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893―1949）

Jinan90

十二、打破三次“围剿”


　　工农武装割据所以能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不断发生的分裂和战争，严重地削弱了他们的统治力量。一九三○年初，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控制华北和西北的阎锡山、冯玉祥以及盘踞广西的李宗仁、张发奎等部的紧张关系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经过近四个月的酝酿，终于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一百万人。南方各省原来用以“进剿”红军的军队纷纷调离原地。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其中的谭师以及张师一个旅就先后调往广东、河南作战，到中原大战结束后才返回江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严重分裂和战争，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迅猛发展的有利时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包括对长沙等中心城市的攻打，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到十月间，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结束。他刚腾出手来，立刻掉头调集兵力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中间几乎没有留下间隔。

　　这种“围剿”和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过去一省的“进剿”和几省的“会剿”还只是局部性的行动；这时的大规模“围剿”已成为南京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行动。“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和以后发展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赣西南地区。

　　刚刚在中原大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的蒋介石正处在兴高采烈、不可一世的时候。他调集了十万大军投入第一次“围剿”，以为可以很快把红军荡平。十月二十八日，鲁涤平被任命兼任第九路军总指挥。十一月二日，鲁涤平将江西境内的七个师又一个旅编成三路纵队，限五天内集中，推进到袁水流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在这里同红一方面军决战。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这时已在三十四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拥有九座县城，根据地内人口达二百多万，并已开展分田运动。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积极支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许多县、区、乡、村分别建立起赤卫军、赤卫纵队、赤卫大队和赤卫队。这就为红军提供了得到民众全力支持的广阔战场和充分的回旋余地，是以往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还不曾有过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当时所在的袁水流域处于根据地的前沿地区。

　　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就是当优势强敌扑来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的民众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这是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的正确作战方针。但要使这个正确方针为大家所接受却并不容易。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的影响，不肯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讲进攻，把退却看作“保守路线”。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这是罗坊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

　　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治委员的刘亚楼回忆说：“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解释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这就保证我们掌握了反‘围剿’战争的胜算。”[1]

　　“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朱德指挥已转移到赣江以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渐次向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冈一带山区退却。十二月一日，到达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积极进行反攻的准备。同月十二日，由于肃反中的错误而发生富田事变，红二十军部分领导人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将该军开往赣江以西。十五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又转移到平田、安福、砍柴岗地区隐蔽集中。

　　鲁涤平指挥的三路纵队到达袁水流域后，才知道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经转移，扑了个空，立刻把张辉瓒、谭道源两个纵队调到赣江以东进攻，仍不知道红军主力所在而接连扑空。十二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任命鲁涤平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各路兵力继续向根据地中部地区推进。但国民党军队一进入根据地内，就陷入困境，在这一带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区中，既找不到向导，又找不到粮食，不得不等待后方补给接上后再前进，处处耳目闭塞，对红军的行动一无所知。

　　红军却以逸待劳，消息灵便，对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黄陂后，在十二月上旬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大家认为，“进剿”敌军虽有十万，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是鲁涤平的嫡系，也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军，如果消灭这两个师，这次“围剿”便可基本打破。张、谭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而红一方面军有四万余人，如果一次打对方一个师可占绝对优势，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

　　为了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充满信心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总前委和方面军总部将毛泽东在黄陂会上的发言《八个大胜利的条件》作为反“围剿”的宣传材料印发。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在小布召开盛大的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2]会上，他以这副对联为题，具体生动地解释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他还分析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六个条件：一、苏区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二、红军可以主动选择最有利的作战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三、红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四、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五、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六、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这些分析，大大增强了苏区军民反“围剿”的决心和取胜的信心。

　　毛泽东十分重视“慎重初战”的问题，一定要在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才打。打击的目标，最初选的是离红军隐蔽处最近的谭道源师。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接连两次冒着严寒在谭师将要开到的小布地区设伏，准备出其不意地将该师歼灭于运动之中，但因谭道源不敢孤军深入而没有打成。红军立刻撤出阵地，继续忍耐待机。夜里，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商议作战行动时说：“机会总是要来的，我们还得耐心地等一等。”[3]就在二十八日那天，鲁涤平命令所属各师向红军发动总攻击。一向骄横的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得知红军内部发生“富田事变”，以为正是大举进攻的好时机，立即出动，把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后方，亲率师部和第五十二旅、第五十三旅，在第二十八师一个旅的配合下，向龙冈推进。

　　龙冈接近红军主力集中的地方，群山环抱，中间是狭长的盆地，当地群众又能帮助封锁消息，是红军设伏的好场所。张师出动的当晚，毛泽东、朱德向全军下达命令：“张辉瓒部经善和、藤田到达潭头，现向上固、龙冈推进中。”“方面军决定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4]第二天晚八时，毛泽东、朱德乘张师刚刚进占龙冈、孤军深入、立足未稳的机会，下达攻击命令。

　　十二月三十日凌晨，细雨浓雾。毛泽东、朱德步上龙冈、君埠之间的黄竹岭临时指挥所。毛泽东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5]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刚进入狭窄山路时，突然遭到预先在这里设伏的红军居高临下的猛烈袭击，退路又被切断。战斗从上午十时开始，激战到下午六时。由于红军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围，以主力从敌军侧后攻击，全歼了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活捉张辉瓒。

　　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毛泽东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它的前半阕是：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红一方面军乘胜挥师向东，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取谭道源部第五十师。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晨，红军进抵东韶附近，向第五十师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共歼该师三千多人。其他各路国民党军队仓皇退走。

　　在五天内，红一方面军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个大胜仗，共歼“围剿”军一个半师一万五千多人，缴枪一万二千余支，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龙冈战斗结束后，鲁涤平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战况，其中有“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之语。蒋介石回电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6]毛泽东、朱德在返回小布途中，接见了这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原来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台人员王诤、刘寅等人，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建立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治委员，为开展无线电侦察，准确掌握敌军动向提供了条件，对以后多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胜利，是中国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对国民党军队取得的最巨大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二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7]毛泽东清醒地估计到，蒋介石遭到这次打击后决不会就此罢手，一定会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因此，立刻抓紧战备，特别是发动根据地广大军民进行迎击新的“围剿”的准备。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势作战，先后占领广昌、石城、瑞金等县城；在几县交界处摧毁了不少地主豪绅武装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健全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党团组织；恢复并发展了地方武装；并在根据地各县境内大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集给养和经费。红一方面军还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作战经验，开展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这些部署，为打破新的“围剿”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二月初，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部队。四月初，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共二十万人，投入的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同时，鉴于第一次惨败的教训，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很大变化，“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八百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廿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8]依据“围剿”军的前进态势，三月下旬，毛泽东、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脱离同敌军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从根据地北部边缘后撤到广昌、宁都、瑞金一带。毛泽东随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县的青塘。

　　这时，苏区的领导机构已有了变化。一月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9]

　　三月十八日，项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有人认为敌军有二十万人，红军只有三万多人，双方力量悬殊，主张红一方面军撤离根据地，另寻出路；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凭借根据地内的有利条件，一定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这次讨论没有取得结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作出决定。

　　四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十七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在青塘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所作的决议中基本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同时又认为，前委“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等。[10]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最紧迫的问题还是要确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三月二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便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接受了。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11]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还要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会上，许多红军高级干部发言，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内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周以栗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批判了“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提出毛泽东等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立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赣西南和闽西特委负责人也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这样，毛泽东等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些人主张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十九路军便于红军的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12]他还指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如果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没有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关于先打弱敌还是先打强敌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后闲谈时曾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先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但他在争论中不用这些，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说服了大家。”[13]这个正确决策，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朱德立刻在四月十九日签发命令：“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14]部队在龙冈一带集中完毕后，又向西推进二十公里，在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东固地区逼敌而居，沉着地埋伏了二十五天，隐蔽待机。

　　毛泽东在龙冈时，同中央代表团的王稼祥进行深谈，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历史和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他提供了便于了解这些历史状况的许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不少问题上给予支持。四月三十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讨论反“围剿”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对策略的问题又提出来讨论，由泽东同志先报告。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磨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15]

　　这一策略决定后，根据地军民一齐动员。红军中各军都召开誓师大会，并利用五一节的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按照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向全体军民印发了《第二次大战的八大胜利的条件》的文件。

　　三万多红军在二十多天内隐蔽在东固这个山区，毕竟会带来一些困难。一些指战员求战心切。有些人还认为：要进攻从富田出动的王金钰部必须先穿过蔡廷锴、郭华宗两师之间二十五公里的空隙，说这是钻“牛角尖”，过于冒险。毛泽东又耐心地做了工作，说明诱敌就我、待敌脱离阵地后将它歼灭于运动中的作战方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在隐蔽待机过程中，传来过几次不确实的情况，很影响人心。毛泽东始终岿然不动，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

　　等了二十多天，王金钰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终于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地区进犯。五月十三日晚，毛泽东、朱德果断地下达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为了准备应付可能意料不到的情况，命令中还提出，要作出敌军十四日向我军进攻或者不向我军进攻的两种作战计划。[16]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在第二天同彭德怀到白云山考察地形，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来。傍晚，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截获公秉藩师部电台用明码同该师驻吉安留守电台通报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富田台答：“东固。”[17]这就证实了白天获得的情报。毛泽东、朱德决定：全军主力立刻从郭华宗师和蔡廷锴师之间的空隙中隐蔽西进，钻过这个“牛角尖”，突然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王金钰部的后背。

　　各路红军奉命于清晨出发，快速行进。毛泽东又赶到准备正面进击公秉藩师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在东固通向中洞的大路南侧，还有一条小路。毛泽东立刻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这一西进路线的改变，使红三军缩短行程，争取了时间，对消灭公秉藩师起了重要作用。

　　五月十六日拂晓前，毛泽东带着电台和警卫排登上白云山。接着，朱德带着总部少数人，在同行进中的公秉藩师先头部队发生遭遇性的接触后，也登上白云山。他们一起在白云山指挥所指挥全线战斗。

　　这时，由小道悄悄前进的中路的红三军主力已进到中洞南侧，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待公秉藩师尾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使毫无应战准备的公秉藩师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仿佛遇到飞将军从天而降。激战到下午五时许，将该师大部歼灭。公秉藩被俘后，装作一般俘虏而获释。右路的红四军在追击中歼灭王金钰部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红三军团当夜进占富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战斗首战告捷，给以后的连续作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五月十九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猛烈地向东横扫，截住正在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队，在吉水县白沙歼灭郭华宗第四十三师一个旅和第四十七师第一旅残部。在藤田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闻讯星夜撤往永丰。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个胜仗。

　　白沙战斗后，红军继续向东横扫，扩大战果。这时，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正奉命取道中村向藤田前进，准备增援郝梦龄师，它的先头部队一个旅于五月二十一日抵达中村。第二天上午，红军向中村发起攻击，歼灭该旅大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三个胜仗。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宁都县南团。苏区中央局因不便长期随军行动，留在永丰县龙冈。为了统一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的地方工作，重新组成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彭德怀、林彪、黄公略、谭震林、周以栗为委员。

　　中村战斗结束后，已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朱绍良第六路军的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三个师慌忙经广昌向南丰撤退。毛泽东、朱德于二十四日晚十一时下达“方面军决取捷道先敌占领南丰城”的命令。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在宁都和广昌交界处的洛口圩严坊村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一次会议，决定方面军主力在第二天开到广昌县城西北的古竹集中，准备全力攻击朱绍良部的毛、许、胡三个师。[18]二十六日，毛泽东随总部进驻古竹，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二次会议。据当地农民报告，朱绍良部三师已全部集中广昌。会议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19]决定改变原有的全力攻取南丰的部署，而先集中主力进攻广昌。五月二十七日，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夺取广昌县城，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师一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后死去。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四个胜仗。

　　在广昌，毛泽东主持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三次会议。鉴于国民党军朱绍良部的三个师向南丰退却，桥梁又遭破坏，已追赶不上，同时从整个战略形势考虑，会议决定再次调整作战部署，不攻南丰城，改为向东打国民党军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夺取福建的建宁县城。[20]建宁，地处闽赣边界，山峦起伏，地势险要。但刘和鼎没有料到红军主力会那样快地运动到这里。五月三十一日，红军出其不意地突袭建宁县城，歼灭刘和鼎师三个团，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缴到的西药就可供全方面军半年之用。这是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五个胜仗，也是这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次战斗。

　　从五月十六日起的半个月中，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七百余里，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和大量的军用物资，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又兴奋地填词《渔家傲》：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发生重大分裂：在蒋介石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后，反蒋各派于五月二十八日在广州另行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积极部署向湖南进攻。红军进驻建宁县城的第三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临时总前委第六次会议。当时的估计：“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21]会后，红军主力分散在闽北一带攻占宁化、将乐、归化、顺昌、永安等县，并在当地筹集给养和款项，准备对付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比红军的预计来得早得多，规模也比第二次“围剿”大得多。

　　六月六日，蒋介石发表《为“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声称要“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并宣布他即日将亲赴江西指挥作战。二十二日下午，他乘军舰从南京到达南昌。二十四日，任命何应钦为“围剿”军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直接指挥的左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其中大多是从中原战场调来的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从左翼南城方面向根据地腹地实施“进剿”，寻求同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陈铭枢指挥的右翼集团军包括七个师，从右翼吉安方面深入根据地“进剿”。此外，还有预备军、守备军、防堵军、航空处等。集中的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三十万人。

　　七月一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下总攻击令。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分路围剿，务期先将匪军主力击破，捣其匪巢，然后逐渐清剿，再图根本肃清。”[22]作战方法，因为他自恃这次进攻的兵力雄厚，也改变第二次“围剿”时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在根据地东西两侧实行严密封锁，而以重兵由北向南猛烈推进，企图在赣南歼灭红一方面军主力，再乘势直捣广东，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势力。

　　从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到第三次“围剿”开始，中间只相隔一个月，比以前短促得多。总前委虽然预计到国民党军将发动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它在第二次“围剿”刚遭受失败后会来得这么快。当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时，红军的准备还很不充分：指战员在苦战之后尚未休整，人员也没有得到补充，仍是三万多人；部队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一时没有集中起来。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毛泽东、朱德十分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收缩集中。他们最初曾设想在闽赣边界布置战场，消灭进犯军一路，再及其他；但很快就发现这次“围剿”规模之大和来势之猛，立刻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下决心集中主力，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在具有良好群众条件的根据地内部，“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打破这次大规模“围剿”。

