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南北

老亥

赵无眠

　　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南北之争。这种争，在大分裂时代，是对峙，乃至战争；在大一统时代，则主要为文化的竞争与冲突。

　　“南黨北黨”与“京派海派”
　　清初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冯铨，曾向顺治皇帝说明南人北人的差别：“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或善。”南人文章做得好，行为却不一定如其文章一样好；北人文章做得不怎么样，为人却稍善。他建议开科取士：“取文行兼优者用之可也。”冯铨是顺天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地道的北人，讲出这番看去不偏不倚的话，以显出自己超然于当时甚为激烈的“南黨北黨”之争。三年以后，冯铨的政治对手、南黨盟主、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名夏，因为讲错一句话被检举揭发，处以绞刑。
　　取“文行兼优”者用之，固然是一种不错的用人政策，但到底是取“优于文而行不符”的南人，还是取“短于文而行或善”的北人呢？冯铨没说。１６４６年，他受命主持清朝入关后第二届科举考试，３７３名新科进士中，北人就占了３６５名。显然在他的心目中，“行或善”要比“优于文”强多了。既如此，又何必开科取士，进行道德考察就可以了。
　　北人的“行或善”，也值得推敲。即以冯铨本人为例，行迹就大为不善。他在明朝做官，投靠、谄事阉宦势力，栽赃残害东林黨人，主持编纂篡改历史的《三朝要典》，成为大太监魏忠贤的两大帮凶之一。清军入关，他应召进京为官，带头响应剃发令，全家都改穿满服，还向多尔衮表白：“一心可以事二君，二心不可事一君”。有才无德，恰好成了冯铨自己的最大特点，为后人嘲笑。康熙皇帝恶其名声太臭，下诏削去他的谥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曾有“京派”与“海派”的讨论，鲁迅因作《北人与南人》一文：“北人的鄙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里，也是被征服者。”作为“海派”也是南人的鲁迅，对北人优越感的挖苦简直是入骨三分，不过现在看来有嫌偏狭。其实南人的鄙视北人，在中国也是有传统的，可谓是相互鄙视。东晋时，南方士族瞧不起南渡来的北方士族，言谈文字中常有不敬之语，把北人叫作“伧鬼”。
　　岂止南北，各地居民那种对外乡人的鄙视、嘲笑甚至作弄，我们今天都往往能感受得到。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以中国幅员之大，历史之久，南北间的差异成因太复杂了。以北方文化的代表北京为例，它属于外族的历史比中原更长，早在残唐五代的第三代后晋，即作为云燕十六州之一部分划归了契丹，先后经辽、金、元诸朝统治，直到明初收复，前后凡四百三十二年。当初是划出去的，又不是被征服，并且刚做过大唐帝国的子民，文化远较统治民族发达，要优越也只是对契丹人优越，怎么会反过来对留在国内的汉人感觉优越呢。

　　古今南北谈
　　古往今来，对于南方北方、南人北人、南风北俗之间的异同，不知有多少人作过观察、辨别和评述。《隋书·儒林传》：“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是说的儒学，其所含意趣，似乎在其他文化领域也相当符合。北方是儒的故乡，南方是道的家园。北人守传统，南人重义解。道家要比儒家高深，儒家则比道家博杂。故欲经世者应仕于北，欲出世者宜避于南。自古皆然。
　　清初学者顾炎武讥评天下学子，南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北人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亭林先生是江苏人，任职过南明，又北游诸省二十年，对当时南北两边的情况感触之深，加之难以释怀的亡国之恨，遂有此评。
　　民国时，南社成员胡朴安曾辑《北京（车酋）轩录》，其中首篇《社会丛谈》由北京人的爱吃葱蒜、穿红绿、听京戏，谈到北人的弱点：“盖北方人民，感觉迟钝，无葱蒜则舌之味觉不愉快，无红绿则眼之视觉不愉快，无皮黄则耳之听觉不愉快。其感觉迟钝之原因，若医科学解说之，则北方空气干燥，种种电力，传达较迟，是为一大原因。且因感觉迟钝，而益求兴奋之剂以愉快，愈激愈疲，愈疲愈弱，五官本能，因以益钝，是又一原因。以感觉迟钝故，遂至脑筋简单，学说不易输入，文化因以不进步，是人群进化之障碍。”从味觉、视觉、听觉的迟钝与灵敏入手，一下找到北人难以进化的原因，似乎还有医科学的根据。令人大开眼界。
　　这本书的第二篇《八埠艳语》，说了一段南妓和北妓的不同，十分生动：
　　“妓家向分南北帮。从前界限颇严，南不侵北，北不扰南。间尝评论南北帮之优劣，各有短长。大抵南帮活泼，而流于浮滑；北帮诚实，而不免固执。南帮应客，周旋极殷，如论风头，则洵非北帮可及。至北帮则除床笫外无他技能，除偎抱外无他酬酢。”妓女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向来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不知从何时起，南北妓女有了如此大的差别。北宋名妓李师师是洛阳人，靖康之乱后逃到湖湘，从此北方再无名妓。明末四大名妓李香君、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都是江南人。清末民初京师名妓赛金花、小凤仙也都来自江浙，不仅凭床笫之技而终能载入史册。
　　明人黄瑜从中医的医理，谈南人与北人的体质：“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率不服药，唯事祭鬼。设犯伤寒阴阳二症，岂有坐视而不药耶？而南方之人，往往多汗，上盈下虚，用药者妄，发汗吐下，其祸可立而待也。瘴疠之作，率因饮食过度，气痞痰结。槟榔能下气消食化痰，故岭海之人多食之。此可类北人之食酥酪。北方地寒食酥酪，故肤理紧密，一旦病疫，当汗则闭塞，而汗不得出，所以病多难治。”（《双槐岁抄》）黄瑜说的南人，主要指岭海之人，亦即岭南广东人。食槟榔之俗并不限于广东，北面的湖南人也喜食槟榔，有著名民歌《采槟榔》，虽然那里不种槟榔树。黄瑜说的中医医理，怎么听都有点像“伪科学”。我就不信吃酥酪可以把皮肤毛孔吃紧，以至于病多难治。西人吃酥酪（黄油、起司）吃那么多，反倒长出那么深的毛来。康熙皇帝也曾论及南北人的体质，认为北人进补宜用鹿茸而不宜用人参，南人则宜用人参不宜用鹿茸。人参鹿茸，反正都是他祖籍所在地的特产。

