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

天地

1、陈寅恪：‘三百年来唯一人’ 被折磨致死

陈寅恪（1890—1969年）其父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陈三立；其祖父曾任湖南巡抚、是支持变法的开明派领袖人物陈宝箴。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


1905年就读于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被迫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积蓄了广博的知识。能够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文字，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因此，陈寅恪的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可谓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特地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时人称‘清华国学四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陈，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1926年6月，只有36岁的陈寅恪，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陈寅恪在1929年为王国维而作的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脱口而出。其引文出处，无不准确。进一步的阐发更是精当、深刻，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继承了清代干嘉学派治史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疑难问题，求得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大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独到见解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愤而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陈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亦随之。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断然拒绝，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又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陈寅恪深感痛心，却又无能为力，只好独善其身。恰逢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力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不幸的是，经英国医生诊治，几近失明。陈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后又迁至广州，是时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恳切邀请他赴台湾、香港等地，被陈拒绝。从此，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后，移教于中山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陈寅恪坚决辞谢，并举荐陈垣代之。1956年以来，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共权要先后看望。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其右腿又骨折。陶铸派多名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继而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而作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着《柳如是传》，最后撰写《寒柳堂记梦》。特别是在失明、腿折之后，仍能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多部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其令人佩服和敬仰。其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他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其旧体诗词亦是卓然大家。傅斯年对他的评价只有一句话：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即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官方决定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于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纸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接受我的意见。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陈师之风骨如此，昭昭可鉴。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扬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文革’骤起，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手稿，多被洗劫。加之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之死，“论交三世”的俞大襟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沉入湖底……,众多友好人士先后告别人世。而自己则躺在南方的病床上辗转呻吟，虽奄奄一息，仍然难逃一劫。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名。随着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陶铸命令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复盖。面对此情，陈的老伴唐筼无限感慨地叹息曰：“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


造反派更是变本加厉，索性进行抄家。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经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丧失殆尽。“革命者”还别开生面，把几只大号的高音喇叭吊到陈宅的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的怒吼批判。双目失明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嚎叫不止，惶惶不可终日。后来更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顿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又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极度衰弱，已不能进食，只能进汤水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看到他僵卧病榻，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流泪而已，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命如悬丝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11月21日，唐筼也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陈师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是怎么度过的？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写道：“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这位‘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死得何其惨烈！他的死预示着中华民族的大悲剧尚未有终期，中国人民仍将承受无尽的灾祸、无穷的苦难。


2、吴晗：因紧跟而荣、因紧跟而亡

吴晗（1909～1969年）浙江省义乌人，著名历史学家。原名吴春晗，字辰伯。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27年秋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一年后之江停办，考入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吴晗用一根竹扁担挑着书箱和衣被，迈进了上海中国公学校的大门，如愿以偿在该校读书。后来其父因病卧床不起，经济条件日益恶化，不得不依靠亲友接济，再加上他的勤奋做学问，写稿卖钱来维持学业。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写了一篇《西汉的经济状况》的长文，深为时任校长的胡适所赏识，并推荐给《大公报》发表，因此收到80元稿费。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开支，每月只需要4~5元就可以维持。这80元稿费，实在很可观。他便用来做旅费，只身北上，投奔中国文化中心的北平。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打算直接转学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但是，燕京大学非常重视英语水平，而吴晗在中国公学的英语成绩仅为丙等；更为难办的是：经过考试，他的数学成绩为零。因此，燕京大学拒绝了他的转学请求。在上学无望的情况下，80元旅费也花得差不多了，他不得不考虑生计问题。经过上海中国公学教授的介绍，他找到了燕京大学中国史教授顾颉刚。在顾老师的推荐下，在该校图书馆谋到了一份工作。在图书馆工作中，他充分利用了该校丰富的藏书资料，苦心研究，终于完成了《胡应麟年谱》。在这项成果中，他勇敢地纠正了顾颉刚的一项考证错误，并证实了胡适原来的学术假定。此文一出，立即引起轰动，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才促使清华大学在第二年破格录取了这位以文史见长的偏才学生。


但是问题接着又来了：清华大学好是好，可学费从何而来？又是胡适帮了大忙。胡适出于爱才之心，于1931年8月19日给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信，请求给以特殊照顾；为了证明这位得意弟子的学力和潜在能力，还随信附上吴晗的研究成果《胡应麟年谱》。就是凭借着胡适的地位和影响力，再加上信中对吴晗的高度赞扬，翁、张二位立即照办。8天以后，吴晗就被安排做‘大内档案’的整理工作，月薪为25块大洋，除了缴纳学费以外，维持日常生活还绰绰有余。这样，吴晗才可以安心地从事学术研究，并在胡适的指导下，走上了专治明史之路，成为中国有名的明史专家。可以这样说：没有胡适、顾颉刚等许多大学者的慧眼相识、破格照顾，就不会有吴晗日后的一切成就，也就没有这位明史专家辉煌的学术生涯。


