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部真实与战壕真实-看抗战历史的两个侧面

Jinan90

司令部真实与战壕真实-看抗战历史的两个侧面（上） [ wage ]


上周曾经对萨苏的“这个空军的事情，多放一点史料来看”链接出处发过一个回复帖子。这个周末有闲，终于把已经高到28页的“一个也不宽恕”的帖子看完了，才注意到在这个帖子中，引发关于鲁迅先生争论的居然是萨苏兄对我的一个回复萨苏:鲁迅自己不动手。可见萨苏不满的是鲁迅对动手的战士批评。还发现了萨苏发的一个长贴：“这个排长说的有一定道理”链接出处提的是33年长城抗战中央军的表现的，并按图索骥找到老贴“谈一点空军问题上鲁迅先生的偏颇之处”。应该说其中萨苏兄写出来的都是真实历史，文笔也很好，可是由于史料不够全面，因此许多文中的结论也就值得商榷了。这就象一张照片被裁剪掉一半，必然会引起误解一样。那么缺少的是哪一半呢？

凡喜爱前苏联军事文学应该都熟悉一个说法，就是军事文学存在着两种真实，一种是“司令部真实”，一种是“战壕真实”。前者着重表现领袖人物的英明果断以及指挥人员的决策过程；后者着重表现前沿战场上感人事迹和士兵们的切身感受。由此判断，萨苏兄文章写的生龙活虎，生动反映了一线官兵的战壕真实。可是与此同时，领袖与司令们所思所为就没有提及了。我对民国历史了解不太多，但善始善终是我一贯原则，而且我说过，提供历史真实是每个爱史者的责任，因此愿附骥尾，把与空军和长城抗战相关的“司令部真实”补上一些。

在“谈一点空军问题上鲁迅先生的偏颇之处”中，萨苏有结论：“幼年的中国空军在这次战役中表现英勇，产生了两大影响，第一个是被国民认知为抵抗外侮的重要力量，在争取国防经费的时候挤掉了淞沪事变中态度暧昧海军，时人称为“空海大战”，并讽刺海军为“海军乎？江军乎？”，此后中国空军得到较大发展，才有八年抗战中“飞将军”的传奇。”其实空军之所以能排挤掉海军，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在剿共以及军阀内战中，不能深入内陆的海军远不如空军发挥的作用大。我在关于32年2月5日空战的一点史料与评论链接出处已经说到了何应钦的南京密电，其中提到了空军忙于“剿匪”的情况。在另外一个帖子里也列出了国民党空军在与红军作战起到的很大作用链接出处这里还可以补充：李德化名华夫发表过《论防空几个新的问题》（《革命与战争》第8期，1934年8月15日）其中对国民党空军的作用很重视，可以说明萨苏说“国民党空军在与红军作战的战场上，除黄公略之死外，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并不正确。不过要想真正说明国民党空军发展主要是因为安内还是攘外，还得看看蒋委员长当时的作为。
必须承认蒋介石的确很重视空军的建设。在1933年2月，蒋介石把航空署改归军事委员会，成为自己直接辖下的一个重要部门。但是同时请注意，蒋介石把空军主力集中到了南昌，这是为了缩短军用飞机的作战半径，更有效地对江西苏区的红军发动空中攻势。1934年，更是干脆把航空署迁往南昌的“老营房机场（现江西省政府及人民公园一带），并且将之改组提升为“航空委员会”，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高层勾心斗角，有机会可细说。直到1936年1月红军长征远离江西，“航空委员会”才从南昌迁到南京。最高峰时，全国300架可用军机中有250架在南昌前线。为容纳众多飞机，1933年9月，在现南昌洪都飞机制造厂区和宿舍区建设 “南昌新机场”或者叫“三家店机场”。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机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抗日可能前线的华北与沪宁地区根本没有大规模建设战备机场。以至8.13上海抗战中出现如此可悲的情况：“如今在上海，我们没有飞机去抵抗他们，他们（日军）的飞机根据地（航母）距离前线至多不过5英里，因此可以从容地重新补充弹药和燃料。只要自保于我们少数高射炮射程之外，就可以自由地飞翔在我军阵地之上，投掷大量炸弹。”而中国空军反而要从距离前线有数百公里的广德等机场起飞应敌。刚开战已经运到中国国境的 “马丁”式轰炸机在当时南京、上海地区根本找不到满足起降需要的长跑道机场。只好利用孙中山奉安大典时建设的南京市区通往中山陵的公路紧急进行跑道改建工程。由此可见在蒋介石的空军战略构想中，显然是把江西山区 “共匪”列为他的首要目标。中国空军史料中也说：“蒋介石在建立国民党空军之初，其战略的考虑是以中共作为其假想敌，而不是以外国为最主要的敌人。”