　　七月十日前后，毛泽东、朱德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闽赣边收拢后，急行军回师赣南。由于国民党军队前进的速度很快，左翼军的陈诚部主力在十三日占领建宁以西的广昌，“我主力向赣南红区前部或腹部退却集中都已来不及，毛泽东同志毅然决定红军向赣南后部集中”。[23]这就需要实行千里大迂回，绕过“进剿”军进攻的锋芒，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南下，到根据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军背后。当时正值七月酷暑，红军在崇山峻岭中千里跋涉，十分艰苦，但情绪十分饱满。毛泽东和部队一起步行前进。七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抵达于都县北部的银坑，同由广西突围后转战到江西的红七军以及原在赣南的红三军等会合。接着，又继续向西北隐蔽转移，于二十八日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完成绕道千里、回师赣南的战略任务，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军队进入根据地后，东奔西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却到处扑空。七月底，蒋介石、何应钦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已集中在它侧背的兴国地区后，立刻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

　　这时，双方主力云集兴国附近，形势十分严峻。红军应当从什么地方突破敌军的围攻？毛泽东、朱德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研究。会议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24]为什么选择北出富田作为反攻的突破口？因为当时得到的情报：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向兴国急进，其右侧的富田一带只有三个团防守。但当红军主力开始北上时，忽然发现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于红军赶到富田，这是国民党“进剿”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红军准备夺取富田的计划已难以实现。毛泽东、朱德断然改变计划，率部忍耐折回，重新返回高兴圩，另寻战机。

　　八月上旬，国民党各路军队纷纷向高兴圩地区逼近，重兵密集，把红一方面军主力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数十里狭小范围内。红一方面军已处在北、东、南三面受敌和西临赣江的危险境地。能不能突破敌军的严密包围圈，关系到红一方面军主力的生死存亡，成为放在毛泽东、朱德面前的严重课题。

　　毛泽东、朱德对面前的敌情作了冷静的分析，认为陈诚、蔡廷锴、赵观涛和蒋鼎文等部战斗力强，不易突破，而东面由龙冈向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由第二次“围剿”时的王金钰部改编而成）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他们决定将原定迂回敌军侧后的计划改为实行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方向突进。这是一个险着：南北都有强大的敌军，中间只有二十公里的空隙可以穿过。为了造成对方错觉，红军以少量部队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红一方面军主力却在八月五日晚出其不意地连续急行军一夜又半天，翻越崇山峻岭悄悄东进，穿过国民党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之间二十公里的空隙，于六日中午到达莲塘，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

　　国民党军对于红军主力的东进毫无察觉。红军一到莲塘，就发现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一个旅正毫无戒备地开向莲塘，决定集中兵力迅速歼灭该敌。七日拂晓，朱德、毛泽东指挥方面军主力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全歼该旅和上官云相听到枪声后派来侦察的一个多营，击毙旅长谭子钧，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莲塘战斗后，朱德、毛泽东挥师乘胜北进，包围驻在良村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当天下午一时，攻占良村，歼灭该师大部，击毙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守军残部逃向龙冈。

　　这两次战斗胜利后，毛泽东“估计敌在我莲塘、良村战后，必将调兵东向，找我主力决战。善战者自然应该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敌军大部调往东边，以便我向西打敌人的后方薄弱之处。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更靠东边的敌军毛炳文部为歼灭对象。”[25]红一方面军主力以三天行程奔袭毛炳文师所在的宁都黄陂。八月十一日，冒大雨进攻，一举突入黄陂，歼灭毛炳文师两个团；乘胜追击，又歼其一部。第二天，方面军总政治部发的《黄陂战斗捷报》中说：“三次战争，我红军于八月七日在良村、莲塘消灭敌人之第三路进击军两师，取得第一步胜利后，接着于八月十一日在黄陂击溃敌之毛炳文师全部，缴得步枪三千五百余支，手花机枪、水旱机关百余挺，无线电机一架，其他军用品无数，俘虏官兵六千余人。黄陂战争，我军开始猛攻，只一个钟头即将敌师全部打败”。[26]从八月七日至十一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莲塘、良村、黄陂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歼敌八个团一个营共一万余人，缴枪逾万，从原来的被动局面中夺回了主动权。

　　红一方面军主力突然进攻黄陂时，毛炳文和他的参谋人员慌忙撤走，连机密文件也来不及带走或烧毁。方面军参谋处从毛炳文师部缴获战斗前两小时才收到的一份紧急电报，是第六师师长赵观涛和第十师师长卫立煌发出的，内称这两个师正向黄陂开来，已进到离黄陂十公里的砍柴岗，中间只有一座大山之隔。毛泽东、朱德研究后，断定国民党已将主力掉头东来，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黄陂地区。他们立刻下达紧急命令：红军停止追击，迅速打扫战场，当夜撤出黄陂，向君埠以东君岭脑地区隐蔽集中待机。红军主力撤出黄陂的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四个师赶到黄陂。由于红军已经转移，他们又扑了空。接着，国民党其他军队也对黄陂、君埠地区形成东、南、北三面密集的包围圈。 这样，红军又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合围的十分危险的境地。正如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所说：第三次反“围剿”以来，红一方面军指战员“两个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27]八月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在君埠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应该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而要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用一部分兵力继续向东牵开敌军，掩护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回到兴国隐蔽待机。

　　会后，毛泽东、朱德针对蒋介石、何应钦“深恐我军东出抚州（即临川）”的考虑，命令红十二军装作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乐安佯动，使国民党军队产生错觉，以为红军主力要北攻临川，吸引他们向东北方向调动。毛泽东、朱德却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迎着正向东大举开来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寻找空隙，悄悄地向西疾进。疾进时，严格规定不准点灯，不准抽烟，不准发出大的声音，从蒋光鼐的第一军团和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两部之间只有十公里的狭窄缝隙中穿越过去。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再次突破重围，安全转移到兴国东北部的白石、枫边地区，在深山密林里休整。红一方面军主力采取这样大的行动，从这样小的夹缝中穿插过来，丝毫没有被敌军察觉，充分体现了指挥员的高超指挥艺术和部队的良好素质，也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支援和对敌军封锁的高度政治觉悟。

　　这时，国民党军队仍以为红一方面军主力还在东线，全力猛追。当方面军主力已在国民党军队主力背后的白石、枫边地区得到休整的时候，红十二军继续牵着“进剿”军的鼻子往东北走，攀山越岭，忽东忽西，疲惫敌军。正如当时缴获国民党军官的家信中所说：“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28]到八月底，蒋介石、何应钦才猛然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早已西去，急忙命令“进剿”军主力又掉头向西，再到兴国北部地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已在白石、枫边地区从容休整了半个月。九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三县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山区隐蔽集结。

　　国民党“进剿”军主力一再扑空，使他们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已无力再在根据地同红军作战。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宁粤两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广方面的联军趁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之际大举北进，进入湖南。鉴于上述种种情况，蒋介石决定“一面牵制江西境内”红军，“一面移师赣粤边区阻止叛军扩张”[29]。九月四日，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决定，命令左、右翼两集团军实行退却。

　　国民党军队的撤退，正是红军反击的大好机会。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九月七日，红军一部在泰和县老营盘歼灭北撤的国民党军队第九师一个旅。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兴国县高兴圩向蔡廷锴指挥的两个师发起攻击。但这一仗打得很艰苦，经过两天激战，双方死伤都近三千人，打成一个对峙。打成对峙的原因是：蔡部战斗力强又占据有利地形，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这是一个教训。十五日凌晨，方面军主力转移到东固以南的方石岭一带，抢先控制有利地形，截住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一部，激战到九时，全歼该部，师长韩德勤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潜逃。其他各路进击军纷纷撤出根据地。至此，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被打破。

　　第三次反“围剿”，是在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突然发动进攻而红军正分散在远离原根据地的闽西而又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的。国民党参加“围剿”的军队，人数比红一方面军多九倍，而且包括了陈诚等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红一方面军打破第一次“围剿”只用了一个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用了半个月，而打破第三次“围剿”用了三个月。情况最严重时，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但红一方面军坚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在地方武装和根据地民众的配合下，灵活机动地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先后进行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六次战斗，除高兴圩打成平手外，都取得很大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七个团，共三万余人，其中俘敌一万八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誓言，又一次破了产。

　　打破敌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红一方面军都乘胜解放一些新的地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到瑞金叶坪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并在十月十一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十月十四日，他们下达训令指出，“土围子炮楼是土豪劣绅的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30]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红军先后解放会昌、寻乌、广昌、上杭等县城，并在长汀、于都、武平等县普遍开展了工作；相继共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炮楼，巩固了后方。

　　这样，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中央苏区）。它的范围扩展到二十八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十五座县城，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动员了一万二千名群众参加红军，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一方面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在这三次反“围剿”中的丰富经验，作出重要的理论概括。他写道：“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31]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各方面的具体路线都已大体形成，从而把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具体化。从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土地改革的政策，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都已提出明确而系统的、切合中国实际的主张。这是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严格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成果。终于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注：

　　[1]  刘亚楼：《伟大的第一步》，《星火燎原》（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５月版，第３页。

　　[2]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３月版，第４８页。

　　[3][4]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版，第３８、４１页。

　　[5]  朱德、毛泽东命令，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２８日。

　　[6]  谢慕韩：《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文史资料选辑》第７册，中共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１４３页。

　　[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７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１４３页。

　　[8]  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１９３１年９月３日。

　　[9]  《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４月版，第１４３页。

　　[10]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５月版，第３００页。

　　[11]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３月版，第６３页。

　　[12]  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１９３１年９月３日。

　　[13]  《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３月版，第６４页。

　　[14]  朱德、毛泽东命令，１９３１年４月１９日。

　　[15]  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１９３１年９月３日。

　　[16]  朱德、毛泽东命令，１９３１年５月１３日。

　　[17]  《曹丹辉日记》，《江西党史资料》第１８辑，第１８２页。

　　[18]  《总前委第一次会议纪要》，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５日。

　　[19]  《总前委第二次会议纪要》，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６日。

　　[20]  《总前委第三次会议纪要》，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８日。

　　[21]  《总前委第六次会议纪要》，１９３１年６月２日。

　　[22]  《关于第三次赣南“围剿”之经过情形》，《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２辑，第３３册。

　　[23]  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３月版，第６１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２１９页。

　　[25]  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３月版，第６５页。

　　[26]  周以栗：《黄陂战斗捷报》，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２日。

　　[27]  苏区中央局关于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经过给中央的电报，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１８－１４日。

　　[28]  《白军官长的九封信》，《江西党史资料》第１９辑，第２３７、２３８页。

　　[29]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著：《剿匪战史》（１），中华大典编印会１９６７年版，第１５９页。

　　[30]  朱德、毛泽东命令，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１４日。

　　[31]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２０４页。   

Jinan90

十三、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上）


　　打破国民党军队三次大规模“围剿”后，“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已取得重大发展。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联结成一片，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也都有相当规模。客观形势需要建立起一个对各根据地实行统一领导的机构。

　　中共中央早就急于成立全国性的政权，在一九三○年二月四日发出《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五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毛泽东、朱德没有出席而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会上成立苏维埃大会准备委员会。当时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李立三认为，中央政府应当设立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随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纠正，这件事暂时被延搁下来。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中又把“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区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作为“苏区最迫切的任务”。[1]筹备工作改由中共苏区中央局负责进行。六月一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在八月一日召开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但不久因为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大会又在六月下旬决定改到十一月七日举行。

　　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刚刚失败，日本突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在四个多月内占领我国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这个严重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在九月二十五日联名发表文告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2]坚决主张抗日。

　　可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而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作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而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他们一味强调所谓“进攻路线”，在王明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3]，把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

　　这样，就使革命根据地内的状况大大复杂化了，也使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也就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4]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分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共中央八月三十日来信所说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在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五个决议案。虽在原则上肯定红军取得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但重点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来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并从各方面加以展开。

　　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说道：“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5]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认为：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6]在根据地问题上，他们把“傍着发展”的正确方针当作右倾保守来反对，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同湘赣等苏区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7]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写道：“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8]提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由各军政治部管理。”[9]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

　　几个决议案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10]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左”倾教条主义支配下的中共中央对它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也正在步步加强。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

　　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得很不够。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临时中央在给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批评中央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中没有能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说：“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11]赣南会议前，苏区中央局曾致电中共中央，“望派一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12]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临时中央经过讨论后致电苏区中央局：“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经过苏区中央局同临时中央商议，将原来规定的“江西苏维埃主席”改成项英。毛泽东是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进道路，显然将十分艰难曲折。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军部队，以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共六百一十人。会议开幕那天上午，举行了阅兵典礼。下午，项英致开幕词。晚上，毛泽东和代表们一起参加提灯庆祝晚会。

　　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报告回顾并总结了中央苏区过去的工作，认为：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的所在地，它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指出：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强有力的工农红军，他们依靠苏区广大群众的力量，连续击破了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围剿”，战胜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开辟了红军战争史上的新纪元。在中央苏区，已经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同时，也说到中央苏区存在着错误和缺点，有待纠正。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有利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在这种新形势下，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巩固和扩大红军，必须使苏维埃政权真正变成工农群众的政权，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加强反帝运动及职工运动的工作，必须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等等。

　　大会主席团于十一日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毛泽东等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依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原则，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并经大会通过。会上还通过了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张国焘等六十三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在二十日闭幕，由毛泽东致闭幕词。

　　这次大会制定的《宪法大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13]这些规定，虽然受到中共中央“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笼统地把一切剥削者都排除在政权之外，但这个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工农大众当家做主的中央政府，并具体地规定了劳动人民在各方面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经济政策》等，以法律的形式把土地革命中实行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政策固定下来，并规定工农大众享有的劳动和取得物质待遇等种种权利，但其中也有一些“左”的政策规定。如《土地法》中宣布“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还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影响了土地革命的健康发展。

　　根据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代表大会闭幕后，十一月二十五日，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任命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十五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但张国焘一直没有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职。会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时，各个革命根据地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和各路红军的统一指挥，在政治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代表大会通过的一系列法规和决议案，在初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临时中央政府和各根据地的立法和施政方针确定了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然而，临时中央的主要着眼点却在于过分夸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力量，片面强调苏维埃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急于取得在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由他们起草而经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包含的一些过“左”的政策，对根据地的发展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发生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领导下发动的宁都起义。像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过去还不曾有过，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希贤（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影响。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西北军的主力之一孙连仲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在第二次“围剿”时被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进攻。在作战过程中，许多官兵受到红军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国东北，又引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义愤；蒋介石对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处歧视和压制，更激起他们的愤慨。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曾对萧劲光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14]十二月上旬，毛泽东已得知第二十六路军即将起义的消息，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针对有人提出的争取一个旅起义的主张，要求尽量做好工作，争取组织“全部暴动”[15]。十一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会见第二十六路军内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袁血卒）。袁血卒回忆道：“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边，我轻声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他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第一句问话是：‘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是。１９２７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刘伯坚同志插话说：‘我在西北国民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毛主席称赞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

