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骨气——宋玉VS郭沫若

任大先生

在郭沫若的眼里，宋玉是一个“没有骨气的文人”，一生只会作“帮闲文字”，是个品格卑劣的人。以郭沫若的身份和文学、考古等成就，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因而他对宋玉的评价对人们了解和理解宋玉具有权威的导向作用，事实是，人们对宋玉的印象普遍源于郭沫若对宋玉的评价和在《屈原》里对宋玉的形象塑造。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有少数学者提出了对宋玉不同的看法。

任大先生

宋玉其人，史载不多，研究宋玉者多从司马迁的作品中寻找依据。但《史记》里有关宋玉的记载几乎是一笔带过，放在《屈原列传》之内，称宋玉等人“好辞而以赋见称”，但“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司马迁深厚的史学功底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使得《史记》的可信度极高，宋玉不敢直谏之说当与事实相符。班固对宋玉“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的评论及其他古代名家对宋玉的描述可能也对研究者起着导向作用，至少也都不约而同地印证了宋玉不敢直谏的事实，宋玉因此一直背着“没骨气”的坏名声。

拿直谏作为标准来评价宋玉是否有骨气应该有些过分。宋玉是什么人？他没有背景，出身寒微的他不可能像贵族出身的屈大夫那样可以在上流社会、在皇帝面前底气十足，不敢直谏与自身地位有关。只因长得帅气、口才出色、善于属文作赋而被顷襄王看中，收在身边做个名义上是个小官实际上只是个陪玩的宫廷倡优。说得明白点，宋玉只是皇帝身边的一个男性文妓，与充当女性艺妓的宫女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前者舞文，后者舞蹈而已。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跳舞给皇帝看的宫女胸怀忧国忧民的心思和救国救民的大志，她自身性命都难保，我们待她太苛刻是不现实的，同样，宋玉靠舞文赋辞侍候皇帝，我们也不可能硬是要拿身为大夫的屈原的榜样来衡量他、对照他，他没有屈原洁身自好的光辉人格和爱国忧民的伟大情怀也是情理中事。

任大先生

但是——

说宋玉没有骨气绝无道理。作为文人，宋玉的作品“竞为侈丽闳衍之词”（班固语），极尽描摹女色之能事，这是投顷襄王之所好，与宫廷舞女所为目的相同。既是文妓，就得对皇帝尽心尽责，以写些令龙颜大悦之文为己任，哪有尽写那些与皇帝作对、惹皇帝不高兴的文字之理？那样做的话，别说直谏了，脑袋都要掉地。皇帝好声色，宋玉就把声情写得纤毫无遗，把美色刻画得娇美艳丽，那是完成本职工作，并非出卖了人格。况且，宋玉绝非丝毫没有进谏之意，他以与其身份相称的口气，在自己的辞赋中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对皇帝的期望，比如，在《高唐赋》中的“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之句即是。针对别人的谗言，宋玉能够自辩，在顷襄王面前不全是唯唯诺诺。

说宋玉品行卑劣也无根据。宋玉不敢直谏是真，却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且一直操守“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自”的人格，不愿与世人从俗同流。奉命所作之文，只投皇帝所好，无赤裸裸的歌功颂德之词（有时也来声“万岁”之语，但不显突兀），且多能在适当处天衣无缝地插入些谲谏和讽谏之词或感慨字句。宋玉深得顷襄王喜欢，虽官阶低下，凭常跟在顷襄王左右，只需花点心思，日后不愁没有升迁的希望，但此非宋玉所愿，他还后悔朋友把他推荐给顷襄王，最终连个小臣的位置也保不住，可见宋玉并未刻意为己求荣。

说宋玉的作品是“帮闲”之作，实属为难宋玉。一介书生沦落为文妓，这样的处境之下，他的任务除了帮闲还能怎么样？人家宋玉帮闲，帮出“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和“曲高和寡”的典故来，从文学的角度看，也算是一大贡献吧？这个闲不白帮。巫山女神之绝伦美貌和万方仪态顷倒无数后世文人，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艺术典型，这闲也应该帮得好。说宋玉舞文赋辞纯属帮闲，也有失于事实，《九辩》揭示了了小人当道、黑白颠倒的黑暗现实，而“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之句表明宋玉于浊世中独守清高的为人原则，怎么看也不像是在帮闲。

任大先生

回头来看看郭沫若——

骨气问题。据称，郭沫若一生下来就具备“反叛”精神：脚先下地，跨出了“反逆者的第一步”。的确，能够写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在当时显示了他视死如归的挑战强权、挑战压迫的斗士精神，骨气十足。然而后来，当有人要打倒他时，他赶紧表态“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接着为江青赠诗曰：“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为了自保，极尽讨好之能事，叛逆精神何在？骨气何在？

品行问题。先说婚姻与爱情。张琼华是郭沫若的第一位夫人，郭沫若在结婚后第五天即离她而去，此后26年才与她见过一面。日本姑娘佐藤富子是郭沫若的第二个夫人，因革命郭与之不辞而别，后富子携子女到中国寻夫，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了中国国籍。1939年夏，郭沫若与于立群结婚。郭沫若与富子所生的孩子一直不把郭沫若当父亲看待，认为郭对于家庭是一个罪人。再说说郭沫若的政治立场。不错，《女神》和《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表明了郭沫若鲜明的政治立场，但后来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所做的文章尽是讨好领袖及其夫人，“四人帮”得势时讨好“四人帮”，“四人帮”垮台后第一个唱“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的高歌。见风使舵如此，谈何品行问题？

任大先生

“帮闲”问题。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郭沫若的帮闲才是地道的帮闲。前面谈到的讨好领袖及其夫人，其实质就是一种帮闲行为，这类行为做得很入骨，这里再谈一例：对领袖的墨迹，郭老也不放过，言“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看看，宋玉与之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宋玉应该做郭老的学生才对。郭老的作品多如牛毛，是个地道的高产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纯粹的帮闲文字，歌颂方面，不是歌颂领袖，就是歌颂领袖倡导和领导的运动，批判方面，不是批判领袖批判的人（刘少奇、邓小平等都入了他的诗），就是批判领袖批判的东西（比如麻雀就被郭老诅咒）。还有，放卫星方面的诗歌，简直离谱得不得了，多数内容与常识严重背离，竟然也能泰然写下或收编。所有这些，不管对与不对，反正领袖高兴就好，毫无正义原则，不是帮闲是什么？

宋玉的骨气与为人如何姑且不加详论，他至少没有闹出什么笑话来。郭老子女不认又晚节不保，实在有失风范。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正常的文人总是需要一些骨气的，哪怕身不由己如宋玉，也还可以做一个贫士以固守清高，不必非得趋炎附势以求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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