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辨证--“一个出版”是真理吗？

任大先生

这里有个真理问题，看起来无关紧要，实际上性命悠关。它就是：

“一个出版”是真理吗？如果你认为是，那么请思考下面两则问题：

1。既然“一个出版”是真理，那么，你现在在网络上所有的发表，有否通过“水流职事站”的审核与批准？没有的话，你为什么不顺服“真理”呢？
2。如果“一个出版”是真理，它必将和其他真理一样，是附带有主的生命和祝福的。可是你能解释一下，自从李弟兄去世以后，“水流职事站”就没有出过一本“象样”的书？你是否怀疑一个自己没有属灵能力写书的“出版社”，却有能力帮别人审核和出版生命书籍，只因为打着“一个出版”的牌子？

如果你认为“一个出版”不是真理，而是谬误，感谢主,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后面的问题了。

如果你认真的读经和祷告以及核对基督教历史资料, 会发现“一个出版”目前是地方召会特有的问题，并且它非但不是真理,还是宗教组织“登基”做教皇的信号和警钟！

为什么说水流职事站的"一个出版",不但不是基督行动的"统一号声",相反它正是宗教复辟,准备吞噬教会的警钟和信号呢? 我们先从历史的角度,从外观上来看这一问题.宗教历史上,"一个出版"的现象不只一次地出现过,以下有两个例子:

宗教改革前的英国天主教会为了控制“异端”思想的传播，动用了罗马教廷用过的审查、禁书、焚书等一切手段。由于收效不彰，教会被迫求助王权。亨利八世对于查禁“异端”出版活动不遗余力。1515年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除非经过“被指定的明智、谨慎的人阅读、讨论和审查过”，否则不得印刷和出版任何拉丁文和英文图书、民谣、歌本和悲剧作品。1526年英国公布第一部禁书目录，3年后禁书书目从18种增加到85种。

亨利在1530年的敕令中还禁止出版印刷、进口、销售反对天主教信仰和国王权威的抄本和印本书。1534年，亨利发布关于诽谤性图书的国王文告，规定未经枢密院或国王指定的审查官德同意，任何人不得印刷任何英文图书。在这种高压下，《圣经》翻译家威廉•廷代尔成为英国宗教和出版自由的一个早期殉道者，他的译作被宗教徒们付之
一炬。

1536年，廷代尔被天主教以私译圣经的罪名，审讯廷代尔的三名显赫神学家都是来自天主教的卢万大学。菲利普斯就是这所大学的学生。当时有三名卢万大学教堂教士，三名主教，还有其他显贵在场，一同观看廷代尔被判为异端及免去神职，在布鲁塞尔被处死，他们将廷代尔活活勒死，然后于1536年10月公开焚烧他的尸首。所有人看见他死去都额手称庆，当时廷代尔年约42岁。

亨利又在1538年的文告中下令：销售图书须经国王批准；未经审查官的审查不得进口任何图书；每本书须印出承印人、作者、译者、编者的姓名，否则将判处监禁和没收财产。这样，整个出版界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主人了。

---这是天主教实行"一个出版"的教训.我们再来看宗教改革后新教的例子,下面是改革宗经历的"防止不同教训"的惨痛:


一五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是星期日，日内瓦的自由市民们被一阵号角声正式召集到主要广场上，举起他们的右手，一致同意从此之后将全部“按照上帝的福音和格言”生活。

那是通过公民投票后（一种至今仍在瑞士流行的极端民主化的制度）在前主教府里宣布的：改革后的宗教从此是日内瓦唯一合法批准的信仰——自治城的信仰。要把老的天主教信仰从罗纳河滨的本城逐出，并将其彻底摧毁，全部消灭，用几年时间就够了。在暴徒们的威胁下，最后一批教士、牧师、修士和修女们都已被从修道院赶出来。所有的教堂无一例外，都被清除了偶像和其它“迷信”信物。于是最后迎来了这五月的节日以确定这一胜利。从这一天起，在日内瓦，新教教会不仅占了优势，而且掌握了全部统治权。