　　看出来的南北差异
　　作家周作人原籍浙江绍兴，却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因而兼通南北，也有许多论述。这里只拣他吃南北点心的不同：“中国南北两路的点心，根本性质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简单的下一句断语，北方的点心是常食的性质，南方的则是闲食。……北方的点心历史古，南方的历史新，古者可能还有唐宋遗制，新的只是明朝中叶吧。点心铺招牌上有常用的两句话，我想借来用在这里，似乎也还适当，北方可以称为' 官礼茶食' ，南方则是' 嘉湖细点' 。”（《南北的点心》）周作人喜欢吃点心，而且提倡吃不是为了饱肚子的点心，喝不是为了止渴的苦茶，终究还是个南人。他对日本文化的喜好，大概也包括日人做点心用料极省，饱肚子的不行，浅尝辄止可也。 　　南人北人的异趣，外国人也能感觉得到。英国第二任驻香港总督德庇时爵士，如此描写京广两地人的体貌：“生活在南方的中国人，其体貌特征不如生长在北京的中国人更具有鞑靼人面部所有的突出的棱角。”夏天时，南方的男人习惯赤裸上身，腰以上晒得黝黑，腰以下仍是白的，“看上去好象是把欧洲人的下半身接到亚洲人的上半身去一样。”（《中国人——中华帝国和它的居民的概述》，纽约１８３６年）
　　比德庇时早二百年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看到的特征更外表，认为北人比南人白：“除广东省人有点褐色外，其余的人是白色，和欧洲人的白色没有两样，越往北走，（照例看到的）人就越白。”（《大中国志》） 　　美国人罗斯对南人北人的品评，就比曾德昭和德庇时的观察深入多了，涉及到了性格的层面：“北方人尽管在才智方面不如南方人，但在性格方面比广东人更稳重、更自信。他们对朋友较南方人真诚。由于他们能够互相信任，北方人便易于联合在一起。正因为此，在经营股份公司方面，他们会比机智聪明的南方商人干得出色。”（《变化中的中国人》，１９１１年）对照一下鲁迅的说法：“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二者所见略同。罗斯一个外国人，还早了二十年。 　　另一位美国人费正清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他对人的观察可能无法像罗斯那样深入细致，但他生活的时代也不一样了，可以从较高的视点来鸟瞰：“对于飞越中国大陆上空的任何现代旅行家，从漠漠云雾和阳光交错中透露出来的是两幅典型的画面，一个是华北，另一个是华南。在北京迤南的干燥华北平原上，……极像美国中西部的景致。……华南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典型画面，……每年大部分时间稻田都浸在水里，因此从空中望下去它是一片汪洋。”（《美国与中国》）华北的刻版画，与华南的水墨画，构成他对中国南北印象的两个板块，他心目中的中国人会是什么样的形象？
　　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在他的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中，专门有一节《北人与南人》，谈外族入侵时北人与南人迎敌时各有不同：“各个征服王朝一向都是喜欢北人甚于南人。例如，在拓拔氏的王朝后，北南之间的敌意变得愈益显著了。”（该节注）清兵入关，南明遣使左懋第率代表团到北京与清朝谈判，据使团成员陈洪范《北使纪略》载，当时北京城里已经降清的北方籍官员一概闭门拒见这些南方来的代表。既怕被当面斥为“明朝叛臣”，闹个不愉快，又怕清廷起疑与南人“暗中勾结”。历朝历代都记载，每遇入侵，北人总是远比南人降得痛快和彻底。
　　我不多举例子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搜集，或许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书来。尤其南北的民俗风情，简直历数不尽。北方赶集，南方趁圩。北方对弈，南方下棋。北方用勺，南方用调羹。北方吃馍，南方吃馒头。北方喝粥，南方吃稀饭。远古时北人吃小米（粟），南人吃稻米，后来北人改吃麦面和杂粮，南人依旧吃稻米，再后来南人也偶而吃面。北方叫江为河（东北除外），南方叫河为江。北人善马，南人善舟。北人威重，南人灵巧。……（参阅拙作《南人北人》，１９９８年）

　　南北之分
　　南方北方的划分，一般以秦岭、淮河为界，也就是所说的华北与华南。华南、华北大体对等分割中国自秦以后形成的传统疆域，总面积约在三百万至四百万平方公里之间。华北，中国北方也；华南，中国南方也。这里所讨论的华北，不能遗漏有时被划入“大西北”中的一部分，即陕西、甘肃、宁夏；而华南，也应该加上归到“大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为了方便叙述，习惯上，整个陕西、河南都划为北方，而不论是否秦岭以南；整个安徽、江苏也应该都划归南方，亦不论是否淮河以北。但本文有时为求“精确”，讨论明代以后问题特地将安徽一省严格按淮河南北划分，这是要预先说明的。在南北分治分裂时代，我以为应以南北王朝各自实际控制的疆域为界。如春秋战国，楚吴越的版图皆为南方，包括现今河南之相当一部分。三国时期，魏国为北方，包括它所统辖的长江以北广大地区。 　　在清代以来形成的大中国版图上，南方除海岛台湾外仍基本保持传统区域不变，但北方的范围大大扩张了。关外的东北（满洲），长城以北的蒙古，塞外的新疆，高原的青藏，都应划归北方，——可称之为大北方。西藏虽位居西南，但“第三极”的地理环境，使其无论从习俗、文化、宗教，或是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完全呈现北方民族的特性。历史上，西藏与南方王朝关系较为淡漠，而与北方王朝交往甚密。仅此也可以看出，中国领土的伸缩变迁，主要系于北方。大北方占去中国现有面积的绝大部分，南方仅占２６０余万平方公里。
　　最早的南北之分，大概是远古时代的炎黄大战。按《中国历史大辞典》的说法，炎帝居于姜水（陕西歧水），应该是北方人。黄帝没说是哪儿人，但他与炎帝同为少典之子，也应该是北方人。其实他们两位的籍贯，至今没弄清楚。光是炎帝的生卒地，就至少有西部（陕西）说、东部（山东）说、中原（湖北随县）说及南部（湖南）说几种。如果以南北论，则所谓西部、东部和中原都属北方，只有湖南属南方。近年有学者考证，古代文献中支持炎帝是南方人的说法极多，计有屈原《远游》、《列子》、《礼记》、《淮南子》、《北虎通》、《帝王世纪》、《绎史》、《拾遗记》，地方志《茶陵补志》、《衡湘稽古》、《嘉禾县学记》、《元和郡县图志》引《南岳记》等等，而说炎帝是北方人的仅有《国语·晋语篇》一种。（林河《古傩寻踪》，湖南１９９７年）不知为什么，人们恰恰选中这一种为“正统”说法。文献记载的炎帝南人说，又应分两种，不可混淆，一是生于南，二是卒于南。如果仅仅卒于南，还不能认为他就是南人，因为有可能是失败后放逐于南方的北人。
　　炎帝亦即神农氏，这一系统发明了农耕、医药、商贸和音乐。黄帝系统也不甘落后，发明了房屋、蚕桑、舟车、文字、音律、算数、弓箭及井田制。比较两个系统的发明，只有音乐一项相近。也正因为这项“重复”发明，可以推断炎、黄分属两大文明系统，而不是挨得很近的两个部落。现代考古发现，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迄今约有九千年历史，遥遥领先于黄河流域至少上千年。这足以证明神农氏只能是南方人，如果真是他发明了农耕、尝遍了百草的话。炎帝一脉为现今可以追溯得到的“南人初祖”，似无太大的疑问。黄帝的主要活动区域，相传在有熊（河南新郑）一带，应该是北方人。他的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的头衔，改名为“北人初祖”更为恰当。 　　有人认为，黄帝之妻嫘祖原籍广西，推断黄帝也可能是广西人，后来被北方部落抢去当了领袖，这才教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南方的北方人学会了盖房子、养桑蚕、造舟车、制弓箭，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毕竟猜测成分太大。就算北方部落真的抢了这么个南方人去做他们的领袖，那也是北方人的造化，而非南方人的骄傲。远古人取名字讲究来历，如有巢氏、燧火氏、神农氏、刑天等等。炎黄也如此。黄帝的黄，是黄河的黄，黄土地的黄；而炎帝的炎，是炎热的炎，烧火开荒的炎。