此外萨苏还说到：“所谓航空救国的捐款，从现在公布的史料来看，一部分1930年，1936年两次被用于向英美国家购买飞机，其中最主要的是抗日急需的霍克和波音战斗机，其主要作用是空战。这种飞机在内战中因为共产党并无战斗机而没有实战价值。”这里没有提到的是，这笔钱也部分用来购买了剿共急需的可塞侦察机（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就是此机型），诺思罗普2-E轻型轰炸机和道格拉斯轰炸教练机的整机和装配件。从数量和价值上都不比霍克和波音战斗机少。《国民革命军战史》第2部《安内与攘外》中也清楚的记载：“是年9月起，新机陆续抵达。先分配空军第三、四、五三队，每队‘新可塞’机二架。十一月，拨交第一队美制‘诺斯罗卜’轰炸机九架，第二队‘新可塞’机九架。”另外，“喋血碧空——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空军”中明确说到抗战开始中国空军处于劣势，除了飞机性能以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战斗机飞行员训练重点是对地攻击，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为主要目的，几乎没有进行过格斗课目的训练，更无空战经验。”多么讽刺，因为抗日购买的战斗机却因为围剿训练重点变成对地攻击，最后反而影响了抗日。37年前，空军勇士们动手不仅对外，更多是对内啊。这是蒋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大方向下必然结果。由此观之，鲁迅先生“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担忧不是无因啊。

行文到此，我不得不怀疑，萨苏犯了和灰国宝一样的错误：因为争论的意气，根据论点选择了论据。希望等萨苏忙完最近的大事后说明一二。
临时有事情，关于长城抗战的部分后面发。

【原创】司令部真实与战壕真实-看抗战历史的两个侧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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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关于中央军十七军长城抗战的另外一些史实。

必须承认，本次战役绝大多数官兵打的很坚决，对得起中央军的傲气。可是最后结果仍然是失败，既然将士用命，问题不是出在武器就是战略与战术上了。应该说在武器上差别陆军没有空军那样大，而且战斗过程也表明山地作战能抵消很大一部分日本在机动与重火力上的优势。因此主要问题在战略与战术。萨苏也提到 “其实，按照军事家杨杰在前线的意见，这样分兵守口，总会被日军集中优势兵力突破的，并不是官兵不努力，是战术问题。

但是否真是战术问题呢？当时中国军队的机动能力不如日军，因此无法快速在几个防御阵地之间调动兵力，如果不守口，只能集中兵力打出去。”奇怪的是后面并没有分析为什么没有打出去，而是话锋一转，说起诱敌深入了。

那我就代庖一次，来看看司令部里发生了什么吧。长城抗战网对此有描述链接出处：在双方对峙期间，各师自发地派遣别动队，迂回敌后袭击敌人….我别动队曾将偏桥通承德的汽车道破坏，敌方接济为之断绝者多次。当时日文报纸曾说我军在运用苦鲁巴金战术（这里要解释下，苦鲁巴金即克鲁泡特金，不过不是那个著名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和思想家，而是日俄战争中将军，他采用正面抵抗，侧翼骚扰的战术，让日军很苦恼。这两人的混淆，鲁迅在“不懂的音译”中曾经提到。）这种情况为何应钦知道后，曾责备各师长说：“你们这样干，会惹起敌军进攻的，你们不出长城口去打他们，他们是不会大举进攻的。” 看来下面战士不但知道该打出去，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却被司令部的大人们阻止了。何应钦，又是何应钦！看来是奸臣坏事啊！可再查下去才发现原来：“进行到4月底，中日双方都有结束作战的想法。在长城一线参战的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何应钦一再致电蒋介石，要求蒋增派援军和增加财政补助，以利作战。但蒋坚持不再增兵华北，尤其不允许参加“剿共”的中央军北调这时，国民政府的中上层中枢机构，特别是军委会北平分会已对长城抗战失去了胜利的信心。中方蒋介石要尽快结束此战，好专心在南昌进行“剿共”。” 在后援不继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何应钦“曾当面告诉各师长，在南天门至少要打两星期，才能维持政府在国际上的“面子”。实际上他是要争取两个星期的时间，以便向日寇进行“让步”的交涉。” 萨苏总结“《何梅协定》是一个耻辱，但也是双方当时实力的反映。”这话也不算错，但是要指明是有近40万兵力中央军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的前提下的实力对比。有亲近蓝方的朋友可能回答：这正证明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正确啊。