　　“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有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吗？’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我把七十四旅的情况向主席做了扼要汇报。”“毛主席点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16]十二月十四日，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两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分，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在红五军团，同其他红军一样，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毛泽东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他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17]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18]经他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红五军团工作，并任命刘伯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红五军团中原有的进步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批准董振堂入党。当董振堂得知被批准入党时，将三千多元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军政委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军官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三人入党。卢寿椿随后担任了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第四十三师师长，苏进担任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师长。

　　毛泽东十分重视采取一般士兵容易接受的形式对红五军团官兵进行教育。他派文艺演出队到红五军团中去演出，并对演出队的负责人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说：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要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当红军，要想尽各种办法向他们宣传过去是为谁牺牲，为谁送命。李伯钊等按照这个主题，编了一个《为谁牺牲》的戏，反映当时国民党军队士兵的悲惨遭遇，在红五军团各军演出后收到了很好效果。

　　关于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建设，周恩来一九四三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宁暴时毛泽东领导争取五军团干部。”[19]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役时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充分证明对这支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四万多人发展到六万多人。

　　宁都起义发生的第二天，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秘密交通护送下进入闽西苏区。同月底，到达瑞金。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周恩来在到瑞金时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一月九日，临时中央又作出决议认定：“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20]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五个师，在三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这样，会议就转到讨论如何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在发言中提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三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三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他再建议可否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项英说：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问过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彭德怀回答：“赣州守军马（皨）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21]会议按照多数人意见，决定打赣州。这是苏区中央局执行中央“进攻路线”的第一个军事行动。

　　一月十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赴前线督战。有人在途中还谈道：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帐。

　　一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谈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却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的来势很猛，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会议在中途更换主持人。[22]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会后不久，他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他的请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一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但两件大事仍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一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继续扩大对中国国土的践踏，一件是几万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

　　上东华山后没有几天，毛泽东就从报上看到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他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23]这个宣言仍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拖到四月十五日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上东华山后，他更关心的是红军攻打赣州的作战情况。三月上旬的一天早晨，细雨蒙蒙，项英骑马从瑞金赶到东华山，告诉毛泽东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并把前线发来的急电交给他。中革军委的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立刻带着警卫班下山，冒着风雨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原来被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的意见，已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支援下，使红三军团脱出险境。

　　中央红军这次攻打赣州历时三十三天，城未攻下，伤亡达三千多人。毛泽东到前线指挥部后，经过调查，提议苏区中央局在前线召开会议，讨论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三月中旬，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赣县江口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他这种主张，是要转入外线的进攻作战，以“出击求巩固”。但另一些人仍认为，红军攻打赣州是依据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虽从赣州撤围，并不是不再打赣州了；红军还是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要夺取中心城市的，主张红军开到湖南去。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把部队开到湖南去，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分率中路军北上。朱德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曾赋诗《经闽西感怀》，对毛泽东这次意见遭受否决表示惋惜：“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朱德在注释中说明：“这首诗第一句以下各句，都是毛主席当时的指示精神”，“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

　　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薄弱环节，除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闽西的红十二军刚占领了上杭、武平两县，守城的地方部队被击溃后退往广东。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他在率领红一军团北上宁都集中的途中，向军团领导人林彪和聂荣臻阐述中路军向闽西发展的主张，并得到他们的赞同。林、聂在三月二十一日向中革军委报告：“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日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毛主席意见。”[24]红一军团随即进抵闽西长汀待命。

　　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分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他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时，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如向南发展，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央局决定由我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25]

　　在长汀进一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毛泽东在三十日又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电文说：“恩来同志：（一）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二）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三）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四）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五）我明日去旧县晤谭（震林）、张（鼎丞）。泽东酉三十日”[26]对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顾虑：惧怕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整个根据地被占。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在四月一日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政治意义。他还说明：“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27]，会议又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为了组织好这次战役，毛泽东在会后带警卫排星夜从汀江坐船赶往上杭。警卫员吴吉清回忆道：“这时候，我们的心情都一样，望着这滚滚的江面和乌云密布的夜空，有谁不为主席的安全着急呢？”“只听他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罗！’”“夜空里，突然间飞来两响刺耳的枪声。”“紧接着，西岸大山的悬崖之上，也打过两声冷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问讯。看着这个情景，我们都知道进入了被红军打散的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便立刻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伏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准备。并且在船上仅有的这一小块地方，给主席和随行的陆定一同志做好了掩护。可是，主席非常镇静，他让我们把枪收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声说：‘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作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就这样，我们说说笑笑地到了上杭。”[28]毛泽东一到上杭，经过调查，又致电周恩来：“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十四到龙岩。”“中央局、军委宜移长汀。”[29]四月十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消灭守军张贞部近两个团，在下午攻占龙岩城。第二天，他致电周恩来，报告在龙岩取胜的原因，说明将在这里休整两天，待主力会合后，“即直下漳州”。并指出：“目前粤敌是对江西取攻势，对福建取守势。但我军入漳，必能诱动该敌。”[30]

　　根据中革军委的紧急命令，红五军团昼夜兼程，在十四日如期到达龙岩，同红一军团会合。毛泽东立刻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从龙岩到漳州的供应线，第三军随红一军团南下进攻漳州。

　　毛泽东为什么断定可以“直下漳州”？漳州虽是闽南重镇，地处九龙江的入海口，交通便利，贸易发达，但地势平坦，没有城墙，易攻难守。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两个旅和一些地方部队约一万人，孤立无援，主要依托漳州西北的天宝山一带外围丘陵地区进行防御。

　　红军经过实地调查，在四月十九日拂晓，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守军主要阵地，向纵深方向扩展。张贞见屏障尽失，大势已去，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而逃。二十日，战斗胜利结束，红军占领漳州城。

　　漳州战役中，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七十四人，缴获各种枪二千一百余支、各种炮六门、子弹十三万发、炮弹四千九百发、无线电台一部，还缴得飞机两架，其中一架能飞，红军曾用它飞到厦门上空散发传单。这一次胜利影响很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南靖一线，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31]入城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东路军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入城后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战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政策，分发谷物给群众，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向地主豪绅筹款；严格执行入城纪律，维持革命秩序。二十二日下午，他又向东路军总部、红三军、红四军的连以上干部作报告。他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32]红军是在农村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进了漳州这样的城市后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尽管毛泽东已估计到有人会把农村斗争的一套搬用到城市中来，进城时就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注意群众纪律，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出在打土豪上。毛泽东一发现，立刻抓住实例，坚决加以纠正。当时担任团长的杨成武回忆道：“我们打土豪，出了纰漏。从山区来，语言不通，特别是头一次打下了漳州这样的城市，谁是土豪？开始，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类似这些问题，其他部队几乎都有发生。毛主席发现后，在他的住地，原漳州省立第三中学即现在龙溪地委机关内那座小楼门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个连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毛主席在会上讲了很多话，其中最主要的是说打土豪，你们打错了很多，有的不是土豪，属于华侨。（那时规定一条，不没收商店、不没收华侨资本家的商店，但可以要他们捐款。）毛主席说，你们为什么搞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第一个原因，没有认真地很好地调查研究。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听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还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毛主席说：越是不懂话，就越要调查研究。”“我们团抓的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只有五六个是土豪，其他都不是，就给他们赔礼道歉，请吃饭，然后都放了。我们在进漳州的路上，看到一些香蕉、甘蔗，以为是资本家的，给吃了，也都统统赔了钱。这样，党的政策就贯彻得很好了，留下的影响很好，群众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这是一件比较大的事。”[33]毛泽东在漳州规定的城市政策，比一年多前打开吉安时规定的政策更加完善了：强调商店照常营业；对一般工商业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聂荣臻回忆说：“当时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开始不交。我们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继续营业。后来全国解放见到陈嘉庚先生，他说起这件事，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认为红军当年在漳州是讲‘信用’的。”[34]

　　毛泽东在漳州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著作。当时陪同他去找书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回忆说：“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35]这些书运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不但自己读，有几本书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彭德怀回忆道：一九三三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36]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发动群众，筹集了款项一百多万元，动员了近千群众参加红军，还调拨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的，打漳州是正确的？为什么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却主张打漳州？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城市的具体条件不同。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道：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37]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龙岩、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在四月十一日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他刚讲到中央区“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一个中央常委就插话说：“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虽然没有文件上表示出来），这是与国际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农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是原则上的不同。这在土地问题上、党的问题上、职工决议上、反帝问题上都表现出来。因此，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另一个常委又说：“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38]他们的意思是说：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时中央连续在四月十四日和五月二十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收到临时中央四月十四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电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一面准备接受中央批评，一面将临时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电告正在前线的毛泽东。

　　临时中央在这封指示信中，重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并说“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说：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最后强调地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39]

　　毛泽东接到来电后，断然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的规定和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是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他在五月三日复电苏区中央局：“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第一，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

　　“第二，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40]

　　这份复电里，毛泽东提出了在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这是在新条件下作出的一个重要概括，是对江口会议上提出以“出击求巩固”思想的发展。

　　苏区中央局没有能像毛泽东那样坚决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五月十一日，中央局在长汀作出决议说：“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承认“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41]这时，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了。他们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企图得手后再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六月初，在中央苏区的周围，国民党集中了四十个师以上的兵力，粤军已向北进攻赣南。毛泽东率东路军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毛泽东回到长汀，看见苏区中央局五月十一日的决议，十分不满，而这个决议是在他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他在九年后曾写道：“六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42]

　　东路军回师后，红军编制作了调整，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这三个军团，由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没有恢复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仍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在赣南前线，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解决入赣敌军”的意图，组织了南雄、水口战役。七月上旬在赣南、粤北的南雄、水口等地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入侵赣南的粤军退回南雄。聂荣臻后来说：“粤敌经过这次教训，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我赣南根据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尔后的北线作战是很有利的。”[43]但这次战役由于兵力不够集中，没有能大量地歼灭敌人，红军自身的伤亡也相当大，只打成一个击溃战。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到前线。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鉴于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44]但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再次写信向中央局进一步陈述：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信中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45]八月上旬，毛泽东在兴国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临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这次中央局会议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后，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中革军委根据兴国会议精神，在八月八日下达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领红一方面军佯作向西行动以迷惑对方，主力却秘密北上，经过一星期的急行军，到达乐安附近，对方还没有察觉。

　　八月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签发训令，突然向乐安县城发起攻击。十七日，攻克乐安。二十日攻克宜黄。二十三日又乘胜占领南丰。

　　乐安、宜黄战役是成功的。这一仗，行动隐蔽，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虏五千多人，缴获长短枪四千余支以及一批军用物资，创造了在一周内连克三座县城的成绩，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乐宜战役取得胜利后，下一步如何行动？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在后方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毛、朱、王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的地区推进——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准备打开赣东局面。当红一方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国民党军队已在这里集中三个师准备固守，并有援军赶来，当地地形也不利于红军作战。周、毛、朱、王立刻当机立断地改变攻打南城的计划，将红军主力退却到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寻求战机。

　　可是，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不同意前方的布置，批评他们在撤围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撤退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46]他们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以减轻“围剿”军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在前方的周、毛、朱、王在九月二十三日复电苏区中央局，明确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相隔一天，苏区中央局再电周、毛、朱、王，说：“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可以演成严重错误”。[47]同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作战计划，并强调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48]毛泽东、朱德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在二十六日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49]这是一个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苏区中央局对红一方面军这个训令十分生气，又收到临时中央七月二十一日长信和九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50] 十月三日至八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没有留下记录，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51]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坚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52]把他五月三日复电中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承认前方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但指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因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53]会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正当宁都会议期间，临时中央常委会在十月六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还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54]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这个指示电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后方。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十月二十六日，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第二年六月上旬，在宁都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时，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但博古作的结论中重申那次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55]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到宁都会议，说撤掉军职“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这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56]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毛泽东在十月中旬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院长傅连袄安排下住进老古井医院休养所——一栋两层的花园小楼房里。他一到医院，就去探视在这里分娩的妻子贺子珍。在休养所里，还住着正在养病的周以栗、陈正人，他们也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打击。三个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聚谈。毛泽东毫不隐讳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当时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57]他还同在福音医院治伤而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长谈了一次，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罗明回忆道：

　　“他概括地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杭、永、岩（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58]

　　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省委立刻决定派罗明为特派员到杭、永、岩一带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他到那里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对扩大红军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猛烈扩大红军”等。这在后来被认为是所谓“罗明路线”的“铁证”。当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时，途经上杭，罗明去迎接他。博古就责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博古问罗明对当前斗争有什么意见，罗明谈到要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他还没有讲完，博古便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59]博古到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正在疗养的毛泽东。博古又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这些，预示着毛泽东的处境将更加困难。

　　注：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７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２６４页。

　　[2]  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白军士兵兄弟书》，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５日。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７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４０６页。

　　[4]  任弼时在延安整风会议上的发言提纲，１９４３年１１月。

　　[5][6][7][8][9][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７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４８７、４４８、４５９、４８６、４７８、４８３页。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８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２２０－２２１页。

　　[12]  中共苏区中央局１９３１年１０月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

　　[1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７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７７２、７７３页。

　　[14]  萧劲光《红五军团的初创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第１７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６５页。

　　[15]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４３年６月２８日。

　　[16]  袁血卒：《“宁都兵暴”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版，第１９３—１９６页。

　　[17]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５月版，第９７页。

　　[18]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２月版，第３０２页。

　　[19]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４３年６月２８日。

　　[20]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１９３２年１月９日。

　　[21]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１７３页。

　　[22]  《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６月版，第７２－７３页；访问郭化若记录，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２日。

　　[2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８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６３６、６３７页。

　　[24]  《红一军团关于完全同意毛主席的行动方针的报告》，１９９１年３月２１日

　　[25]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版，第１４０－１４１页。

　　[26]  毛泽东对一、五军团行动的意见致周恩来电，１９３２年３月３０日。

　　[27]  《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２月版，第１１０页。

　　[28]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版，第１００、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８页。

