蹈队等约3700多人，整个演出共有大大小小、中外形式的服装4000多套，有的演员整场要换五、六次服装，全部人员都以严肃认真的政治热情，完全军事化管理，在后台分一、二、三梯队上下场，从头到尾，井然有序，无一点声息。晚会结束4分钟后，外国记者到后台参观时，演出人员已全部离开剧场，严谨的舞台作风令人终身难忘。东方红》首演成功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经过辛勤的创作者们艰苦的千锤万凿，刻苦磨刃，终于昂首示君，屹立披红。北京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对当时的演出进行了多场实况转播；中国唱片社还先后发行了《东方红》全剧实况录音和选曲两种唱片；中国音乐出版社1965年迅即出版了《东方红歌曲集》等相关图书；《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北京和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演出台本和全剧剧照，并且以显著标题和大量版面刊载评价这部音乐舞蹈史诗的文章、图片、速写和工农兵观感等文字资料。一时间，《东方红》中的每一首歌在那个时候都成了最流行的歌曲、节目串连词变成了争相朗诵的范本、舞蹈成了基层文工团和各单位争相仿效反复排练的经典保留节目。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哼上一首《东方红》中的歌曲，大街小巷时常传出人们熟悉的歌声。后来上海、广州两地也排演了《东方红》，仍不能满足全国各地观众要求观看的需要······因《东方红》的影响，后来又产生了《椰林怒火》、《刚果河在怒吼》、《风雷颂》、《翻身农奴向太阳》等大型歌舞节目。后来20年后的1984年，为庆祝国庆35周年，在有关领导和部门的提议下，仿效《东方红》的模式组织编演了另一部类似《东方红》的大型歌舞——《中国革命之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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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2-9-20 08:0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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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演出前夕，周总理看到东方红《伟大节日》一场中只有藏族女声独唱，其他各民族都在跳“哑巴舞”。他立即把导演找来说：“这不符合民族生活的真实情况，应在藏族女声独唱的前面，加一个男声蒙古族的独唱。”当时写词的诗人们都走了，找谁来写这首蒙古族的独唱歌词呢？导演这下可犯了难，有人提议不妨让熟悉蒙古族人民生活的胡松华来试试。导演虽然对这个青年歌手心中没底，但在此情形下也别无选择。于是，正在北京参加《东方红》排演的胡松华在半夜十二点接到了一个新的紧急任务：连夜拿出一首蒙古独唱歌曲。胡松华领命后立即投入了创作。好在他到《东方红》剧组前在内蒙古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采风活动，美丽草原上那翻腾的草浪、热情好客的牧民以及草原人民对党的恩情很快在他的笔下汇成了一首优美的《赞歌》：“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高举金杯把赞歌唱，各民族兄弟欢聚一堂，庆贺我们的翻身解放……。”第二天一早，当编导们看到胡松华交上来的歌词后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周总理对歌词也很是欣赏，说：“不要请作曲家另写曲子了，就采用民间流传的曲子加以改编。胡松华于是又以蒙古牧歌《小黄马》曲调为基础为这首歌谱了曲子。《小黄马》是一首以小黄马在草原上奔驰，来比喻生活中不畏艰险的蒙古族牧歌。胡松华在对《小黄马》曲调进行改编时采用了蒙古族人民特有的感情表达方式，在引子和结尾部分采用了蒙古牧歌式的长调加以烘托，这种前后无词胜有词的感情表达方式使《赞歌》透出浓郁的草原气息，充分体现了蒙古族人民对党的一片深情。这首具有浓郁蒙古长调风格的歌曲在审查预演时获得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并随着《东方红》的演出在亿万观众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感情共鸣，成为《东方红》推出的一首经典之作，一直传唱至今。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可以说是各民族的一次盛会。早在东方红策划之初，周总理就曾明确指示：“在天安门广场的场面上，要有少数民族演员参加。凡是那些能够胜任的少数民族演员，都要调到北京来。”
“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金丝鸟。啊，红军是咱们的好兄弟，长征不怕路途遥······”这首名为《情谊深长》歌曲创作于1962年，表现的是红军经过云南时彝族地区时的情景。在《东方红》排演中，这首歌最初采用的是美声唱法，但效果不是很理想。周恩来于是指定邓玉华将这首歌由美声唱法改为民歌唱法，并由她以一个彝族姑娘的扮相来演唱这首歌，以表达彝族人民对红军的深厚情谊。这对当时的邓玉华来说无疑是一次挑战。因为，这首歌用民歌风格来演唱即便对一个老演员来说来难度也是很大的，更何况她这个当时只有22岁的青年歌手呢？面对在几百人的大乐队伴奏，邓玉华起初唱这首歌老是跑调，但她并不气馁，仔细研磨，经过十多场演出后，她终于将这首歌唱到了十分完美的地步，成为东方红中的一个亮点。邓玉华因这首《情谊深长》一举成名。后来，她还凭这首歌成为第三届中国金唱片奖获得者。 
