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芹:"独立知识分子"与伪善帝国

Jinan90

边芹：“独立知识分子”与伪善帝国

2012-07-09 00:10 边芹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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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对立名词的设立，可谓处心积虑，事先宣布了国家在道义上的失败，使得那些自古以国而非以宗教为柜架的文明，被秘密结帮窜伙的利益集团一一解构。然而“独立”就像赌牌时为诱对手出错牌、下错注而抛出的诱饵，这是我们在最深的梦里都没想到的。

（本人关于“独立知识分子”的文章，由《“独立知识分子”与伪善帝国》一文开篇，此文在网上流传颇广，但被换了另一个标题《“独立知识分子”的强权背景》。我后来陆续又写了《“独立知识分子”与教士》上下篇，和最新的《“独立”的烟幕弹是如何制造的》上下篇，这三篇长文可作系列文章阅读。更早以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奶妈与独立电影人》，亦可作“独立知识分子”系列的引子来读。十九世纪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不明就里地被两对名词篡变了思想：“官方与独立”、“民主与专制”。被两对名词割断绵延两千年的思想脉络，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这两对被有意设计出来的对立名词，由于操纵者事先设定了贬意和褒意，再用细节洗脑的方法嵌入大脑，在人类历史上的爆破威力远胜于原子弹，彻底颠覆了那些没有宗教支撑的文明的载体和框架。对立名词的设立，可谓处心积虑，事先宣布了国家在道义上的失败，使得那些自古以国而非以宗教为柜架的文明，被秘密结帮窜伙的利益集团一一解构。然而“独立”就像赌牌时为诱对手出错牌、下错注而抛出的诱饵，这是我们在最深的梦里都没想到的。）

有一些名词本身便有蛊惑人心的作用，被大张旗鼓的传播以后，就更是从神话蜕变成宗教。既然是宗教，没理可讲，也无须真实，大家闭起眼睛膜拜就是了。

西方近现代出现的“独立知识分子”，即所谓“不仰权贵鼻息的”、“有独立意识和存在”、“对政权起监督作用”、“民主的基石和保障”等代表一系列现代价值观的精英群体，是上述神话和宗教的起因。很久以来我们就相信了这些奇迹般美好的价值观，而既看不清实际操作是怎么回事，也意识不到“理想”的实现代价是什么。相信理想的人和兜售理想的人从来想的不是一回事，但这个界线总是被理想的正义感所模糊。这一群体及其拖带的神话，不光颠覆了西方文明，也倾覆了整个世界各大文明的本真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时间推移信徒不断扩大的这个群体，不光是一架庞大的文明推土机，而且是一支比中古野蛮的蒙古铁蹄还具有毁灭作用的军团。这个群体只因“独立”二字便有了凛驾一切的道德依据之本身，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而这“独立”是否真实存在？它的真实作用究竟是什么？它缘何而来又为何扩散到全世界？这些问题也几乎无人发出疑问，因为神话完美到有一丝怀疑都是罪过。

自“五四运动”以后，传自西方的“独立知识分子”概念与神话，从根上彻底打碎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理念，实际上就是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被斩了脑袋，这颗脑袋从此嫁接在异文明的血管上。遭到如此外科手术打击的文明，能否承继下去？它的结局是去掉这颗已被移植的脑袋？还是改造不愿跟着走的身体？是最终消逝还是实现原配重接？总而言之，这个被斩了头的社会总是凄凄哀哀，在幸福中不知福，在危机中不知险，在欺诈中看不见陷阱。

一颗被暴力斩断并另行嫁接的脑袋之痛楚哀怨和歇斯底里，时常让人惨不忍睹。既然断头源自一个概念和神话，那么探究神话的真实与虚假，就是解救这颗痛苦的脑袋的唯一办法。因为那个“独立”群体的“存在”，奠定了西方“话语权”乃至“文化霸权”的合法性，也是促使中国人自觉抛弃儒家知识分子理想欣然接受新信仰的致幻药。由于从不怀疑“独立”的真实，所有代表西方“话语权”的“国际”机构，从“国际”电影节到各类“国际”奖，都自动戴上了中立、公正的桂冠，让中国人“赢”得狂喜，“输”得服贴；哪怕从来不给好脸，针刺刀斩不歇手，也激不起任何反抗。一个民族的尊严，被外部权力以子虚乌有的权威如此彻底地交换走，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 “独立” 这两个字绑架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毫不足惜地割断头与身体之间剩下的几根筋脉，时时刻刻自贱着那具只恨冷却的速度不够快的身体。

“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从何而来？首先必须澄清的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在西方并非古已有之，不但没有，连相对独立的类似中国古代闲士的群体也不存在。欧洲古代就根本没有秀才、举人这一介于权贵与平民之间的知识分子阶层。工业革命前的西方是三头一体的社会，哪三头？国王、贵族和教士。国王和贵族类似狼与猎犬的结盟，主要功能是对外打仗、抢劫。一般国库一空，就发动一场战争，打赢了靠赔款过好日子。这种模式到如今也没有真正改变，没钱了就开始找冤大头，而不是教育人民勒紧裤带好好干，大有“匪帮”的习性。由于长年处于战争动员状态，民众的凝聚力很强，即便今天真刀实枪的战争大大减少，思想的战争动员状态却不见一日停歇。从未见哪个国王能诗会画，我们中国人至今还在传诵皇帝的诗赋，成了文学遗产的一部分，欧洲人从没有这份福气。