　　[29]  毛泽东关于一、五军团行动与中央局、军委迁移长汀等问题给周恩来电，１９３２年４月２日。

　　[30]  毛泽东关于龙岩战斗胜利原因和岩永今后工作问题致周恩来电，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１日。

　　[31]  毛泽东关于今后行动方针和新区、白区工作的意见致周恩来电，１９３２年４月２２日。

　　[32]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版，第１４６页。

　　[33]  《杨成武谈红军东征攻打漳州》，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５期。

　　[34]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版，第１４７页。

　　[35]   访问曾志记录，１９８７年１１月。

　　[36]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１８３页。

　　[37]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版，第１５０页。

　　[38]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１日。

　　[3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８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１９３－２０１页。

　　[40]  毛泽东关于对政治估量、军事战略和东西路军任务的意见致电苏区中央局，１９３２年５月３日。

　　[4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８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２０９－２１９页。

　　[42]  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１９４１年上半年。

　　[43]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版，第１５５页。

　　[44]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的电报》，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５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月版，第７９页。

　　[45]  周恩来：关于池江、水口两次战役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给苏区中央局的信，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９日。

　　[46]  任弼时、顾作霖对方面军行动的意见致前方电，１９３２年９月７日。

　　[47]  苏区中央局复前方电，１９３２年９月２５日。

　　[48]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中央局电，１９３２年９月２５日。

　　[49]  红一方面军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１９３２年９月２６日。

　　[50]  苏区中央局致前方电，１９３２年９月２９日。

　　[51]  《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１日。

　　[52]  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１８期，第５２页。

　　[53]  《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１日。

　　[54]  中央常委会记录，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６日。

　　[55]  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１９４３年１１月。

　　[56]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５日、１６日。

　　[57]  《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２月版，第１７１页。

　　[58]  《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２月版，第１２０页。

　　[59]  《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２月版，第１２１页。   

Jinan90

十四、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下）


　　进入一九三三年，当湘鄂西和鄂豫皖两个苏区的红军主力相继退出原有根据地后，蒋介石便集中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同时进一步加紧经济封锁。他们把这两手同时并用：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中央苏区军民面临着打破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两大任务。打破军事“围剿”，由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指挥。打破经济封锁这副艰难的担子便主要地落到毛泽东的肩上。

　　这时，中央苏区内部的状况已发生一个重要变动。一月下旬，在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等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已难以立足，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二月中旬，被撂在长汀休养了四个月的毛泽东，接到召他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他带着贺子珍，孩子及警卫员一同回到瑞金，住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村。但把他调回来工作其实是有条件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临时中央或苏区中央局在上年十一月留下的一份残缺的电报，里面写道：“我们可以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可见，他是在得不到信任的困难条件下重新出来工作的。

　　毛泽东一出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首先抓的是要使人民委员会的机构正常运转起来，解决各部的散乱问题，以实现打破国民党当局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任务。二月二十六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举行第三十五次常会，决定：

　　“一、议决对国民党军阀向苏区与红军的大举进攻大烧大抢及经济封锁（尤其是断绝食盐）的残暴政策，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群众，坚决反对，一致的来粉碎敌人的进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只有这样才能将敌人烧杀抢劫及经济封锁的野蛮残暴政策归于消灭。

　　二、议决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向富农募捐，以充实粉碎敌人四次进攻的战费。

　　……

　　七、为加强中央各部的工作，议决责成各部迅速召集各部会议，以检阅过去工作，讨论今后行政实施方针，并健全各部组织。”[1]

　　会后，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号召苏区民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用一切力量帮助前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同时加紧春耕，设法输出本地土产、输入油盐洋布，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有组织地进行买卖，来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在临时中央政府各部工作开始正常运转起来后，毛泽东立刻抓紧督促检查，健全各种工作制度，要求各部制定工作计划，每月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如：责成教育部即日颁发各级教育部的组织纲要，健全教育行政系统；责成土地部立即检查各地的春耕运动情形；责成国民经济部即日起草组织纲要及目前工作方针等。这样，政府各部日益发挥起各自的职能作用。

　　这段时间内，周恩来、朱德在前线，顶住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再命令他们强攻南丰的压力，率领红一方面军在黄陂和草台冈先后打了两次成功的大兵团伏击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近三个师，二万八千人，其中包括陈诚的精锐部队，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巨大胜利。

　　局势本来正在向有利方面迅速转变。但是，进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却置这些于不顾，反而在“进攻路线”的旗号下，声势浩大地批判起所谓“罗明路线”来。他们抓住罗明一月下旬向省委所写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在二月十五日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间，闽粤赣特委改为临时省委，不久由罗明任书记。第二年二三月间，福建党代会上成立福建省委，罗明任省委代理书记。此处所说闽粤赣省委实际上是福建省委。）指责省委内“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撤销他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2]。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随后也被撤职。接着，临时中央又开展反对江西的“罗明路线”，主要是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他们中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在“赣南会议”上就曾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他们又依据实际情况，在军事上主张“诱敌深入”来消灭敌人，不赞成把敌军挡在根据地大门外硬拼；在工作上主张对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应当有所区别；在土地分配上仍然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等。从而被认定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3]。接着，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十几年后，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说道：“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4]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讲到这个问题：

　　“对干部问题，我只讲到一个问题，如罗明路线，究竟是怎样了，到现在还没有明显指出。他只是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路线问题。再还有些做了一件好事，还要说他是做了一件坏事。如罗明路线在江西，更是说得过火，如对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等同志的问题，对萧劲光问题，还有很多，后来发现七个书记撤职。这些都说明过去对干部问题是有错误的。那时，有些人无形中说什么毛派，也是不对的。”[5]反对罗明路线的矛头实际上指向毛泽东，这是许多人都看得清楚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公开地点名批判毛泽东？临时中央不是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6]这才使他有可能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但他境况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以很大的精力来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

　　这在当时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那时候，中央苏区大体上有三百万人口，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十万多，不发展生产怎么行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极其重视。原来担任《红色中华》主编的王观澜回忆道：“生产如何发展？与战争如何结合？战争第一，生产、生活如何办？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些问题不解决，革命战争能不能维持，就成为大问题。”[7]为了消灭中央苏区，国民党政府在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经济封锁，企图使中央苏区军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造成经济枯竭，无法生存下去。一九三二年起这种经济封锁更加紧了。“企图建立纵深二百六十里的封锁网，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天只买盐三四钱，每月不得超过一斤，把群众的粮食搜掠到反动的堡垒里去。”[8]严密的经济封锁给中央苏区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大：“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出来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而苏区的食盐、洋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当时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由于工业品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给养。”[9]一九三一年底，临时中央一些“左”的经济政策推行到中央苏区来，更是雪上加霜。到一九三三年春夏，中央根据地经济严重恶化：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这便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严峻局面。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毛泽东先从健全领导机构着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常会决定：“为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以适应革命的发展，议决呈请中执委批准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并委任邓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10]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命令指出：“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予以迅速的转变。”四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成立，下设设计局、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处。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中央政府通告，强调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抵制奸商的残酷剥削，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一重大任务，是迫切摆在整个苏维埃与广大工农群众的面前。”[11]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两次大会：一次是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瑞金举行；一次是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博生县（原宁都县）举行。这种经济建设大会，以前在苏区是没有开过的。

　　毛泽东在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是这个报告中的重要部分。报告从根据地实际情况出发，指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也是为着改善群众的生活。他尖锐地批评了战争忙“没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胜利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错误认识。要求各级政府抓紧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领导方式上要群众化，反对官僚主义；在工作方法上要和群众商量办事，反对命令主义。他强调指出：

　　“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12]这两次经济建设大会召开后，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具体指导下，中央苏区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群众性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发展起来。

　　毛泽东把大力发展农业作为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任务来抓。王观澜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抓政府工作时，抓得很紧。农业生产当时主要是劳力问题，雇零工平时一天要三至四毛，到割禾时，一天两三元也雇不到。红军家属虽有耕田队帮忙，但也时常发生不能及时解决耕种的问题。地方工作越先进，参军的人越多，壮劳力也就越少，生产就越困难。所以，毛泽东同志重点抓了创办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常亲自讲演，予以提倡、推广。换工本来在民间早有习惯，犁牛合作社是以查出多余的牛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有一个章程，对使用管理和喂养耕牛都有具体规定。但农忙时，劳力还感不足，以后就发动妇女参加劳动，抓典型，奖励推广。江西妇女原没有下田的习惯，通过动员，妇女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成了一支生力军。就这样，解决了农业生产中劳力不足的问题。一九三三年，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红军给养有了保证，一九三四年那一年，农业生产也是大丰收。”[13]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也是放在中央苏区经济工作面前的一项严重任务。由于这种严密的封锁，造成中央苏区内盐、布、西药奇缺，而粮食、钨砂、烟、纸、樟脑却出口困难，直接影响了群众和红军的生活，影响了革命战争。有人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很重视这项工作，号召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发展对外贸易，把粮食、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输出到白区去，卖得适当的价钱，从白区购买必需品，如食盐、布匹进来，分配给人民，打破敌人的封锁。当时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副委员长陈云同志、朱琪同志都亲自抓这项工作。”[14]他们采取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沟通了中央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活跃和发展了苏区经济。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15]此外，财政、金融、手工业、兵工厂、邮电、交通、医药、卫生等事业都有一定的发展。

　　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毛泽东选集》中的《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报告的重要部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结论的一部分），总结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经验，明确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16]这些方针政策，不仅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实际上逐步形成一种根本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对政权建设，毛泽东也投入了巨大精力。

　　第一次全苏大会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已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

　　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规定“第二次全苏大会以前应改选各级地方苏维埃”。七月二十一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作出《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强调：苏维埃政府“须尽量接近群众，为群众谋一切利益。因此，不论乡、区、县、省，区域都不应过大”。行政区域划分完毕后，立刻开始进行选举。八月九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指出：这次选举是从乡、市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要充分发动群众，预先公布候选人名单，“当实行选举时，须按名逐一提出，逐一讨论，逐一表决，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还要收集选民关于自己实际生活和对政府政策法令意见的提案，在此基础上开好区、县、省三级苏维埃代表大会。[17]

　　为了发动选举运动，九月六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作了《今年的选举》的报告。

　　这样，中央根据地的选举运动便热烈地开展起来，在九、十月间达到高潮，十一月上旬基本完成。中央苏区内，共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

　　一切苏维埃政权工作的实际执行，主要是在乡这一级。那末，它们应该怎样进行工作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选举工作刚一结束，毛泽东就在十一月中、下旬，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这两个点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来推动全局工作。他召开有各方面人物参加的调查会，走访贫苦农民家庭和红军家属，同农民一起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了解乡苏工作和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随后，写出了《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两篇调查报告，把它们作为“乡苏工作的模范”材料印发给第二次全苏大会。在长冈乡调查报告中，他写道：“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了”，“问题是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他所总结的长冈乡的经验就是一个“活的榜样”。

　　在才溪乡，毛泽东全面总结了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他特别重视最基层的村政权的建设，指出：“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这样，就使苏维埃的基层政权能够形成一个周密的、同民众有密切联系的网络，最大限度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更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作了详细的总结。他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假如苏维埃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讨论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苏维埃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地围绕在苏维埃的周围，热烈地拥护苏维埃。”从发展革命战争的需要来看，也决不能忽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毛泽东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

　　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在领导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同时，还展开了查田运动。这是根据临时中央的要求开展起来的。

　　当时，在中央苏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围剿”和反“围剿”的拉锯式作战中，中央苏区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发展并不平衡。毛泽东说过：“依着土地革命发展的经验，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是有它的大致的阶段的，就是：一，没收分配土地的阶段；二，检查土地的阶段；三，土地建设的阶段。”[18]在土地的没收分配工作告一段落后，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并且发动群众来做，是正常的。另一方面，中共临时中央那时已提出“左”的土地政策，在中央苏区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又试图通过查田运动来全面推行这种“左”的土地政策。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毛泽东还在长汀时，由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出第二号训令，就号召苏区会昌、石城等八县“重新分田”和“查田”，“限二月内全县田园，必须彻底分好，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19]这就使查田运动大大复杂化了。

　　毛泽东回到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后，对查田运动采取经过调查、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的做法。三月，他派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队到瑞金叶坪乡做试点工作。王观澜回忆说：“我在瑞金叶坪乡搞了查田运动试点，是毛泽东同志指示下搞的。”“毛泽东同志亲自来到叶坪乡视察，征求我的意见后，把叶坪乡查田运动的经验推广到三个区（云石山、壬田区、武阳区），后来又推广到全县。”[20]

　　六月一日，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在中央苏区内普遍地深入地开展查田运动。“责成各级政府主席，用最大注意去领导整个查田运动。”“查田运动中，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着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训令强调了发动群众大多数的问题，要求在通过地主富农成分和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时，都要经过尽可能多数群众的同意与参加。训令中也有不正确的内容，主要是：“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21]这实际上就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第二天，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特地指出：“党和苏维埃政权过去对于土地问题解决的不正确路线（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在许多区域中土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就给查田运动预先定下了调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处境自然是艰难的。

　　为了具体指导查田运动的进行，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叶坪主持召开瑞金、会昌、于都、长汀等八县的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一日，又在叶坪召开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接着，江西、粤赣、福建等省也分别召开所属各县的查田运动大会，深入动员，并作出行动部署。

　　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的报告，具体阐述了这次运动的策略和方法。对划分阶级，他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强调了两个区分：一个是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另一个是也要区分富农和地主。他说：“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他更着重地指出：“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的〔是〕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他，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提出“富裕中农”这个问题，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创见，说明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阶级状况的认识更加细致和切实了。以后，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断发展，对正确处理中国土地革命这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起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查阶级的工作方法上，他很有针对性地讲到四个问题：“一、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二、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三、查阶级之前，一定要经过宣传的阶段，即讲阶级的阶段。不经过公开的普遍的讲阶级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四、查阶级要发动工会、贫农团的会员及其他群众多数人去查，要群众查了随时报告贫农团与查田委员会。不应该只是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对通过阶级的问题，他也采取很慎重的态度。指出：“通过阶级就是决定阶级成分，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故要十分谨慎。一定要是查清楚了的才能提出去通过。”“如有疑问的，移到下次讨论，此次不要通过。”“如果过去有通过错了的，如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地主，地主当富农，应该推翻原案。要在群众大会上说明过去错误了，现在改正的理由，取得群众的满意。”“如果将错就错，不肯改正，那是完全不对的。”[22]