在大学期间，吴晗就写下四十多篇学术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的青睐。因此，毕业后顺理成章地留在清华大学专门讲授明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晗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授，随后转入西南联大任教。吴晗因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现状日益不满，逐步投入抗日民主运动。1943年7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这一时期写下许多历史杂文，以辛辣的笔锋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需要罗致大批人才。特别是像吴晗这样具有较高声誉和影响力的高级知识分子，更被新政权视为珍宝。这一年吴晗正好40岁，恰是年富力强、风华正茂，雄心勃勃、意气风发的年纪。当他以一个知名的爱国、进步人士步入新政权统治下的北平时，立即受到热情欢迎，并委以重任——北平市的副市长。早在解放战争末期，吴晗就以中共军代表的身份派人与其恩师胡适接触并希望恩师能留下来迎接解放，留在大陆。而胡适的态度很坚决，并且他也希望吴晗能够坚定立场，不要左右摇摆不定。胡适表示自己所向往的是“面包与自由皆有”的国度。吴晗数次劝说不成，随着解放军驻进北平，吴晗接管了北大与清华，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除了行政职务之外，吴晗还热心从事各项文化事业，如主持出版明清之际杰出的历史学家谈迁的名著《国榷》、标点《资治通鉴》等等。他满以为：在新中国可以大展宏图、大显身手。但是，出乎他的预料，有一个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他。


1954年，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李希凡、蓝翎）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批评文章开始，又进一步开展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因为胡适是“五四”以来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最具有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向来拥有“百科全书式学者”之誉。所以这次对他的批判，已经大大超出了《红楼梦》研究的范围，而是要从文、史、哲、社会、政治等全方位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全面围剿。为了组织这次围剿，动员了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如胡绳、艾思奇、任继愈、罗尔纲、周汝昌、李达、向达、侯外庐、范文澜、何其芳……等等，当然也需要吴晗这样的人才来参加。但是，吴晗和他们都不同，因为他是受过胡适大恩的人，也可以说是胡适的得意门生。


这时，摆在吴晗面前有两种选择：


或者紧跟形势——也就是紧跟领袖的意图，参加到大批判的行列里来。如果这样做，他就可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享不尽荣华富贵。同时，大批判的组织者也可以收获到特别的宣传效果：瞧！连胡适曾经施恩的吴晗都反戈一击了，可见其不得人心云云。


或者是牢记师恩，牢记“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德信条。这个道德信条乃是中国人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有价值、最广泛认同的道德底线。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忘恩负义”四个字向来是最为人不齿的品格。如果他做如此选择，起码可以这样：拒绝参加大批判，用沉默来表示对恩师的怀念和报答。但是，其后果却是不言而喻，肯定要被领袖视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失去一切，包括显赫的名声、重要的职位、丰厚的收入……


以吴晗的为人、治学，应该说都是一流的水平。他的勤奋、刻苦，都是有口皆碑的；他的学术造诣，更为举世公认。但是，在这一严峻的考验面前，他却选择了前者。他做出如此选择，在当时可能有一千条理由，一万个原因，有他的难言之隐，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据最近所出版的《禅机：1957年》一书的作者胡平所记载，吴晗“曾在朋友中多次流露，胡适的仁爱之心，如同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样，都是难以抹杀的”（见该书第223页）。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我们不得不认为是一种背叛。他所背叛的，不仅仅是早年的恩师，还有自己的道德良知，和中国人传统道德中最有价值、最珍贵的核心价值观。


吴晗的选择的确收到了丰厚的回报：1957年春天，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的日子里，也曾风光了好几年。有人研究称：吴晗是学者从政而地位仅次于郭沫若者。


1959年4月，鉴于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各级官员虚报成绩的现象，毛泽东提出要学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当然要闻风而动、星夜劳作，立即跟风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作品。毛泽东对于这些作品大加赞许，并赠送自己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给吴晗。吴晗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政坛上风头最旺、知名度最高的文化人。


可惜好景不长，风云突变。伟人毕竟是伟人，不甘平庸，总要不断推出新的剧目，拿到政治舞台来上演，再热闹一番、风光一番。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而拿来为“文化大革命”祭旗的，不是别人，正是刚刚风光没几年的吴晗。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突然对多年来受到肯定的《海瑞罢官》进行批判，并进一步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文章最后断言：《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到批判。后来又给他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


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从此，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被拉开了。


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袁震早就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真是家破人亡。惨矣，悲夫！


我们看到：50年代的吴晗，由于紧跟形势、紧跟领袖的意图，因而尝到了甜头。可是到了60年代，还是这个吴晗，还是因为紧跟形势、紧跟领袖意图，却大吃苦头。其中的玄机和奥妙，真是深不可测、妙不可言！

【我们从吴晗一生的为人和治学当中，看到的是一个大悲剧，一个大知识分子如何被政治运动所裹胁、所扭曲，最后又被埋葬的惨剧。
如果我们以历史眼光来回顾和观察一下现实，就不难发现：被20多年政治运动所裹胁、所扭曲，最后又被埋葬的人，何只一个吴晗？】


