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路德马丁的改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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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还有华滋以撒（Isaac Watts），一位敬虔属神的人，出生时父亲因对主忠诚，被捕入狱；母亲亦为清教徒，十分爱主，有殉道者的灵，常带他去探监。因天资聪颖，许多有名望者愿推荐他入牛津深造，好日后成为圣公会牧师；但是他因圣灵爱的浇灌，坚决跟随父母的脚踪而拒绝，只愿忠信清心的走主道路。他一生作诗六千首，感觉细嫩且极为动人；著名诗歌，如“我每静念那十字架”（《诗歌》85首）、“我神、我爱、我的永分”（《诗歌》441首）等，皆脍炙人口，传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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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教会历史巡礼-近代教会历史（一）新生铎夫与摩尔维亚教会

新生铎夫与摩尔维亚教会


新生铎夫早年生平



主后1700年五月，新生铎夫（Nicholas Ludwig von Zinzendorf）生于德国的德勒斯登（Dresden），父母皆为敬虔的基督徒。父亲为一奥地利贵族，在新生铎夫出生后六周便去世，临终时将抱在手中的孩子奉献给主。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新生铎夫便由祖母格斯杜夫（Gersdorf）男爵夫人和姑妈韩莉塔（Henrietta）抚养长大。格斯杜夫与韩莉塔十分敬虔爱主，不仅经常阅读圣经，并且将家打开接待施尔本、富朗开等敬虔派人士。在环境的熏陶之下，新生铎夫自幼就将自己奉献给主，渴慕作基督耶稣忠心的奴仆。四岁时便向主立下誓约，且签名其上说，“亲爱的救主，愿你属于我，我要属于你！”

十岁时，新生铎夫被送到当时敬虔运动的中心 — 哈勒的预科学校（Padagogium）接受教育。在那里，新生铎夫与其他几个同学成立了“芥菜种团”（The Order of the Grain of the Mustard Seed），以见证主名、彼此相爱、互相帮助为职志，并相约要将福音传扬到地极。每一个团员都有一个小徽章，上面写着：“看哪！这人！”和“祂的鞭伤是我们的医治”；又有一枚戒指，上用希腊文刻着：“没有人为自己活”。

毕业后，新生铎夫原本要继续进入哈勒大学就读，信仰正统路德派的伯父却强烈反对。在伯父的干涉下，新生铎夫转往路德宗的大本营威登堡大学修习法律。他在那里大量的阅读属灵书籍，带领祷告聚会，并且经常彻夜的读经与祷告。借着祷告，他带领多人归主，并保守自己不断的在十字架的钉死下。

大学毕业前，新生铎夫照例前往欧洲各地游历，作为其完成学位的“教育旅行”。当他在德国杜赛多夫（Dusseldorf）的美术馆参观时，被一幅描画耶稣受难的画“看哪！这人！”深深吸引。画的下方有一行拉丁文小字：“为你，我舍一切；为我，你舍何情？”基督受死的爱，使他深受感动，更觉得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于是他更加立志，一生为主而活。

主后1721年五月，新生铎夫回到故乡，担任萨克森国王的御用大律师。他把家打开，让不同阶级的贵族或平民前来一同读经、祷告、分享、唱诗。翌年四月，他回到自己的领地伯特铎夫（Berthelsdorf），并与朵拉小姐（Erdmuth Dorothea）结婚，两人同心放弃贵族身分，矢志忠心事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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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维亚弟兄们



中世纪时，摩尔维亚和波希米亚是奥匈帝国西北两个省分，与日耳曼的萨克森接壤。在第七、八世纪时，东正教和罗马教先后传入福音。由于东正教允许他们用当地语言讲道，并用当地文字翻译圣经，就有许多派别兴起，彼此争论。以后罗马教在此逐渐占了上风。十五世纪初，波希米亚改教领袖胡司约翰遭天主教处决（1415年），部分跟随着随即在波希米亚与邻邦摩尔维亚一带爆发革命，另一部分忠于福音与胡司教训的信徒，便在波希米亚东北的肯瓦谷中群居。他们在那里过了五十年的平安生活，被称为“合一的弟兄们”。

