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专栏／金融五大病根…还没有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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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编译谢东年】 2011.07.18
  
重大危机经常是让人「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的机会。不幸的是，世界似乎从最近一场经济危机中没学到教训。事实上，目前的状况正如2007年一样危险，美国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欧洲担忧欧元的存活，而新兴市场正饱受资产泡沫的折磨。

从危机中学习，一方面是要知道什么地方出错，一方面也是要找到解决办法。但是我们找到许多问题根源，却没有办法拿出解药。

对于200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大多数人都同意有五个根源。

首先，这场危机起自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特有问题，政府补贴鼓励提高住宅自有率，而银行不负责任的放贷。

第二，错置的诱因让金融机构大举扩增风险。银行有非常大的诱因扩增风险，增加获利，但是却不必为投资失败承担代价。个别的银行获得「大到不能倒」的保护。而一旦危机迸发，公众却必须承担金融体系的烂摊子。银行对势必到来的美国房地产市场破灭视而不见，出事时却不必承担责任。

第三，全球经贸失衡导致游资泛滥。中国、石油输出国为首的对外盈余国家，长期累积贸易经常帐顺差，让英国、美国、澳洲、爱尔兰等赤字国家获得极为便宜的贷款来源，助长了资产泡沫的兴起与破灭。

第四，以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Fed）为首的央行错误地长期维持超低利率，联准会提供的廉价美元涌入各大型金融机构，使联准会实质上变成全球的央行。

最后，当危机发生后，政府挽救「大到不能倒」金融机构的费用，使政府财政急速恶化，债务高到难以持续，回过头来又威胁金融业的稳定。

这五个问题至今都没有获得解决，可能只有第一项已出现一些解方。当然，改革金融体系的讨论已在许多平台上进行，对于提高资本适足率渐渐形成共识。但是许多大银行是透过这次的危机与纾困变得更大，更不能倒，而不是缩小到能够控制的规模。

而且，尽管全球经贸不均在危机发生后立刻缩减，美国尤其在急速削减赤字，但是经贸不均的状况现在又随危机高峰过去后重新加重。

此外，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仍旧维持超低利率。在2007年以前，超低利率政策顶多是项错误，现在却成了慢性恶疾。许多国家，尤其是提出「货币战争」的巴西，都在质疑美国刻意做低美元，促进贬值。

我们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金融危机留下的政府财政危机。对于政府偿债能力的质疑，会导致利率突然暴增，让发债更贵、债务更难以维持，进而加深了倒债的疑虑。这种突然暴增的利率杀伤力惊人。

危机边缘的国家面临残酷的现实。政府公债原本一般都享有较低利率，容易维持。但是财政失灵的症象，或者债务失控的威胁，都会使借贷成本突然增加。而在这种威胁下，政府任何的节约作法都很容易被多出来利息所抵销。

结果是主要工业化国家都遭受财政危机的侵扰，政策却瘫痪失能。因此我们尽管知道危机的根源，却对此无能为力。

以长期的历史眼光来说，这种政策失能的状况可能并非特例。大萧条之后经过好几十年，我们才能学到如何对付这种危机。要到30年后的1960年代，凯因斯的药方才获得政策肯定。也是要到1960年代，傅利曼对于大萧条的货币政策观点才获得多方接受。

我们对大萧条带来的教训只有对贸易政策学得最快。当时的关税壁垒与贸易战争导致经济更加恶化，但是当时这些保护措施却被视为是解决国内问题的药方，获得产业工会支持。直到美国把贸易政策的制订权力从国会手中移转到总统手上，这个问题才获得解决。

现代政坛可以从贸易保护的教训中得到启发。政府应该要能排除「草根」的压力，避免立法机关的肉桶法案，徒增所谓的「地方建设」却让财政更为失衡。要能抗拒立法机构坚持的地方利益，才能维护整体财政的健全。

当年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对抗措施来得很快，做得也很对，但是短期内却没能改善陷入大萧条的全球经济，接著就爆发世界大战。但长期而言，当年学到的贸易教训为战后的全球经贸繁荣做出巨大贡献。当前的财政改革也许无法解决短期的债务危机，但却对长期的财政健全攸关重大。

（Harold James是Project Syndicate专栏作家，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2011/07/18 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