　　朝秦暮楚的中国
　　依据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结合现代科学的发现，我们可以大致清理出一条脉络：从非洲来的原始人，经东南亚一带进入中华大地，由南向北扩散开来，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形成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江南文明，和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中原文明。长江流域因地理、气候较优，文明的步伐曾长期大幅超前于黄河流域，但黄河流域吸收了江南文明的农耕技术并使之制度化，终于后来居上。炎黄之战是南人与北人的第一次较量，也是中华大地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黄帝领导的北人赢得了胜利，同时也使得中原文化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占居正统、主导的地位。
　　春秋时，南方的吴、越、楚三国相继壮大。尤其楚国，率先自立为王，与北方的周王室分庭抗礼，还吞并数不清的大小国家，版图急剧扩张。到战国时，楚国的领土北逾河南中部及淮北，东至山东半岛，西抵陕西，西南曾略巴、黔中，征服滇池四百里地，面积可比甚至一度超过北方六雄之总和，实际上形成“南北朝”的局面。“南朝”为楚国，“北朝”为齐、秦、魏、赵、韩、燕诸国。楚国的强大还不仅是国土辽阔，经济、科技也是最发达的，远非北方可比。当时最有实力横扫六合统一中原的国家，是楚国而非北方任何一国。
　　然而恰恰是秦国而非楚国横扫六合。秦国地处偏狭，战国初年其面积排在楚、越、赵、齐之后位居第五（燕、魏、韩其后）。商鞅变法，从政治体制上下功夫，终于取代楚国成为七雄之首。秦国强大后，第一个重点打击的对象便是南方的楚国。在征服各国的过程中，最令人感觉其诡诈、蛮横和恶劣的，是强秦欺楚。人说南人狡诈，北人憨厚，实则南人可以憨厚得近乎颟顸，北人也可以狡诈得山河失色。不过楚国到底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在受到秦国重创之时，还能以强弩之末，出兵吞并面积第二大国越国，攻灭文化之邦鲁国，收服滇池（云南），击溃秦将李信率领的二十万大军。直到秦国改派老将王翦率六十万大军攻入楚国本土，与楚军主将项燕决战取胜，才灭掉楚国，将天下大半收为秦土。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起而推翻秦朝暴×的，果然多是楚人：陈胜、吴广建国号曰“张楚”，项梁、项羽是楚将项燕的后代，刘邦出身楚国故地，反秦大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是楚怀王。秦末战争，实际上就是楚秦所代表的南北双方的再次决战，楚方当然也联合了原北方诸国残余的贵族势力，但那种从王室贵族、旧臣故将到微官小吏、农民工匠社会各阶层群起反秦的劲头却非楚莫属。亡秦之后，楚营内部刘、项再战，所谓楚汉相争，其实是楚楚相争，待项羽听到四面楚歌之时，以为楚人尽归刘邦而丧失斗志承认失败。秦汉两朝，看起来汉承秦制，国都也都设在长安，却是北人和南人先后统一中国建立的两个政权。治国思想也大不一样，秦朝推崇法家，汉朝先行道家，后独尊儒术。儒本是北方鲁国的产品，但鲁国终被南方楚国吞并。 　　楚人占据中原，渐渐忘了自己的南方出身，称更北为“胡”，更南为“越”，史称“北方胡，南方越”。那自己是什么呢？是“汉”。当然，“汉人”这一称呼要到后朝才得以使用，汉时的汉人仍叫秦人，此名传到西方，遂有今日之通行于国际上的中国国名——“秦”（China ），而组成“秦国”（中国）的主体民族却是“汉族”。秦汉秦汉，其中包含多少南人北人的兴衰演义？

　　汉人成蛮子，胡人变汉人
　　两汉逾四百年，分裂成三国。北方是魏国，南方是蜀国和吴国。吴蜀之间有许多过节：陪了夫人又折兵，大意失荆州，火烧连营三百里等等，却仍同属于“南联盟”，共同对抗北方的劲敌，否则三足鼎立之势必然坍塌。蜀国开发西南，吴国经营江东，为中国的民族大撤退预备了富足的余地。 　　衣冠南渡以后，百分之八十的北人移居南方，剩下百分之二十的北人与大批涌入的胡人杂居。经过这番民族大迁徙，南北人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大致是：南人为汉人，包括原来的南人与北人；北人为胡人，掺杂少数残留的原北方汉人。原先的北人到了南方，自以为带来了先进的文明（要不怎么叫“衣冠南渡”！），一派正宗嫡传的嘴脸，到后来才渐渐融入南方，成为真正的南人。而残留北方与胡人杂居的少数北人，则艰难得多，他们是亡国奴，人数既少，地位亦低，任务还挺艰巨：要保留汉人的文化传统，进一步还要去汉化轮番入侵、人数众多的胡人。
　　到了南北朝，南人称北人为“索虏”，北人则称南人为“岛夷”。索虏者，头上结辫子的化外之奴也。岛夷者，泽国水乡的乌合之众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北方的索虏们经过仔细一番汉化，终于脱胎换骨成为汉人，征服了南方的岛夷，建立统一的隋唐王朝。
　　安史之乱及黄巢之乱，又有大批北人逃亡南方。此次南迁虽不比衣冠南渡，却也动静可观。北方再次由外来民族建立多个王朝，“五代”中有三个为沙陀人的朝代。南方则占去“十国”中除北汉外的九国。最后仍由北人逐次征服南方诸国，建立宋朝。宋代也是大量北人移居南方，至北宋灭亡之际，这一民族迁徙达到高潮，从而使南人北人的比例达成了大幅逆转。汉时北人比南人为８: ２，南宋时则反过来为２: ８弱。（葛剑雄等《中国移民史》，福建１９９７年）若考虑到北方历朝都有大批胡人内迁和入侵，如汉时的匈奴，两晋南北朝时的羌、氐、鲜卑，唐时的突厥、沙陀，宋时的契丹、女真，可以认为，传统中国的北方已经完成民族大换血。由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以来活跃在中原历史舞台的“中国人”，基本上换成了一批一批来自更北方的“外族人”。
　　这一大换血，至南宋初已历时至少八百多年，还将延续二百余年至元末。加入中国的外来民族是分期分批来的，无论出自什么原因，——是入境随俗，还是向慕中华文化，抑或是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都被分期分批地汉化，变成了或正在变成北方汉人。他们原来的民族，几乎都已消失或正在消失（除了留在关外的女真人）。换血是汉人从血缘上逐次被稀释，最后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不等于数学意义上的“换得一个也不剩”。而此时的南人，也不会都是纯粹的汉人，因为逐次迁来的北人中，可能已带有胡人的血统，甚至本身就是被汉化的胡人，只不过也可以忽略不计而已。因为分期分批，所以换掉的只是血缘，民族文化却被传承下来。先被汉化的胡人，又担起汉化下一拨胡人的任务。当然，汉化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胡人文化也极大地影响了汉人文化，使之称为胡汉混合型文化亦不为过。如果没有唐及北宋这两大统一王朝的融合，南北间的文化分离会更加大。
　　元朝时，蒙古人从法律上确定了南人北人的分别和等级。北人是汉人，列为第三等；南人是南人，列为第四等，都排在蒙古人、色目人之后。不过要说明一点，当时的人称“北人”，是指更北方来的征服者蒙古人，而非本文讨论的北人（汉人）。由北往南的次序是：北人（蒙古人）、汉人（金人）、南人（南宋人）。金朝先于南宋沦亡蒙古人之手四十五年，这大概就是鲁迅说的北人比南人自觉优越的原因。其实这时的北人即“汉人”，如前所述大都是汉化的胡人，包括前辽的契丹人、前金的女真人。而所谓南人，反倒是较为原本的汉人。北人不但早于南人被外族征服，接着又随同外族一道征服南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自己也曾是外族征服者，及征服者的后代。
　　这时来中国的西方人著作中，我们看到北方被统称为“契丹”，南方被统称为“蛮子”（Manji ）。因为他们实在难以分清，北方的众多民族是怎样交融汇合，南方的土著与客家又如何杂然并存。在他们眼里看来，中国由两种人组成，一是北方的契丹，一是南方的蛮子。这种叫法，持续到清初还被沿用。