合一弟兄们最宝贵的一点，不是教义方面，乃是生活实际的见证。喀尔文写道：“我祝贺你们的教会，因为主在纯洁的道理之外，还赐给你们这么多超特的恩赐，并且你们维持了这么好的品行、秩序和教训。我们很早就知道这种组织的价值，但是用任何方法都无法达到。”路德也说：“请告诉弟兄们，他们要持守神所已经赐给他们的，也不要废弃他们的组织和教训。”这个教训就是“在他们生活的每件事上，在买卖、娱乐、基督徒的事奉、和作百姓的责任上，他们都以主在山上的教训，作为脚前的灯。”他们的生活是为着事奉神，他们的长老和同工照管全体圣徒，大家彼此相爱、帮助、劝勉，过着敬虔宁静的生活。

主后1517年路德起始改教，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联合攻击，亦对合一弟兄们大加逼迫。主后1548年，皇帝簌令将数千人赶往波兰，他们在那里成立一个大而兴旺的教会。主后1556年新皇继位后，他们稍得平安，乃重新建立教会于波希米亚、摩尔维亚、波兰等地。到十六世纪末，他们几乎人手一本圣经，并且教育水准极高，以致学校名闻全欧。到了1609年，《波希米亚宪章》保障人民信仰自由。但是好景不常，“三十年战争”（1618至1648年）随即爆发。1620年十一月八日，天主教联合军击溃了波希米亚军，六年之久大肆破坏，三万六千个家庭被迫逃离到德国北部，人口从三百万锐减为一百万。整整一百年，合一的弟兄们四处分散；但是许多人怀抱希望，等待漫漫长夜后的黎明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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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后1722年，在大卫基利司新（Christian David）的引介及带领之下，这班为数约有二百，当初摩尔维亚弟兄们的后裔，来到了新生铎夫位于萨克森的庄园。他们将新生铎夫分配给他们的新避难所取名为“主护村”（Herrnhut），在此安居生活。起初来的多为摩尔维亚弟兄们，渐渐路德派、敬虔派、喀尔文派、慈运理派、甚至士文斐尔等拍受逼迫的信徒纷纷来此觅居。因着人数日益增多，许多关于圣餐、浸礼、宗派等道理上的分歧也越演越烈。

到了主后1727年5月12日，新生铎夫召聚了全村圣徒，依据圣经真理，与他们立定公约；一面带领信徒回到基督的十字架，离弃自己的意志、自爱和不顺服；一面劝勉他们将自己奉献给主，交与圣灵来教导。在新生铎夫的信心与爱心下，众人愿意灵里倒空，同心合意遵守协约。公约实行后，信徒们的祷告与交通增多，并且经常聚集祷告、唱诗。二个月后，新生铎夫意外的在西利西亚的图书馆中，发现一分弟兄会的古老拉丁文章程，内容竟与之前所定的协约相似。回到主护村后，新生铎夫将其译成德文，于八月四日传阅，众人都希奇圣灵的印证。十日的主日聚会，全体俯伏在神同在的喜乐里，祷告、唱诗直到半夜。散会时主持人宣布，于十三日聚集守主的晚餐。那是他们有交通之后第一次要举行的擘饼。那一天，众人在前往伯特铎夫教堂聚会的路上，凡是有隔阂的弟兄姊妹，都相互认罪。在聚会里，圣灵大大的浇灌在会众身上，将他们浸入一位灵里。摩尔维亚教会经历空前的大复兴；人人献上自己，愿意将福音传扬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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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四年后，新生铎夫应邀参加丹麦国王的加冕典礼。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黑奴安东尼（Anthony Ulrich），听见那里福音的呼声。新生铎夫邀请安东尼到主护村交通福音的负担，立即有两位弟兄答应呼召，前往圣多马岛。次年有两位出发到格陵兰，再次年又有十八位到圣克卢斯，过一年又有十二位以上出外。短短三十年内，他们福音的足迹遍及欧洲、美洲、亚洲、甚至非洲。