第三头教士则主要用来圈管民众，但方法不是教育他们知书达理，而是恐吓他们不信教就下地狱。这种靠恐怖绑架民意的手法至今传承，只不过不再用《圣经》里的地狱吓唬了，而是靠抹黑地球邻居。欧洲古代根本没有平民教育，文字与书本对百姓是禁物，平民子弟只有通过进入僧侣阶层才能获得识字读书的权利。文艺复兴前文化就集中于一本《圣经》，且只有教士有解释权，百姓自己无权阅读和理解。教士这个阶层勉强可以算作“知识分子”，因为是贵族以下唯一识文断字的群体，但与中国古代文人相去甚远，既不为文亦不作赋，只能为教义活着，所以唯一的作为就是到处搭火刑架，信仰不坚定灭得你尸骨不存。信仰从古至今都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因为始终都有一个“我信你怎么能不信”的问题，征服也就浸透在血管里，不是武器的征战，就是思想的征战，永不停息。现今火刑架的实体不复存在，但其精髓被“独立知识分子”汤汁不漏地全盘继承，也爱在全世界搭“火刑架”，今天萨达姆，明天内贾德，杀起来也是绝不手软。在欧洲古代的漫长岁月里，这些人群中的有识之士，只留下抄的经书和画的圣像，哪里像中国文人给后世留下了那么丰富的文艺作品。贵族阶层偶然会出几个不爱打仗也不喜狩猎的异类，有点像中国的才子佳人，如法国的贵妇作家拉法耶特夫人、斯塔埃尔夫人，但人数极少，构不成中国古代那样庞大的文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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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只是近代出现的，但并不是平白无辜横空出世，而是与金融资本手牵手一起走上舞台。说白了是那个国际无疆界征服集团为在各国夺权设计的一件暗器，为扫清任何阻力起到了吠犬和清道夫的作用。这个后来已势不可当的征服集团，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从渗透甚至操纵出版业、报业和影像业开始的。在能直接插手的地方他们出钱自己办，以此为基地驯养“独立知识分子”。要想把“话语权”从国家及其代表人物国王或总统手里夺下来，就得设计一个美好概念，而只有把概念变成神话，才能起到信仰的作用。在读书人的梦想深处阴谋家们找到了两个字“独立”，别小看这两个字，这可是属于为数不多的终极信仰的词，一旦搬出来，像蜜饯吸引蚂蚁一样，再也挡不住狂热的信徒。从此影子帝国向世界各个角落伸出了触角，有使用不完的自愿军团。这个帝国并没有看得见的边界或指挥中心，而是靠着信仰的向心力，扩大着它的权力和疆域。

应该承认，在概念变成神话之前，概念与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吻合的。在十八、十九世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由于控制还没有到高度垄断的阶段，还真是涌现了一批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是相对于欧洲古代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而言的。但“独立”二字用于知识分子，永远都只是相对的，从内、外不同角度看，或从长线、短线看，结论不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举一个例子，伏尔泰应该是“独立”典型了，至今为人讴歌。从内看，他可是三头都反：反王室、反贵族、反教会；但从外看，那英雄气慨便有所减损，他是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资本围剿法兰西王国的“马前卒”。只不过外面这条线长久以来一直是秘而不宣的，骗得包括本人在内的很多人腾云驾雾，跑到“独立花园”寻花觅草。当时波邦王室不愿像英国王室那样受金融资本操控，那帮人就策动“革命”将其推翻。欧洲被杀头的国王因果都大同小异。征服集团为引一国入瓮，常用手法是借一些善良文人的理想解构传统文明的框架，这些天真文人恐怕想不到，自己的进步思想，最终被这群“文明绑架者”利用来颠倒人类文明本真价值观，以“假正义”取代正义，摧毁世上伟大文明，建立“伪善帝国”统治世界。两百年已有足够的时间看清“独立斗士”的鞋跟里大致都拖带了亡国灭种的秘方。近代以后，由于这个国际无疆界征服集团的出现，各国斗士的数目越来越多，但水分也大，叛徒多过勇士。无声无息的才是真斗士，名声大噪、甚至领了XX奖的，不过卒子而已。但此法几百年来始终有效，让书生信仰“独立”，是不费分文就能收获果子的天才设计，而那些为国家利益想阻止“独立”漫延的人，则也被设计了大帽：“专制”，这两个名词是天生要斗下去的，自残而永无止息。成为攻击目标的各国就这样被事先安插了一枚几乎没有可能拔掉的“钉子”。

其实仔细想想，欧洲自古就没有夹在权势与百姓间以头脑存世的中间阶层，近代突然闯出个“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究竟有什么基础？在超过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长河里，夹在国王贵族与平民百姓间只有教士阶层，那么在此传统基础上产生的“独立知识分子”，是不是就是取代了旧教士的新教士？传统的变迁时常只是换了名称而已。

二战后，真斗士在欧洲被斩尽杀绝，肉体没有消灭的，声音也被封掉。民主社会表面没有审查制度，但是不是真有奇迹？非也。有一法国哲学家说，民主的审查是无处不有，人人互审和自审。别看宽衣解带自由得很，那都是“高压锅”的气阀，就像欧洲古典绘画，光着身子，《圣经》的框框却是半步不越的。所以真到了意识形态层面，一句话都可戴罪，说天天文革也不过分，日日处在思想的战争动员状态。七十年代以后，“独立”二字基本可以拿掉了，能上台面的，“演员”甚至“小丑”居多，演什么，怎么演，角色都是分派好的。反来反去，不但没有掉脑袋的危险，反而名利双收，这“独立”的好处真多！

有一个很玄妙的现象，西方人从不探究，国人也就从来意识不到，因为无论是报道西方还是研究西方，主流是加热人家已经炒好的饭。但这个现象其实很扎眼，任何清醒者都应该问个为什么：在这里，所有的权力机构，从政府到企业，都被要求“透明”，主流媒体也时不时地揭露一番，唯独有几大权力无人深探：跨国资本（金融资本、国际财团）、传媒业、电影业、非政府组织，凡是敢深究这些权力的人均被边缘化。而这几大权力对西方社会的操纵和影响之深远和持久胜过其他权力。从这个细节就能看出民主社会谁是真正的主人，谁只是穿着皇帝外衣的仆人。而这些巨大权力享有特权的合法性即来自“独立”。真正的主人从不现真身，他们最贴身的仆人也不是人人以为的“民选政府”，而是“独立知识分子”，没有这样一批人，就无法超越各国主权，形成一支指哪打哪的超国界“军团”。“传媒只要摆脱政权控制就是自由的”神话之盛行，取代了“传媒是否陈述真实”这一更实质的评判标准。再说信息的流通怎么流标准谁定？西方这种靠封锁别人的信息、欺诈性控制信息源头、操纵信息解释权、甚至不惜说谎以信息作武器攻打别人的强欺弱逻辑，代表的是“独立”还是“强权”？