3、翦伯赞：著名历史学家夫妇服毒自杀

翦伯赞（1898－1968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维吾尔族，原籍湖南省桃源县枫树乡。1916年考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不久转入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于1919年毕业。1924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回国后却改而研究史学和历史哲学。1937年5月加入中共。抗日战争期间，他撰写大量文章抨击国民党对内独裁、对外实行亲日的卖国政策。中共建政后，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2年至1968年）并兼历史系主任。历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文化大革命前，他是历史学界历史主义派的主帅，研究了古代的许多历史事件，著作等身。但其所持的历史观点与毛泽东的历史观点相左。这可以说是远因，也是宿怨。近因则是：1965年底，他对到访的《文汇报》记者公开批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认为姚文纯是“打棍子”、“扣政治帽子”，并指出吴晗“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这些话当然和伟人的“战略部署”相冲突。因此，从60年代后期即遭受批判。文化大革命初，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被扣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备受肉体摧残，人格凌辱。毛泽东曾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出“最高指示”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可能还有某种用途，所以要批，也要保，要给出路”。


历史的发展也真是变幻莫测，即使是专门研究历史学的权威如翦伯赞者，也未必能够看透、看清楚。就在毛泽东那个“最高指示”发表两个月后，他所要‘保’的翦伯赞却突然自杀了。人们自然应该问一问：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把毛泽东指名要‘保’的翦伯赞逼到非死不可的绝境？说起来还真是诡谲（音guijue）。


江青为了彻底搞倒刘少奇，千方百计、绞尽脑汁、搜索枯肠，无所不用其极。竟然派人专门找到曾经和刘少奇有过工作联系的翦伯赞，要他交代与刘少奇的关系，并揭发刘的叛徒罪证。此人名字叫巫中。


巫中本来是“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又和军方有过密切来往。他可以绕过所有看管人员，直接接触翦伯赞本人。巫中来到历史系，对“翦伯赞专案组”亮出身份：“我是刘少奇专案组的”，“有紧急情况要调查翦伯赞”。历史系几名造反派自发组织的“翦伯赞专案组”，没有向指挥部报告就批准巫中和翦伯赞接触。而且从此以后，对巫中的一系列行径一直没有向指挥部透露一点风声。那年翦伯赞已是70高龄，虽然瘦削，但身体尚好，头脑清醒。


巫中一见到翦伯赞就板起脸孔宣布：“翦伯赞你听着：刘少奇的罪行，已经查清楚，中央已经做了结论，他是叛徒、内奸、工贼，马上就要在‘九大’上宣布。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


翦伯赞站着，一声不响地等待下文。巫中说：“好吧！你想想吧，这是给你的一个机会。我等着！”


过了20来分钟，翦伯赞说：“时间太久了，我一下子回忆不起来！”巫中立定身子，即喝道：“回忆不起来？那不行！必须回忆起来！”又沉默了半个小时，巫中说：“好，我给你3天时间，这该够了吧？我3天后再来！”说完就走了。


第三天，巫中果真来了。一听翦伯赞还是“回忆不起来”那句话，顿时暴跳如雷。他指着翦伯赞的鼻子叫道：“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条！”
从这时起近两个月内，巫中每隔三两天就来一次。但对方的态度却非常明确而坚定：翦伯赞绝不说半句假话。连续几天里，翦伯赞与夫人相对无言，默默地相对而坐，通宵未眠。在这几天时间里，他夫妇俩的心态如何，他们所思所想，都没有人知道。但可以从当时北大的政治氛围看出一点眉目来：历史进入1968年，“文化大革命”需要深入、再深入，深入干什么？深挖走资派！而头号走资派就是刘少奇。在是政治斗争的大方向，任何人都不能违反、干扰。


小环境则是：北京大学内风声越来越紧。陈伯达、康生等人先后在全校大会上不断地重复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北京大学“池浅王八多”。到7月份，全校已被关的“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有人还在扯起嗓子喊：“这仅仅是斗争的序幕！”对“叛徒”、“黑帮”等的批判实际上不存在理论的批判了，而是“脱胎换骨”的肉体‘批判’。每当夜幕降临，北大十几个审讯室就开始“工作”，年轻的工人、军人、造反派们将提审对象拉进去严刑逼供。问不了三两句就开始打，主要刑具是用橡皮包着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细的铜棍，据说这种东西远比皮鞭打下去扎实，伤其筋骨而又不伤皮肤。打的时候，常常是剥光衣服，不论男女。有一次打一个40岁左右的女教员，打手几棍下去，被打者居然不叫一声，这使打手极为恼怒。几把将她的衣服扯光，劈头盖脑地一阵乱棍，女教员倒在地上仍然不叫喊，并且两只血眼直直地看着打手，打手被这双眼睛吓了一跳，于是抓起她的衣服包住她的头再打。


现在可以断言：在翦伯赞头顶上日夜悬着的那根利剑说不定那天就要劈下来，那将是无情的、残酷的、无限痛苦的……。在面临死亡考验时，他以一个学者的良知，决不允许说假话、诬陷别人；那就只有走别人所不愿走而又不得不走的那条路了。经过几个日日夜夜的痛苦思索和反复权衡，他终于做出了一个十分无奈、十分痛苦的决定。