　　七八月间，查田运动已在中央苏区内全面展开，土地分配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在运动发展中也出现一些偏向，主要是侵犯中农利益和把富农当地主对待。不少地方把富农的家产全部没收了。有的地方把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人或者只请过一两年长工的富裕中农也放在富农一类。瑞金城区的查田，一开始就按家按亩去查，查得中农恐慌起来，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政府请求把自己的成分改为贫农，说：“中农危险得很，挨上去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咧，隔富农就远了一点。”

　　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这些偏向，毛泽东在八月间发表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他肯定了查田运动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侵犯中农的倾向是最严重的危险”，是“‘左’的机会主义倾向”。他也谈道：不少地方把富农当地主来对待，“这一错误的来源，是由于抹煞富农的劳动力”。“对富农的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上去。”[23]在查田运动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有些是以往的文件中缺乏具体规定或规定得不明晰，有些是工作人员对已有规定的解释不正确或在执行上发生错误。王观澜回忆道：“起初只从表面生活来看，从政治势力来看。随着斗争的深入，才开始从剥削关系、剥削数量来分析。”[24]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十月间，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六月下旬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通过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同时予以公布。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明晰地提出了如何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原则，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个文件，不仅对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工作起了指导作用，在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又经中共中央重新印发，成为当时土地改革工作的指导文件。

　　《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是十月十日由临时中央政府通过的，对当时土地斗争中遇到的二十个实际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和解释。例如，自己劳动还是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是区别富农和地主的主要标准。《决定》中写道：“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叫做有劳动。全家有一人每年从事主要劳动的时间不满三分之一，或每年虽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劳动但非主要的劳动，均叫做有附带劳动。”又如，关于富裕中农的问题，《决定》写道：“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其剥削收入的分量，以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为限度。在某些情形下，剥削收入虽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以富裕中农论。在苏维埃政权下，富裕中农的利益，应与一般中农得到同等保护。”[25]这两个文件，具有原则上的明晰性和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这正是毛泽东在工作作风上的重要特征。对它的意义，王观澜评论道：“这样打击面就可缩小，拥护的人就多了，可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地主、富农则下降到百分之五左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6]毛泽东、项英等签署发出的临时中央政府公布《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命令中写道：“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27]这以后，实际工作发生了很大转变。胜利县原来划定的地主、富农有两千一百十六家，十月间根据两个文件进行复查后，有一千三百多家改为中农和贫农。会昌县乌径区，由富农改划为中农的有三十五家，改划为贫农的有四家，由地主改划为富农的有十八家。于都县段屋区由地主、富农改划为中农和贫农的有四十家。[28]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对根据地实行更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和逐步推进的新战术。他调集一百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先以五十万兵力，分北路、南路、西路从三面围攻中央苏区。九月下旬，它的主力北路军开始发动进攻，二十八日进占黎川。

　　这时，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已发展到八万多人，同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对比是一比六。尽管形势严峻，然而比起第三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和第四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几来，还是要好一些。如果红军能够采取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策略，仍有可能打破这次“围剿”。

　　但中共临时中央却准备以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来打破这次“围剿”。五月十二日，临时中央决定增补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规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主席职务，实际上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控制军事指挥权。六月十三日，临时中央提出将中央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博古并不懂得军事，完全依靠于九月底到达中央苏区的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负责指挥作战。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黎川失守后又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所谓“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

　　毛泽东这时已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他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阶段时起，就不同意“两个拳头打人”和以后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认为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但博古、李德等却急于恢复黎川，强令东方军反击。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占着绝对优势，并且包括了蒋介石许多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同他们硬拼显然是十分不利的。红军主力在硝石、资溪桥和浒湾连续多次强攻失利，陷于被动地位。

　　博古、李德在失利面前，不但没有从战略决策上进行检查，反而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说要找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他们追查萧劲光在黎川失守中的责任，说他是退却逃跑，主张处以极刑。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29]可见，这件事的矛头其实也是对着毛泽东的。由于毛泽东、王稼祥等坚决反对，萧劲光没有被处极刑，但仍被判处五年监禁徒刑，并开除党籍和军籍。萧劲光被关押后，毛泽东要贺子珍前往探视，并转告萧劲光说：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问题，“你应该撤退，做的对”。[30]萧劲光被关了一个月后，调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

　　这时，出现过一个对红军打破“围剿”很有利的机会：曾在上海奋起“一?二八”抗日作战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十一月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打倒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等口号。[31]在这以前他们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转入福建，讨伐十九路军。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继续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些中间派力量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又害怕红军主力向苏浙皖赣地区突进会造成中央苏区的丢失，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红军也因错失时机而无法打破“围剿”。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把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指责为“富农路线”。会议期间，周恩来向博古表示：以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似无此必要”。博古等坚持原议。

　　一月二十二日起，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选出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提议的改由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三月十五日，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提出“在继续开展查田运动中，必须坚决反对拿‘算阶级’来代替查阶级，拿百分数的计算代替阶级斗争”。提出：“必须坚决打击以纠正过去‘左’的倾向为借口，而停止查田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这些，显然都是针对毛泽东的主张来说的。训令还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32]这就使查田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又进一步发展起来，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中央苏区内的社会混乱。与此同时，博古等继续批“邓、毛、谢、古”，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33]这就使许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这时，他的亲属都因受株连而遭到打击。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一直挨批，被撤职，要追查他的“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到红军大学学习。贺子珍的妹妹、毛泽覃的爱人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到中央党校接受批判。贺怡想不通，有时到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泪下。静静地听着的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34]

　　毛泽东后来对外国朋友说起过他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35]

　　在这种逆境中，毛泽东抓紧时间，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总结革命经验。他在一九五七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谈起过：“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36]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特别是广昌保卫战的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已被攻破，整个局势越来越危急。博古、李德等到广昌前线去后，周恩来留在后方的瑞金，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四月下旬，经过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携带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这是他被冷遇三个月后才又得到的一次工作机会。他先到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县文武坝，会见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毛泽东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当晚，他又和何长工一起到战地前沿去视察。

　　当得知防守南大门的红二十二师同优势敌军作战后被迫退出筠门岭、正在开干部会检查战斗失败的教训时，毛泽东立刻打电话给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说：“你们打得很好，你们是新部队，敌人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他指出：“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大量消灭敌人？你们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的打法，要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毛泽东最后指出：对“反水”的群众决不要打枪，但要放“纸枪”（即传单、标语），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37]红二十二师在连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作出具体布置。这以后，粤军一直停留在筠门岭，没有再前进一步。在南线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

　　五月间，毛泽东又出席粤赣省委召集的各级干部会议。他说：目前斗争形势很紧张，苏区越来越小，要求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查田运动；扩大白军工作，消除赤白对立；恢复钨砂的生产与输出，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组织余粮大半出口，向白区购买布匹、食盐；整顿地方武装组织，清洗混入队伍的不纯分子，准备保卫胜利果实；做好扩红工作，完成扩红任务等。

　　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指导刘晓、何长工等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针对陈济棠的粤军同蒋介石存在矛盾的情况，他说：总的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他还说：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38]接着，毛泽东到会昌站塘的李官山视察红二十二师，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查，还用三个晚上时间同师领导干部一起总结战斗的经验教训。

　　经过在前线和站塘等地的调查，回到文武坝后，他向刘晓和何长工指出：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派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粤军反蒋抗日。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的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

　　毛泽东虽然身处南线的会昌，他最关心的仍是中央苏区的全局。那时，中革军委准备将红七军团南调，加强南线的防御。毛泽东同粤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研究后，在六月二十二日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的实际状况：“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因此判断是渐，不是突然”，建议红七军团可不南调，军团长“寻淮洲以在瑞金待机为宜”。[39]周恩来接受了这个建议。

　　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了两个多月，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苏区南线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同北线接连遭受严重挫败的形势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天，毛泽东带着几个战士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远望南方，写下了《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十月初，何长工和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同陈济棠部进行了三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为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二道封锁线开辟了道路。

　　在这以前的五六月份，博古等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报告了国内情况。高自立在报告中转达了博古的口信：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毛、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插话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这大的人物来，谁保险？”吴亮平回忆道：“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40]六月下旬，毛泽东在会昌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实际上，中央书记处五月间已向共产国际请示，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也已复电同意，可是在这次会上对此并没有传达。毛泽东发言时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这个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六千多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这两支部队在七月间出发，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41]但由于转到外线去的兵力单薄，没有能起到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出的作用。

　　国民党军队不断地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他们的飞机不时地来瑞金沙洲坝轰炸，局势越来越紧。七月间，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迁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毛泽东也搬往高围乡云石山一个大庙里居住。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主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的指示，中革军委布置他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经过将近一个月，他写成了约三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共分三章。第一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以及游击队如何发展成为红军。第二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袭击驻止和行动的敌人、破坏敌人的后方、对付敌人的“围剿”和追击、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三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部队内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他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有好几次主席让我把他写好的东西，连夜送下山去给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看。写的什么当时我们不知道。后来主席请人把写的东西抄清，用蜡纸刻出来，通过我们中央政府的发行科，发到了各个县和区。我们警卫班的同志因为参加印刷，每个人都留了几本学习。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写的是有关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书里头好多事是主席领着我们粉碎前几次蒋介石‘围剿’时我们亲身经过的，也有好多事是主席在武阳镇、会昌、于都等地开调查会、走访群众时我们听说过的。”[42]到红军大转移时，这本书才下发到各部队。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的弟弟、国家人民银行行长毛泽民，来找他商量搬“秘密金库”的问题。这个金库是一九三二年四月毛泽东率领东路军在漳州缴获大批金条、银元等后建立起来的。毛泽东问道：“你们准备搬到哪里去？”毛泽民回答：“想搬到兴国一带去。”毛泽东说：“敌人已经到了藤田、东固、黄沙岭一带，你搬到兴国去怎么行？”停顿一会后又说：“我看还是立即分散，让部队自己管起来更好。你们研究研究看行不行？”[43]后来在转移时，毛泽民把金库中的大部分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一部分专门组织连队押运，保障中央各机关的使用，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前线的战局越来越不利，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困难。打破敌军“围剿”已不可能，只剩下长征这一条路了。毛泽东心情焦急，向中央书记处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得到了同意。九月中旬，他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抵达赣南省委、省苏、省军区所在地于都。

　　此时，中共中央已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44]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他立刻召开各种会议作调查，还找那些从敌占区或刚被敌军占领地区过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员详细了解敌人的动向。九月二十日，毛泽东急电报告周恩来：“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电报最后说：“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45]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时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连续的紧张工作和难以驱散的忧虑，使毛泽东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高烧发到四十度，嘴唇干裂，两眼深凹，脸颊烧得通红。卫生员给他奎宁片、打奎宁针，高烧依然不退。警卫员吴吉清跑到省政府打电话向瑞金报告。红军医院院长傅连袄得知后，连夜骑马赶到于都，确诊他患的是恶性疟疾。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毛泽东的病情才慢慢好转。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直到第八天拂晓，我们刚刚想睡一会的时候，听见有人慢步走到床前来，温和地说：‘这几天，你们都辛苦了！’我们睁开眼睛，一看是主席，就着急地说：‘您病还没有好，怎么就起来啦！’主席笑着说：‘我好了！”毛泽东刚能起床，就开始工作。傅连袄等一再劝告他再休息几天，他回答说：“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十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泽东骑马赶回瑞金，先到中革军委向周恩来等报告了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枯等情况。然后，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一个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又称青山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46]当时，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希望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但博古等不让他走。瞿秋白请求毛泽东给中央说说。毛泽东说，我已经同他们讲过，但“不顶事”。

　　毛泽东回到家里，抚摸着天真活泼的小孩毛毛，心里很难受。过了一会，毛泽东告诉贺子珍：“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望着贺子珍，他又说：“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

　　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去随军行动的消息后，立刻到中革军委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第二、应带一部分女同志走。他得知中革军委已派部队到于都河搭浮桥，准备大部队从那里过河，又策马赶到于都。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中革军委的电话，说中央决定带走三十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贺子珍，把她们编在卫生部休养连，但不能带孩子。毛泽东立即派警卫员回瑞金通知贺子珍：小毛只能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毛泽覃、贺怡照顾了。在战争环境中，这个孩子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后来再没有找到。

　　十月十日晚，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长征。

　　毛泽东在于都作好安排后，于十五日在县城谢家祠参加由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说：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并且对将要留在中央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离开于都城，踏上征程。刘英过了于都河后看到毛泽东，就问：“你九月份到于都是有‘特别任务’的吧？”她后来回忆道：“毛主席这才告诉我，他来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47]从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48]无论在前期的作战指挥上（包括漳州战役和宜乐战役），中期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的领导，还是后期在会昌和于都的短期工作中，他都竭尽全力地做出重要的成绩。他还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书，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这段不平常的艰难经历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二三十年后，他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49]

　　注：

　　[1] 《红色中华》，１９３３年３月３日。

　　[2]  《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１９３３年２月１５日。

　　[3]  《工农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１９３３年５月４日。

　　[4]  秦邦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１９４５年５月３日。

　　[5]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１９３６年９月。

　　[6]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电，１９３３年３月。

　　[7]  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３５２页。

　　[8]  亮平：《经济建设的初步总结》，１９３３年９月３０日。

　　[9]  姚名琨：《对外贸易局江口分局》，《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３８０页。

　　[10]  《红色中华》，１９３３年３月６日。

　　[11]  《中央政府通告第二号》，１９３３年７月２０日。

　　[12]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１２２页。

　　[13]  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３５１页。

　　[14]  王贤选、何三苟：《中央苏区反经济封锁的片断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３８９页。

　　[15]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４日

　　[16]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３、１３９页。

　　[17]  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选举运动周报》第１期，１９３３年８月２５日。

　　[18]  毛泽东：《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红色中华》第８６期，１９３３年６月１７日。

　　[19]  《红色中华》第５２期，１９３３年２月１３日。

　　[20]  王观澜：关于查田运动的一些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３５５页。

　　[2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１９３３年６月１日。

　　[22]  毛泽东：《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写于１９３３年６月１４日，载《斗争》第３２期，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８日。

　　[23]  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斗争》第３４期，１９３３年８月２９日。

　　[24]  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３５１页。

　　[2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９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５４９、５５１、５５２、５６１页。

　　[26]  王观澜：《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和经济情况》，《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３５１页。

　　[27]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４９号，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０日。