别的地方我不熟知，不敢妄言，但在法国这么多年，就是在“独立知识分子”群里看不见任何“英雄”，“猎犬群”才是符合实际的名称。懂得打猎的人都明白，“猎犬群”就是为主子追杀猎物的，放出去吠声震天，将猎物断颈裂喉送到主子手里。

西方各国都有一批专以“揭露”为业，却能飞黄腾达的人。作“揭手”自古就让人佩服，是因为无一例外都是倒霉蛋，如今逻辑颠倒，成了一本万利的好营生，天下哪有这么掉馅饼的事呢？最效力强权的，却是以最反叛的面目出现，这就是高妙的地方。但这种事情只有在看得见的权力之上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更高权力的地方，方可实现。

上百年来，尤以二战后看得更清楚，“独立幼稚园”里人头济济地养了一大群模仿者，其中有几个心知肚明的领头羊，和绝大多数赶时髦的信徒。“独立”这张假皮之无坚不摧，就在于它吸附“毛”的本领，它为那些被断了根的“毛”提供了一块荣耀“生命场”，如此精心豢养，能不让那些早已不知往哪里附着的“毛”磨拳擦掌叛国忘祖？！

伪善帝国终于在大量培植“独立幼稚园”成功之后，横行于世。它的最高道德法庭靠着“独立幼稚园”的思想统一，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审判，从此“罪”是“得罪”了全人类的，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架”搭到了最遥远的角落。


边芹专栏（文章：13 人气：3593）
旅法女作家，作品《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带我去巴黎》。主要译著包括《直布罗陀水手》和《广岛之恋》等。在《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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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芹：一个“精神亡国者”的哀伤
2012-04-28 00:03 边芹 四月网         我要评论(0) 字号:小 大
（对看到正在进行的隐秘征服战所有细节的人，亡国已是或迟或早、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事。对拧掉了脑袋的身体来说，身首异处，是剧本唯一可能的收尾。）

脑袋里开始徘徊这个刺刀般的问题，是因为一年一年很多看似细小的事情，以违背起码逻辑的荒谬，日益挤迫着我体会到一个精神亡国者的悲怆和无助。

我因为长年客居国外，作梦也想不到揭露西方一些真相，在自己的祖国遭到冷遇和排斥。在一个未被军事侵略和占领、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事情倒过来才解释得通。也正是笃信逻辑不可逆转，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意地以为落在别人身上的事，永远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因为中国是个不仰人鼻息的大国，是近代史上唯一没有完全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国家，是已有核弹保卫自己不再受列强侵略的军事强国，是人类历史上创造并延续了独一无二文明的智慧民族，是在强盗当道的世界有力量和才智不作打手和附庸的国家。这几条捡出其中哪一条在今天这个不讲理的世界都是极不容易的，遑论一占五条。你看有这么多道保险，我怎能想到有一天会锥心刺骨地咀嚼一个亡国者—至少是精神上的—才有的悲伤？在欧洲，一个国家被看不见的军团篡变至此，需百年以上，在中国三十年足矣，而且无须异族直接插入，这也是让人在最深的梦里都没能追到的事。

第一桩敲击我的事来自一篇小文，记得我在文中有一句话，遭到编辑的删节。此文写女作家萨冈一生绯闻多过才华，“无非是飙车、吸毒、双性恋、赌博、受贿、偷税、破产那几味人生胡椒面，好像文学才华=毁灭性生活=极端自私自利=表演才能=脱衣服=没有祖国=没有责任=没有未来。”收到报纸后，我发现引号内的这段话被看似不经意地拿掉了四个字：“没有祖国”。这让我第一次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么多字里，刺眼的字一打，可偏偏是“祖国”二字碍了事。这已经是多年前的事，回头想想这绝非一个编辑偶然的删改，也已不是一桩翻天覆地的事之预兆，而是一个悲剧之既成事实。

后来的事就越来越分明了，有一个显著的得宠或冷落的分界线，落到哪一边，有对内对外双重标准，对外则得宠或冷落就看是否站在西方一边，对内则正相反，不站在本国一边才名利双收。所谓站在哪一边，就是从其视角看问题或写其“推荐”的东西。某家媒体若将此一原则定为编辑路线，对内对外一视同仁，我倒也无异议，但若对内对外标准正相反，我大脑还跟不上如此错乱。

我并未不顾事实固执于立场，认识西方颇似面对一种工艺摆设：俄罗斯套娃。这种摆设若不一道道拧开，看上去是一个娃娃，拧开一道，才看到另一个娃娃，要想知道后面究竟有什么，就得不懈地拧下去，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下一个。这件摆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最外面的娃娃油彩鲜亮，让人不易看到可以拧开的缺口。它有别于一般摆设的地方，也即在此：核心藏而不露，运作机制是立体式的，越到里面越隐秘。问题是当一个早已变成平面式社会的文明，在其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遭遇这只娃娃，即被其独特的造型和色彩震住。他的平面式思维让他抱着最外面的娃娃，观察和研究它身上的油彩成份、画笔技术和对称线条，以为照葫芦画瓢就能模仿一件，若模仿不出，必是自身缺陷。这是中国与西方打交道的普通人、甚或研究西方的学人之常态，也是中国人严重心理疾患的症结所在。常态并非不正常状态，两个文明交往，本来应该是这样彼此理解或仿效的。但若文明的一方刻意设计了“说的一套”（外面最大的娃娃），处心积虑地把这一套推荐（强加）给你，却把“做的一套”（里面一个套一个的小娃娃）精心藏起来，那么原来正常的文明交往状态，就显得不正常了，因为对方伪造了一个面目，并用伪造的外壳作碰撞器。整个近现代史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是跟这个伪造的外壳碰撞，撞得一无是处、遍体鳞伤。