次日，翦伯赞向管理人员说：由于睡眠不好，要点安眠药。管理人员给了他一次的用量，但没有监督翦伯赞当场服下。此后十多天，翦伯赞天天都要安眠药。


瞧！他以一个学者的慎密，竟然筹划了十多天……够了，十多天安眠药的剂量足够夫妇两个人走上黄泉路。


1968年12月19日晚上，他们夫妇俩穿上自己认为最好的衣服，安安静静地、坦然地安卧下，而且是永远地卧下了。


第二天，毛泽东得知翦伯赞的死讯后，龙颜大惊。震怒之下，把公安部长谢富治叫来臭骂了一顿。他为什么要震怒呢？难道是为痛惜一位学者的死亡吗？人们如果这样猜测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位一世枭雄，向来不在乎几个、几百、甚至几万、几百万人命的殒灭。他甚至说过：即使中国人死了一半，还剩3个亿，仍然可以搞革命嘛！如此嗜血狂徒会在乎某个人生命的消失吗？不会的，绝对不会！那么他的震怒所为何来？前面说得非常清楚、非常到位：要保翦伯赞、冯友兰这样的人，是因为他们还会“有用”！“可能有某种用途”。什么用途？老谋深算的毛泽东没有，也不会明说。但人们可以心领神会：翦伯赞的唯一用途已不再是研究历史学了，而是从他的口中挖出有用的材料，作为炮弹，用来轰击政敌。


毛泽东这个十足的功利主义者，在他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人道主义，一切都是为了‘实用’。当这件有用之物被部下损毁了，失去了一个“活口”，能不震怒吗？


人们开始对翦伯赞夫妇搜身。很快，在翦伯赞的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只见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许多人自杀时都有这个动作：或高喊，或书写“毛主席万岁”。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是发自内心的、衷心祝愿吗？显然不是、决不可能是。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封建专制统治下，皇帝处死大臣或任何人，都必须三呼万岁，还要“叩谢圣恩”。怕的是连累亲属、子女，以免追究无辜。那么，没有子女或亲属的，也如此这般，又为什么？恐怕是一种习惯、一种传统。至于当事者出于何种心态，许多学者曾经做过多种研究，但都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只好期待未来的学问家了。



【补白】
“不可无休止地利用人民的信任。我们好像是布道的神父，许诺说天上有个天国，可是眼下却没有土豆吃。
我当过工人，那时候没有社会主义，可有土豆；
如今社会主义建成了，土豆却没有了。”
——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4、向达：博古通今著作等身在‘文革’中惨死

向达（1900－1966年）字觉明，湖南省淑涌人，土家族。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北京大学讲师；1930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着重于敦煌俗文学写卷和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完成力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该文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盛唐时代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在这篇被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称誉为“论述唐代长安西方人的卓越论文”里，通过长安这个当年的国际大都会，展示了东西文化交相辉映和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开放心态。该文于1933年刊于《燕京学报》专号，轰动一时，从此奠定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在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卓然成家，为中外学界所瞩目。翌年刊出《中西交通史》。1935年向达因在“本馆服务五年成绩卓著，并对于经典素有研究”而被派往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于是远赴欧洲，到牛津大学鲍德利（Bodley）图书馆工作；在英国博物馆检索敦煌写卷和汉文典籍。获得丰富的中外交通史、敦煌写卷、汉籍及俗文学写卷等重要资料。1937年赴德国考察从中国劫掠而去的壁画写卷。1938年秋，向达携带数百万字的资料回国。回国后，先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不久转任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


194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其所属的历史考古组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与国立北京大学联合组成，向达代表北京大学参与其事。他于1942年春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千佛洞）、万佛峡等。返重庆后，针对某些名流随意剥离洞窟壁画的行为，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提出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关进行管理，开展研究工作等建议。这一建议对促进“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立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7月～1944年，向达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长，再赴河西。他两到敦煌，除对敦煌地区诸石窟留下了重要记述外，写成多篇有关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论文初稿，后来陆续发表。1947年，他与王重民教授等学者大力促成在北大设立图书馆学专修科（附设在中文系）、博物馆学专修科（附设在史学系）。现在这两个专修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成为海内外闻名的信息管理系和考古与文博学院。


中共政权建立后，向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兼任历史所第二所副所长等职。在其主持下，不断刊出了一系列中外交通史资料。他个人发表有关中西交通、南海交通、敦煌学方面论文多篇，出版了《蛮书校注》。


向达是一个近乎纯粹的学者，他用童真般的激情，践行着一个学者的良知，追逐着学术梦想。这种理想与性格显然与当局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向达还深受北大“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又“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他甚至公开倡言：“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坏。”如此天真，焉有不碰壁之理？


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指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这5个方面的学术争论）。在学术观点上，也应百家争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说：比如考古发掘，怎么说得清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而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当时北大历史系仅有的一级教授翦伯赞起而怒斥向达，揭发向达“对党的领导攻击性言论”，具体说来就是向达曾把中国科学院的一些行政干部比喻为“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以及形容某些“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又如“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等等。


【编者按：耐人寻味是：这位党员、著名的左派历史学家，仅仅过了9年，自己也扮演了被批判的角色，而且被整死了。走笔至此，令人想起夏衍的打油诗，有这样两句：“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妙哉此句！】