新生铎夫的海外传教准则为:(一）传教士不是高高在上，乃是卑微的生活在他们中间。（二）直接传扬耶稣为罪人钉在十字架上，使信入祂的人得着重生的福音。（三）至终的目的是要全民族、全国家得救。在三十年间，从摩尔维亚所差出的海外传教士，甚至超过当时基督教两百年间所差出之传教士的总合。同时复兴的水流也借着他们散布各地，影响整个英国。

主后1735年十月，任英国圣公会教士的卫斯理约翰（John Wesley）和弟弟卫斯理查理（Charles Wesley）乘船往美国布道，同船有一批欲前往美国定居的摩尔维亚圣徒。卫斯理兄弟看见他们举止庄重、殷勤、谦和，甘心为人作英国人不愿作的卑贱工作而一无所取，便大受感动；航行途中遇见大风浪，当全船人惊慌失措而惊惧呼喊时，摩尔维亚圣徒们却安然唱诗赞美，更深深震撼而摸着卫斯理约翰。登岸后他立即向那批圣徒的监督请益。回英国后又遇见在英国传道的摩尔维亚圣徒，受带领而清楚因信得救的凭据和真理。他也前往主护村受属灵的造就，得到更丰富的恩典。日后他在日记里说，“我心本喜欢在此度过一生，但我的主召我到祂葡萄园的其他地方作工。”以后他在英国成为神的荣耀器皿，满有属灵的能力，带下十八世纪空前的大复兴。而另一位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凯瑞威廉（William Carey），也是在摩尔维亚弟兄们刊物的激励下，前往印度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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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铎夫的晚年

为使摩尔维亚教会得到俗世政权及其他教派的承认，新生铎夫采取了一些作法，相当为人误解。主后1734年他受职为信义宗的牧师，并将教会改组为“主教制”，于1737年受封为主教，向英国及胡司派表示友好。但是这使他失去了萨克森和信义宗的信任，以致遭放逐十余年。期间他到过西印度群岛、英国和美国。到1748年返回，余生都在教会中牧养信徒。当他于1760年5月9日安息主怀时，有四千多人从各地前来送葬。他的墓碑上写着：“在这里躺着的是一个属神不朽之人的遗体。…他因着神的恩典，和自己不懈怠的事奉，使平凡的弟兄们在十八世纪变成一个新的教会。…他被主指派去结果子，并使他的果子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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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维亚教会的特点

在1727年时，新生铎夫与摩尔维亚的会众们立定协约，包括三个重点：着重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大爱；着重圣灵充满；着重将自己奉献给神，活在圣灵的引导下。这成了后来摩尔维亚弟兄会复兴的主要特点。他们尊重圣灵的主权，重视重生与悔改的主观经历，并为着福音火热。他们也十分注重祷告和唱诗。同年八月26日，有84位弟兄姊妹奉献自己，开始昼夜不断的守望祷告，为全世界的传道工作守望，以后不断有人加入。

除了祷告之外，他们也十分注重唱诗。新生铎夫所写的诗歌不下二千首，皆十分敬虔、属灵，被尊为德国地区的“圣诗之王”。日后卫斯理查理大量翻译运用，创作出许多不朽佳作。台湾福音书房所出版的《诗歌》，第237首“神的基督是我的义”，即新生铎夫的作品。

此外，在宗派林立且互相敌视的十八世纪，摩尔维亚弟兄们愿意放下宗派的成见，为基督作独一的见证，实是一项大的恢复。他们的合一并不是在于外面的联合，乃是圣灵的工作。他们的教会生活十分简朴，彼此以弟兄姊妹相称，无阶级之分。他们弃绝一切偶像，单纯的仰望、祷告、献身福音、并等候主来。他们十分重视儿童与青少年的工作，单身的青年弟兄姊妹分别住在弟兄之家和姊妹之家，接受成全。摩尔维亚教会对主的渴慕，以及圣徒间的彼此相爱，被认为是启示录中“非拉铁非”教会的应验，也是十八世纪主恢复行动水流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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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护村（Herrnhut）