如果说中国历史分正史和野史，你不信正史可以去信野史，西方历史则分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历史，用中国人习惯的平面式挪移方法百分百只能在看得见的那部分打转。我善意的目光最初自然而然地停在最外面的大娃娃身上，在拧开摆设之前，无知无觉地做着大娃娃的“浪漫传递”。“无知无觉为大娃娃做浪漫传递”始终是知识界的基本活计，一百多年没熄火，鹦鹉学舌的背后，是一架史无前例的文明推土机。

烟花看尽才能低头看见满地的脏乱，不是我疑心重，而是大娃娃得意忘形的时候纸就包不住恶，对正在发生的历史也敢做假，其篡改真实之随心所欲惊醒了梦里人。杜撰历史之百分之百蓄意，若不是亲眼目睹，单单道听途说是绝难相信的。天平翻倒是一步步发现近代以来我们接受的（因为军事上被打败）由西方人编撰的世界史是个虚虚实实的版本！而中国人从那时起看自己的目光也构成这部精心策划之伪史的一部分。看见里面小娃娃的过程其实相当艰难，这件摆设是这样设计的，对大娃娃的欣赏无异于一剂阻止你看到小娃娃的免疫针，因为大娃娃是按信仰设计的，看似理念实则偶像，此一移花接木的成功，让人看不到自己“信徒”的实质。况且有关大娃娃的书汗牛充栋（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译介的书未脱出此范围），小娃娃却研究者屈指可数，因为没有好下场。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拧开了大娃娃的我，没有得到探险者和发现者的荣誉，反而受到排斥和冷落，好象我不是得罪外人，而是惹了自己人。如果我的文章涉及国内时政，被针贬的一方对我有意见，我倒也能理解，然而我揭露的是视我为敌或缺乏友善的外国，缘何自己的同胞要像剜了肉似的？我事后回头看这个失宠的过程，发现它自身的逻辑很清晰：凡是有关大娃娃的文字，即在得宠一边；凡是有关小娃娃的文字，即遭冷遇。一冰一火，界线分明。好象我已经不得不跟一个“外籍军团”打交道，因为只有“占领军”会恼怒我不说新主子的好话；好象存在一个分享国家统治权、被高爵厚禄委以思想把门人的群体，他们不但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且世所罕见、史所未有地堂而皇之、充满使命感和荣誉感地接手了“占领军”的旌幡。在这场逼我站队的封杀战中，我失去的不光是一些合作者，而是山河的一部分，而这场冷酷背弃，并不掺杂个人恩怨。眼见我的每一篇文章须经上述对内对外双重标准的筛选，好象境外强权御批他们作了审查官，我揪耳掐腮地问自己是不是已活在一个“在精神上被占领的国家”？或者至少“国”已不全，在“思想异军”占领的地盘，我们已有了亡命天涯的哀伤。

一个并未固执立场、生怕眼睛被遮避的人，却因为说了实话，就被生生打上印戳，甚至遭无情背叛，让一直以为天可崩地可陷但祖国永存的我，看到了国家在精神上走向名存实亡，感到了一个不得不向占领者脱帽敬礼的亡国者的哀愁。“我们已是被占领国家”这句话我第一次是从一个法国人嘴里听到的。在法国旅居日久，看到这个国家的“有识之士”锲而不舍地培养高卢人面对美、英集团的卑贱感，比如戴高乐反抗美英的历史过去不到半个世纪，本国“精英”已抱紧后者大腿，还时不时祭出背叛的道德理由：戴高乐的“专制”；又如成天围着英王室转，对自己的王朝历史却讳莫如深。这种不合常理的事看多了，我作为外国人甚为不解，有一天终于忍不住问朋友，他就说了上面这句让我惊心动魄的话。

我始终难忘朋友在发出“我们已是被占领国家”时眼底的绝望和浮在上面的揶揄，那是一种矛盾的、似乎不应同时出现的表情，仿佛一个被按到水底的人，为了活下去及其微薄的理由，不得不以自己的命运作笑柄。你看到这双失国者的眼睛，才惊恐地感到所有这些荣华富贵只是交换的诱饵。这真是一场完美的征服战，城堡易主，不见硝烟，但见歌舞，四处翻腾着新信仰的豪情壮志和无以数计的模仿者。

Jinan90

边芹：电影的国际战线

2012-03-28 13:54 边芹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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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看着这个国家坠落的速度，不知在势不可挡的惯性中，文字和思想还有多少阻挡车轮的力量？艺术在中间层次的审美，很少有最高和最底层次审美的自由度，而是诱导必捉到的俘虏。“艺术观”这个“外来骗子”从来是以“自生”的面目出现，这就让艺人拿着临摩的笔狂生“创世”的幻觉。

（此文系旧作，遗憾的是并没有失去时效。地中海北岸即将开幕的新影展又将搭建怎样的国际政治法庭，上演怎样的道德审判，读者可通过此文大略预习一下。新版本有改动和增添，其中一些是当时编辑删掉的。看着这个国家坠落的速度，不知在势不可挡的惯性中，文字和思想还有多少阻挡车轮的力量？艺术在中间层次的审美，很少有最高和最底层次审美的自由度，而是诱导必捉到的俘虏。“艺术观”这个“外来骗子”从来是以“自生”的面目出现，这就让艺人拿着临摩的笔狂生“创世”的幻觉。）

“他们拿着十字架追杀异教徒直到天涯海角。”

我在巴黎奥德翁影院看了这部名为《沉默的战士》的北欧新片，记下了片头这句语录。永不动摇的信念和冷血的执着，是我对这些会追杀到历史尽头的信徒的总结。

4月15日第63届戛纳电影节入围电影的名单公布后，我看着一年年用新鲜名词重新包装后端出的“菜单”，想到一直以来在我眼里越来越清晰的“电影的国际战线”，这句话又跃进脑海。