他出言无忌的后果可想而知：而最严重、也是最具有杀伤力的说法是诬蔑他‘有攫取湖南省土家族自治州州长的野心’。于是，新账、旧账一齐算，向达被划为史学界五大右派（黄现璠、向达、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按出生年序排名）中的第二号“大右派”。从此，这位热心公益事业和关心国家大事的爱国者，不得不销声匿迹，“躲进小楼成一统”，潜心研究学问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系邹衡教授记下了向达惨遭批斗的一幕：“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向先生已是66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


此时的向达，尽管还暗中嘱咐友人“不必耿耿”，将如“凤凰涅盘，获得新生”。无奈事与愿违，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得不到及时治疗，在“坐飞机”之后，还要接受无休止的劳改、批斗和折磨，终于未能闯过棍棒林立、群兽叫嚣的鬼门关，1966年11月24日，一个寒冷的冬日，一代历史学巨匠向达先生含冤离世。
章诒和回忆说：向达是右派，算是有‘前科’，因此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果然，于数月后，死在劳动场所。发病时，北大革命师生无人为其呼救。一代学界宗师，竟然是以这样惨烈的方式告别了多舛的人生！


向达先生为人忠厚、性格刚烈，平日好直言，放言无忌。在那个是非颠倒、人妖颠倒的年代，必然为当局所不容。同时他又是一位勤奋好学的学者，毕生从事学术研究，成果颇丰：计有学术译、着共计30种，学术文章百余篇。这是他给后人所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补白】
“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但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达到。
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前苏联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


5、丁则良：自沉于未名湖的北大教授

翻开大陆出版的任何一部辞书、词典，根本就看不到‘丁则良’这个名字。如果去问一问大学历史系在读的大学生或研究生，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感到茫然，无可奉告。一个桀骜不驯的灵魂，就这样淹没在历史的烟云里，默默无闻，销声匿迹。可悲亦复可叹！


如果要问杨振宁是谁，那恐怕妇孺皆知、如雷贯耳。因为他是誉满天下、名震中外的大科学家、1957年诺贝尔奖的得主。但如果要说：丁则良曾经是杨振宁的老师，那恐怕更没有人相信。因为杨博士是物理学大师；而丁则良是历史学的教授，两者隔行如隔山，何来师生关系？


但这却是事实，有书为证：


根据《杨振宁教授谈教育》一书中杨博士自己的回忆：其父杨武之先生是颇有成就的数学家，他非常注意对子女教育的科学性、全面性，尤其重视‘平衡儿子的知识结构’，所以“他没有找一个人来教我数学，也没有找一个人来教我的物理。他去找雷海宗教授，那个时候雷是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他跟雷先生说，你可不可以找一个学生，来教振宁《孟子》。雷先生就介绍他一位得意学生，叫丁则良。丁后来是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杨先生还回忆说：那一个暑假的家教使自己终生受益。因为“《孟子》里头有很多关于儒家哲学，你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的思想方式”，这“对于我整个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远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一个人来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


后来杨博士功成名就、载誉归来之时，在当局刻意安排的鲜花和掌声包围中，未必还能记得起这位半个多世纪以前就被政治运动无情扼杀了的老师吧!不过，即使记得起来又如何？聪明绝顶的杨博士总不至于甘冒得罪当局的风险，哪壶不开提哪壶，令当局感到尴尬、无奈，如此不识时务、自讨没趣吧？


丁则良（1915—1957年），祖籍福建闽侯（今福州），出生于北京。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8年转入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后任联大师院史地系助教，不久，改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历史系讲师。1947年以中英庚款留学生身份进入伦敦大学斯拉夫学院专攻苏联史。
1950年，丁则良放弃赴美深造的机会回国，本来是希望以自己的专业成就为新中国培养更多的人才。开始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同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2年院系调整，响应号召远赴东北高寒地区，在当时的东北人民大学（即今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曾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民盟东北人大分部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等。


1957年5月，丁则良出席在苏联境内塔什干召开的东方学国际会议，8月回国，暂时住在北京大学。当他听说自己被划为“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三人右派反党集团”时如五雷轰顶。随后又接到电话，校方严厉地要求他立刻返校接受批判。一介书生，对于来势凶猛的政治运动猝不及防，毫无思想准备。但“士可杀而不可辱”乃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信条，在无理可讲的形势下，毅然决然地纵身一跳，跃入北大未名湖，时在8月8日，年仅42岁。消息传来，全校震惊、愕然，暗中浩叹不已，全校师生深感惋惜。


丁教授的主要著作被收入《丁则良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还有译着《朝鲜近代史》、《东方各国近代史》等。


丁则良教授是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早年受业于陈寅恪、张荫麟、雷海宗、姚从吾等，被史学界寄予厚望。他性格豪迈飘逸，对祖国和学术有虔诚的热爱；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有敏锐的洞察力，文笔优美，议论精辟，在宋史、中国近代史、苏联史、印度史等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他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特别是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筹建工作，为吉林大学历史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西南联大时期，丁则良还只是史学新秀，但已初露峥嵘。他和一些老师同学组织了“十一学会”，进行自由演讲和讨论。他与大多数联大知识分子一样，一方面从事专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另方面也关注现实，以自觉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发表对现实问题的看法，指点江山，品评人物，发表了一些思想、政治和文化评论，如《顾亭林》、《缄默的尊严》、《近代化与现代化》、《论现实外交》、《政治出路与文化前途》等。这些评论显示出作者深邃的目光、卓异的见解和炽热的情感，是非常可贵的思想遗产。