　　[28]  《红色中华》第１７５期，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４日。

　　[29]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版，第４２页。

　　[30]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５月版，第１４２页。

　　[31] 《人民代表大会口号》，《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３月版，第８１页。

　　[32] 《土地革命文献选编》（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７４５、７４６页。

　　[3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４月版，第３３６页。

　　[34] 《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２月版，第１７５页。

　　[35] 毛泽东接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１９６５年８月５日。

　　[36] 《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７月版，第４０１、４０２页。

　　[37] 方强：《毛泽东同志来到南方战线》，《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２２２、２２３页。

　　[38]  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６月版，第１２９、１３０页。

　　[39]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１９３４年６月２２日。

　　[40]  吴亮平：《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７月版，第５５页。

　　[41]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42][43]  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页。[44]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中央党史资料》第１辑，第１７６页。

　　[45]  毛泽东复周恩来电，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０日。

　　[46] 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学习与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47]  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了望》周刊，１９８６年第４０期。

　　[4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４月版，第３３８页。

　　[49] 《毛主席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８月版，第８１６、８１７页。

Jinan90

十五、长征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布置了几道封锁线，却不知道红军往哪个方向突围，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的第一道封锁线上部署的兵力并不强。十月二十一日夜间，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二十五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就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开始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取胜的问题。到信丰县古陂杨坊宿营，贺子珍从休养连前来看望他，讲起瑞金县男女老少相送时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听了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十一月上旬，中央红军顺利地在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这时，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因患疟疾发高烧。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他，安慰他说：“同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1]十一月中旬，他们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

　　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追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2]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二十七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过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受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毛泽东在激战中随军委纵队从花村渡过湘江。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失败，但红军自身却付出沉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为三万多人。这时，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他先拿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岸边进行阻击，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警卫班战士一个也不肯动手，在场的博古默不作声。毛泽东便直接出来干预，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他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3]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4]这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的指挥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肩上。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后来曾写道：“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5]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当天下午七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6]红军主力西进，在十二月十五日攻占贵州黎平，但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十八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7]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博古尽管自己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8]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后来以廉臣的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赤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被单一条，授予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9]一九三五年元旦，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10]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同时，在黎平会议后，已重新任命被李德、博古派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为总参谋长。

　　但争论仍没有结束。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11]王稼祥回忆道：“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12]此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13]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至六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在一月七日解放了这个黔北重镇。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于九日下午进入遵义城。

　　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

　　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伍修权回忆说：“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14]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博古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支持博古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没有答应。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二十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15]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会后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16]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曾多次讲到凯丰当时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他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17]会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经过三天热烈讨论，会议还作出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8]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走自己的路”，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19]遵义会议后的新的中央，改变“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同时，对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人进行平反。江华回忆说，“毛主席有发言权了，我们这些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人，也逐渐得了‘赦免’。”罗明回忆道：“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通知刘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我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20]被诬陷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被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五年的萧劲光，遵义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就向他宣布：“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21]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四十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三万五千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一月十九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二十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沪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红军分三路在二十七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

　　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三、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它在二十八日凌晨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它的增援部队又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红军立刻由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下，干部团猛打猛冲，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毛泽东在山头上看到这种情景，称赞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接着，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参战，把阵地巩固了下来。这就是土城战斗。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这次战斗打得并不好。博古那时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一月二十九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这时，川军潘文华部三十六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立刻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

　　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于二月八日进驻扎西镇，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三条教训：“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22]他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他的理由是：应该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为此必须整编部队，实行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

　　当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再渡赤水河。中央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红军在二月二十日前后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夺取遵义。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极目四望，吟成《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接着，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时，中央红军又由遵义向西开进。三月十日，毛泽东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现金沙县）的建议。周恩来回忆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23]

　　会后，中革军委给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毛泽东从这件事中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24]

　　这时，由于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迂回曲折，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使蒋介石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堵。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方，调动国民党军队西移，红军在三月十六日下午至十七日中午分别从茅台附近三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主力却在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

　　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果然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集各军迅速奔集川南古蔺地区。二十日，蒋介石还得意地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各路军队大举西向的目的后，红军决定立刻掉头再次东渡赤水河，返回贵州。二十日下午，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示：“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25]

　　这时，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兵力已十分空虚。红军主力在三月二十一日晚至二十二日晨神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充分显示出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它是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们随即挥师南下，大踏步越过遵义仁怀大道。三十一日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回忆道：“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甩开了敌人，部队就像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个团的围追，入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氚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26]进入云南后，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抓紧“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的机会，以最快的速度抢渡天险金沙江，把一直紧紧尾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远远抛在后面。

　　在奔袭云南途中，贺子珍所在的干部休养连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袭击。她因掩护伤员而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昏迷过去。经检查，发现挂花十七处。她苏醒后对赶来的毛泽民夫妇说：“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27]毛泽东赶到，她又说：“润之，把我留下，你们前进吧！”毛泽东对她说：“子珍，你不要那样想。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28]

　　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平原后，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由于没有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很不准确。全军都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位置在哪里，仅靠询问向导探索前进。用这种侦察方法，至多只能查明两三天的行程，往往要走不少弯路。”四月二十八日，先遣分队在通往昆明的公路上，截获一辆汽车，车上有龙云送给薛岳的云南省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毛泽东知道后十分高兴。他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就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谓巧获呀！”[29]当晚，毛泽东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立刻开会，研究抢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他说：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获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该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国民党军距我们还有三四天行程，迅速争取渡金沙江的先机。

　　中革军委一面派先锋团直逼昆明，迫使云南当局调兵固守昆明，削弱金沙江的防务，一面率主力迅速北上到金沙江南岸，准备过江。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两岸崇山峻岭，水流湍急，吼声如雷，素称天险。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在洪门渡、龙街渡、皎平渡三个渡口抢渡金沙江。毛泽东等随中央纵队从皎平渡渡江。从五月三日至九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国民党追兵在薛岳率领下赶到金沙江边时，已在红军过江后的第七天，船只已经烧毁，只能隔江兴叹。这样，红军就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紧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渡过金沙江后，红军得到几天的休整时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四川会理城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那时，林彪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30]毛泽东批评了林彪，“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称赞他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军继续北上，先要通过彝族聚居地区，才能到达大渡河畔。毛泽东嘱咐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刘伯承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对其他部族做了工作，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

　　蒋介石立刻又命令在大渡河以北地区加紧布防，致电各路将领：“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31]安顺场在大渡河南岸，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四五十里是高山。部队在这样的深沟中没有回旋余地，兵力也无法展开，极易被敌人伏击消灭。刘伯承率先遣队到达后，找到两只小船，由十七名勇士坐着过河，占领了渡口。先遣队各部陆续过江。但此处架桥不易，全军难以在短时间内从这里过江。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抵达安顺场，听取刘伯承、聂荣臻详细汇报过河和架桥的情况后，立刻决定红军沿大渡河两岸赶向安顺场以北一百七十公里的沪定桥，限两天赶到。红军克服重重困难，按时赶到，战胜守军，占领了沪定桥和沪定县城。红军主力在六月二日全部渡过大渡河。毛泽东对指战员们说：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过了泸定桥，红军继续北上。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指示》，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之线守敌，奇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

　　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关键，是要翻越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夹金山。山上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六月十七日早晨，毛泽东喝完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又陡又滑的雪路，向山顶攀登。他把马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使用，并且说：“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走到半山，气候骤变，冰雹劈头打来。他拉着战士的手前进，同时嘱咐大家：“低着头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万不要撒开手！”一会儿，冰雹停止，但越近山顶空气就越稀薄，一些体力弱的战士一坐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毛泽东对坐在雪地里休息的戴天福说：你坐在这里非常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警卫员吴吉清抢先把戴天福背起，在毛泽东帮扶下走向山顶。越过山顶后，下山就比较容易了。当天下午，他们就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三月中旬退出川陕根据地来到川西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十八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会见在这里迎候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两军会合后红军的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不料，恰恰在这个大问题上立刻发生严重的、难以调和的分歧。

　　还在两军会合的前夕，中共中央收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来电请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六月十六日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明确地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张国焘、陈昌浩复电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个战略，提出红军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

　　到达懋功县城的当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就战略进攻方向问题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提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望即下决心为要”。张国焘于二十日又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向西发展，并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无良策”。中央复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这样重大的问题，在往来电报中自然是难以解决的，因此，中共中央在电报中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二十五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懋功县城以北的两河口，欢迎从茂县前来的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并举行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大会。朱德致欢迎词，说明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重大意义和北上的方针。张国焘在讲话中却公然提出同中央相悖的西进方针。[32]毛泽东和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已经多年不见了，但一见面谈话却并不投机。

　　第二天，在两河口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从地域是否便于机动、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三个方面，阐明红军应该去“川陕甘”，“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提出以运动战迅速北上攻打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在发言中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33]会议经过三天讨论，通过北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二十八日，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34]

　　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除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外，主要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发言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35]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

　　张国焘回去后，自恃他所领导的军队人数多，又策动一些人给中央写信伸手要权。他还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执行中革军委在两河口会议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

　　中央红军为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继续北进，在七月初翻过第二座大雪山，抵达卓克基，十日到达芦花（今黑水县）。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他立刻率部北上，并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张国焘到芦花后，中共中央在十八日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主张增补一批人“可到军委”。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会议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同意将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中革军委当天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二十一日，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

　　张国焘一朝权在手，便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收缴各军团的密电本。彭德怀回忆说：“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36]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战机已被贻误，使胡宗南部得以集中兵力扼守松潘，红军已难经松潘沿大道进入甘南。中共中央只得撤销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这给红军北上带来极大的困难。八月三日，红军总部制订《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即原第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即原第五、九军团）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八月四至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

　　会后，周恩来发高烧病倒了，经确诊是患阿米巴肝脓肿。毛泽东常去看望。他肩头的担子更重了。

　　张国焘参加沙窝会议时，表面上再次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实际上没有放弃因畏惧国民党军队而主张退却的打算。他回去不久，又提出经阿坝向青海、宁夏、新疆退却，同中央规定的北进夏河流域相左。

　　鉴于张国焘坚持向青、宁、新退却的主张，中共中央在八月十五日致电张国焘：“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37]接着，毛泽东召集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开会，研究右路军经草地北上的具体路线，决定由叶剑英率两个团为右路军先遣队。他召见红一军二师四团团长杨成武，布置先头团过草地的任务。杨成武回忆道：“毛主席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他又强调说：‘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毛主席恳切地、着重地嘱咐我这两句话，然后问我是否已找到向导。”“毛主席一边与我握手，一边叮咛道：‘到徐总指挥那里去一下，去接受具体指示。’”[38]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当时，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在东侧，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在西侧。毛泽东从军事、经济、民族、地形等条件，论证了红军主力不应向西而应向东。并且指出：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39]徐向前、陈昌浩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说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左路军一定要与我们靠拢。毛泽东做会议总结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坚持向东打。[40]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补充决议。这次会议调整了夏洮战役具体部署，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毛泽东起草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针对张国焘坚持西进青海、宁夏和新疆的主张，补充决定说：“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了毛儿盖会议的精神，指出：“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41]八月下旬，毛泽东随右路军离开毛儿盖，向荒无人烟的大草地进军。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一当走进草地，情况就完全变了。天空像用锅底黑刷过的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边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如果一不留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如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远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儿，幸好被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摆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几天来，他不仅把担架和马让给伤病员乘坐，而且每天在行军八九十里途中，还要坚持工作。一路上，他不是和指挥员、战士们谈心，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就是向伤病员询问病情，鼓舞医务工作的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医疗护理工作。并且一旦了解到伤病员因缺粮而造成的危难，主席就立刻指示副官处，利用中途休息的时间，杀掉几匹马，把马肉分送给各连队的伤病员。而他自己，每天和战士们一样吃着青稞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42]

　　经过七天六夜的艰苦跋涉，毛泽东同指战员一道走出荒无人烟的草地，到了班佑。右路军一部成功地进行了包座战斗，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五千余人，为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这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

　　九月一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东进，同右路军靠拢。在等候期间，右路军进行了休整。毛泽东在巴西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要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九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更加变本加厉：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九月九日，又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这样，局势便发展到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那个电报，立刻秘密地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迅速抄下电文（一九三七年三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同张闻天、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再想继续说服并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

　　当晚，毛泽东在阿西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和病中的周恩来等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并且通知已经北上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化，要他们在原地待命。同时，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严肃地指出：“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43]在出发北上前，发布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北上红军凌晨二时出发，毛泽东率部在前，彭德怀率部在后掩护中央机关北上。天明时，毛泽东看到叶剑英率军委纵队一部分赶了上来，十分高兴地说：“哎呀！剑英同志你来了，好！好！”后来，他引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话，来赞扬叶剑英的这次历史功绩。当时在场的伍修权回忆道：

　　“正谈话时，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了。他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劝阻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毛主席还是规劝、开导他，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但是李特就是不听，强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当时有的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气。毛主席还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44]这次北上，连李德都表示同意。他对宋任穷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45]

　　九月十二日，北上红军到达俄界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和结论。他说：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46]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方针是错误的。中央同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俄界会议决定，把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成立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这时，红军面对的是已被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控制的天险——腊子口。这个山口只有三十米宽，过后就是甘南的开阔地带。如果国民党的胡宗南等增援部队赶到，把山口严密封锁起来，要进入甘南就十分困难了。在这个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先头部队红四团勇敢机智地一举歼灭鲁大昌部两个营，在九月十七日夺取腊子口，为主力红军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主力红军翻越岷山，在九月二十日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这就是毛泽东诗中所写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他出席在哈达铺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中说：我们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既要了解高级干部，又要了解中下级干部。部队在这里整编为三个纵队，共八千多人。

　　在哈达铺，毛泽东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当天，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到陕北去。聂荣臻回忆他是这样说的：“‘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呢！’”[47]毛泽东随第一纵队向北行进，二十七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48]

　　毛泽东在率陕甘支队北上过程中，始终悬念着被张国焘拉回去的七八万红军。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等，指出张国焘多次违抗中央命令，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同时提出：“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卅军之继续北进。”最后强调，“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但是，张国焘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竟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公然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