“菜单”有没有新意

先来看看2010年的“配菜”，绕过前厅精美的艺术摆设，在一些关键国家的入围者挑选上，充满玄机。

久违的米哈尔科夫又回来了，美俄关系缓和释放的一只气球？戛纳的筵席下面时常都有政治底牌，这位俄罗斯导演是苏联崩溃前戛纳捧出的红人，后来因转而拥护普金被拒之门外十年之久。参与捣毁前苏的他其实是体制受益者，特权阶层的一员，作品一派前苏风格，写实而带一点夸张的诗情画意，细节多而节奏慢。没受过害并不妨碍他在受害电影中得利，1994年他批判斯大林的作品《眩日》与张艺谋的《活着》并列“评委大奖”，但1999年他送来不涉政治的古装片《西伯利亚的理发师》，便没有了前一次的追捧。他从此绝迹“海滨大道”，直到今年送来《眩日》下集。

米哈尔科夫是因为新作的主题入选还是有更深的历史契机？旁观者尚需时日或等到事后方能一窥谋划者的意图。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上半叶，戛纳捧红了一批“米式”导演，中国的“第五代”也在此列，所谓“米式”是取了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原“东方阵营”内体制一手供养的叛逆者。93年陈凯歌得金棕榈，94年米与张艺谋并列评委大奖，95年前南斯拉夫导演库斯托尼卡捧金棕榈。大同小异的身世、大同小异的主题如此密集地入选得奖真是才华的偶然显现？如果是“偶然”，“米式”导演们后来的命运为什么也如此相像？他们全都逐渐或突然淡出，起因都是离开或偏离“受害电影”的轨道。他们的命运之“奇特”，是因为有违戛纳的常规，中过奖但“出身”地“上等”的其他导演几乎都拿到了“常客证”，来去随创作的节奏而动，有些人转拍通俗片甚至喜剧也照样来。

同样入围主竞赛单元的伊朗导演Abbas Kiarostami与中国导演王小帅，最初的敲门砖也是一个模子。1997年Kiarostami的《樱桃的滋味》获金棕榈，我至今都在问，影展究竟是看重作者与政权的摩擦还是作者的才气？电影要是总被放在国际战略的天平上过秤，一边模仿着以博得一彩，一边不反就别来，那么戛纳究竟是甄选电影人还是培养打手？法国最大的电影网站介绍王导，白纸黑字写着他之引起西方好评就是因为与政权口角，一句都没有提他因才获重。在此不探就艺人的反骨，反，而没有更大的主儿，是让人佩服的，非此便只是一本万利的模仿甚至投机；须探就的是这种拿着放大镜在地球邻居家里见缝下蛆的行为，与电影和艺术还能不能绑在一起。

我记忆犹新的是《青红》在戛纳的记者招待会，与会西方记者的问题几乎都与政治有关，而王让他们大失所望，他坦承拍《青红》没与政权发生什么问题，当下我熟悉的一位法国杂志影评人便对我说：“王已经没意思，他在体制内了。”我在那一天意识到电影人的价值“出身”起了太大作用，某些国度的人作品没有艺术价值只是政治筹码。以政治赚艺术之名或以艺术抛政治之石都不地道。如果一个电影节对世界某些地方的电影人，只给一种敲门砖：与本国政权对立，以此对付一个国家连带她的艺人，是不公平的，不管以什么堂而皇之的理由。再说自己国内为什么只挑体制内的电影人？不光是体制内的还是小圈子内的。“政治不正确”的叛逆艺人、在电影界被封嘴的同胞还少吗？为什么不给他们同样的敲门砖？

但即使像Kiarostami这样的戛纳子弟，2004年以后也被比之更激进的同胞取代，原因是在棋盘上他走得不够远。随着西伊关系的恶化，K氏这种脚踩两只船的人就显得太温和了，于是一批生活在西方的伊朗人便被推到前台，2007年动漫片《Persepolis》获评委奖，此片除主创是伊朗裔的法国人，其实就是法国在背后出人出钱，严格说能不能代表伊朗参赛都是个问号。2009年意识形态狂潮达到顶峰，一部连入选资格都值得讨论的伊朗流亡人士的记录片被捧上“一种注目”单元的最高奖宝座，也是让本人对“艺术良心”幻灭的最后一滴水。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把手中的权力和好处变成武器去分裂、摧毁、征服别人？

2009年的“顶峰”显然锋芒太露，自曝马脚，今年似有调整，利刀收起，放回几个“温和”人物。新战场还在开辟，乍得导演入选主竞赛单元，也非偶然，在苏丹与乍得的冲突中，西方借乍得整苏丹，在大张旗鼓炒作的“达尔富尔人道灾难”背后，是苏丹的石油和参与开采的中国人。我曾遇到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此人参与了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叛逆人”计划，就像凑全一只万能工具箱，何时何地需要都能找到一件击打中国的趁手工具。所谓国际问题专家、艺术掮客（制片人、画商）、驻外记者、非政府组织骨干，名目各异，干的都是同一件事：发掘和培养叛逆者。这个团伙掌控了国际电影、美术、音乐、图书市场，在各国身上挑蚤子易如反掌，而且生造了现代艺术理念，审美权、定价权一手抓，蚤子投放市场也能赚钱。没有他们在背后运作，难以想象西方各大都市的同声共气。我问他这般折腾中国是为什么，他说一是使绊子不让这个国家追上来；二是将她始终维持在道德水平线的低端（为从贸易竞争到地缘博弈提供随意敲打的理由；培育攻击对象的卑贱感、扩大背离者的阵营）。我听了倒吸凉气，那只暗里操弄世界的手就是这么决定着上亿人的命运，为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虚构着世界图景，利用从对手身上不同部位抓到的蚤子，塑造着竞争者“肮脏”的形象。平时他在他们掌握的传媒上拚命吹捧这群“弟子”，私底下却对“弟子”们充满蔑视，因为他们自己挚信的做人品质是无论如何忠于自己的族群。