尤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是，最具有时代意义的《缄默的尊严》一文。该文可以说是丁则良的代表作。该文就抗战时期沦陷区人们怎样对待入侵者而发的议论。文章认为：在沦陷区，人们对待入侵的敌人，无非是三种态度：反抗、投降和沉默。反抗的人是民族的脊梁和英雄，最为可贵可敬。投降的人是民族的败类，为人不齿。三类人中，沉默的人可能占了极大的比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不合作态度，守住了民族大节的底线。丁则良希望沦陷区“日寇铁蹄之下的人们”，至少要保持缄默，“为中华民族留下一些孤芳高洁的气概”。抗战时期的知识界，一大批精英分子逃离敌占区，从事抗战建国的事业；一些人如周作人、钱稻荪等则亲日附日，为虎作伥，受到正义人士的同声谴责；还有一大批杰出人物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得不留在敌占区，如陈垣、齐白石等，但他们始终与日伪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不与对方发生任何关系，以缄默维护了尊严。这类人怎样自处、国家和社会公众怎样看待他们，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丁则良的建议是合情合理的。“沉默的大多数”也是应该得到理解、受到尊重和保护的。


丁则良在文章中议论风生。他指出，“到了一个特殊环境之中，站立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眼看着暴力横行、巧取豪夺的现象不断发生，正义消沉，自由饮泣。这时，又没有力量去纠正这些乱像，我们除了保持缄默，还有什么办法？在一个一切都违反人性的世界中，不得已而为之的缄默反而是一种可取的态度。”这段议论就使文章的思想得到扩展和升华，成为该文的最核心的内容。


在1949年以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告密和倾轧层出不穷，就因为很多人没有保持缄默——没有守住底线，因而所有人最后都失去了尊严。丁则良毕生都以‘忠于党、忠于国家’自许，如今却被划为右派分子（实际上也就是反革命）。听到这个消息后，义无反顾地跳入未名湖，既是一种刚烈的行为，也践行了他的思想——以缄默捍卫尊严。“为中华民族留下一些孤芳高洁的气概”。据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书中回忆，其父伯钧先生在世时曾经说过：死是一种摧折，也是一种解放；是展示意志的方式，也是证明其存在和力量的方法。通过死亡，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是的，人们从其死亡中，看到了丁则良那“士可杀而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志和存在。这种意志正是中华民族可贵的精神财富，是任何权势、淫威都永远压不弯、砸不断、摧不跨的脊梁骨。


伟哉，丁则良！

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
是敢于说‘不’的人。
——当代著名作家沙叶新


6、李季谷：著名的清史专家文革中惨死

李季谷(1895——1968年)，原名宗武，著名历史学家，清末会稽县(今绍兴县)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17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成绩优异，得到时任校长的上虞籍教育家经亨颐的赏识和器重。1920年，与瞿秋白等赴苏联考察。次年又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学习外国史。1924年回国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讲师。一年后转任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并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1927年，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翌年，赴英国留学，初入布列斯多大学，后入伦敦剑桥大学研究院，专攻近代史，获硕士学位。1930年游学西欧诸国。

归国后仍任北京大学教授。时绍兴籍教育家许寿棠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特聘他兼任该校文史系主任。在此期间，李季谷与同校任教的鲁迅关系密切。鲁迅曾在杂文《“寻开心”》一文中提到过他。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只身南行。1938年，赴兰州西北联合大学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1939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1940年，与顾颉刚等共同发起创办《史学季刊》。1941年任成都四川大学教授。1943年后，任国民政府招训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筹办鲁苏皖豫边区学院，招收战区失学、失业青年。1946年，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在台北成立，李季谷为首任院长。1948年6月任浙江省教育厅长。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从杭州撤退到宁波后，趁机滞留下来并转移到上海。中共政权建立后，李季谷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生平著述颇丰，主要有《西洋近百年史》、《日本通史》、《高中外国史》等。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被定为“不戴帽子的历史反革命”，撤销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职务。


‘文革’中长期遭到“批判斗争”并被关入“牛棚”。1966年8月4日，在华东师范大学有100多名教师和干部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游街”后全部跪在该校的“共青操场”接受“批斗”。李季谷是其中之一。后来这些人都进了校园“专政队”中“劳动改造”。据曾经和李季谷一起在校园里“劳改”的一位历史老师回忆：给他们划定了任务，轻的是搞卫生、拔草，重的是挑粪、挑水。有的人还必须挂着写有“罪名”的牌子劳动。任何人都可以打骂侮辱。不但华师大的大学生常来训人骂人，附中和附小的学生，也成群结队地来，往他们身上吐口水，扔石头，有的人还动手打。在“专政队”里的人，有人往你吐口水，只能唾面自干。另外，他们还得“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看到有红卫兵在附近训人或者打人，趁早设法走开。华东师大的旁边是“南海中学”。那里的红卫兵学生每天早上命令该校老师爬到楼顶上，一个一个把头伸到烟囱上被烟熏黑，然后命令老师一起念《毛主席语录》里的一段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行为的一句俗语。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些蠢人。”念完了这段语录，红卫兵命令这些‘分子’们用石头砸自己的脚，砸得鲜血直流。