　　南腔北调
　　北人南迁，从来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倾向。而南人北迁，一般要由政府强制实行，或入侵者强行“掠民”，亦即服从于权力和暴力。如明朝永乐初，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曾携大量南人到北方定居，北京城中竟然长期流行说南京话。不过到这时，南人北人已大致定型，不再有根本性的变动，一直持续到现代。
　　南人北人形成的历史，支持学界的这样一种说法：中华民族不是以血缘，而是以文化来划分的。你加入进来，承认中国文化，你就是中国人；反之则不是中国人。而加入又有两层意思，一是进入中国国土，或被划入中国版图，一是接受和融入中国文化。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指的汉族、汉文化和汉人，而不是泛泛的中华民族、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本篇讨论的南人北人，主要也是讨论汉族，或者说是现在一般所定义的“汉族”。
　　我坚持认为，南人和北人完全可以划分为两个民族，甚至南人还可以再分。可以分不等于一定要分，只不过为了方便讨论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而已。
　　语言最能说明民族的属性。中国南腔北调的差异，实在太大。汉语方言，以前认为是八种，即北方方言、吴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赣方言、闽南方言和闽北方言。现在多数人将二闽合为一种闽方言，省略为七种。这七种是大方言，内部还有小方言，再往下分大概就算成口音的不同了。北方只有一种北方方言，而南方则有包括北方方言在内的所有方言。南方的北方方言，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川话”，涵盖云、贵、湘西、桂北，与之相近的还有湖北话。从方言地图上看，北方方言连成了一大片，占去汉语区的泰半。其实四川话与正宗北方话，区别还是相当大的。就算“正宗”北方话，各地相差也很远，如北京话与山东话，陕西话与吉林话，河南话与山西话，都不是一回事，但它们统归为一个方言区。
　　被区域分割而不连成片的大方言，只有客家方言。它分布在粤东、粤北、桂西南、闽西、赣南，及台、川、湘、皖、浙、海南诸省的部分地区，虽被分割，却在七大方言中最为内部一致。这足以说明，它确是一种外来户的语言，一种“客人”的语言。客从何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历史学家罗香林提出，客家人来自中原，即随东晋“衣冠南渡”的北方士族，是最纯正的汉人，他们讲的方言，也是最地道的中原古音。客家的分布并非一步到位，而是经历了五次较大的迁移，才达到现在的位置。这一观点，被学界普遍认同。客家人有一句老话：“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可见客家人对本方言的重视。我冒昧将这句话改一下，觉着更贴切：“宁丢祖宗乡，不丢祖宗腔。”我的兴趣和疑问是：客家人迁徙之后，留在中原故乡的少数“纯正的汉人”为什么不把他们的方言继续讲下去？反倒是背井离乡的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不改乡音？而中原古音（即客家话），何时被北方方言所取代？
　　北方方言与其他六大方言的最大差异，是缺少入声。其次是卷舌音、儿化音。如果中原古音真是现在的客家话，那么汉人语言至少在五胡乱华之前应该是没有北方方言的。从唐诗宋词中也可以看到，入声韵的大量使用，很多字词如果以南方方言去读便十分合辙，而要是用现代汉语的北方方言念就别扭得令人难受。唐以前的文献中，也基本不见卷舌的儿化音。“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唐·张籍《忆远》）黄莺儿的“儿”是一个单独的字而非儿化音，也不是轻声，才合乎五言的格律。现今的南方方言中，别说儿化音，就连“儿”（尔、而、二、耳）字本身都不卷舌；而且私师不分，自治莫别，此齿难辨。广东话把“二”读成“一”，你去市场上买东西问价，他说“一闷”，那就是两块钱。湘方言把“儿”读成“俄”；吴方言则读成“倪”，等于加了一个单人旁。在张籍的诗中，“倪（儿）”与“啼”、“西”三个字是押韵的。古言没有“你”只有“尔”，“尔等”如何如何，实际上也应读成“你等”如何如何。现代汉语索性真给加了一个单人旁，才正式将“你”、“尔”分开。

　　卷起尔的舌头来
　　一般认为，北方方言形成并逐渐为汉人接受，成为汉语中“内部较为一致”的一大方言，大约在唐宋年间。我以为，与其说是“内部较为一致”，毋宁说是相互之间基本能听懂，相当于英语中伦敦腔、美式、澳洲口音和印度发音的区别。南方方言则不一样，吴、湘、粤、闽、客家之间，基本上相互听不懂（受过训练和接触较多的除外），区别几与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相似。“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 言语不相通' ，共饮一江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经常用地道的北京话、陕西话、四川话、东北话、山东话，或者上海普通话、广东普通话表演小品，但不能用纯粹的南方方言，就是因为绝大多数人不能听懂。
　　宋人笔记及话本中，开始出现极少的儿化音，一般偶尔用在轻小浅薄玩艺儿上。儿化音用得较多是元曲的对白。元朝统治者要将“汉人”与“南人”分为两个不同民族，语言便是一个重要缘由。分为两个民族没错，错的是分成等级。“汉人”讲“汉语”，——有卷舌音而没有入声的北方话；“南人”讲“南语”，——有入声而无卷舌音的南方话。此种语言状况，竟然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今天的南方人，讲不好普通话的最大障碍，还是一个老问题：卷舌音（其次是前鼻音后鼻音）。
　　将儿化音推至极致的当然是北京话。在外人听来，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的口儿中，几乎到了无词无字不能儿的地步。有专家认为，北京人说儿化音，始行于明嘉靖年间。我对这一结论存疑。儿化音的兴起不会迟于元代，这有大量元曲可以佐证。至于盛行，则大约是满清入关迁都燕京以后的事。据《清通鉴》，多尔衮进北京不到十天，“即尽驱汉人出城，以南城为民居，而尽圈内城为八旗营地”。顺治五年八月，又令城内“汉官及商民等，尽徙南城居住”。再加上京师一带的圈地行动，不但北京成了关内满族的主要居住地，而且满族也成了北京的主要居民。两百多年下来，满汉融合，满语消失，却形成今日的北京话，儿化得连别地的北方人都不习惯乃至有时还会反感的北京话。
　　儿化音过分使用的坏处是含混，比方“爷儿”和“姨儿”，“把儿”和“伴儿”，“瓶儿”和“皮儿”，“果儿”和“滚儿”，“根儿”和“哥儿”，等等。其最大的好处，是让说汉语的硬直的舌头卷起来，打破了一字一音的定规，而非语言学家一般解释的丰富词汇、加强表达的力量。西方强势语言都有卷舌音，是中国人学习西语遇到的一个难题，北京话说得好的人，学习说西语就容易过关。我们常戏称中国人说带口音的英语：上海英语、宁波英语、广东英语、湖南英语，……独没听说过“北京英语”，盖北京人能够发好卷舌音，并准确区分私师、自治、此齿、燕样和了鸟，带母语口音自然会比其他地区的中国人要少得多。日本人讲英语带口音也很有名，他们脱亚入欧，什么都可以将西方模仿得维妙维肖，唯有这舌头老卷不好。 　　中国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遇到地名和人名中的卷舌音，大多以不卷舌音代替。如“里”根（雷根）、克“里”斯多夫、“杜鲁”门（楚门）、以色“列”、阿美“利”加、“俄罗”斯、澳“大”利亚。只有一个“尔”字接近真正的音译，如高尔基、塞尔维亚，盖中国的语言文字早已接受了努尔哈赤、多尔衮、哈尔滨和齐齐哈尔这样的人名和地名。