且慢，再看一个有“当时的材料为证，无法伪造的”历史。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共同抗日宣言》。这三个条件是：（1）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立即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请注意时间，当时日军刚攻占长城咽喉山海关，长城抗战还没有开始。要调整部署时间很足够。先不说这是否统战伎俩，以当时国民党完全占据战略主动的环境，只要蒋委员长愿意转为守势，调几个师支援17军完全可能。何至于让“第十七军在古北口也拼得极惨，第二十五师打残了（伤一个旅长，亡一个团长），换第二师，第二师打残废了，换第八十三师，三个师全被打残之后，第八十三师师长刘勘眼看守不住阵地急得要用手枪自杀”呢？看来，蒋委员长安内重于攘外是坚持10年不动摇啊。鲁迅先生悲愤的说：“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胜，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民族英雄”对于战争的祈祷是这样的。而战争又的确是他们在指挥着，这指挥权是不肯让给别人的。战争，禁得起主持的人预定着打败仗的计画么？好像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呜呼，我们的“民族英雄”！联想到几乎与此同时被剿灭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鲁迅先生哪句话没有着落？！抗日同盟军那些普通战士也许不如空军的精锐勇士们光彩夺目，可是他们的牺牲同样悲壮。

wage:司令部真实与战壕真实-看抗战历史的两个侧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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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司令部的故事。看看几位军师团长的表现。从徐廷瑶，关麟征，杜聿明，张耀明到戴安澜，郑洞国都是后来的抗战名将，确实如萨苏说“可是这个军也有优势，就是干部强”。但其实也有弱的，那就是萨苏没有提到的第二师师长黄杰。在南天门之战中，“二十日夜敌军派一个大队的兵力由古北口一个姓李的汉奸（原任保长）带路偷袭南天门左翼制高点八道楼子（该处有八座碉楼故名）。这八座碉楼建在很险要的山上，是南天门阵地左翼支撑点，原命令第二师派一营兵力防守。而第二师师长黄杰却认为日本兵穿皮靴，无论如何是爬不上这几座碉楼的，他决定只派一个连防守。这些官兵也以为地势险要，放松了警戒。据说日军爬进碉楼时，还有许多士兵在赌博呢。一夜之间，这八座碉楼全部被敌占领。黄杰严令第六旅旅长罗奇，反攻无效，又派第四旅旅长郑洞国率第八团并指挥第六旅的第十一团继续反攻。因为敌人居高临下，仰攻徒遭伤亡。决定于二十一日夜间把阵地变换到田庄小桃园之线。”因为师长轻敌，防线被迫后退。看完这段，没来由的想起鸦片战争中英国人膝盖不会打弯的说法。如此有想象力的师长，只有叹服。更叹服的是，犯了如此大的错误，黄杰因为是黄埔嫡系，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到抗战开始，已高处第八军军长了。

记得好象是马克土温说的，蠢材与坏蛋的共同点是，只要有机会，他们总会再次现眼的。果然，在重要的兰封会战中，5月27日战斗最关键的时候，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程潜电令黄杰：务须死守商丘，在14师团被歼前，不得放弃。可是28日，仅仅听到第16师团向商丘以西迂回的消息，守军还未与日军先头部队交火，黄杰就决定放弃商丘，留下倒霉的187师守城3日，自己带领军部及40师、24师向开封方向撤退。187师也不傻，一枪未放就放弃了商丘。让位于商丘和兰封一带的中国军队又处于被日军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他逃跑的“理由”很有才，竟然是军部电台被炸，无法与第一战区长官部联系，因此自行决定向开封转进兰封会战失败的直接后果，就是一战区长官部不得不急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黄河伏汛期间洪水阻敌。这就是黄河花园口大决堤悲剧。这个大人祸直接造成89万人民葬身黄水，近2000万人流离失所。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60多县成为黄泛区。在此之前，桂永清第二十七军轻易弃守兰封也造成恶劣影响。可是因为他和黄杰都是蒋的爱将。只受到蒋介石撤职处分就被轻轻放过。后来两人官运亨通分别升任海军总司令与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确实颇有渊源呢。弃守济南被枪毙的韩复榘，也不知道该上哪里喊冤呢？完整的史实，不但有浑身伤疤的关麟征，也有畏敌的何应钦，轻敌的黄杰。

