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光明来自哪里?家庭背景,人生,红颜,政治

Jinan90

孔庆东：光明来自哪里？
2012-03-30 11:40 孔庆东 四月网         我要评论(0) 字号:小 大 分享到 更多 5


光明来自哪里？

——答《时代周报》采访

孔老师：

您好，首先向您致敬，在这艰难的时代仍旧战斗在与各种危害中华民族害虫的斗争中。多保重身体，多为年轻人指点迷津。网络上有很多同志在看着您，支持您。

本期本报要做孔庆东和司马南、杨帆三人的剑客人生，我负责联系您。司马南的采访已经结束，杨帆的采访下午也去了。本报此报道的初衷是通过对您的人生的履历的梳理，对您人生中经历的一些事情作些了解，通过这些事情来让读者理解您为何对当今的事物是抱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看法。向读者呈现出一个鲜活的、真实的孔庆东，而不是被妖魔化的、虚幻化的孔庆东。

谢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

您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样的，父母家人在您幼时是如何培养您的品格，他们对您如今的世界观有何影响？

答：我父母两系都是农民家庭出身，祖父是贫农，外祖父是地主。父亲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八路军，后来是解放军的下级军官，中年以后是国营企业的基层干部。母亲小时候是农民，后到哈尔滨在大集体工厂当工人，也担任过出纳和保管员一类工作。所以说我的家庭背景涵盖了工农兵三大领域，但是以工人阶级为主色。父母和祖辈给我的教育，基本上都是那些老生常谈，比如勤劳、诚实、仁义、礼貌等等。我的父母都喜欢读书和文艺，这一点对我很有影响，使得我从小就爱学习，博览群书，把我能从周围找到的书都读遍了。另外我的父亲很关心天下大事，喜欢批评社会，特别是批评领导干部，这一点现在看来，我也继承了。

您在中小学期间，有哪些人对您的思想形成有重大影响，他们都给了您什么样的启迪。

答：那个时代的主流人物差不多都对我有影响，比如毛泽东啊、雷锋啊、王进喜啊。需要特别提到的一个人是鲁迅。我中学的时候自己读鲁迅的作品，感觉很奇特，感觉他有些思想比毛泽东要深刻，他对事物深入解剖的精神和能力，给我留下了极大的印象。

在您小时候，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内，文化大革命对您的人生起过什么样的影响？

答：我生于1964年，文革期间，是我的学龄前和小学阶段。所以文革中的负面的东西对我基本没有影响，我作为一个发达城市的工人家庭的子弟，受到的基本上是文革的正面的东西。比如良好的人际关系，稳定的物质生活，公正的社会风气，还有强大的爱国主义自信心。后来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得知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文革是全盘否定的，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把自身的委屈扩大到全体人民头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做人的道德的。文革中的那些坏事，应该用理性的学术态度去研究，找到其产生的根源，才能避免以后再次发生。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只能让今后重蹈覆辙。

当您进入大学后，哪些老师或同学、朋友对您的思想形成有重大影响，在活跃的80年代，这些老师、同学和朋友是否自身也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从而也给您带来了积极参与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人生态度。

答：是的。我要永远感谢我一生中遇到的所有老师，特别是北大的老师。按照顺序说，我的本科班主任温儒敏先生、我的硕士导师钱理群先生、我的博士导师严家炎先生。他们言传身教，教育我把学术研究与国计民生相结合，教育我实事求是扎实严谨，教育我头可断血可流，为真理奋斗不回头。先做好本职工作，然后以最大的努力回报社会回报人民，这是北大的精神魅力之一。其他一些北大出身的学长也给了我类似的鼓励，比如现在担任领导职务的李克强、胡春华等同志。

阿忆说您在上学时特注意排名一类的东西，曾为自己在班里排六七名而苦恼。有这样的事情吗？

答：这是阿忆说的吗？误传吧。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因为大学时没有什么排名的。假如有排名，我也是永远第一的。举个例子，古代汉语考试，全班大多数同学都是60多分、70多分。一位女同学、原来的河南高考状元80多分，我90多分。我看不起只会埋头学习的书呆子，但是要比读书考试这件事，我还真是天下无敌。我有一句自吹自擂的话：我跟第二名的距离，那不叫距离，那叫“天堑”。我连体育考试都是满分，投篮十投十中，俯卧撑100个，引体向上做到30个，老师强令我下来的。

您在大学期间，会为什么事情苦恼，这些事情对您的世界观有何影响？

答：有快乐就有苦恼嘛。比如我大学期间开始谈恋爱，因为没有经验，被书本所误，发现女生跟书里边写的都不一样。我好心好意给她纠正错别字，她却红颜一怒，不跟我好了。这使我很伤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待人方式。我认识到自己有“好为人师”的毛病，以后就注意克制自己，不是需要的地方，就不给领导、老师、长辈，特别是女性提意见。但是一直克制得不好，还是经常受到误解和打击，所以现在仍然有这个苦恼。

北京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中国言论比较自由的地方，多种学说并存，您是如何选择了当今的世界观？这期间有哪些事情对您的世界观形成有重大影响？

答：人的世界观是逐渐形成的。我上大学期间，正是思想最活跃的八十年代，激烈的交锋、智慧的碰撞，但最后又是友善的和平共处，这正是我所向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空间。共产主义就是自由的最佳状态。大学期间我们经常“闹学潮”，多次游行示威，而政府和领导每次都非常理解学生，耐心跟学生对话，能解决的问题就给解决，不能解决的就诚恳说明。所以我觉得八十年代是一个很理想的时代，之前过左、之后过右。我的世界观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可能只有理解八十年代，才能理解我的世界观吧。

有人说您当年是个自由派中学老师，如何理解这个自由派的说法？

答：应该说，我生来就是个自由派，一直都是个自由派，我终生都是自由派，从来就没有变化过。认为我变了的人，是自己没有主心骨，是自己出了问题。他们把自由这个范畴，跟其他的范畴对立起来了。很多人要的只是“自由”这个好听的词儿，而不是其精神实质。要自由，就要奋斗，朱自清说幸福要自己去找，革命歌曲里说“幸福不会从天降”，流行歌曲里说“幸福不是毛毛雨”，自由不是政府赐给你的，不是一人一票投出来的，而是我们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所以真正的自由派，一定是个战士。而今天号称自由派的很多人，其实是走狗，是犬儒，甚至是法西斯。他们把自己的一切言行命名为自由，而给别人扣上不自由的种种帽子。这就好比秦桧控制了媒体之后，天天宣传岳飞是卖国贼一样，搞得岳飞要对媒体解释：“其实我是个爱国主义者”了。

您在课堂上给学生讲金庸，讲琼瑶，那您喜欢在学生面前，在课堂上阐述您的政治观点吗，会在学生面前骂汉奸吗？您觉得如何关爱学生才是合适的？

答：文学本来就关联着政治，诚实的学者，不能遮蔽这一点。但是文学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我讲文学课的时候，不会专门讲政治问题，但是涉及到政治，就要介绍清楚。比如周作人是汉奸，但他又是在文化上贡献很大的作家学者，这就必须讲清楚，而不是简单地去谩骂或赞美。对于学生的关爱，要从他们的具体处境出发，我们不可能一股脑把自己所有的知识和想法都告诉学生。我的基本态度是学习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同时还要学习鲁迅，告诉他们世界的阴暗面，但是还要留下点光明的尾巴，因为要考虑学生的心理承受力。这就是对学生的关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