日内瓦公民不准进入旅店；除非做过祷告，旅店主人不得供应过客食物饮料。大体上，酒菜馆的老板们都得到指示要探查他们的客人，要非常留心每一句可疑的话或每一个可疑的姿势。没有特别许可不得印书。禁止向国外写信。圣像、其他雕塑和音乐部被禁止。至于唱赞美诗，法令条款宣称：“务必”要避免耽于曲调而不注意集中于歌词的精神和意义上，因为“只有活的词才能赞美上帝”。公民们在加尔文来到之前自以为是自由的市民，现在甚至不准为他们的孩子们选择受洗的名字。虽然几百年以来，克劳德和阿马德的名字一直很普遍，但现在被禁止了，因为它们没有在《圣经》上出现过。一个虔诚的日内瓦人必须为他的儿子取名为艾萨克、亚当或诸如此类的名字。禁止用拉丁语作祷告；禁止复活节和圣诞节宴会。凡是能够使一个存在的实体不那么灰色、那么单调的每件事，都被禁止。当然，在言论出版方面的任何思想自由都是禁止的。对加尔文独裁政治进行批评则是罪上加罪，更被禁止。城市的公告宣读人，以鼓为前导，严正警告自由市民“除市行会在场外，莫谈国事”。


禁止，禁止，禁止，何等可憎的腔调啊！在惊疑中，人们会问自己，在这么多的禁止之后，允许留给日内瓦人的还有什么呢？不多了。允许他们去活、去死、去干活、去服从，以及去教堂。这最后的一项，实际上岂止是允许，而且如缺席就要严惩的。如果自由市民不去所属教区听传教讲道的话，就倒了霉。星期日两次，一周三次，还有专为儿童的特别教诲时间。高压统治的重视，甚至在主日也毫不放松。在主日，仍然是一连串的责任、责任、责任，毫不宽容。整整一周，用辛勤劳作换得每日的面包，到了周末这一天，则礼拜上帝。一周为劳动，星期日为教堂。这样撒旦就得不到或保不住立足之地，即使在罪人中也不可能。就这样，自由和生命的快乐就此告终。

一个有组织的恐怖统治就会创造奇迹。当权威受到挑战时，加尔文毫不犹豫地一再创造奇迹。在这一方面，能胜过他的其他暴君可说是绝无仅有了。没有理由可以为，他的专制，就象他所有的品质一样，是他理论的合乎逻辑的产物。可以认为，这一神经过敏、幽灵一般却又才智过人的人，对流血是憎恨的。就象他自己所公开承认的那样，他不能忍受残酷的景象。在他统治时期，日内瓦非常频繁地处决和烧死人，他从不参加执刑。在这儿，人们发现了这些热情的理论家最严重的毛病。象这种典型的人，他们（又一次象罗伯斯庇尔）从来没有勇气去目击执刑，更不用说要他们亲自动手了。他们会轻易地下令判处上百或上千人的死刑，只要他们自己内心充满了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论以及他们的体系。加尔文把严厉地对待“罪犯们”作为他体系的基石，他无视于自己夭性的激励，不让任何怜悯的苗子露头，有系统地训练自己去残忍。他“磨炼”自己的顽强意志，就好象那是一门精细的工艺一样。“我严格训练自己，那样我就有可能更好地向世界上的恶行作斗争。”他坦率地承认，他宁愿知道有一个无罪的人受到折磨，也不愿让一个罪人逃脱上帝的审判。

  很容易理解，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耶稣基督是无情的，上帝的荣誉要不断地加以“保护”，必然的后果就是杀人。在一个还没有从中世纪脱胎出来的世界里，那可能的结局又能是什么呢？加尔文统治的头五年期间，在这一人口比较少的城市里，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七十六人被赶出家门——更不用说那些及时躲开恐怖手段而逃跑的人了。在“新耶路撒冷”，狱为之满，以至于监狱长通知行政长官，他无法再接纳更多的犯人了。牢房里的非刑（不仅仅是对已经判决的，嫌疑犯也一样）是那样的令人毛骨悚然，犯人们自行肆意毒打比进拷打室更厉害。加尔文对这些今人厌恶的事情不置一辞。为了建立这样的“秩序”和“教规”，这个城市得付出可怕的代价。日内瓦过去从来不知道有这许多死刑、刑罚、拉肢酷刑和流放，而加尔文以上帝的名义统治该地就这样干了。所以还是巴尔扎克说得对，“加尔文的宗教恐怖统治比法国革命最坏的血洗还要可憎”。加尔文激进的宗教不宽容，在道德上比罗伯斯庇尔的政治不宽容更为残酷。如果他有比日内瓦更大的势力范围的话，他会比那可怕的政治平等倡导者放出更多的鲜血。





