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简史

任大先生

第三时期：集体隐修运动（Ceonobitism，Clister）

    一般来说，这也被看作是修道院运动的开端，起源于埃及，学于爱色尼派共同体。东方教会由帕科米乌（St. Pachomius），巴西勒（St. Basil）等人开创，而西方教会由亚他那修（St. Athanasius）和本尼狄克（St. Benedict）开创。后更多在西方教会中流传。
    帕科米乌（A.D.292-379）从同龄隐修人巴勒盟（Palemon）那里学习了达到完全的生活。巴勒盟只吃面包和盐，不沾葡萄酒和油，几乎半个夜晚歌唱诗篇，默想圣经话语。帕科米乌作为巴勒盟的门徒，有时跟着巴勒盟熬夜，一同生活了几年。

    A.D.325年帕科米乌组织了修道士的集会，受天使的指导制定了严格的规则。结合农务，织布，编筐等劳动进行灵性训练，不单为自己活着，还注重济贫救伤。

    他去世前建立了八个或九个修道院，有修士近三千名，一个世纪后增长至五万名。他还为妹妹建立了女修道院。

    但是东方教会伟大的神学家，三位一体论和圣灵论的大师该撒利亚的巴西勒反对过分的禁欲主义，而系统地制定了爱和侍奉、劳动、祈祷和读经等修道院规则。

    另一方面，北方教会修道院运动也开始渐渐兴起。通过七次漂流生活目睹东方教会修道院返回故里的他那修将此运动介绍给西方教会，使哲罗姆（St. Jerome）、安波罗修（St. Ambrose）、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等都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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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时期：修道院组织运动

    开创西方教会正规修道院运动的是本尼狄克。他在蒙特卡西诺（ Monte Cassino）建立了修道院（A.D.529），协调了教会与修道院之间的隔距，制定了合理的禁欲生活规则。又订立了修道院的守则。

    首先，一个人想加入修道院，他只能以一个试用的、接受观察的身份进入修道院。试用期为一年。这一年，其它的修道士就会好好的观察与他交通、了解他。经过一年的考验，如果他符合了要求，他就必须起誓。这个誓言基本上有三个方面：守贫穷（彻底放弃世上任何特质的拥有权）、守贞洁（远离情欲、守独身，禁止享受）、守服从（完全顺从修道院院长任何的要求）。当他成为正式的修士后，他在修道院要做两方面的事：一为静修（读经、祷告、默想），二为体力劳动（照院长的分配，达成修道院的生活自给）。此外，修道院的生活也特别强调祷告的时间。其中一个修会安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规定在凌晨两点、四点半、清晨六占、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傍晚六点为祷告敬拜的时间。

    结果在这种严谨的要求下，从此正规的修道院得以组织起来。本尼狄克创建的本尼狄尼修会（Benedictine），多米尼克创立的多明我修会（Domincan），由法兰西斯（St. France）创建的法兰西修会（Franciscan）等陆续出现了。

    在当时混乱的年代里，因着这些修道院的安排，中古的信仰生命力才能维系下来，实在是神在那个年代里特别的祝福。

    整个修道院的生活中有许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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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渴慕纯正的使徒生活。他们丢弃世上所有的欲望与珍爱，单单努力效法跟随耶稣的使徒们。所以修道院的三个誓约是甘于贫困、甘于独身（不结婚）、甘于服从，即热切追求以贫困、纯洁、单纯的心与基督联合，成为遵从基督命令的使徒。

    第二，是追求完全的成圣。这种修道院方式的灵性运动的意义，在于他不是从西方教会开始，而是从东方教会的传统开始。西方教会以逻辑和理性为基础，而东方教会则以感性和灵性为基础，西方教会强调神与人的本质区别和神的超越性，而东方教会则重视人与神之联合，即人的神性化。换句话说热衷于效法基督，参与神的品格，而且追求通过循序渐进的成圣过程最终达到完全。并且东方教会通过强调人的自由意志，把焦点放在完全成圣过程中人的参与。人作为参与者与神共同完成救恩，而现代教会却需要这种灵性。