　　这时，蒋介石得知红军已突破腊子口，害怕红军进占天水，威胁西安，急忙调胡宗南等部集中天水一线，防止红军东进。

　　红军陕甘支队却继续北上，跨过西（安）兰（州）公路，攀登海拔三千米高的六盘山，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道封锁线，陕北苏区已经在望。毛泽东登上六盘山顶峰时，心潮澎湃，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陕甘支队一越过六盘山，就遇到一个新的对手：国民党的骑兵。在青石嘴，侦察到有两连敌军骑兵正在下鞍休息，毛泽东立刻到前沿阵地指挥。聂荣臻回忆道：“随后，毛泽东同志也上了我们站的这个山头。他叫把各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召集来，决定要消灭这股敌人。他亲自命令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四大队从正面突击。三个火队像猛虎扑食似地扑下山去，把敌人解决了，缴获了一百多匹马。大家对打骑兵有信心了。我们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了纵队的侦察连，我们也开始有自己的骑兵部队了。”[49]这时，东北军和马鸿宾的三个骑兵团又尾追而来。毛泽东认为，让敌军骑兵一直跟着红军进陕北苏区于我们不利。他提出要“砍尾巴”。彭德怀指挥第一、二纵队，坚决果断地击溃了国民党骑兵两千多人，使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不敢再来侵扰。毛泽东兴奋地赠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十月十九日毛泽东随部队进驻吴起镇（今吴旗县城）。红军一进吴起镇，看到一间窖洞门口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觉得真是到了家了，长征以来一直感到苦恼的伤兵安置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指出：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已完成了，敌人对于我们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50]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帝高潮，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陕北苏区的有利条件。当然，粉碎敌人“围剿”还需要有好的领导。在结论中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资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要依靠他们。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这次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关于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写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薄走泥丸。

　　金山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中央红军长征的传奇性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上海的鲁迅向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51]共产国际也高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英雄斗争的模范”。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到达象鼻子湾。他向随行部队讲话，对长征作了总结。他说：“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52]

　　注：

　　[1]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版，第１７７页。

　　[2]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１９３页。

　　[3]　《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版，第４页。

　　[4]　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６日。

　　[5]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１１３页。

　　[6]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版，第１２４页。

　　[7]　《军委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２日。

　　[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４４１、４４２页。

　　[9]　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２日。

　　[10]　《陈云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５月版，第５５、５６页。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４４５、４４６页。

　　[12]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０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月版，第６６页。

　　[13]　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８期。

　　[14]　耿飚：《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人民日报》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８日。

　　[15]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月版，第６７页。

　　[16]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０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月版，第６７页。

　　[17]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１９３５年２月或３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月版，第４２页。

　　[18]　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的谈话，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２日。

　　[19]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１９３５年２月或３月，《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月版，第４２页。

　　[20]　《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２月版，第２１４页。

　　[21]　《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２月版，第１７０页。

　　[22]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５月版，第１６１页。

　　[23]　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７月版，第１８１页。

　　[24]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０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月版，第６９页。

　　[25]　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

　　[26]　中共中央、总政治部给各军团电，１９３５年３月２０日。

　　[27]　刘伯承：《回顾长征》，《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版，第７、８页。

　　[28]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版，第２１７、２１８、２１９页。

　　[29]　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７月版，第１８３、１８６页。

　　[30]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１９８页。

　　[31]　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４６页。

　　[32]　莫休：《大雨滂沱中》，《党史资料》１９５４年第１期。

　　[33]　毛泽东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６日。

　　[3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５１６页。

　　[35]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９日。

　　[36]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２０１页。

　　[3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５１４页。

　　[38]　《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版，第２１６－２１９页。

　　[39][4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０日。

　　[4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５４８页。

　　[42]　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版，第２６８、２７６页。

　　[4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５５２页。

　　[44]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３７页。

　　[45] 《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８９页。

　　[46] 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报告记录，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２日。

　　[47]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版，第２８２页。

　　[48]　毛泽东十月二十二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

　　[49]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版，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5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２２日。

　　[51]　《〈鲁迅致红军贺信〉获重要发现》，《新华文摘》１９９２年第３期，第１３２页。

　　[52]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版，第２８６、２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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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奠基西北（1）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甘，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据地，这是巨大的胜利。国民党军队对中央红军的追击堵截不能不告一段落。但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清醒地看到，要实现中共中央把大本营在西北奠基的任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十分艰巨的。

　　陕甘这块革命根据地，是三十年代初由刘志丹、谢子长分别在陕北、陕甘边领导武装起义后创立的两块根据地合并而成的。它包括延长、延川、保安等六座县城，游击区扩展到陕北和陇东的十七个县。根据地内进行了土地革命，大部分土地已经分配。谢子长牺牲后，这里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由刘志丹统一指挥。中央红军到达这里前一个多月，原在鄂豫皖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到达陕北延川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三个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共有兵力四千八百人，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先后歼灭前来进攻的东北军一个师又四个营，迎接了中央红军的到来。

　　但是，陕甘根据地当时外部环境和内部状况都面对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从外部环境看，随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国民党当局立刻调集重兵到陕甘苏区周围，包括张学良部东北军、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还有中央军的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部，直接用于“围剿”的兵力达十余万人。蒋介石亲自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而以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国民党方面的兵力比中央红军主力和陕甘红军要多好几倍，并且正在气势汹汹地继续向根据地推进。

　　从陕甘根据地内部来说，中央红军到达前出现了“左”倾错误，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九月下旬开始了错误的肃反，原陕甘根据地的不少军政干部被捕被杀，甚至连刘志丹也被关了起来。很多干部、群众非常不满，使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中。

　　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恰当的解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甘根据地是无法站住脚跟的，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十一月三日，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的汇报。毛泽东在这以前已经听到当地的干部和群众说：陕北的肃反有问题。他就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且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1]当省委汇报到肃反问题，他立刻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那时，中共中央正忙于战役准备，先派刚担任国家保卫局长的王首道等组成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调查并纠正肃反中的错误。毛泽东还叮嘱王首道等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2]同一天，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着重讨论当前的军事行动。毛泽东提出：应该在本月内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不能用整个冬天，否则会给敌人构筑堡垒的时间。军队的编制恢复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由陕甘支队改成）和第十五军团。[3]会议决定：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责；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会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全军共五个师又四个团，一万多人。

　　根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领导人暂分两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先到陕甘根据地的后方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开赴前线，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这时，蒋介石已经知道中央红军和陕甘红军会师的消息，重新调整了部署，调集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组织新的进攻：在西边，以第五十七军四个师由陇东沿葫芦河向陕西鄜县东进；在东边，由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沿洛川、鄜县大道北上，企图围歼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

　　局势看起来十分危急，毛泽东却指挥若定。他和周恩来、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先在鄜县的直罗镇打一次歼灭战，消灭沿葫芦河东进的敌军一至两个师，再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敌以打破这次“围剿”。十一月十八日，在直罗镇以东的东村，毛泽东主持召开西北军事委员会议，作关于战略计划的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红军，扩大苏区，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建议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会议通过毛泽东这个报告，要求两个军团分别付诸实施。

　　第二天，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指出东北军第一○九师明日有到直罗镇的可能，我军应准备后日作战。在发起进攻前，他又要求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周围，察看地形，研究具体作战部署。

　　直罗镇是一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穿镇而过，北边是一条小河。干部们看过后兴奋地说：“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

　　二十日下午，东北军第一○九师在飞机掩护下孤军深入，沿葫芦河进入直罗镇。当晚，毛泽东下达命令，按原定部署，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在拂晓前包围直罗镇。毛泽东的指挥所设在距直罗镇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战斗打响前，他在下达作战命令时斩钉截铁地说：“这个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二十一日拂晓，红军突然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第一○九师仓促应战，激战至下午二时，大部被歼。红军在打援中又歼灭援军第一○六师的一个团。到二十四日，第一○九师残部在突围中被红军全歼。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原因是：“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四、群众与我们一致。”[4]报告还提出，在新形势下，对待俘虏军官采取一律不杀和优待释放做法，既搞下层统一战线也搞上层统一战线。这是针对过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主张只搞下层统一战线、不搞上层统一战线来说的。

　　会后，毛泽东会见徐海东。先同他谈了当前敌人动向和我们将采取的对策，然后询问部队伤亡和伤员安置的情况，要他好好组织部队休息，让战士们都洗洗脚。当听他讲到在鄂豫皖根据地搞的肃反中还有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没有作结论时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过来，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作反革命？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嫌疑犯的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干部要分配工作，还要徐海东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徐海东回忆道：“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三百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5]毛泽东在前线紧张地指挥作战的同时，十分关心刚到后方瓦窑堡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当张闻天来电向他征询改变对富农政策的意见时，他复电表示基本同意，同时也提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6]毛泽东更关注的是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他和周恩来、彭德怀从前线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察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并且肯定地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纠正错误，但处理要慎重，要有利于领导层的团结。中共中央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负责审查这个“案件”。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后方的瓦窑堡。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五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释放。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7]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纠正，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原来面对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使中共中央能够在这里站定了脚跟，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来考虑和处理许多带全局性的问题。

　　一九三五年，中国整个时局发生巨大的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快了他们企图独占中国、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步伐，并且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使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了。这一年，国民党政府先后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达成“何梅协定”等，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量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因此罢手，反而更加得寸进尺，发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由它直接控制。这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开始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为了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在十一月十三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毛泽东在二十五日发表对《红色中华》报记者的谈话，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国领土的解放和完整。

　　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已有同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毛泽东冷静地看到：集结在陕甘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其中，第十七路军二十个团是杨虎城指挥的，他有抗日的要求和一定的进步思想，过去同共产党和一些党员有过友好关系；东北军六十个团虽是“围剿”军的主力，他们在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流亡关内，不愿意再打内战，而是强烈地要求抗日收复故土；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同日本侵略者有着家仇国恨，势不两立。这些，都是可以联合抗日反蒋的有利因素。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就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先放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上，从优待释放被俘官兵着手，并写信给他们的师长、军长以至张学良，逐步开展对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苏联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阵线的决议精神（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蒋者订立停战协定，进而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国内的政治形势发展得很快。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反日运动。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们还下乡进行救亡宣传，博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以及李维汉、郭洪涛等十余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

　　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一开始分析了当前形势的特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和红军的胜利。提出一九三六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他归纳了十四条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包括：反对单纯防御，实行积极防御；在内线作战中，一般的是后发制人；波浪形的发展，反对冒险主义；又要打又要走，没有固定战线；争取技术的提高；反对不让敌人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统一指挥下，依照情况分工指挥；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等。他提出：准备六个月后，打到山西方面去。要在战略上扩大战果。号召全党学习军事，一切服从战争。[8]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同意这个报告，并且作了补充。张浩说：“泽东同志将九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9]

　　会议当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是：战略防御时，要执行积极防御，执行后发制人；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努力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又要反对冒险主义，要适可而止，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运动战是基本原则，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主攻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先渡过黄河东征山西，再视情况北进。[10]

　　会议进入讨论政治问题时，毛泽东作了主题发言。讨论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产生了争论。毛泽东发言中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博古发言仍引经据典地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第二天再次发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变”失策，就在于套用“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这一理论。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11]他还愤激地说：“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床上一躺不说了，[12]毛泽东在讨论过程中明确地提出：“我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13]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

　　十二月二十五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地指出：“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

　　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中央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来贯彻共产国际决议，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继续抓紧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把主要力量放在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山西上。

　　为什么中央红军主力刚到陕北才两三个月就要出师东征呢？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内部是有争论的：一个是巩固和发展的关系，还有一个是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14]会议决定：红军东征时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彭德怀、张浩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陕北由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主持后方工作。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各路红军立刻奉命秘密行动起来。

　　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经过延川到达延长县县城。一月底，他在这里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并作了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发展和巩固的关系，以解除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担心红军主力东征会影响陕甘根据地巩固的顾虑，也批评了李德所说东征是“想挑起日苏战争”的错误观点。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加快了东征的战备步伐。

　　这时，恰好下了一场大雪，毛泽东心情极好，作了一首词——《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渡河作战的准备工作中，毛泽东觉得原定出发的力量还不够，军力还须更加集中。二月十七日，他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留在后方的周恩来，提出：“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要求红二十八军主力东移到吴堡附近，第一步乘国民党晋绥军第七十二师撤退时，肃清这一带的残敌；第二步相机渡河。他们还建议周恩来暂移清涧县委驻地，指挥部队，争取群众，以保持东西两岸前后方的运输和渡河点。[15]

　　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关于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东渡黄河。随即同彭德怀发布了红一方面军东征作战命令。

　　从二月十八日晚八时开始，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分别从陕西省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占领了山西境内三交、留誉、义牒等乡镇。到二十三日，已控制宽五十公里、纵深三十五公里的地区，并包围了石楼县城。到二十五日，已消灭、击溃晋绥军五个团，缴获枪支八百多，俘虏一千二百余人。

　　毛泽东在二十三日到达距石楼县城二十公里的张家塔，致电十五军团：“石楼为东征战略要地，须尽一切方法夺取之。”第二天，他和彭德怀会合，下达方面军训令：我方面军已胜利渡过黄河，完成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方面军有坚决粉碎敌人援兵之任务，尽快争取居民群众与红军一致，集中兵力消灭敌军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同时，他和张闻天、彭德怀急电周恩来：“请到前线催促红二十八军主力东调，如能及早赶到，定能夺取被晋绥军占领的吴堡、佳县、神府许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刘志丹、宋任穷奉命率领红二十八军向东，趁晋绥军四个步兵旅回援山西的机会，恢复了一度被他们占领的大片区域，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

　　阎锡山对红军神速地突破黄河天险，十分惊慌，立即调集十四个旅的兵力，编成四个纵队，从北、东、南三个方面，准备向红一方面军发起反击。

　　毛泽东一过河，就部署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三月八日，他在交口县大麦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在吕梁山地区集中兵力重创晋绥军。十日至十三日，方面军主力在吕梁山区先后击退晋绥军四个纵队的第一次反击。其中，在孝义兑九峪地区，击溃阎锡山部的第二、第三纵队十四个团。这就为红军向前挺进打开了通道。

　　为了扩大红军东征的政治影响，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策，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号召一切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并指出，红军东征的目的是为了抗日，红军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16]东渡后初战告捷，怎样进一步发展胜利，扩大战果，创立河东根据地？毛泽东在大麦郊召开红一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对下一阶段的行动作了部署。会议决定，以红一军团并指挥第八十一师为一路，后来称为右路军，担任主攻，向霍县出击，再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作战，伺机向晋东南发展；以红十五军团两个主力师为一路，后来称为左路军，向灵石佯攻，掩护主攻部队的南下行动；以方面军直属队和黄河游击师等部统归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后来称为中路军，巩固现有占领区，保护黄河渡口和后方联络线。各路部队从三月中旬开始南下和北上。