我们说过历史上“一个出版”曾经是宗教“教皇”复辟的工具，再回头看看我们今天的地方召会：

召会也不能幸免于难，李弟兄去世才过几年，
“相调弟兄”（我至今未在圣经中找到这个“职分”）和“水流职事站”就开革了五大湖区的服事弟兄朱韬枢，罪名是《朱韬枢和他一些同工之不同的教训》。这个开革引起了召会内部弟兄姐妹的空前分裂与对立，是召会历史上的大动荡。这个“罪名之下”的举例是：

“A 关于职事
一 拒绝李弟兄与倪弟兄关于一个时代的异象、时代的职事与执事、智慧的工头等教训
二 抗议“不能容忍”解经上的不同，借此称义不同的教训
三 拒绝同工们所重申李弟兄关于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的交通
四 试图诋毁水流职事站

B 关于工作
一 指控同工们建立全球性的组织，以监督工作
二 指控同工们试图实施集中控制
三 意图暗中破坏在主职事里当前的领导

C 关于召会生活
一 指控同工们将主的恢复改变为全球性的组织，而不是基督生机的身体
二 宣称那些受约束只有一个出版的召会是“职事的召会”
三 指控同工们推动划一与统一
四 以地方自治为名，鼓吹孤立
五 扭曲李弟兄对已过在接纳信徒上的失败而悔改的话，以称义对基督教的接纳
六 鼓励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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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难看出,其中“鼓励野心”的罪名最重，然而，据任大所读的朱氏文章，非但未见其鼓励任何“野心”，反倒常见其规劝肢体们“勿将羔羊服事进自己的口袋”。上述的其他举例，全出自水流职事站自己的“一个出版”。当代社会，已经无法容忍“宗教裁判所”的存在，因此“开革弟兄”，成了变质了的“主恢复召会”的刹手剪了。
还有人说“一个出版”，不是为了禁锢基督徒的思想，而是“防止分裂”的方法吗？

如果大家稍微留心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目前整个召会的控制权已经集中到"相调弟兄们"的手中了，我们不但有了一个"圣品阶层",而且使得地方召会已经成为一个以他们这个组织机构为中心的宗教体系。这个做法，有点类似天主教，是完全违背倪柝声弟兄的教训的。“什么时候，我们以职事来设立'教会'，我们就是有心作教皇了。”----倪柝声《工作的再思》其目的，是要把整个召会的控制权集中到自己手中，从而使召会成为一个以他们这个组织机构为中心的宗教体系。这个做法，有点类似天主教，是完全违背倪弟兄的教训的。“什么时候，我们以职事来设立'教会'，我们就是有心作教皇了。”----倪柝声《工作的再思》。

由于这个缘故，召会上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每日的“喂养”一概是《晨兴圣言》和《生命读经》。无论谁发表刊物，一概要得到“水流职事站”的许可。所有的长老，不再是本地召会的最高权柄，不再对主负责，而要对安那翰的“总部”绝对服从。
朱韬枢弟兄在这里扮演了一个反抗者的角色，因此触怒这个“教皇机构”，以“与李弟兄不同的教训”，要将朱“全地隔离”。这个行动，触发了召会历史上最大的分裂。

由于有了这个看见，我们已经看出“水流职事站”这个宗教机构已经失去了地方立场（不再是一地一召会）的实行。而且由于它禁锢真理的启示，使得它自身不再有供应圣徒新启示真理的能力了。我们不可有份于一个宗派的召会，我们要走的,是主恢复的道路，是得胜之路。然而,目前地方召会的光景,如此让人忧心,如何才能让主有路呢?我们必须认真的思考了。

任大先生

有请4qw肢体

Cobra

任大先生 发表于 2011-12-14 22:28
这里有个真理问题，看起来无关紧要，实际上性命悠关。它就是：

“一个出版”是真理吗？如果你认为是 ...

靠，你死哪去啦？我本来要写信去找你的，最近忙疯掉了，到把这事情给忘了，好在你回来了。

任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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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最近我在网络上讨论点事情：《地方召会的教训是异端吗？》
与各派基督徒“唇枪舌剑”撕杀了几个月，总算把李常受“经纶三一”的面子给保住了。
可惜基督版块我发不了文章，那些“亮光”没法给胡同里的弟兄姐妹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