主护村位于哈堡（Hutberg）山脚下，距伯特铎夫约一英哩。1722年，新生铎夫将此地开放给受逼迫的摩尔维亚信徒，作为避难之所。大卫基利司新（Christian David）在附近小山上砍伐第一棵树，建立了主护村。此后这里不仅是各宗派基督徒的避难所，更是摩尔维亚弟兄会向全球扩展的基地。村内有一座朴素的弟兄会礼拜堂，外面院子里有新生铎夫的塑像。新生铎夫所规划的弟兄、姊妹和寡妇之家也在这里。博物馆中保存了摩尔维亚教会文献、史料、及海外布道的起源与发展。附近有一座名为“神的园地”的教会墓园，新生铎夫和许多摩尔维亚弟兄均葬于此。墓园的小山上，有一座可以远眺德国、波兰、捷克三国的小塔，是摩尔维亚弟兄们为全世界福音守望的祷告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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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教会历史巡礼-近代教会历史（二）卫斯理约翰与循道运动

卫斯理约翰的生平



十八世纪的英国，道德废弛，社会黑暗。圣公会神职人员灵性低落，酗酒问题严重。在这种光景之下，改革复兴的需要与日俱增。主后1728年，劳威廉（William Law）写了一本《敬虔生活的急切呼声》（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呼吁教会重新建立属灵秩序。各样鼓励人祷告、读经、培灵的“会社”也纷纷成立。然而福音派真正的复兴，要到卫斯理兄弟和怀特腓乔治（George Whitefield）的循道运动（Pietism Movement），才真正汇集成为一道洪流。

卫斯理约翰生于主后1703年，是家中第十五个孩子。父亲卫斯理撒母耳（Samuel Wesley），是圣公会爱普渥（Epworth）农村教区的牧师，为人刚直勤奋。母亲苏珊娜是一位敬虔出色的女性，以严谨的方式教育她十九个孩子。主后1720年，约翰进入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Oxford University）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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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斯理约翰毕业后，继续进入林肯学院（Lincoln College）深造，22岁就被按立为圣公会牧师。其弟卫斯理查理（Charles Wesley，家中排行十八），于主后1726年进入牛津基督教会学院就读，并发起一个以勉励学习、追求圣洁为宗旨的同好会。后来约翰回到牛津，便担任该会的领袖。他们的生活严谨克己，常探望囚犯、病人，并乐意賙济穷人。同学们戏称这个小组是“圣洁会”，后来索性称他们为“循道友”（Mehtodists），以形容他们对理想教会的追求。

主后1735年，卫斯理兄弟应北美新殖民地的宣教呼召，前往乔治亚（Georgia）传教。当他们的船在大西洋遇到暴风时，约翰目睹同船的摩尔维亚信徒，在恶劣的环境中仍能唱诗赞美。这件事在他心中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虽然卫斯理兄弟顺利抵达目的地，他们在乔治亚的传教工作却不如想象中顺利。隔年，查理即因健康问题返回英国，约翰则继续留下。约翰在停留乔治亚的期间，与摩尔维亚弟兄们多有接触。主后1738年，他回到伦敦，之后仍继续与他们来往。在摩尔维亚弟兄波勒（Peter Bohler）的帮助下，约翰发现自己不能凭着圣洁或守律法得救。1738年5月24日，约翰不大情愿的走到艾德门街（Aldersgate）聚会。在会中，约翰听见路德马丁《罗马书注释》的序文，恍然大悟，借着信入耶稣基督，获得了新生。这才是他基督徒生活的开始。三周以后，约翰动身前往德国，与新生铎夫会面，并参观主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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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著名的伦敦博物馆的入口处，仍安置着卫斯理约翰日记的铜制复本。日记所示日期为1738年5月24日，记载卫斯理叙述自己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参加艾德门街聚会后的心得。日记上写着：