写到这里，似乎应该把矛头指向蒋委员长了。公平起见，必须承认蒋公私德与小节方面很有曾国藩与王阳明追随者的风范。如哥城兄哥城:【原创】一个留在大陆的深深蓝后代的话，兼与萨苏北辰商榷所说：“老蒋不吸烟，不喝酒，甚至连茶都不喝。每餐四个小菜，青菜萝卜，除了一小碗鸡汤是给蒋夫人准备的，生活连小康之家都不如。“难怪深蓝中许多人至今敬佩他。可是在政治人物最主要的战略眼光与役下方面，他有两个短处：短视与护短。护短的问题通过上面的事情已经能看出来了。其他如河南大溃败的汤恩伯等，其实都有类似前科。如果蒋能痛下决心，惩前而毖后，何至于如此多人民遭殃？如同达赖本人的形象与达赖集团脱不了干系一样，即便蒋本人如何清廉自守，人们评价他也必须根据他代表的那个集团。

其次说说短视，以黄河决堤为列，早在１９３５年７月，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奉命起草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就有以水代兵的建议并得到蒋认可。可是长时间里也没有事先周密安排，事后也光顾掩盖真相，根本没有考虑通知老百姓疏散和迁移。蒋公日记里面发誓要抗日固然是真实历史。不过看人不但要听言更要观行。实际准备工作怎么样呢？自我感觉良好写的“听来的几个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小故事”中说到，淞沪开战两个多月, 当地政府即没有任何战前动员, 也没有任何应急应变计划,真是坐观局势变化。结尾一针见血：对于抗战，国民党既没做好备战的准备也没有做好胜利的准备。黄仁宇先生为了把蒋公与毛泽东相提并论，提出了中国现代社会上下层架构的组建,毛泽东整合了中国的下层;蒋介石整合了中国的上层的说法。其实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来，蒋公周围的小圈子绝对不是什么现代社会上层，倒是更象封建朝廷：整个结构围绕最高领袖的好恶而变化，没有系统周密的规划。只有他注目的地方才会有积极的工作，其他部分消极停滞无人关心。只要是嫡系犯多大错误都没有关系-只要不反对领袖；而下面小民如何牺牲都理所当然。北大校长蒋梦麟回忆录《西潮与新潮》中说到蒋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时，于1941年7月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报告中记录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从曲江来的七百人只剩下十七个人，蒋感叹道：“日寇不杀，己先杀之，日寇不废，己先废之，何其荒唐。...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我也认可应该表扬国民党应有的抗日功绩。但是同时，也不要忘记这些被浪费的生命，被遗忘的百姓。请允许我也春秋笔法一回：对如此雄奇的政府，非三座大山无以形容。

想来想去，还是善始善终，说说本文的起因，对鲁迅的评价吧。我在对比先总理周公和先总统蒋公时认为，评价一个人，看他同时代同等地位的人的看法更有价值。无他，可以近距离平视。推荐天涯大牛梁由之百年五牛图之一：关于鲁迅链接出处。可以不认同他的观点，可是里面引用的时人评论都是完全真实的。个人看法，萨苏的观点与梁实秋最接近：“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谩骂别人的改良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认真看过鲁迅多数文章的人，应该能看出建设性在何处。 这样说是否正确，为避免意气之争我就不多批评了。只引用他论敌叶公超的评论：“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等同的。” 我以为鲁迅先生的那些批评，其实就是在反抗异族的时候，却也不可心甘情愿被本国统治者奴役。

这几篇文章对萨苏和深蓝的朋友可能多有冒犯。但是以春秋责贤者备的原则，对萨苏这样了解历史又有大影响力的河友，我们是要求更高,期望更大的。刚看到萨苏请假的消息，真心希望萨苏兄回归之时，能抽空把鲁迅之争论这个泥坑给填好。

结尾借用北宸MM的话：历史的真相，需要我们每个人来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