　　雅音与俗话
　　在外人听来，广东话与越南语很接近。“粤”以前就写作“越”，后为了与越南的“越”区分才改过来。越南人讲述历史，也把广东、广西说成本是他们的地盘，后来被中国人侵占和吞并。越南人和中国的京族是一个民族，更早与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一带居民同为百越民族，后并入秦汉，经历长期汉化，语言结合中原古音形成各地方言。但越南独立出去，终于没成为汉族，不过用越南话读汉字，和其他原百越民族形成的方言读汉字是一样的，别人也都听不懂。其实粤语和越语并不通。广东话有九声，比现代北方方言多了一倍，它与温州话同为保留古汉语最多的两种方言。据说温州人倒是能勉强听懂越南话，不知是否确切。福建话则与日语多有相通，很多字词的读音几乎完全相同。这现象已引起许多语言爱好者们追根寻源。明代福建海盗曾与日本海盗勾结，合作骚扰中国沿海，如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他能在日本一住多年娶妻生子，大概就是基于相互间有一定的“共通语言”。 　　中国的事往往起于南方，成于北方。京剧起于安徽，结合昆曲、汉剧及江西弋阳腔，最终在北京形成中国的国剧。而今几人能想到，堂堂的北方大剧，其来源竟都是南戏？京剧使用的两套“话语系统”，一种是老生、武生、花脸、老旦们讲的中原官话，近似于南方区域的北方方言，以显得正、稳、威、朴；一种是丑角和某些花旦们讲的北京土话，说起来娇、俏、谑、俗。《武松打店》里，武二郎问孙二娘：“这馒头是什么乳低（什么肉的）？”孙答：“牛肉的。”一出戏就那么几句台词，二郎二娘还说不到一块，怪不得要打店了。
　　南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谈北方话与南方话：“北人近于俗，南人近于雅。”怎么“俗”和怎么“雅”的呢？作家季思聪谈她的感受：北方人说话是“滑”出来的，南方人说话是“崩”出来的。南方人即使说普通话（国语），也是崩出来的，没有那种“一不留神就给滑溜了出来”的感觉。三、四十年代以上海为基地的中国电影，与八、九十年代以北京为基地产生的电影，在对话上就有这种崩与滑的语感差异。另一种“雅”的标志，是大量古语、文言词在南方口语中保留至今，而北方话已基本不用。北方话也就是“大白话”，而文言合一、白话文一类新文化运动，也只能在当时并不是文化中心的北京发动。
　　文学艺术和语言一样，俗是一种总的趋势，难以阻挡。舞台让位于银幕，银幕让位于屏幕，屏幕还将让位于网络。词在南宋达到艺术高峰，以后陡然滑落，让位于更为通俗或不受语音限制的文学形式：曲、话本、笔记小说。关键即在于“近于俗”的北方话统扩了中国大部分地区，而填词又必须用“近于雅”的南方方言，故难以获得广泛的唱和、响应和流传。宋以后的词家多为南人，北人要附庸这个风雅，一定要首先突破四声的限制。过不了这一关，还是去玩《竹枝词》算了，那好歹也算是“词”，简单明了，无关平仄，遑论入声。我一见某些北人煞有介事评说词的意境高下总觉得好笑，词讲究炼字，语境都闹不明白，侈谈什么意境！
　　宋词元曲，看似一脉相承，实则大相径庭。一雅一俗，貌合神离。北人不可语词，南人难能唱曲。这“曲”是曲艺的曲，并非说南人连个民歌小调什么的都唱不好。南方的戏曲曲艺，极受方言区域限制。如越剧，外地人觉得辗转缠绵实在好听，不知她唱什么都听得止不住泪流满面，但即使听得泪流满面也仍不知她到底唱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南戏始终赢不了北曲，除非它敢于北方化、通俗化，由阳春白雪变为下里巴人，如前面说的京剧。北方本土特产相声、快板书、大鼓书、评书，倒是不受语言限制，不用变就可以风靡全国。
　　用一种文字记录多种语言，是汉字的最大特点。据说陈诚曾开过一个方言的玩笑，说抗战怎么打这么久？因为日本人越打越多，——有的地方说“一本”，有的地方说“二本”（湖北），有的地方说“四本”，有的地方说“七本”，最多的地方说“十本”。英美国家说得勉强像“九本”。日本人自己说是“你本”，这个“你”有点接近吴方言的“二”，相当于用吴语说“二本”。所有这些发音相似或迥异的方言，都用一个“日”字来表示。
　　有历史学家认为，汉字是使中国分裂后终归能够重新统一的一种凝聚力。有道理，却非绝对。使用汉字的越南，从中国分离出去了；使用汉字的朝鲜，到底没能与中国统一；至今仍在使用汉字的日本，也没实现它“统一中国”的宏愿。倒是先前并不使用汉字的满州、吐蕃、西域，今天成了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和英国都使用英文、英语，说分家就分家了，没见到什么凝聚力。你可以说它们相隔重洋，扭不到一块，那么美国和加拿大呢？

　　南人的发明
　　南方比北方温暖、湿润，阳光充足，植物丰茂，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源地。前面已经说过，农业远远领先于北方。北方文化开始超越南方，大约以黄帝为标志。从那以后，北方尤其中原一带成了中华文明的代表。不过，南方并未一蹶不振，相反总是在文明的各个领域露出头角。
　　传说黄帝令仓颉造字，仓颉大约是北人。字造出来了，可往哪儿写？现在发掘最早的中国文字是甲骨文，也就是刻在龟甲和牛骨上。龟主要产于南方，牛倒是南北都不少，尤以南方更多，黄牛水牛都不缺。从古文字应用和发展所需的材质来看，南方比北方具有优势。春秋战国时，出现了竹简。这竹子又是南方的物产，可以推断发明用大量的竹子来写书的一定是南人。竹简不光在取材的方便与数量上远胜于甲骨，而且使文字不再作为吃肉啃骨头的副产品，孔夫子做学问也尽可以“远庖厨”了，还使那些图画似的甲骨文、金文一变而为篆书。一直到三国，篆书仍被当成传统的标准汉字。竹简之外还有丝帛，桑蚕的主要产地在长江流域。据说毛笔是北人蒙恬的发明，他出生齐国，又为秦朝大将，但迄今考古发现的毛笔实物，最早的三例都是从战国楚墓中发掘出来的，时间比蒙恬要早得多。蒙将军只是首创用兔毛作笔罢了，当然这也很了不起，能文能武的。“竹帛烟销帝业虚”之后，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书写工具造出来了，那就是纸。纸的发明者蔡伦，南方桂阳（湖南（林阝）州）人。蔡伦造纸的原料用树皮、麻头、敝布、鱼网，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至少有两样是南方特有的：麻头和鱼网。今天宣纸仍主要产于南方，最著名的当然是安徽泾县。东晋发明黑火药，南宋发明火枪、火铳、火箭。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升籍贯无考，但宋代商业书坊的基地在南方，尤其集中在江浙闽一带，第一部用活字印刷的书也是在潭州（长沙）出版。还有指南针，其原理、制作由沈括的《梦溪笔谈》首先提出，他是钱塘（杭州）人。
　　南方除了“四大发明”，还有三“Ｃ”：绸、茶、瓷。桑蚕据汉代及以后的文献说是黄帝元妃嫘祖发明的，不确。北方出土的最早的蚕茧是在仰韶遗迹中（１９２６年，山西夏县），南方出土的最早的丝织品是新石器时期的遗迹中（１９５８年，浙江吴兴），南早于北。有些书籍反而据此说北早于南，完全没有道理，除非我们承认蚕茧是丝织品制作成的。茶叶不用说了，只说瓷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都发现了汉代瓷窑，后来更多的瓷窑广布江浙湘鄂蜀赣闽粤等南方诸地，至唐代传至西方。在英语中，中国与瓷器是一个词，有爱国者以为这是西方人对中国的蔑视和污辱：怎能将我泱泱中华大国比作易碎的瓷器呢？其实西方人是耳闻中国（秦）在先，目睹瓷器在后，是以中国之名唤瓷器这稀世之宝，而非用瓷器之名状中国之脆弱。唐代的中国一点都不像爱国者们的心理那样易碎，西方人羡慕都羡慕不过来，蔑视你干嘛？倘若豆腐先于瓷器传到西土，没准中国与豆腐就是同一个词了。顺便说一句，这豆腐也是南人发明的（西汉淮南王刘安，江苏丰县人），虽说大豆的主要产区在北方。南人发明的豆类制品还有豆酱、酱油、豆皮、腐竹，……一直到臭豆腐。豆腐类食品不仅丰富了饮食，更为素食者提供了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在原创地印度衰落的佛教能够在东土长久不衰，豆腐的功不可没。
　　北人发明豆汁儿，就是将南人发明的豆浆弄馊了喝，极具风味。为什么豆浆也要南人来发明？因为豆浆要用磨子来磨，这是南人用的东西。北人不用磨子，用碾子干碾。不过北人发明了吃素油，首先是麻油，南人起先吃不惯，后来跟着吃，就惯了，这是宋代的事。