“我觉得自己的心异常的火热。我感到自己因着祂的救恩，以及救恩的确据，确定的信入基督。我相信祂除去了我的罪，拯救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约翰回到英国后，便应怀特腓乔治之邀，前往布里斯托（Bristol）传道。怀特腓是一位极为出色的传道人，年幼时家境清贫，在友人的帮助下，进入牛津大学半工半读。他在牛津求学期间，认识了卫斯理兄弟，并加入了“圣洁会”。怀特腓的讲道感力极强，但却引起守旧派人士不满，许多教会都向他关闭。主后1739年，怀特腓开始在金斯伍德（Kingswood）的旷野，向矿工传道，成千的人流泪相信耶稣。起初，约翰对于在田野讲道一事有些犹豫，但随后他也放下身段，在野外向上千的信徒讲道。尽管约翰的讲道不如怀特腓那样出色，但是福音却带着圣灵的能力传遍了全英国，成千上万的人悔改得救。卫斯理兄弟和怀特腓劳苦奔波，四处传道，足迹遍及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各地，带进了英国福音派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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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旷野传道，约翰也积极盖造教堂。主后1739年，卫斯理约翰在伦敦一个废弃的铸造厂讲道，吸引了八千人前往听道，这使他兴起了购建教堂的想法。后来他买下一座因爆炸而废弃的铸造厂，将其整建为一座可以容纳一千七百人的大教堂。教堂楼上有寡妇收容所、药房、出售卫斯理著作的书房、以及收容儿童的免费学校。整建工作于主后1740年完成，后来成为伦敦循道会的总部（1740至1778）。主后1777年，卫斯理约翰在城市路（City Road）租下一块地，盖建一座新的教堂，总部也由原教堂改迁于此。新教堂位于伦敦市郊，原是圣保罗大教堂兴建时，用来堆置废弃物的废土堆。教堂对面的山上，有一座著名的公墓，专门埋葬许多不依附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主后1899年，该教堂因被大火烧燬而重建，但大多依原有样式重整。教堂前院有卫斯理约翰的纪念像，他的故居建于主后1779年，就位于教堂旁，仍保留着十八世纪的样式。据说，约翰不在外旅行时，多居于此。故居中保有许多约翰的遗物，他的祷告室，以及其他许多家具设施。卫斯理约翰的墓地，即在教堂后方的小墓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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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运动的兴起

在事奉上，卫斯理约翰极富组织及管理能力。他留意到信徒得救后，必须进一步造就；为了要栽培这些得复兴的信徒，他在主后1739年，成立了第一个循道会社。“宗教会社”是当时普遍流行的制度，将信徒分为若干小组，方便彼此造就。约翰轮流探访这些会社，负责监察及纪律的执行。因着人数的增长，牧养会社的工作日渐加重。因此自主后1942年起，约翰开始允许平信徒讲道；并随着会社的发展，增添了管家（管理财物）、教师（照顾学校）、探访员（探访病人）等非正式的职务。主后1744年，卫斯理约翰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年度会议，之后将全会社划分成几个教区（Circuit），由遊行传道人（Travelling Preacher）巡行，并设立教区长（Superintendent），管理教区事务。

尽管循道会社蓬勃发展，卫斯理约翰却无意使其脱离圣公会，而将会社视为国家教会的一部分。然而，循道运动一面发展出独立的体系，一面又与圣公会神学观点不一，至终两方只有走上分手一途。此外，约翰与怀特腓在关于拣选与救恩的真理上，亦抱持不同看法。怀特腓赞成喀尔文派的观点，认为人的得救是神预先的拣选与施恩。卫斯理约翰则受圣公会的影响，倾向亚米纽斯观点，认为基督为众人死，凡相信者都能得救。虽然双方时有辩论，却未损及友谊，也未影响两人传讲因信称义之道的共同负担；然而，在教义与组织方面，两方则採行不同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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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后1748年，怀特腓获得富有的汉廷顿夫人（Countess Huntington）的支持，发展出循道会中的“汉廷顿夫人系”，演变成为循道会中的喀尔文派。主后1770年，卫斯理约翰在循道会的年度议会上，坚决为亚米纽斯派辩护，获得瑞士神学家傅勒徹尔（John William Fletcher）的支持，傅勒徹尔也逐渐成为循道运动的重要神学家之一。主后1779年，“汉廷顿夫人系”从英国圣公会中独立出来，成立威尔斯循道会。主后1784年，卫斯理约翰制订《宣言书》（Creed of Declaration），选出百人议会，以在约翰死后继续接掌会社事宜。同年，因着北美宣教的需要，卫斯理和圣公会的若干位长老，一同按立了美国循道会的长老和监督。然而，循道会一直到了卫斯理过世以后，才因着主后1795年的“和平计划”（Plan of Pacification），真正脱离英国圣公会，成为一个独立教会。