戴稼祥先生是古文字专家，1957年就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华东师大历史系在1957年有九名教员被划成“右派分子”）。1966年时，随便怎么被骂、被羞辱，他都不反应：目无表情，也不说话。和他一起被“专政”的同事说：他不懂红卫兵的心理。红卫兵期待有反应，要听到被打被骂的人表现恐惧和屈从，要这些人说“我有罪”“我该死”，以显示红卫兵的威风。看到戴家祥没有反应，红卫兵大发火，对他大喊“老混蛋”、“老牛鬼”，威胁说要把他丢到河里去。这时他才哀告说：“小将，请别。”红卫兵从中才得到了满足。


教授中国近代史的陈旭麓先生身体不好。有一天下雨，地上有积水。“劳改”的时候他带了个塑料片子放在地上，跪在塑料片子上面拔草。红卫兵发现后，没收了塑料片子，把他训斥了一顿。1967年，学校里面建立了巨型毛泽东塑像。因为华东师大的红卫兵在1966年9月15日到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他们把这个有毛泽东塑像的地方命名为“915广场”。他们命令“牛鬼蛇神”每天早上必须到毛泽东塑像前“早请罪”。（当时一般人则在毛泽东画像或者塑像前每天“早请示”和“晚汇报”，用词不同。）因为怕见人，“牛鬼蛇神”们越来越去得早。早到天刚刚亮，他们就到“915广场”毛泽东塑像前，低头“认罪”，再念一段毛泽东的语录。那时候，红卫兵还没有起床，不会来骚扰他们。


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设立了“牛棚”三个，按“问题”性质分类。“大牛棚”26人，除了三个干部，其它全部是教师，他们是“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次等“严重”的，则在“中牛棚”，有12人，大多是比较年轻的教员和几个学生。第三个叫“学习班”，有10人。这个系96名教职员中竟有40多人入了“牛棚”。所谓“牛棚”，实际上就是原来的教室。称之为“牛棚”，是因为其中关押的人都不再被当人，而被叫做“牛鬼蛇神”。


在“牛棚”里，毒打和侮辱时常发生。有一次，该校原负责人常溪萍被抓到历史系的“牛棚”来毒打一顿，说他是历史系“牛鬼蛇神”的“大黑伞”。打完后，常溪萍出了文史楼就倒在地上，走不了路。该校另一个负责人被抓来打的时候，紧紧抱着自己的头。第二天，他贴了一张条子在墙上。上面写道：“被打是应该的，但是要求别打他的头，让他能去农村劳动改造”。该校数学系主任曹锡华的妻子是历史系的中共总支书记。看到妻子被打时，他说了一句“流氓”，因此曹锡华被抓到历史系来打。红卫兵第一棍就把他的手表打飞了。他则被打得在地上乱滚。打他的拖把木柄都被打断了，他的耳膜也被打破，脸肿得很高。


‘文革’期间，确定了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同时，当时每天每人都必须多次呼喊“毛主席万岁”。林彪是开创时时、处处呼喊“毛主席万岁”的人物，也因此高升到最高权力圈子中第二的位置。历史系的一名教员，私下却说：林彪说毛主席万岁，那么他还怎么接班？


【编者按：这句话还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看来‘牛鬼蛇神’当中还真有能人啊，能想出这句话的人就是了不起的能人。】


这句话被告发，他为此被“斗争”。红卫兵命令每个“牛鬼蛇神”每天必须写一篇“劳改日记”。每人有一个本子，挂在墙上，红卫兵随时来检查。怎么劳动，怎么受“批斗”，都必须写清楚。开始，大家买的练习本都不一样。有一天一个红卫兵下了命令，让他们把本子的封面都用墨涂黑。“牛棚”的墙上挂了一长排黑色封面的“改造日记”。在“牛棚”中，“牛鬼蛇神”们排队到大食堂去吃饭，要先在毛泽东像前“请罪”，完毕以后，才能吃饭。普通人不用“请罪”，但当时也要先挥挥《毛主席语录》本“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后才能吃饭。1968年6月30日，也就是共产党生日7月1日前夕，红卫兵命令“牛棚”里每人写一份“认罪书”，回家贴在家门上。那时候，每天从早到晚在“牛棚”，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家。那天晚上七点多钟时候，有红卫兵踢开门进来。红卫兵团长说：“你们写的什么认罪书？你们一个个都想变天。现在要对你们实行制裁。”有四个学生用棍棒和电线编成的鞭子，轮流殴打“大牛棚”中的26个人。他们打过一个，就命令那人“滚开”，跪到毛泽东画像前面去，再叫下一个过来。他们一个一个地打，打到深夜才结束。被打的老师，有的脸肿得眼镜都戴不上了，有的衣服都被打成一条一条的，有的被打得走不了路，只得用手扶着墙，才能慢慢地蹭回去。一位被打的教师说：那一天深夜他回到家中，已经两三点钟了，他的妻子没有睡觉，坐着等他。他进门后，仰天大笑说：今天是“满堂红”，全部挨打。“仰天大笑”似乎难以理解。但设身处地一想，这未尝不是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吗？