长期这么经营，有些国度的电影如中国大陆的，一年年失去了普通电影爱好者，留下的是人数越来越少的反华狂徒。当年张艺谋、陈凯歌打下的市场，已不复存在，“第六代”之初留住的那点市场，也被糟踏掉了，甚至殃及偶尔能打入西欧市场的香港武打片（有好莱坞投资背景的），这都“拜赐”于戛纳挖到的越来越极端的“斗士”。经这些年的刻意筛选，定向操作，中国电影在这里已沦落成这样一个“品牌”，它既无娱乐性亦无艺术性，而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原来喜欢猎奇的电影爱好者，也被“砸人的石头”吓跑了。

选片内幕如国家机密

有读者会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怎么可能国际利益关系全藏在电影艺术下面？我自己曾几何时也是笃信西人的“艺术良心”。问题就在于主事人极其聪明，美言巧妙，一般相信了他说的便看不见他做的。何况你永远也找不到“证据”，不需要任何内部文件的传达，秘密控制全在于人头的忠诚。与新闻主管十几年交往，选片内幕只字不露，忠啊！个人关系永远不会让他们忘掉自己从哪里来，代表的是什么。从常识的角度看，组织一场公平的世界电影艺术竞赛，有什么内幕可掩？除非是另有目的。我是在很多年以后才悟到，为什么一个电影节的主席和艺术总监的职位近乎终身制而且集权于一身，一如重要传媒的总裁；为什么选片内幕像国家机密一样被严格看守，这么喜欢刨根究底的法国媒体却密切配合从不质疑电影节的“官话”。你从这类细节慢慢就能悟到谁在真正掌控这个国家，谁不过是台前轮换的演员。以我们中式的想像和背叛之随意，主管影展的职位每年都可以重新任命，中国人可以把奥运节目策划过程拍成记录片给人看，便以为别人也这么透明，“过程”越“民主”，“方针”也就越多样，不同的人选不同的电影，百花齐放，可惜这种事只存在于中国人对西方的想像中。

脑袋里填满“自由花絮”的国人至今未参悟、可能永无参悟之日的，就是西人的“内忠”。这一美德作为西方强盛的真正秘方之一，是从来不向外传送的，送给中国人的方子，都是深解弱点后，以“落井下石”的方式特送的。发现了这一点，近现代所有“美言”都值得国人打一百个问号！

国人也渐渐发现戛纳选片一年年换汤不换药，人们看到现象，却很难明白为什么有此现象。仅仅为了电影艺术，戛纳的“持方不变”的确不是艺术总监弗雷莫的“解释”能够自圆其说的。他每一年的解释大略都是世界电影就这么一些人才，找不到更好的了。采访他多年，此一“解说”不变。尽管你就是变回小孩也难以相信世界电影就戛纳网罗的这一小把人，但一开始你并未怀疑这一解说的诚实性，并好心地为他们做解释：也许他们只看见自己看见的，只相信自己坚信的，其他的不存在。但你的善挡不住最后还是看到了底方：在电影艺术的外衣下有一与电影无关的棋局，不同的国度担任不同的角色，分开来看完全意识不到下面的棋盘，要连在一起看并长年观察，才从不变的棋路里发现精心设置的棋局。尽管电影人的才华有各种偶然因素，似乎也是控制不了的，但挑合适及合作者并通过资金、荣誉操控中选者的意向，同时联手将不合作、不合适者剔除，却极易人为主导电影的走向。法国是由政府直接拨款与私人基金合伙“资助”他国电影，比如“南方基金”就是外交部经营，“慷慨”的对象基本是各国反政权或分裂人士。美、英、德、日也做这种事，但由“私人”出面。若为了电影艺术，为什么要设此门槛？才华与机缘不应是唯一决定电影人命运的条件吗？若为了声援“弱者”、“斗士”，本国的“弱者”、“斗士”为何不理不睬？如果一视同仁，目的是看好电影，为什么美国商业大片的导演像Doug Liman是座上宾，中国的冯小刚却连提都不能提？ 我也是真佩服他们，凡对中国真正有利的人与事，早早远远地就嗅到了威胁，全球各个角落配合默契，去之而后快。

有人可能会说Liman今年入选的是一部反伊战电影，不也是政治吗？但此政治玩得漂亮，好莱坞一而再再而三地将战争罪恶归结到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谎言上，难道不是避实就虚，绕开战争真正的策划者及他们的目的？这种以“有限揭秘、诱误结合、认错掩罪、锁定视线”的宣传技巧，变罪恶为失误的大骗术，几乎瞒过了所有人的眼睛。

棋盘与棋子

用电影罩住一个事先已经部局的棋盘，按棋局的目标而非艺术的目的挑人，经年不变地从某地专挑某类“棋子”，以此秘密操纵人的观念从而左右世界大局，倒也罢了；若再昧着良心说这盘棋才是世界电影最高峰，这些棋子乃“杰作”，那么艺术史真到了它前所未有的诈骗阶段。这盘棋终极目标并非“艺术”，对看见全景的眼睛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分开来看、孤立地看它似乎只谈艺术。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那些被挑中的人，尤其是受宠若惊“中奖”的人，你分析“运气”的可能成分，他不相信，更不会接受。何况有一些“幸运者”的确因为才华而中奖，比如王家卫，但即使这样的才子，他被挑中放到棋盘上也不是偶然的，否则早就露才的他为什么要等英国人撤出香港后才来了“运气”？作为前英殖民地的臣民，他在戛纳的确比大陆电影人有更多的创作自由，至少不必拍穷摄苦，但对他的爆捧似乎也不是免费的，诱导香港年轻电影人放弃前辈打下的电影工业、为西方电影节和第二市场拍电影是九七前夕就开始的图谋，王家卫的“国际声誉”怎么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偶然？与西人打交道，没有什么是免费的，是国人须牢记的金律。若能将此本性也化进自己的血液，则受欺和不平感都会消失。