卫斯理约翰作工极为勤奋，五十年内旅行布道超过二十五万哩，足迹遍及英、德、荷等地，讲道四万多篇。在他去世时，循道会在英国已有八万会众，美国也有六万之多。现今，循道会在全球有四千多万信徒，是英、美数一数二的福音派团体。卫斯理约翰于主后1791年逝于伦敦。他所留下的，有一批为数不少的书籍，一件穿旧了的牧师袍，一个常被咒骂的名字，以及一个循道教会（卫理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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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斯理查理虽然不如约翰那样出名，但却与华滋以撒、科萝丝贝芬妮（Fanny Crosby）同被列为教会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查理一生创作了七千多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其中一些著名的诗歌也收录在台湾福音书房出版的《诗歌》中，如74首“听阿，天使赞高声”，135首“哦，愿我有千万舌头”，144首“我们要从那里说起”，209首“耶稣，你的全胜的爱”，391首“你这恬静隐密之源”，729首“耶稣，我人的爱人”等。

十八世纪循道运动所带来的新鲜与复兴，唤醒了当时腐败黑暗的英国。他们寻求公义、屏弃恶习，解救困苦，成了一股社会革新的力量。这股力量影响了日后英国的司法制度，避免了一场流血的改革，也使得英国各个福音派公会，得到普遍的复兴，为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蓬勃发展的海外宣教运动，立定稳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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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教会历史巡礼-近代教会历史（三）海外宣教运动

海外宣教运动

海外宣教运动的兴起

英国福音派大复兴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带进了十九世纪蓬勃的海外宣教运动。其实早在十八世纪初，敬虔运动的中心—哈勒大学、摩尔维亚教会、以及贵格会等团体，已陆续差遣教士前往欧、美、亚、非等地，并设立了几个相关的宣教组织。然而，真正普遍的海外宣教运动，要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才真正开始。随着航海运动的盛行，以及英国海权上的胜利，循道运动为英国所带来的属灵复兴，至终成了福音化万民的伟大讬付—将国度的福音，传遍整个居人之地。



主后1768年开始，英政府委任库克船长（James Cook）航行太平洋，发现了许多新的地区。他回来后，将航行的经历写成了一本《库克船长的最后旅程》。这本书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其中一位就是后来的“近代宣教之父”凯瑞威廉（William Carey）。凯瑞威廉于主后1761年生于英国，原是一名鞋匠，靠着自习学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法文。后来，他受到美国大布道家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及其所编写的《布莱纳大卫生平》（The Life of David Brainerd）一书的影响，心中燃起海外宣教的负担。主后1792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宣教义务及实务谘议》（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s）的专文，实际的针对海外布道的责任、历史、现况与前景提出详尽讨论。同年十月，十四位信徒在凯瑞和《摩尔维亚差会期刊》的鼓励之下，成立了一个差传团体，并于隔年举家迁往印度。

凯瑞威廉初到印度时环境极为艰难，他的妻子无法承受这重大压力，导致精神失常。然而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凯瑞却排除万难，将圣经译成二十几种不同的印度方言和小册。凯瑞于1834年逝于印度，他在印度四十年里，从未回英国一次，然而他所传回英国的报告，却引发许多差会的成立，使海外宣教的运动普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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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传团体的成立