　　北人诸子胜巧匠
　　青铜时代的鼎盛在北方，北方因地域干燥，挖出的青铜器皿一件一件既多又完整。南方就不行了，锈蚀残破往往不便于器识，除非有保存较为完好的墓葬。即使如此，南方出土的珍品也足以令北人过目不忘，如寒光闪闪的越王勾践剑。南方楚国拥有的铜，不会比北方少，才能够毫不客气地“问鼎”中原。楚国最早发明渗碳钢技术，以打造铁兵器。吴国铸剑大师干将，越国铸剑名匠欧冶子，曾为楚王打造“龙渊”、“泰阿”、“工布”三柄铁剑，闻名于北方各国。至战国时代，北方的韩国才造出名噪于世的铁剑。荀子评议楚国的兵器之锋利：“惨如蜂虿”。中国古代的兵器，大多都是南方发明，或由南方完善。不过这些兵器，并没能阻挡北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到了宋金时代，南人只好以头躯迎敌：“金有狼牙棒，宋有天灵盖”，这已经相当于“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了。
　　北人最重要的发明是马镫。现今发现最早的马镫，是１９７３年在赤壁对岸乌林出土的东汉晚期的铜马镫，及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出土的铁马镫。南方不出产马，骑士远远少于北方，将马镫的发明权归于北人是有说服力的。别看这玩艺儿不起眼，它的发明对于人类军事史的意义，绝不在飞机、大炮和坦克之下。马镫大大促进了骑术的发挥，战斗力骤增，使北方骑兵对南方步兵从此处于绝对优势。而此技传到西方，立刻仿造，促使欧洲形成特有的骑士制度及骑士精神。
　　先秦时代，南方重科技，格物致用；北方重思想、学说，选用人材。诸子百家，大都出于北方：鲁国的孔子、曾参、子思、墨子、尸佼，齐国的管仲、晏婴、孙武、孙膑、淳于髡、尹文、田骈、鲁仲连，东周洛阳人苏秦，邹人孟子，宋国的庄子、惠施，晋国的史墨、魏舒，魏国的李悝、杨朱、张仪，赵国的慎到、公孙龙、荀子，韩国的鬼谷子、韩非，卫国的吴起、商鞅，郑国的列子、子产、申不害。只有老子是楚国人。战国末期楚国还出了一个跑到北方去的（曷鸟）冠子，他是道家学说的继承人。今天看来，一个老子即完全可与北方诸子匹敌，虽然他对当时社会的直接影响太小，又主张无为而治，与世无争。楚威王曾厚币迎聘老子学派的庄子，但他“不愿为有国者所羁”，拒绝了。楚国独霸南方，地大物博，惟楚有材，然而“楚材晋用”，人材外流的情况是很严重的，留在本国的或外来的人材也遭受迫害。和氏璧的故事，伍子胥的故事，吴起的故事，张仪的故事，李斯的故事，屈原的故事，楚国流传下来的尽是这些令人遗憾的故事。
　　相比之下，楚国偏于重用干将、莫邪、欧冶子、公输班一类能工巧匠。鲁班为楚国设计制造舟船，在对越战争中发挥神效。他又发明一种云梯去攻打宋国，不料被他的鲁国同胞、主张“非攻”与“兼爱”的墨子抵挡和说退。可惜楚国一直到亡都不明其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方一度流行楚文化热，不知对两千多年前繁荣发达的楚国亡于秦有何反省？
　　秦汉魏晋，北方一直是文化中心。三国蜀汉虽说“人和”，人材其实远不及北方魏国。建安风骨，竹林七贤，皇帝、皇子都吟诗作赋，文化得不得了，岂是前后两篇出师表可比。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时候就说，咱们不玩这个。他七擒孟获得手，把人家的香蕉都砍了，全种上庄稼。到了晋代，北方的文化开始纵酒，清谈，放浪形骸，专门玩诸葛亮不玩的那种玄的。结果八王之乱，永嘉之祸，文化重心被迫南移。
　　南北朝时，北魏向慕汉化，“盛修文教，缙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隋书·儒林传》）与此同时，佛教在中国盛兴。南朝梁武帝信佛，虔诚到非要辞去皇位去当和尚不可。菩提达摩跟他讲佛，谈不拢，便跑到北朝的少林寺去面壁，一坐九年，是为禅宗的东土初祖。北魏名著《洛阳伽蓝记》，记北朝都城中大的寺庙几十座，场面壮丽，金碧辉煌，气势盖过南朝。北方还流行造像，开凿了莫高、龙门、云冈三个大石窟群，北方再一次成为文化中心，首先是佛教中心。达摩的禅宗在北方传了五代，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佛教教派，后一分为二，即以五世禅宗弘忍的大弟子神秀为首的北方禅宗，以承继弘忍衣钵的慧能为首的南方禅宗。神秀没衣钵而富有学问，仍“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当上了唐王朝的帝师。慧能大字不识几个，口称“本来无一物”，却偷似的怀揣了衣钵躲去南方。北禅主张渐悟，南禅主张顿悟，简称“南顿”和“北渐”。北渐渐渐在唐末衰落；南顿则流传至今，南宋时还东传日本，发展成为日本禅。
　　总的来说，北人不重技术发明，斥之为“奇技淫巧”。但北人创造了中国的典章制度，历史上各时期的政治体制，影响较大的改革方案，大都是北人或北方政权制定的：建立分封，建立中央集权，建立九品中正制，建立科举制，建立后宫制，建立太监制，建立外藩制。北人利用南人的技术，北学为体，南学为用。北人规定穿什么样的衣服，是峨冠博带还是胡服褶裤，是右衽束发而不是南方的左衽披发，还发明和推广妇女缠足。北人用纸币，开银行，设镖局，行跪拜大礼。北人定祭礼，铸九鼎，立祀庙，修长城，凿石窟，造佛像。北方留给后代的是庞大的都城，威严的皇宫，气派的陵寝；南方只能留下精致的园林，黑瓦白墙的小镇。