那么“幸运”的韩国呢？韩国电影难道不是才华横溢吗？今年主竞赛单元有两部韩国片，数目上仅次于东道主法国，在次竞赛单元“一种注目”它还有另一部入围片，三片都已做了节后进入法国电影第二市场的广告。韩国的“幸运”还表现在从入选片题材的宽度上它几乎与东道主甚至美国平起平坐。“题材的宽度”是相对于入选人能触及的题材范围而言的，没有几个国度有“资格”以商业电影参赛，在这个权利上没有平等可言，基本是“出身”决定论，“出身”就是看你来自世界哪块地方。每个被挑选来的人与作品都有作为棋子在棋盘上的特定使命，有些人生来“贵族”待遇，有些人生来做工的命，做工还分干净活和脏活的区别。

韩国电影人的“命”为什么那么好呢？他们有天分，但这个世界有电影天赋的民族有的是，香港以弹丸之地拍出横扫亚洲的娱乐电影，难道不是天赋？再比如挪威，我在挪威使馆租借的一家拉丁区小影院第一次接触这个悄然无声的民族的电影，发觉有一些民族的确比别人更具电影天分。但与被捧得天花乱坠的罗马尼亚电影比，挪威电影在“棋局”中没有使命，它一没有意识形态的作用，二没有地缘政治的作用，三没进入国际电影大鳄控制的电影制作和市场的全球流水线。一般来说没有前两个作用，大鳄们便不会派人去挑人、投资，并将之引入国际电影节，进而纳入国际电影市场。投资有时还有另一目的，就是暗暗封住不能为我所用而有才的竞争者的路。没人能阻挡艺人们抱有幻想，认定宇宙中心是他们偶降的才华，那是他们含辛茹苦的动力；但多余的眼睛并不因此就看不到也许不该看到的东西：一切都旨在建立一个电影的世界金字塔，与黄金、白银、石油、矿石、农作物的全球市场一样，目的不是宏扬艺术，而是垄断国际电影市场，控制电影的定价权（评价权、审美权），以电影作舆论战争和文化征服的武器。当今世界还有比电影更强大的传“教”工具、以及更一本万利的产业吗？

回到韩国人的“好命”，韩国沾了三个条件中的前两项，第三项也就逃不掉了。尽管韩国电影本身并不成天搞意识形态，但韩国是地缘棋盘上的重要棋子：首先，捧韩国电影以削弱回到中国人手中的香港电影对亚洲的影响；其次扶韩以抑制香港大陆联手建立足以与好莱坞抗衡的电影工业；第三是为了布设前面谈到的那幅虚构的世界图景，此一图景由不同的精神指标构成，有前面说的“道德水平线”，当然还有“文化、艺术水平线”，有一系列“国际”机构操纵这些水平线，如由各大“国际”电影节的选片或“奥斯卡”之类的提名人为虚构各国的电影水平，而放什么国家何等水平的电影进入“评审机构”却完全服从于地缘政治。读者可能注意到，我经常给国际二字打上引号，比如“国际”电影节，是因为西方几大电影节已相继落入同一伙人手里，只是打着各国的旗号而已。这是八十年代以后国家从各个领域撤退的后果，所谓“独立”，实际上是独到极少数人手里了，十来个电影节，片源和挑人都趋于一致。被压在“道德水平线”低端的国家，“艺术水平线”也被有意维持在低端，这些国度的艺人及作品都是作为政治筹码选入的，事后根本不让你进入艺术影院和电影资料馆。

韩国就这么取代了原本占据第二市场东亚电影头把交椅的中国，这并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操纵者的政治决策，因为中国已经不再有当年联中抗苏的价值。坐上这把交椅十多年的中国即不知为何坐上去的，也不知为什么掉下来，唯见大把电影人前赴后继，追逐着盲犬鼻子前的诱饵。有心的读者从中可以嗅到“艺术观”有时不过是别人抛过来的一块饵料。

这一切全是构建话语权的秘不宣人的谋划和步骤，没有一步是客观真实的，也没有一步是偶然自发的，然而藏得很深的手却能将虚构变成真实。善良的人事先也的确无法知道这一环套一环的诡计，只能记住那条金律：没有一个便宜是免费的，不是让你搞自己人，就是帮着整别人。有时我回想那些风光与耻辱挤在一个领奖台上的岁月，再联想2008年奥运火炬事件在中国人心里刻下的伤痕，中国的“米式”导演们哪一个没有为抢夺火炬的“狼犬”提供食粮呢？当然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被这么领进了“狼犬”饲养场。我自己不是也没有想到围剿中国的网张布得这么大这么疏而不漏、而且从十九世纪到今天未收起过吗？

罗马尼亚电影的“神话”

再来看罗马尼亚电影的“神话”。罗马尼亚电影成了“国际”电影节的宠儿是不争的事实，年年有电影参赛，简直就是一架得奖机器，于是在舆论诱导下，人人惊呼“神奇”。然而细看那些入选片和中奖片，你会发现不出意外的连贯性，与其说是电影人的天分，不如说他们的灰暗写实和千篇一律“控诉前政权”的题材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说扶韩是为了地缘政治，挺罗则重点在第一条：意识形态。这不仅为了防东欧再变，而且与罗国的历史和民族性密切相关。历史条件摆在那里，这是个前共产党国家；但这个民族也有它的特殊性。记得我与今年入选“一种注目”单元的罗马尼亚导演Cristi Puiu有过两次闲聊，那一年我与他一起作“一种注目”的评委。Puiu2005年曾在此单元得大奖。这段对话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写过，现转录于此：

我问：“你得奖的电影《拉扎列斯库之死》看的人多不多？”

他说：“在西欧的票房我不清楚（据笔者手头《电影工作室》杂志2006票房统计，该片在法国的观众人次约13000），在罗马尼亚约两万人看。”