在凯瑞威廉的激励下，伦敦差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于1795年成立。隔年，他们差遣了29位宣教士前往大溪地传道。1807年，第一位来华的更正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以及1840年到南非传道的李文斯顿医生（Dr. Livingstone），均是伦敦差会所派遣。伦敦差会初成立时，是一个跨宗派的联合差会，后来却渐渐演变成为公理会的附属组织。英国圣公会也于1799年成立了自己的宣传差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给倪柝声弟兄莫大帮助的和受恩教士（Margaret E. Barber）就曾受此差会派遣前来中国。循道会也于1818年组织了循道差会（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扩大活动范围，也就是后来的美以美会。类似的差传组织相继在美、德、法、荷等地出现，几乎各宗派都有其独立的差会，以专注发展某一地区的福音工作。



这些差传组织中最大的一个国际差会，是戴德生（J. Hudson Taylor）所创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戴德生于主后1832年生于英国约克郡，主后1853年在中国福音会（China Evangelization Society）的差派下来到中国，后独立成为自由传道人。当时大多数的传教士都在沿海一带作工，戴德生看见了内地的广大需要，遂于主后1865年成立了中国内地会。戴德生的几个传教原则，如：不对外寻求经济支援，以信心仰望神的祝福；在衣着习惯上入境随俗；以及直接将总部设在中国等，都成了宣教工作的新典范。主后1885年，七位剑桥的毕业生加入内地会来到中国。他们的奉献，大大激励了其他的英国人，以至于短短五年之内，内地会的传教士人数就从原有的163人，增加到八百人，占了整个福音派传教士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主后1893年，内地会在纽恩登林荫路（Newington Green）购置了一个拥有三十个房间、会议厅、和接待室的新办事处，以训练有心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传教规模因此更为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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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七杰

剑桥原为康河（River Cam）沼泽区旁的一个小市场，罗马帝国时期（主后70年）已存在。十三世纪时，剑桥大学在此设立，这里便成了人文荟萃的大学城；剑桥大学更成为英国最高学府。十九世纪时，有七位剑桥的毕业生，蒙主呼召加入内地会，前往中国传教。他们便是有名的“剑桥七杰”。他们的故事传回了英国后，许多青年人因此受激励，投入了开展行列，为中国的福音工作尽一己之力。



施达德

施达德查理（C. T. Studd）出生于贵胄之家。他是剑桥板球队的队长。球技首屈一指的，却在板球运动的成就如日中天之时，毅然放下板球，决心前赴中国传扬主名。他的决定震惊全校，但他想到耶稣基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时，就深刻体认到自己已经属于祂，因此应该放弃一切，完全归神。他在抵达中国后，先后在太原府、上海、平阳、隆安府等地传道，并于1888年在天津跟另一位宣教士普丝丽小姐结婚，婚后四个孩子相继在中国诞生。由于健康情况不佳，施达德不得不在1894年举家迁回英国。后来圣灵又催迫他前往印度传福音。主后1908年，神又奇妙地将非洲的需要放在他心上。于是他开拓了非洲，成立了环球福音差会，协助更多工人前往非洲收割庄稼。

章必成

章必成（Montague Beanchamp）是家中三子，父亲是男爵。他自幼就在基督教活动和敬虔的气氛中成长，但他却缺乏属灵的实际。在慕迪布道会真正信主后，他不只放下了世上的享受，更放弃了大笔财产。当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他的大哥想给章必成大笔财产，但条件是要他放弃中国，放弃宣教。章必成毅然拒绝。他宁愿逐镇逐村，旅行布道。他曾经在炎热的天气中，和戴德生行走了近一千里路。他对中国的热爱，甚至感动他的儿子。后来他的儿子长大了，也加入中国内地会，接续他宣教的工作。至终，他在中国宝宁走完他的一生。

