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别走西方老路

卜丁

亚洲领导人面临通胀快速上升、本币坚挺以及不请自来的资本流入等问题。但在这些问题背后，他们面临着一个更加深刻的选择：要么奉行近几十年来推动世界发展的消费驱动型资本主义，要么深吸一口气，改弦易辙，寻找到一条可持续的新路。

以往，受制于金融危机前大行其道的正统理论，亚洲别无选择。在思想上对西方亦步亦趋的亚洲，遵循着有关建立“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共识路线。然而，如果继续沿这条路走下去，该地区的前景将一片黯淡，面临不均衡的出口主导型增长、粮食和水资源短缺以及环境严重退化。

从表面上看，大多数亚洲国家似乎仍在仿效这一西方模式。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各国政府开始觉察到发展给社会和环境带来的后果。当前各国——不论是民主制的印度，还是一党制的中国——面临的两难困境在于，如何在保持实力的同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目前正在发生一些变化。譬如，中国正在探索碳税和资源税，印度环境部长在挑战处置开发与合理利用资源之间关系的陈规陋俗。老挝已延后决定是否在湄公河下游修建一座大坝——但在此之前，人们就已逐渐认识到，近几十年的发展是建立在许多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定价过低基础上的，早该出台新的污染定价机制了。

此外，一些探索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试验已经拉开了序幕。依然是在中国，有关方面正在拟定计划，建设有优良公路、铁路、学校和水利系统的新型中小城镇。这些计划旨在遏止农民工涌入大城市的潮流，同时化解公众对食品安全和治安方面日益加重的担忧。倘若事实证明中国能够建成更加繁荣昌盛的农村，越南和印尼等其它人口密集国家可能会跟风效仿。

但是，这些举措虽然可取，却不足以把亚洲推上一条新路。中国和印度尤其需要提高能源税和金融交易税，同时大幅降低工资税、特别是穷人的工资税。北京市政府近期对私人购车施加了限制；其它地方也有必要出台类似措施。香港和新加坡等富裕城市则需出台提高能效的法规。

在农业方面，当务之急是减轻农业产业化对水资源和土地使用的影响，为降低粮食生产对化学品及石油的依赖铺平道路。科技也能发挥一定作用，前提是必须把着重点从生产更多消费性电子产品，转回到研制智能公共交通网络和高效水资源管理上面。此外应鼓励资源保护和循环利用措施。

当然，这种把“资源合理定价”当作政策制定核心要素的创举，在政治上势必带来巨大挑战。这类措施将增加汽车保有、航空旅行和肉类消费的成本，因为它们会揭示这些行为真实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但是，这类措施将切实造福贫困人群的主体，即目前基本上享受不到公民权的几十亿农民和农村居民。因此，这类措施从长远来看将提高政府的合法性。

不过，在过渡时期，这类措施将引起许多人的不安——不仅仅是在现行模式中拥有既得利益的企业和国家，也包括几十亿曾被告知他们也可以向往过上西方式生活的亚洲人民。但是，另辟蹊径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从现在起就行动起来，正视当前面临的资源约束，那么亚洲的前景将是光明的。而如果到2030年仍未另辟蹊径，那么亚洲不仅实现不了全民繁荣，也将无缘于任何一种形式的繁荣。

本文作者为全球未来研究所(Global Institute For Tomorrow)总裁，著有《消费经济学：亚洲在重塑资本主义和拯救地球中的作用》(Consumptionomics: Asia’s Role in Reshaping Capitalism and Saving the Planet)一书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