    第三，是强调持续的灵性训练。通过祈祷、默想、读经、禁食追求灵里面的喜乐，自由的乐园和与神美好的交通。缺乏灵性训练的实践的现代基督徒应当跟他们效法学习的。我们应当为省察自己的灵性状态而祈祷，默想和读经,并持之以恒地坚持自己单独的灵修时间，而且在社会里的实践当中，通过训练和爱的行动来发挥出自己的灵性。应当不懈地坚持省察和行动的实践。   

    第四，还要指出极端的禁欲主义的问题。成圣指的是与世俗生活的分离，即追求敬虔与圣洁，因人的罪行需要这种成圣。但是不可过分追求禁欲主义、厌世主义、逃避现实主义。成圣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是圣别（守独身），但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是通过参与社会，参与历史来体现爱。所以，耶稣也说过真正的敬虔是不仅守住自己不被世俗所侵蚀，而且更需要看顾孤儿寡母的现实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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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罗马教会的地位（罗马之崛起）


    在3世纪教会的发展中，罗马主教权威地位的发展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在理论上，所有主教都是平等的，但是从最早的年代开始，由于他们所在的城市的重要与否，有些主教就比别的主教出名。其中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安提阿、罗马与迦太基4个地方。尼西亚主教会议承认头3个在他们自己教区里有优越地位。君士坦丁堡于381年加入，这年在该城召开的大公会议，宣布君士坦丁堡的地位仅次于罗马。罗马主教提出反对，因为这意味着教会与主教的地位取决于他们的城市在帝国中的地位。在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中，罗马的地位越显突出、明显。

    爱任纽把罗马教会形容成“非常伟大、非常古老、名闻遐迩的教会，由两个最辉煌的使徒彼得与保罗在罗马创建。”由于罗马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基督徒，遂成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缩影。爱任纽的说法提供一些罗马何以能在教会中取得领导地位的理由。

    大概于公元382年召开的罗马会议，宣告罗马的优越地位既不靠这样的历史因素，也非依靠任何教会会议的决定。罗马的地位是由于其主教是彼得的继承人，彼得是罗马教会的创立者。基督曾答应过他，教会要建立在他身上。这个超越的看法，虽然有一阵子连西方也不接受，却成了罗马主教最后在中世纪教会里取得最高地位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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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根据《太》16：18-19两节要求取得源于彼得的特殊权威的主教，是与居普良进行争论的司提反主教。大家已不注意保罗在最早罗马教会中地位与彼得平等的事实，居普良认为每个主教的作为都是“彼得的教座”，他也承认罗马教会因为成立得早，地位特别重要。

    罗马教会是所有西方教会中唯一收到过使徒来信的教会，而且是多么了不起的一封信！路加关于保罗前往罗马的记载占有大量篇幅且详尽，说明了此行的重要性。能提高基督教罗马声望的，没有比得上两个主要的使徒在尼禄治下的罗马殉道这件事了。

    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所毁，从长远处看，又增加了罗马教会的地位。那时向东方犹太人的居留地布道已无可能，基督教的重心移向西方，罗马最适宜担当中心的角色。
罗马教会很快拥有大量财产。包括罗马城外最早的地下墓窟和几所巨宅，上层经改装后供聚会之用。君士坦丁家族奉献了拉特兰宫，还盖了一些罗马式长方形教堂，包括两座彼得与保罗纪念堂，使罗马教会更加富裕。

    4世纪期间，罗马教会与其主教在名誉与管辖上领导群体的地位大大加强。他们占了两个便宜，一个是罗马皇帝过于干涉东方教会事务引起了反对，皇帝若要管辖罗马教会，难免投鼠忌器；另一个是东方教会在教义的大争执中，罗马教会自始至终采取了正统立场。