司米德

司米德（Stanley Smith）的父亲是著名外科医生。他十三岁便接受救主，但没有得着复兴。在剑桥念书的日子，他热爱各种运动，也是杰出的划艇手。但他仍感到生活无聊，深处不觉满足。直至他将自己全然交给主，他生命才有了转变。得复兴之后，司米德立即投入服事，参与探访、照顾贫民。不久他得到赴国外宣教的负担，并且确定了中国是他一生事奉的目的地，于是义无反顾的前去。他终身停留于中国北方，用流利的中文讲道牧养。甚至在过世前一天晚上，他还讲道。他于1931年1月31日在苏州逝世，将他自己的生命如同种子埋在中国。

端纳兄弟

端纳兄弟出身富家，父亲为高阶军官。端纳西瑟（Cecil Polhill-Turner）在家中排行第二，端纳亚瑟（Arthur Polhill-Turner）排行第三。按照当时英国的传统，次子要当骑兵，三子则作家庭牧师。端纳亚瑟虽然知道自己将来要当牧师，但他的生活丝毫不检点，沉溺于各种不良嗜好。直至他参加慕迪的布道会，才真正决志，彻底断绝旧生活。在剑桥七杰中，端纳亚瑟是最早蒙召前往中国的。他一直在四川传福音，甚至在庚子拳乱与辛亥革命期间，他还在中国。端纳西瑟是骑兵军官，前途似锦。但他心中很清楚，神要他前赴中国宣教。他献身传道，并非受弟弟亚瑟影响，而是从他独自参加“中国宣教士大会”后，就已决定前赴中国传福音。曾有一位长老极力规劝他留下，要他随骑兵队前往印度，他的伯爵叔父也拦阻他赴海外。但西瑟毅然放下了升迁的大好机会，远征中国山西，后来甚至深入西藏禁地，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

何斯德

何斯德狄克逊（P. E. Hoste）深受戴德生的影响。当他正考虑宣教工作时，戴德生写的小册子深深地感动了他。因此，中国也成了他的负担。起先，官拜少将的父亲极力反对他前往海外宣教，但后来父亲竟写信告诉他，不会再拦阻他，这令他更清楚神的呼召。戴德生曾向他强调远赴中国的危险和孤独，但何斯德毫不畏惧。后来，他接续戴德生，担任中国内地会的负责人。抗战时，他还曾被日人拘禁。他在中国住了六十多年，直至逝世前一年才离开中国，返回伦敦。

凯瑟

凯瑟威廉（William W. Cassels）自剑桥毕业不久，就当了英国国教副牧师，投身贫民工作。然而神让他看见海外服事的需要，他就渐渐地清楚神给他的负担是在中国。他的决心随即受到考验，他母亲竟然亲自找上戴德生，请求戴德生不要接受凯瑟作宣教士。原来凯瑟的母亲有七个儿子，而凯瑟是唯一还留在英国的儿子。结果神自己挪开了障碍，他母亲同意儿子的决定。凯瑟先在上海，然后深入中国西部，直至1925年逝世。

任大先生

圣经公会的成立



十九世纪除了各式各样的差传组织外，圣经公会也大量兴起，与传教工作相辅相成。约在主后1802年，英国及外地圣经公会在伦敦成立，其主要的宗旨是“鼓励经文本圣经广泛通行”。此组织很快的协助俄国、荷兰、德国、挪威、瑞典、丹麦等国成立圣经公会。主后1816年，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也在纽约成立，派发圣经给前线的拓荒者、印地安部落、和大量涌进的欧洲移民。举凡宣教士所到之处，都有圣经公会立即成立，将圣经翻译成当地语言。在中文圣经的翻译上，更正教传教士马礼逊的成就极为卓著。

马礼逊是在主后1782年生于英国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主后1807年抵达中国广州的南港，成了第一个来华的更正教传教士。因着清政府严禁传教，因此马礼逊在中国的27年间，大多致力于圣经的翻译。他不仅完成了第一本英粤字典，也将新、旧约翻译完成并出版。

1946年，全球主要的圣经公会在英国聚集，成立了联合圣经公会（United Bible Societies），加强翻译、出版、以及发行圣经的工作。宣教事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使得福音所到之处教育普及、医疗提升，亦为欧洲的基督教带进了一股新的活力，更多年轻人受激励奉献自己，带进了一地一地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