　　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已经作了部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已初见成效，陕北根据地形势已经好转，而且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文件已经到达，有必要对前一段工作进行总结，明确下一阶段的任务。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商定，在前方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从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在孝义县大麦郊[]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举行，通常称为晋西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时强调：瓦窑堡会议决议是合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会后的中央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事实上已经打开了新局面。他说：中国共产党要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他提出：“一，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我们的任务，要利用每一分钟来争取最大多数。[17]会议的第二阶段，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由毛泽东作报告。他说：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在战略上要大胆，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要谨慎，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以求减少错误。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临时到河北、绥远去。现在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一般地削弱敌人；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以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他在这个报告中，还逐条批驳了李德对战略《意见书》的错误，指出它的主要问题是，“革命战争中的单纯防御路线”。他说：现在应该进攻，敌人“围剿”来时要防御，“围剿”打破后就要进攻，“李德则取消进攻”。[18]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由毛泽东起草。

　　这次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会后，张闻天等随即回后方瓦窑堡。

　　正当红一、红十五军团分别南下和北上时，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的东进，调遣十个师的兵力开入山西，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同它配合，企图封锁黄河，消灭红军，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阎锡山也改变了原来拒绝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的态度。这就使双方在山西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的改变。

　　鉴于这种严重状况，毛泽东、彭德怀命令南下、北上的两个军团在抗击敌军进攻中向晋西地区收缩集中，并命令中路军控制有关的黄河渡口。同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东面情况已根本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19]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策。从五月二日开始，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军，分别在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五日全部返回陕北休整。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这次东征历时七十五天，虽然因军事形势变化而没有能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消灭国民党军七个团，俘敌（包括阎部团长郭登瀛）四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取得渡河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迫使原来侵入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红军扩大了新兵八千多人，筹款三十多万元，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在山西二十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红军回师陕北后，由毛泽东、朱德再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但蒋介石却拒不接受，继续加紧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他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在陕甘苏区的东面和北面，有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两个师、阎锡出晋绥军的一个师又一个旅准备渡河入陕，协同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两个师，采取堡垒政策，向根据地腹部步步进逼。在苏区西部，蒋介石将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一部部署在陕甘宁边界地区。在苏区南部，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向北进攻。但张、杨已同中共建立初步的合作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

　　为了对付这种严峻的局势，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前方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采纳了这个建议，同在后方的政治局委员一起来到延长县交口太相寺，在五月八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对当前的形势，毛泽东不是只从边区的局部着眼，而是从全国的大局出发，作出这样的分析：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群众运动发展到不怕统治阶级压迫的状态！九一八所激起的运动不如此次之深厚广大。”中间分子的态度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天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不同方面的对群众的争取十分紧张。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止，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末你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卖国贼。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的方向。”对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说：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比较：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守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守，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

　　他在报告中还着重地提出红军政治学校的问题，说：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20]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并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

　　注：

　　[1]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３月版，第１６６页

　　[2]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３月版，第１６７页。

　　[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３日。

　　[4] 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级以上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记录，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３０日。

　　[5] 徐海东：《生平自述》，三联书店１９８２年１２月版，第４７、４８页。

　　[6]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日。

　　[7]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３月版，第１７０、１７１页。

　　[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３日。

　　[9]  张浩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３日。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５８９—５９７页。

　　[1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４月版，第３７４、３７５页。

　　[12]  郭洪涛：《迎接毛泽东到陕北》，《说不尽的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５月版，第３７１页。

　　[13]  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记录，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７－２５日。

　　[14]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７日。

　　[15]  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给周恩来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７日。

　　[16]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１９３６年３月１０日。

　　[17]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６年３月２３日。

　　[1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６年３月２５日。

　　[19]  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８日。

　　[2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１９３６年５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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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奠基西北（2）


　　会后，毛泽东连续出席五月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八日的七次政治局常委会议，逐项落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任务。

　　在这些任务中，最紧迫的是西征甘肃的军事行动。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下达西征战役命令，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万三千多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向陕、甘、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其余部队留在南线、东线牵制国民党的军队，以掩护红军主力西征和保卫陕甘根据地。

　　彭德怀西方野战军从五月十九日起出发西征。因为这一地区是回民聚居的地区，毛泽东在二十五日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21]西方野战军接连取胜，相继占领了陕甘宁三省边界的大片地区。在作战中，红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着重打击马鸿逵、马鸿宾部和地方民团；原则上避免同东北军作战，同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但对接受蒋介石命令向红军进犯的何柱国骑兵师准备适当还击。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对西征以来的整个指挥，我都是同意的。”“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22]西方野战军在作战中俘获了何柱国骑兵师部分官兵，在经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教育后，全部释放，马匹和武器也一并归还。这样又促进了红军和东北军合作关系的发展。

　　西方野战军的作战到八月一日结束，进行休整。这次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共消灭敌人、俘敌旅长以下二千余人枪，战马五百余匹；开辟了横宽二百多公里的新区，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财。这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打好了基础。

　　正当西征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位外国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七月初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他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以后，见到了毛泽东。斯诺不久后这样记下他最初见到毛泽东时的印象：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史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包括两套布制服。”“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23]

　　毛泽东曾经多次同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

　　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和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

　　毛泽东着重谈判：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正在相应地作出重大变动。他说：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富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现在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

　　针对有些人恶意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莫斯科在华代理人的攻击，毛泽东义正词严地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

　　当斯诺在苏区进行了两个多月考察后，九月下旬，毛泽东又同他谈了联合战线问题。在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为什么要改变时，毛泽东说：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应斯诺的再三请求，毛泽东还向他详细谈了自己从童年到长征的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

　　斯诺在十月底秘密回到北平，把他在苏区采访获得的丰富材料写成书寄到英国，在伦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且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产生了相当轰动的效果。以后，也被译成中文，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在中国国内产生广泛的影响，使众多的人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相。

　　红一方面军的西征胜利，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在陕北站住脚跟并胜利展开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直十分关心被张国焘强令南下的那部分红军的命运，争取他们早日重新北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向他们通报直罗镇大捷的情况，并告诉他们：“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24]一九三六年元旦，毛泽东在复电朱德时又通报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25]但张国焘却一意孤行，在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理番县卓木碉另立党的第二“中央”，狂妄地宣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鉴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26]同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还商请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做张国焘的工作。张浩在二十四日致电张国焘等，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他建议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于张焘和中央之间的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27]张浩的电报在南下的红军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徐向前回忆道：“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28]张国焘越来越孤立，被迫在一月二十七日致电张浩、张闻天，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又提出“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这时，南下红军在不利环境下遭到国民党军重兵进攻，伤亡极大，由原来的八万人锐减为四万多人，给养困难，前途渺茫。红二、六军团又即将在任弼时、贺龙等率领下前来会合。这些，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在六月六日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徐向前回忆道：“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29]七月一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六十八位在陕甘的党政军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及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指战员，庆祝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电文说：“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30]接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两军会合后，任弼时从张国焘处要来电报密码本，直接同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沟通了联系。在朱德、刘伯承、任弱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从七月初开始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

　　中共中央、毛泽东得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非常兴奋。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你们北上。“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31]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他们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第二天，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关切地询问：“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又说：“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变化，兄等行军情形盼时告。”在接到朱、任、张来电通报北上情况和决心后，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在八月三日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32]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八月底从豫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南下迎接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十月初进抵静宁、会宁地区。

　　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立刻在九月初调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三个军，企图抢占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来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路。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火速北上，向这一地区推进。这是一刻千金的速度竞赛。针对敌情的变化，中央军委在九月十五至十七日接连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否则一、四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十六日到十八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附近举行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根据朱德、陈昌浩等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立即致电前线指挥部徐向前、周纯全，下达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向西兰大道静、会段前进。

　　可是，一向反复无常的张国焘会后立刻变卦，一赶到漳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又违背中央指示和西北局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转头西渡黄河。朱德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向中共中央和军委报告，表示坚决维护原定的静会战役计划；致电张国焘，批评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同时，下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暂停行动，并通知西北局各成员速到漳县重开会议，再次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徐向前到临洮调查后，也查明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九月二十七日致电朱张，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33]同日，他们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34]这样，张国焘才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四方面军各部从九月三十日起，分五个纵队相继从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地区前进。可是，时间已延误十天左右，使远道赶来的国民党军队胡宗南等部得以逼近这一地区，使红军三大主力会合时西北地区的局势变得十分严峻，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预计到的困难。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已命令红一方面军向南急进。十月二日，西方野战军的红十五军团骑兵团在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二十多小时，行程三百多华里，抢在胡宗南等部到达前，夺占会宁县城，为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创造了条件。

　　十月七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在会宁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会合。九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二十二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实现全部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长征，也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胜利。在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历史时刻，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对开展新局面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致电热烈祝贺三大主力的会师，指出：这一会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也致电毛泽东，兴奋地说：“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一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亲诚的态度，使我们景仰钦佩。”[35]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十分震惊，命令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军共十几个师的兵力向北大举进攻，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正从会宁地区北移时，将红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把这个计划称为“通渭会战”。张学良把蒋介石的“通渭会战”部署通报给了毛泽东、周恩来。

　　中共中央和军委根据敌我态势，在同朱德、张国焘及红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协商后，在十月十一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一个月的休整时间，部署迟滞南敌和进攻宁夏的准备工作，其中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一个军迅速选择渡河地点，加速造船，准备过河进入宁夏。毛泽东在十月十三日致电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请按十月份作战纲领准备作出宁夏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供给中央军委。”[36]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在十月二十三日抵达打拉池，同先期到达的彭德怀会合，共同商讨由彭德怀拟制的宁夏战役计划，表示“完全同意”。这个计划规定由红一、四方面军分两路西渡黄河夺取宁夏：一方面军主力先“略取灵武、金积沿黄河南岸地区，尔后渡河”；四方面军以三十军、四军渡河，控制黄河左岸，攻击中卫，“吸引马鸿逵主力向中卫增援”，以配合一方面军的行动。

　　为什么红军在这时准备发动宁夏战役？这同毛泽东五月八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设想有关，也同当时陕北的粮食和武器给养十分困难、很希望得到共产国际援助有关。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曾写到：“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关于西渡问题，当日内征求远方意见。兹先征求你的意见。”[37]以后，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在两条道路中更多地倾向于先取宁夏。九月十四日，他们给朱、张、任的电报中说：“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38]十九日，毛、周、彭致电朱、张，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39]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致朱、张电中又嘱咐：按照军委《十月份作战纲领》已到黄河渡口的“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为宜”。“二十号开始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40]在收到朱、张、彭十月二十三日所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后，毛泽东当夜十二时复电同意这个战役计划，同时因国民党的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三个军和关麟征部一个师已迅速北上，在电报中又强调指出：“胡、毛、王、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41]二十四日夜半，红三十军开始渡河，第二天全部渡完，控制了河西一片土地。这时，胡宗南等部在飞机掩护下向红军阵地猛扑，已先后占领会宁、通渭、静宁等地，向朱、张、彭所在的打拉池进逼。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急电朱、张、彭等：“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42]二十六日，已随红三十军到达黄河渡口的红九军，经中央军委同意后过河。四方面军指挥部一起过了河。二十七日，朱、张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转达中央军委指示，并说：“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43]三十日，国民党军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看守渡口的红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就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也撤到河西，看守船只，休整待命。这样，河东和河西两岸的红军被国民党军队割断。十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参谋长，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抵御南敌北进。根据这个要求，彭德怀在十月三十日下达经中央军委批准的海（原）打（拉池）战役的部署，规定红一方面军六个师、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准备从东西两面歼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一至两个师；其余部队钳制毛炳文、王均二部。同一天，张国焘却命令四方面军两个军后撤，使海打战役的部署未能实现。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对阻滞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北上、重新恢复河东河西红军部队的联系，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中央军委随后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44]彭德怀指挥红一、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由同心城李旺堡一线东移，待机歼敌。

　　由于国民党胡宗南等部进展很快，到达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隔断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已无法执行，被迫中止。孤悬河西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二万一千八百人，虽然控制了一条山地区，奋战十多日，但这一带的地形和生存条件十分不利，难以长期停留。十一月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张并毛、周请示行动方针，说明：“此方人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以作战。”“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尔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45]九日，河西部队经中央军委同意后改向人口较稠密的凉州地区前进。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西路军开始独立作战。

　　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后，中央军委对河东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求得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国民党军一至两个师，停止他们的进攻。这时，骄横不可一世的胡宗声孤军深入，独自分三路向豫旺县进攻。十九日，彭德怀到山城堡前线主持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会议，拟定山城堡作战部署，命令各部迅即进到指定位置构筑工事，待机歼敌。二十日凌晨五时，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说：胡宗南的丁德隆第七十八师，“有经山城堡、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46]这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前线慰问部队，应彭德怀的要求，留下共同指挥作战。红军各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

　　十一月二十日，丁德隆的第七十八师进占山城堡等地。二十一日，彭德怀、周恩来指挥设伏的红军，突然向从山城堡东出的丁德隆师发起攻击，将他们大部压迫在山谷中，经过一天激战，全歼该师一个旅又两个整团，取得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进攻盐池的国民党军一部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这次战斗，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后退，基本上停止他们对陕甘苏区的进攻。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对击破蒋介石的进攻，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发展革命力量，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奠基西北的一份厚礼。

　　注：

　　[2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７９６页。

　　[22]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７月１４日。

　　[23]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１２月版，第６１、６５、６６、６９页。

　　[24]  彭德怀、毛泽东致朱、张、刘、徐、陈电，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日。

　　[25]  毛泽东致朱德电，１９３６年１月１日。

　　[2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３页。

　　[27]  林育英给张国焘、朱德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４日。

　　[28][29]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０月版，第４５６、４７６页。

　　[3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４８页。

　　[31]  毛泽东、周恩来等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同志电，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２日。

　　[32]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复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同志电，１９３６年８月３日。

　　[33][34]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国焘等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７日。

　　[35] 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给毛泽东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０日。

　　[36]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３日。

　　[37]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９日。

　　[38]  毛泽东、张浩、洛甫、周恩来、博古致朱、张、任电，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４日。

　　[39]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张电，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９日。

　　[40]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张电，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

　　[41]  毛泽东致彭德怀并朱、张等电，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４日。

　　[42]  毛、周致朱、张、彭，并致贺、任、徐、陈电，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５日。

　　[43]  朱、张致徐、陈并报毛、周电，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７日。

　　[44]  中央军委给朱、张、彭、贺、任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５日。

　　[45]  徐向前、陈昌浩致朱、张并毛、周电，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日。

　　[46]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