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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奇事，叹为观止。韩非，林彪，均死于非命。究其缘由，其相似者何其多也。
韩非是战国末期着名学者。据说秦始皇读韩非之书，惊为天人。后延揽韩非到京相叙，抵掌而谈，相见恨晚。但最后韩非却死于秦国狱中。史记上说，李斯劝说秦始皇将韩非下狱，又派送毒药，逼韩非自杀。然而此事，未经秦始皇授意，李斯怎敢斗胆去做。故后人不赞同韩非死于李斯说。清朝学者梅曾亮就认为，韩非写《说难》，是导致他自身被害的直接原因。置他于死地的正是秦始皇。
《说难》乃韩非得意之作。该文专门教导古代説士，如何揣摩君王心理和客观形势，出谋画策，进而赢得君王重用。
且看《说难》一文中之精华：
“君主表面上做这件事，心里却想借此办成别的事，进说者不但知道君主所做的事，而且知道他要这样做的意图，如此就会身遭危险。进说者筹划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并且符合君主心意，聪明人从外部迹象上把这事猜测出来了，事情泄露出来，君主一定认为是进说者泄露的，如此就会身遭危险。”
“君主有卑下的念头，但是不能克制，进说者就应把它粉饰成美好的而抱怨他不去干。君主有过高的企求，而实际不能达到，进说者就为他举出此事的缺点并揭示它的坏处，而称赞他不去做。君主想自夸智能，进说者就替他举出别的事情中的同类情况，多给他提供根据，使他从我处借用说法，而我却假装不知道，这样来帮助他自夸才智。进说者想向君主进献与人相安的话，就必须用好的名义阐明它，……”
《说难》最后一段话更是令天下君主触目惊心：
“龙作为一种动物，驯服时可以戏弄着骑它；但它喉下有一尺来长的逆鳞，假使有人动它的话，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君主也有逆鳞，进说者能不触动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了。”
（原文：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原来韩非之术，乃驯龙之术，欲玩帝王于股掌也。如此精明鬼怪的人，难怪秦始皇最后要杀韩非了。
林彪，足智多谋而性格怪异，中共历史上也算另类人物。前半生涉足军事，戎马一生，战功卓着，作为一个成功的军事家，可以青史留名。后半生角逐政坛，察言观色，逢迎君主，却玩火自焚。作为一个失败的政治家，以死于非命而载入史册。
49年中共建国后，林彪将其战争中积累的智慧，尽用于中共政坛斗争。尤以揣摩毛泽东这位君王的意图，来作应对之举，每每获利成功。
林彪最负盛名者，乃人称三次救驾毛泽东的杰作：
1. 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批彭德怀。当时党内同情彭的人不少。毛搬救兵林彪上山。林彪果然不负毛之重托，开口就语出惊人：“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接着，林彪一口气给彭德怀扣上五顶帽子——“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十大元帅中，论战功之大，唯彭林二人。毛泽东要批倒功高震主的彭，非得借助林彪也。
2. 1963年七千人大会。针对三年大饥荒，党内高层许多人批评矛头直指毛泽东。毛不得不作了一番自责。这时林彪的讲话又与众不同：“三面红旗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当前出现的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林彪还针对三年饿死上千万人之事故作轻松地说，这是交学费，值得。
三面红旗，是毛泽东一大败绩。饿殍三千万，毛无法免责。然而林彪此番话，为毛无理强辩三分。如簧之舌，令全场哑然无声。毛泽东心中窃喜，立即下令将林的讲话印发至与会者。
3. 1966年5月18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除了吹捧毛泽东为文革开道之外，还讲出了一段政变经：“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他通篇如数家珍一般，讲了许多古今中外如何搞政变的例子——如何父子相残、兄弟相杀，如何能密谋得逞。
林彪还特别透露了一些毛泽东防止政变的细节：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错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
林彪把政变的帽子，扣在手无兵权的刘少奇头上。多年之后，此讲话却被列为林彪自己图谋政变之蓝本。
对于林彪三次救驾，毛心存感激。林彪在党内的地位，也节节高升，直至文革中升到毛的接班人，并破天荒地载入党章。
林彪爱读古书。虽不知他是否看过韩非的《说难》，但其爱研究驯龙之术，与韩非却是不谋而合。
且看林彪笔记中应对毛泽东的心得：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是老东（按：指毛泽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招。”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坚持“左”倾高姿态。”