　　南人北人，谁主沉浮
　　再来讨论南人朝代与北人朝代。注意，不是讨论南朝、北朝。 　　北人朝代：黄帝- 夏商周- 三晋、齐、鲁、秦、燕、宋- 秦- 新莽- 魏晋-十六国- 北朝- 隋唐五代- 宋、夏、辽- 金- 元- 清- 民国（北洋政府）。 　　南人朝代：炎帝- 楚、吴、越- 汉- 吴、蜀- 东晋- 南朝- 十国（除北汉）- 南宋- 明- 民国（国民黨政府）- 人民共和国。
　　说明：南北分裂时，无论建立者是南籍或北籍，北方政权归为北人朝代，南方政权归为南人朝代，如三国建立蜀国的刘备，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虽都是北人，但其国在南方，应为南人朝代。南北统一时，则无论国都在南在北，皆以建国者的原籍划分，如汉、明等朝在北方建都，但开国皇帝是南方人，故归为南人朝代。
　　北人朝代，秦（灭周起）５０年，新莽１５年，魏晋至元末１１４８年，清初至北洋政府倒台３１２年，凡１５２５年。 　　南人朝代，两汉三国４７２年，东晋南朝２７２年，十国８７年，南宋１５２年，明２７６，南京政府至二十世纪末７２年，凡１３３１年。
　　南人朝代与北人朝代，相差不过一百多年，年代竟然如此接近。秦以前，东周南北诸侯国家长期并存，时间上也基本并列。只有夏、商、西周一千余年的北方朝代，可与南方远远地拉开距离。北人朝代年代较为连续，南人朝代的年代则比较破碎，原因是几次南北分裂都以北方统一南方告终。南北统一时的南人朝代，除了个别的短暂的情况外，几乎都建都北方。这样不出三代，其帝王的南人身份就难免发生变化。幸亏我们只问王朝的出处，不追究每代帝王孰南孰北。一般来说，开国皇帝的风格，其建立的体制、章法，对后世皇帝的影响往往极为深刻。如李渊的通达，赵匡胤的宽容，朱元璋的忌刻，造成唐王朝的开放、宋王朝的优士和明王朝的專制。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更不能以血统论名之。朱元璋的继任者建文帝，就比他那嗜杀的祖父厚道多了，不过明王朝到底还是他四叔朱棣那种皇帝吃得开。风气、体系可以因袭，也可以改革变化，这里只是强调肇始者的作用罢了。中国王朝多重视守成，认为“创业难而守成更难”，循祖宗的法度，萧规曹随，也就是“按既定方针办”，能不变都不变，稳定压倒一切。
　　除了开国之君，朝廷中方针大计的主要设计者和执行者亦值得注意。杨剑宇编著《中国历代宰相录》，尽列史籍上留下记载的宰执上千人，并为数百位著名或有影响力者作传。其中自秦至清的南人宰相１９５名，北人４６９名，北人占绝大多数。南北籍之比，具体到每朝为：秦（１: １），两汉（１０: ５２），魏（１: １０）、蜀（２: ４）、吴（８: ２），西晋（０: １７），东晋（２: １７）、十六国（０: ５），南朝（２０: ２３）、北朝（０: ５８），隋（１: ７），唐（８: ６１），五代（０: ２１）、十国（１７: １２），北宋（１７: ２７）、辽（０: ２３），金（０: ３５）、南宋（２２: ６），元（０: ２８），明（６１: ２１），清（２５: ４４）。
　　秦代两位名相，一南一北：李斯是楚国人，赵高是赵国人。李斯的出生地为今日之河南上蔡，是自然地理的北方，但楚国却是南方国家，按前面提到的南北划分原则，他应算做南人。汉是南人建立的朝代，立朝之初起用了几位南方籍宰相，他们都是跟着开国皇帝打天下的勋臣，而其后几乎尽用北人为相。两晋只有南渡后的两位南人宰相，其余全为北人。隋唐两代，南人所占比例还是太小。完全由北人（及胡人）担任宰相的朝代是：西晋、十六国、北朝、五代、辽、金、元。这几个朝代，西晋和元是统一时代的大王朝，其余均为分裂时代的纯北方政权。三国时魏国司徒陈矫，是中国历史上南北大分裂时北方政权中唯一一位重要的南方籍宰执。而分裂时代的南方政权，北人宰执仍能够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如三国时的蜀、吴，东晋，南朝，残唐十国中的南方九国。
　　北宋的南北比例不再悬殊，说明北方在文化重心上已不复绝对的优势。宋太祖、太宗两朝宰相赵普是北人，“杯酒释兵权”的谋划者，但书读得太少。太祖因痛感对于南方文士的需要，平南后大批起用南人，名臣辈出。南宋是最重相权的朝代，南人当宰相竟大大超过北人，文化中心也终于随着北方领土的丧失彻底南迁。北人张（山聂）诗叹：“我宋用人，亦杂南北。唯南多士，栉比周行。北客凋零，晓星望月。”《宋史·陈亮传》：“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北人被普遍认为勇有余而智不足，即所谓“南怯北勇，南智北愚”，大抵自南宋始。故北人想出人头地，只好从军，立功升迁，形成“南政北军”的格局。经过一百多年，北人的后代逐渐演变成为南人，整个南方也就沦为蒙古铁蹄之下。
　　元末南人反攻成功，建立明朝，朝中政治人物多出于南方。昔日稷下学士、建安文人、洛阳才子汇集的北国风光早没了影，在通往北方的路途上，挤满了进京赴考的江南才子。两百多年的科举试中，南人占压倒优势。而南方籍帅才名将也占多数，这是与此前历代大不相同的，如徐达（开国）、戚继光（抗倭）、袁崇焕（抗清）、吴三桂（投清）、郑成功（攻台）等。但除了帝王将相，明代还有一大左右朝政的政治势力，即太监集团，人数多时竟达十万之众，又占据大内，并组成恐怖特务组织锦衣卫，故明朝又称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太监绝大多数是北人，晚明以江南士人为主的东林黨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黨之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南人与北人之争。当然，投靠阉黨的南人也不少，如楚黨和浙黨，如安庆文人阮大铖；而宦官中，亦有支持东林黨人的秉笔太监王安，他是保定人。唐时，太监主要出自福建、广东、广西等南方诸地。宋代太监极少，也未有过宦官之患。元以降，太监基本上出自北方。元明清建都北京，太监是皇帝身边的人，应会说北方话，便于服侍和传达圣旨，还必须熟悉北方的气候与生活习俗，“厚重少文”又“忠心耿耿”。

　　南人后来居上
　　激烈、长久的黨争消耗了王朝的气数，一直持续到明亡、清兵入关之后。本文开始提到的清初时南黨与北黨的较量，便是这种黨争的余焰。“在摄政王多尔衮执政的头几年中，' 南人' 与' 北人' 的区别变得极为明显了，而省份的区别则已不为人注意了。同时，南人与北人的竞争，也取代了曾经引起官僚黨争的'清流' 与' 浊流' 的冲突。例如，浙江海宁名门的后裔、有名的降人陈之遴，在当时就这样说过：' 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满清占领北京，首先依靠北人官僚，山东、北直隶（河北）、河南、山西等省籍的明臣，成了第一批归顺者，尤以山东籍降臣为众，北方局面迅速被清廷控制。但多尔衮要的是整个中国而非仅占领北方，虽优宠北人，却也对南人摆出唯材是用的姿态，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等江南籍降臣都官居相位（大学士）。他们偏重选拔起用南人官员，在朝中结成南黨，终于为清廷所忌，惩处了二陈，南北黨争自此平息。有清一代，在用人参政上南北平衡，历史上只有北宋一朝差可比拟。
　　尽管如此，南北双方的文化差距不减反增，南人的地位越来越高。蔡冠洛撰《清代七百名人传》（１９３６年），打破一般正史主要为高官显爵作传的章法，分政治、军事、实业、学术、艺术、革命几大类编，共收清代有影响的名人（除皇帝外）７１４人，包括南人４７５名，北人２３４名，外国人５名。北人中以原不属于中国而又占居统治地位的满洲籍人最多，为１２８人，另外还有蒙古１１人。如仅以传统意义上的北方即华北地区计算，则所收北人竟未能过百，仅为南人的五分之一。
　　大一统的清朝，入关之初就有南北之分：一个迅速归顺的北方，和一个持续数十年难以平定的南方（南明王朝、三藩反叛、台湾军政府）。南明史可法在扬州向清廷提出“划疆而治”，北方归清朝，南方归明朝，为多尔衮所拒。到了晚清，再次面临南北分裂：太平天国。当年铁蹄横扫中国无敌手的八旗军早衰败不堪，不得已以南制南，用湘军、淮军打败了装神弄鬼的南方“天朝”。又以南人收复新疆，組建海军，——北洋水师的将领多为福建人。北方拳乱，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出逃，南方舆论认为北方已亡：“存我中国者，其惟南方乎！”提出“保南存国”，“南北分疆而离立”。（刘学照《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辛亥革命，南方诸省纷纷响应，宣告“独立”，在南京成立临时国民政府，如果清廷拒不退位，“南民北清”相持对峙，分裂局面势不堪设想。袁世凯“窃国”称帝，又是南方起兵讨伐，又差点酿成南北分裂。民初有一副对联，嘲笑当时南争北斗的政治乱象：
　　民由是也，国由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清亡以后，南人继续保持对全国的影响力。在长达数十年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左右各派政治势力消长的军事力量不可小觑。即以国共两大阵营而论，国民黨政府授衔上将，包括特级、一级、二级、追赠上将，及中将加上将衔，至１９９４年共二百余人，其中北人５３人，南人１６５人。南北比例为３: １。××黨政府授衔的元帅、大将、上将，及红军、八路军时期未授军衔的高级军事领导人，至１９８８年共１９１人，其中北人３３人，南人１５８人。南北比例几乎为５: １。（据《中国国民黨二百上将传》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总的来说，国共两黨原本都是南方“乱黨”，曾相互合作北伐。孙中山在广州“另立中央”，自任“非常大总统”，与北洋政府对抗。国共反目成仇，××黨从南方拉起一支队伍转移到北方，先在陕北，进而华北，然后东北，发展壮大成国民黨的强敌。三大战役结束后，国共最后一次和谈，即“北平谈判”，国民黨政府拟议“划江而治”，苏俄斯大林也有这个意思，将中国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半。结果和谈破裂，渡江战役打响，北方再次统一南方。