看我对这个数字不置可否，他补充道：“两万人看，对一部罗马尼亚电影，就算是高票房了。”

“罗马尼亚一年拍几部电影？”我接着问。

“二十来部。”

“全部？”我不敢相信这个数字，当年《多瑙河之波》、《爆炸》曾让我对这个国家电影的幻想膨胀到上世纪末，怎么竟落到“国际”电影节小加工厂的地步。

“总共就二十来部。你知道罗马尼亚现在有多少家电影院？”

我摇摇头。

“不到一百家。奇奥塞斯库时代有五百多家。”

“罗马尼亚老百姓不看电影了吗？”

“看，看好莱坞电影和南美电视连续剧。”

另一次谈话发生在同年的闭幕晚会上，就罗马尼亚电影我们谈得更深一点，谈后我得出结论：罗国是个没有自身文明的国度（Puiu语），一直像卫星一样围着欧洲的强国转，东摇西摆，精英的脑袋从来不是顶在自己的肩上而是拴在别国的腰带上。奇奥塞斯库曾想用强权扶起这个民族，结果是赶鸭子上架，自己掉了脑袋。这个民族自嘲内骂的本领与艺术天赋结合起来，正应了戛纳最喜欢的配方。

就在我们聊天的这一年，罗马尼亚电影囊括了“金棕榈”和“一种注目”单元的两项最高奖。以现代艺术和传媒颠倒黑白的力量，“神话”可以朝生夕灭，就像吹一只气球。

“道统”电影和配方

时髦的罗马尼亚电影让我想到近几十年已成“道统”的电影潮流，那人为铺设的轨道，暗暗地引领着“潮水”，却竭力诱人相信那是自然的流向。对看到全局的人，“潮流”时常只是风起云动的大规模模仿。巴黎电影院里“道统”电影是必上的主菜，越是“艺术”的，“道统”越是贯穿其中，小资们个个逃不出这等饲料。“艺术观”这个“外来骗子”从来是以“自生”的面目出现，这就让艺人拿着临摩的笔狂生“创世”的幻觉。不管什么“道统”，只要发现了，我都会厌倦，我可没有精神分裂症，能有区别地对待“道统”。但挡不住电影院里已经充斥模仿之作，有“杰作流水线”的推波助澜，一两双多余的眼睛怎能阻挡“历史车轮”。

我新近看的一部保加利亚电影《Eastern Plays》，是“道统”电影的一个标本，“标本”电影都是配方正宗被当作样板向全世界推销的。

影片白描了一个社会边缘人，索菲亚城的失败艺术家，此君以吸毒为人生出口，以蔑视和挑战周围世界为生命依托，带着那身百分之九十不可理喻的恶和百分之十同样不可理喻的善，他对自己的老父和女友冷酷无情，却对素不相识的几个外国人充满正义和同情。不用我细数下去，这是漫延于世的“普世文艺”最典型和常用的主角，如果故事发生的西方，他就是反社会的“英雄”；如果故事发生在东方，他就是反体制的“斗士”。问题不在于描述一个边缘人物，讲故事需要特例，而是众口一词、百分之百无例外地把社会学的一个异类、生物学的一个病例、艺术上可能只是个误会的人生案例，说成是控诉整个社会或体制。比如在所有力捧此片的法国各报影评中，都有这样的导读，大致就是此君和他的痛苦生活是保加利亚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突出代表，是后共产时代之前的那个社会酿下的恶果。喜欢给失败者尤其是天生失败者最堂皇的理由，是左翼的特性，哪怕现今很多人披着右翼的外衣。好人目光的准确度是被他的善大打折扣的。凭什么这样一个不孝之子、女人的天敌、意志因超敏感而薄弱的人之失败人生，是他周围的社会或这个社会的体制，甚至是这个社会之前的体制造成的？人对自身行为负责的百分比连上帝都难有绝对发言权，岂是一种意识形态大言一放就能定下来的？

这个吸毒、空虚、恶待亲人的边缘人被树为正面形象，并不是为了他的艺术细胞，而是为了衬托导演在他的对立面塑造的一个“新纳粹青年”——与玩世不恭的他走了相反的入世道路的弟弟。可见片子在叛逆外表下，内心紧锁“政治正确”，导演可能深解“道统”电影的配方，可能模仿而不自知，他绕来绕去想表现的，就是面对“新纳粹青年”，一身恶习、活着无聊的主人公终了是“可爱”的。这才是影片“神奇命运”的由来！它入选25个电影节，其中2009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接着六家法国地方电影节，并在10家电影节拿了14个奖，连“东京电影节”、“台湾金马奖”都参与了“杰作流水线”的接力。读者从这一个例子便可感知“电影国际战线”已经开辟到哪里，“道统”电影泛滥到什么程度，以及被偷换了艺术观的人是怎样从品艺人蜕变成追随者。

能拍出此等水平电影的年轻人成千上万，问题是不带同样世界观的人，从一开始就不会被挑中，挑中意味着你被送进“杰作制造场”，有“国际电影操纵手”给你投资，送入各大电影节，西方媒体连带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传声筒，会接力棒似地鼓噪你的名字，让你一夜之间成为“电影大师”。艺术在中间层次的审美，很少有最高和最底层次审美的自由度，而是诱导必捉到的俘虏，这就使“舆论军团”接力棒似地运作，已没有国界。搭建者与维护者的自觉和自律，以及跟随者的那份无知无觉，让多余的眼睛早已没有历史的弯道可绕，一眼看到了尽头。

从跨国利益集团的角度，戛纳只是其中一个站点，接力的一环，时常是以法国人的轻狂演红脸，国际电影战线早已连网成线，有其蒙在鼓里或心知肚明的主办者、吹鼓手，有被驯化了的品尝者、模仿者。我也不知道世界有一天真的变成思想统一的帝国是末日还是新生？我只是看到“战线”的扩大和呼风唤雨，满手的绳绊还扎着花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