“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
俗话说，故技重施 屡试不爽。林彪逢君之恶，屡屡得手。但此次政变说，却露出了破绽。
毛泽东最爱研读古人权术。对于林彪的防政变之说，难免不会联想起《说难》中的话，因此心中不悦。
毛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
又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毛泽东为何说对林彪提出要防止政变“觉得不安”？为何有钟馗之说？
其实文革前夕，毛泽东的确是担心过军事政变。也曾调派自己亲信的军队入驻京畿地区。林彪作为国防部长，自是了然于心。但林彪此篇涉及政变的讲话显然是未经毛知晓的。
防政变之事，乃君王的天机。毛不愿意将此事说穿，林彪自以为聪明，一语道破，此乃毛”觉得不安“之一也。
文革实质上是一场血腥的权力之争，毛泽东却要遮上一幅温柔的幕布，说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场文化革命。林彪防政变之说，却把权力之争点明，杀气腾腾，太过赤裸。此乃毛泽东“觉得不安”之二也。
毛说自己是钟馗，林彪等人是为了打鬼，才借助钟馗。这显然是颠倒黑白。林彪文革前在党内的排名第五。刘少奇排名第二，邓小平排名第六，而且都是大权在握。要打倒刘邓这两个“鬼”的是排名第一的毛，而绝非林。毛这样说，显然是把发动文革的责任推到林彪等人身上，好像自己是被人逼上梁山。所以他在这封信中说：“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毛的这封信，言语诡谲，用意暧昧，后世学者众说纷纭，不知何解。其实最懂此信的人正是林彪也。林彪事后知道毛对他的政变说不悦，心中颇为紧张。这次政变说，犹如触动了毛的逆鳞，为毛林关系以后的恶化，埋下了伏笔。
当然，毛写这封信时，对林彪还是信任有加，否则不会在后来的九大上定其为接班人。但是，毛泽东对于林彪善于窥测人心的本事，已有所忌惮。
清朝学者梅曾亮在《韩非论》一文中说道：“现在的君主无论是贤明智慧还是愚笨不贤，无不希望能控制别人而不受人控制，能推测事物而不被事物所测定……如果使君主知道有人在此轻易地操纵自己，而自己无法逃避他的掌握，那么即使没有奸佞的臣子在左右进言谗害，君主也一天都不能容忍他的存在，这是必定无疑的。”
秦始皇不能容忍韩非操纵自己，推测自己，最后除掉韩非。
毛泽东同样也不能容忍林彪操纵自己，推测自己，最后就拿林彪要当国家主席定罪，一步步逼林彪走向死亡。
毛林最后翻脸，是给江青的信之后四年的1970年庐山会议。其中的原因诸多且复杂，但林彪这种阿谀奉承揣摩心机的做派，肯定是重要因素。
毛泽东在文革前及文革中借林彪之手大搞个人崇拜。文革开始林彪在全国宣扬，毛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到万民欢唿四个伟大，飘飘然不知所以。
然而1970年毛在接见美国人斯诺时却说，“四个伟大，讨嫌！”。这时的毛已经查觉到，林彪是把自己玩于鼓掌之中的人。林彪的吹捧战术越来越令毛讨厌，进而变成害怕，要废掉这个接班人。1970年庐山会议上，毛用设不设国家主席一事，制造了一个陷阱。林彪对此事进退失据，酿成“反党”的大罪。其实不管林同意不同意，毛都有理由加罪于林，关键就在于毛早已决心打倒林这个接班人了。这导致最终毛林二人视如仇雠。林彪不愿束手待毙，只有远走高飞，最后一死了之。
梅曾亮认为，如果韩非写下《说难》,是在功成名就之后,或者他本人对世事不感兴趣，或许不会致死。但当年韩非乃游宦之民，学着苏秦张仪模样，带着自己的着作，到秦国去游说，以求做官。这就进入了世俗的罗网。驯龙之术只能藏之于心中，岂能向君王道破天机？ 难怪司马迁说，悲惜韩非写《说难》，自己却不免说君的危险。
林彪的驯龙术，乃暗中研究，绝不对外示人。49年后，林彪边读古书，边研究应对毛的策略。偶尔在书上留下只言片语的心得。如果他一直远离政坛退隐，写点这类笔记应该无妨。凭着战功，他应得以善终。但是他偏偏爱用这套驯龙术，到政坛里玩火，想从毛与其他政敌的斗争中火中取栗。俗话说，富贵险中求。但与虎谋皮，谈何容易！最后，如《说难》中所说，触动了君主的逆鳞，遭致杀身之祸。一家三口，惨死戈壁，成为千古奇谈。
清朝学者姚鼐曾说：“做人臣的善于刺探君主的隐秘，一味曲意顺从改变初衷。这样的为人尤其可畏！尤其可畏！”（原文：人臣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屈变化从世好者，其为人犹可畏哉！犹可畏哉!)
韩非，林彪，正是这种令君主可畏的人！均死于非命，无足为奇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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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2-8-16 09:3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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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16 09:49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