反映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万水千山》一场歌舞是《东方红》中的一出重头戏，为了用歌舞形式生动地再现这段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史诗，大歌舞领导小组决定用毛主席那首《七律·长征》作为主题合唱曲。为了在极短的时间里拿出最好的曲目，大歌舞领导小组号召在京的作曲家为这首《七律·长征》谱曲，并得到了作曲家们的热烈响应。不久，大歌舞音乐组便收到30多份作品，并将这些作品不署名地编号印发，由合唱队试唱、录音，然后进行讨论。经过反复试听，音乐组最后选择了由著名作曲家彦克为毛主席这首诗谱的曲子，并组织人员对其以修改。彦克随后又为这首主题曲突击创作了管弦乐伴奏总谱，使之与主题合唱曲相宜得彰。这首雄壮激越、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歌曲在《东方红》一经演出，便立即成为全国各地文艺舞台的重头节目，有不少演出团体还依据合唱编了排了舞蹈，载歌载舞，很受欢迎。 
南泥湾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方圆百里。1941年春，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及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所以，八路军三五九旅遵照毛主席“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救保卫党中央” 的指示，进驻南泥湾，实行屯垦，生产自救。在短短的三年内，由王震旅长率领的三五九旅发扬“自力更生，坚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春天里来春风吹，满山遍野镢头挥”,把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在巍巍青山脚下，在绿草茵茵的大草原上，在清澈的溪水旁，一位活泼、美丽的蒙古族少女身穿漂亮的民族服装，手持酒盅击节乐舞，头顶盛满奶酒的碗纵情放歌。舞姿翩翩，好似微风掠过草原的绿色波浪，春风拂面而来;舞步轻盈，双肩均匀抖动，犹如舞动美丽的丝绸，发出耀眼的光芒……她的“碎步飞走”“圆场步法”“双肩柔韵”“弹抖碎肩”等绝妙技艺，闪耀着生命的活力和奔放的情感火花。
王昆（1925—），中国女高音歌唱家。1925年4月14日生于河北唐县，1938年在晋察冀边区参加妇女抗日救国会。她喜爱唱歌，常为群众演唱《松花江上》、《铁蹄下的歌女》、《五月的鲜花》等歌曲。1939年4月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44年随团回延安，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音乐部学习。1945年4月，中国第一部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她扮演女主角喜儿，获得成功。此外，她还主演了新秧歌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并经常表演独唱。抗日战争胜利后，她随同鲁迅艺术学院到了张家口。后随华北联大文工团在华北各地演出。新中国成立后受教于苏联专家梅德维捷夫和中国歌唱家林俊卿，曾在中央实验歌剧院任演员。1962年东方歌舞团成立，王昆从中央实验歌剧院调到东方歌舞团任艺术委员会主任。1965年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她演唱了《农友歌》。王昆现任东方歌舞团团长。 
阿依吐拉(1940～)，中国维吾尔族女舞蹈演员，1940年5月30日生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库车县。幼年喜爱舞蹈，1952年在新疆阿克苏专区文工团任舞蹈演员，1955年调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歌舞团，1961年调至东方歌舞团任独舞演员。阿依吐拉的表演细腻，舞姿轻盈优美，她表演的主要作品有维吾尔族舞蹈《摘葡萄》、《天山之春》、《赛乃姆舞》、《迎亲人》；塔吉克族舞蹈《牧羊女》等。其中《摘葡萄》曾获1959年第 7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金质奖；1964年参与大型音乐舞蹈诗史《东方红》的编演拍摄工作，取得非常高的艺术成就。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影像资料。《迎亲人》获1980年文化部直属艺术单位观摩演出表演 1等奖。1981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介绍著名舞蹈家阿依吐拉》电视片。阿依吐拉曾先后到印度、日本、巴基斯坦、苏联、奥地利、美国等20多个国家访问演出，受到世界广大观众的好评。
四十年代初，刀美兰出生于西双版纳景洪县允帕钪。由于父母过早离异，家境困难，她很小就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她从小爱听老人讲故事，朗读长篇叙事长诗，鼓爱佛寺的壁画，并模仿着壁画上孔雀开屏、仙女起舞的姿势跳舞。1954年，西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文工队成立时，她被推荐为专业舞蹈演员。
发表于 2012-9-20 08:44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