在“牛棚”里，李季谷曾和一位比他年轻30岁的教员坐一张桌子。那位教员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红卫兵要他俩每天背诵毛泽东语录，而且规定同桌的两个人互相检查。你背我检查，我背你检查。在李季谷死前的几天中，“专案组”天天来“提审”他。（“提审”就是当时用的词。“提审”他的人是学生红卫兵。他们很为这样的事情感到骄傲与满足，因为这意味着掌握权力，以及使用权力、甚至暴力的机会。）有一天李季谷问他的“同桌”：“我今天思想混乱，头昏，能不能不背？”又说：“我73岁了，眼睛有白内障，医生说两三年就失明了。”他的“牛棚同桌”无奈地说：那就尽量多念几遍吧。1968年7月25日那天，“专案组”又一次“提审”李季谷。他从早到晚，跪了一天。一个二年级的学生，用燃烧的香烟头，烫他的头颈和后背。直到深夜，才准许李季谷回家。


可是，李季谷并没有回家，却在校园里丽娃河投河自尽。他死后，他的一把伞和一个水杯还放在“牛棚”的桌子上，但是不见人。如此三四天，“牛棚”中人知道他一定出事了。华东师大校园里的河里面捞出一具尸体，大家都听到了，但是“牛棚”中没有人敢谈，大家都不作声。后来，红卫兵来了。红卫兵进“牛棚”，总是用脚把门踢开，高声吼叫。而这些“牛鬼蛇神”都得站起来，作恭敬样。红卫兵开始训话：“你们都是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李季谷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就是死硬分子的下场。”然后他们宣布要开“批斗会”，“批斗”李季谷。李季谷已经死了，怎么“批斗”呢？红卫兵自然有办法：他们画了一张李季谷的漫画像，上面还打上红色的大叉子。“批斗会”上，命令历史系的两名前负责人、那时的“牛鬼蛇神”手拿着那张漫画像，站在会场前面。历史系其它所有的“牛鬼蛇神”都站在李季谷的漫画像旁边，给死去的李季谷“陪斗”。

这种“批斗”死人的场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别的地方，也都发生过。为李季谷的死，“牛棚”中的一位教授说了一声“惨”。被别人听见报告了上去。因此“斗争”他。他不承认。被斥骂和体罚之后，他承认了，但是继续被折磨。因为他们强迫他承认他说的是“惨惨惨”，一连说了三声“惨”，而不只是一声。‘文革’后他说到这件事情，确实仅仅说了一声。当人像李季谷这样被整死的时候，说一声“惨”都要受到这样大的折磨。多少个“惨”字才能描述这种血腥的‘文革’历史呢？历史系教员谢天佑，当时还很年轻，被指控为“漏网右派分子”。他投河自尽，幸好未死。好几名历史系的教师都在文革时期患癌症死亡，长期生活在恐怖和压抑中，显然是他们患癌症的重要原因。

历史系的一位老师说，华东师大在1957年把400多人划成了“右派分子”。但是‘文革’后“改正”的时候，院方说只有100多个。实际上，历史系的教师就有9个，中文系也是9个，这还不包括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在内。南林越原来是光华大学总务长，随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大。他成了“右派分子”以后，被送到青海酒泉劳改。当他平反回来后，他的华东师大同事去看他。他们看了电影《天云山传奇》，据他说：哪里有电影上那样的好事啊。他去的地方，上海去了176人，回来的只剩3个。“右派分子”们在那里，在铁道兵的监督下修铁路。那里一片沙漠，每隔十里八里就是一个劳改营。他运气好，没有叫他修铁路，叫他放羊。因此总算活了下来。这位老师还说，华东师大在‘文革’中被害死了70多人。可是文革后学校的一个报告中说30多人。不知他们是怎么统计的。他说，坏人可以做坏事，但是只能一时一事一地一人地做。如此长久地大规模地进行迫害和虐杀，只有掌握大权的‘文革’领导人才能做到。

辣油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命如悬丝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11月21日，唐筼也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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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骤起，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手稿，多被洗劫。加之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之死，“论交三世”的俞大襟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沉入湖底……,众多友好人士先后告别人世。而自己则躺在南方的病床上辗转呻吟，虽奄奄一息，仍然难逃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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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刑具是用橡皮包着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细的铜棍，据说这种东西远比皮鞭打下去扎实，伤其筋骨而又不伤皮肤。打的时候，常常是剥光衣服，不论男女。有一次打一个40岁左右的女教员，打手几棍下去，被打者居然不叫一声，这使打手极为恼怒。几把将她的衣服扯光，劈头盖脑地一阵乱棍，女教员倒在地上仍然不叫喊，并且两只血眼直直地看着打手，打手被这双眼睛吓了一跳，于是抓起她的衣服包住她的头再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