    直到4世纪末，罗马主教尚不能，有时也不愿阻止皇帝凌驾教会。4世纪末才出现剧烈改变，由主教来凌驾皇帝。这完全是米兰主教安波罗修的功劳。当时罗马皇帝狄奥多西脾气暴躁，由于帖撒罗尼迦人暗杀了该地省长，他一气之下，屠杀了城中数千百姓。安波罗修为此不准皇帝领圣餐，除非他公开认罪并表示悔改。皇帝无奈，只有服在教会的惩戒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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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教义上制定使徒彼得为主教之首的，却是安波罗修同时代的达玛苏(Damasus,366—384)。他是第一位一贯称罗马教会为“使徒教区”的罗马主教，并称呼其他教会的主教为“孩子”，而不称为“兄弟”。

    达玛苏的继任薛西里(Siricius,384—399)是第一个使用“通谕”的主教，这是一种仿效皇帝致送各省省长敕令的训示。主教使用这种训示形式，表示他要为自己取得约束教会的权力，就象皇帝在世俗事务上一样。

    薛西里的继任者们继续并加强他们握有使徒彼得的权威的主张，虽然理论往往跑在实践前面。依诺森一世声称罗马主教具有普及全国的权威，并宣布各省教会所做的事情，除非已经报告给他知道，不能算是定案。而且罗马主教的决定对“全世界的教会都有效”。

    利奥一世(Leo Ⅰ,446—461)和格拉修一世(Gelasius Ⅰ,492—496)毫无疑问是5世纪最重要的教皇。蛮族对帝国的进攻风起云涌，迫使朝廷急切向任何可能帮助帝国不致瓦解的权威乞援。445年，皇帝曾命令罗马驻高卢守军司令，去强迫那些不肯自动觐见教皇的主教前往教廷。皇帝的一道敕令便将教皇的要求变成法律。

    关于利奥一世向匈奴王和汪达尔王求情的故事，说明教皇在民事政府解体的时候，可以代掌帝国的事务。虽然迦克墩会议拒绝接受教皇的最高地位源出使徒彼得，但利奥仍把这一观念说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彼得不仅是罗马教会的创建者，而且通过他的仆人教皇，也是现在这个教会的管理者。利奥主张，不管一个教皇多么不称其职，那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是使徒彼得的继承人，按照教会律例办事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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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修一世完成了中世纪的教皇的教理基础。他坚决主张，皇帝必须保护教会，要服从教皇的指导，教皇则受上帝和使徒彼得的指导。其结果当然是圣职人员不应该在世俗法庭上受审。他指出： “不论在任何时候，无人得凭借任何借口，傲岸地认为自己高过教皇。根据基督的命令，教皇高于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普天下的教会应永远承认教皇是教会的领袖。”

    格拉修之后有半个多世纪，历任教皇的真实地位比他们极力主张的要低得多。他们被利用，有时还会被凌辱。伦巴底人入侵结束了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这股蛮族洪流大有淹没罗马城之势。此时，罗马教会出了一个大贵格利(Gregory the Great)，他在6世纪最后十年这段危急时期出任教皇，双手力挽狂澜。当时罗马已经朝不保夕，罗马人面对伦巴底族的进逼，不能从总督那里取得任何援助，而且饥馑、瘟疫流行。贵格利毫不迟疑地负责指挥，给全城准备了粮食，布置防务，向在外作战的将军发号施令，又与伦巴底人交涉，最后未经皇帝授权就和敌人缔结了和约。从来没有一个教皇象他这样敢作敢为。做这些事的同时，贵格利还在经营教会的产业，照顾会众精神上的需要。中世纪西方教会不管是在教义、教会生活、崇拜方面，还是在教会组织方面的各种特点，都已在贵格利身上有所表现。西方教会后来正是沿着贵格利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

    贵格利出任教皇期间，大大扩张了教皇的权力，标志着基督教已从古罗马的帝国时代，进到由罗马公教会领导并凝结起来的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世界从古代进到中世纪，罗马教会在这过渡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