　　北方代表中国
　　中国文化、经济的重心在中至晚唐最后一次大举南移，此后再也没有北返。而中国从古到今，除了明初两代皇帝加国民黨政府一共短暂的五十余年，北方几乎一直保持着政治中心的地位。即使在东晋南北朝及宋金对峙时代，北方也比南方更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它结束分裂，选择中国的统一者，它确定与周边相邻国家、地区与民族（西域、吐蕃、西夏、蒙古、朝鲜）的关系，它应付一切来自传统中国疆域外侵略威胁，它把外来民族一股脑儿同化成中国人，它规划未来中国的版图。总而言之，北方决定中国的大势走向，南方只是北方的附庸和后院。
　　我们老爱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反倒让西方国家利用了来打我们。没错，是这么回事，但怎么不再继续深入地想下去。四大发明都是南人发明的，象征中国传统物质文明的瓷、茶、绸都出自南方，南方还是粮、棉的主要产地，“两湖熟，天下足”，为什么南方没能成为中国的中心，不能代表中国，反倒一次次被北方征服、统一、主导，让北方代表中国，成为中国的中心？问题出在哪里？难道一副马镫，真的能使南人对文明的所有贡献黯然失色？
　　我以为，北方是民族及文化融合的一大基地，这是它始终能在气势上压倒南方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前面讨论的南方方言的复杂，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先秦时代的百越民族，没能像中原及周边区域的诸侯国那样，由华夏诸族相互融合成汉族，即专家们所说的“最纯正”的中原汉族；反而更加分裂，成为相互间连语言都无法顺利沟通的几个族系，沿袭至今。有趣的是，中原的“纯正”汉族逃到南方，也没能促进各系的融合，仍骄傲地固守谁也听不懂的祖宗腔——客家话。可以想象，南人们各自操着“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去和讲着“统一英语”的北人抗争，在文化上会处于一种怎样的态势。
　　反观北方，总是在融汇、统合、包容。那些进入中原的外来民族，都无一例外地完成了汉化：匈奴、氐、羌、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色目、满洲，以及带有欧洲人种特征的“罗马人”，甚至包括世界上最难被同化、连希特勒的种族大屠杀都不曾使其屈服改变的犹太人，他们也在中国北方融入了汉族，尽管留在那里的“纯正”的汉人已经稀少到几近于没有。而南方，保留了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群，几千年都没有太大的改变，“五十六个民族”，这里占了族数和人数上的绝大多数。即连身为“汉族”的大部分南人都未能彻底“汉化”，包括能说好“九声”却说不好“四声半”的广东人，包括被考证坐实为“纯正”汉族的客家人，“汉语”（普通话）讲得还不如北方的满人、回人，甚至不如与汉人混居的蒙人、藏人。汉颜焉能不汗颜！

　　能吃会喝，能说会道
　　从饮食方面亦可见一斑。都知道南人善吃，尤以广东人“什么都敢吃”，我相信第一个吃螃蟹的中国人也一定是他们。但敢吃不等于能吃。南人吃大米，吃了至少九千年，你叫他吃麦面，连吃三天就受不了。北人碗里五谷杂粮吃嘛嘛香，这才是真能吃。茶叶是南方物产，传到北方，虽说北人茶品不及南人精细，花茶、大碗茶什么的，毕竟成为风尚。大北方各少数民族，更创造出奶茶、酥油茶的喝法，兼享南北物产之精华。北方的牛奶，却始终未能在南方普及，甚至编造出酥酪吃多了“汗不得出”以至“病多难治”的中医理论。宋元以前南人吃猪肉北人吃羊肉，后来北人发现猪肉好吃，于是牵猪赶羊，都吃上了。你到北方农村的院落里转一转，随便就能找到一头独行特立的猪。而南人至今吃不惯羊肉。北人的拿来主义，显然比南人的排拒主义要大气。
　　北人虽“短于文”却“长于说”。陈名夏文章做得不赖，讲错一句话送了命。冯铨文章不如他，却会讲话，“一心事二君”之类，故能全身而退。北人常出能说会道之辈，那种“北人嘴钝口讷”的印象，实在错得离谱。京油子，卫嘴子，北京人“什么都敢说”，侃爷“功夫全在一张嘴上”，“侃晕了算”，贫嘴张大民，“我是流氓我怕谁”……。最典型的是相声，简直就是京津人的专利，外地人只能听，学不来那一口京片子。所谓“痞子文学”的玩语言，不是玩文本的叙述语言，玩的是口语对话，大量唇枪舌剑、戏谑调侃、逗趣耍贫的对白，如同相声或轻喜剧，还是以“说之长”掩盖“文之短”。中国古代巧言令色的说客，油嘴滑舌的弄臣，满口谀词的太监，巧舌如簧的纵横家、诡辩家、清谈家，数来数去差不多都是北人。魏国人张仪有一张好嘴，在楚国郁郁不得志，被怀疑偷了和氏璧打个半死。其妻垂泪，他问：“我舌头还在吗？”妻逗笑了：“还在。”他说：“舌头在便是本钱，不愁发不了迹。”果然后来在秦国拜相，靠的就是那条三寸不烂之舌。南方追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崇尚“大音稀声，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道可道，非常道”，讲不出道理的道理最好。申包胥到秦国乞师救楚，嘴笨说不动秦哀公，只好立于庭中大哭七天七夜，感动秦君出兵。
　　我倒不认为，长于“说”有什么不好，只要不是强词夺理、过于油滑和光说不练。能说会道终归是一种优秀素质，“茶壶煮饺子，有货倒不出”的“沉默的大多数”未必值得欣赏。古希腊古罗马的演说家，在历史和文学上的地位都是很高的。演说和雄辩，奠定了古民×制的基石。中国上千年的科举制是以文取仕，实际取舍系于一人两人：考官或皇上。现代民×制则很大程度上是以言取仕：竞选宣言、电视辩论、议会演说、记者招待会，……竞选人必须面对民众、媒体、对手，过不了“说”这一关成不了一个好的政治人物。现代司法也离不了说，法官一般从优秀律师中选任，而出色的律师除了大量的案头文件准备，主要得凭借法庭上即兴发挥的高度的语言技巧，询问、反诘、陈述、逻辑、乃至语气。宗教亦如此，藏传佛教、天主教的领袖，都必须是语言上的高手，擅长讲经、布道，否则难堪大任。西藏以转世方式相传的历任达×喇×，即使在亲政数年后，仍须通过一次次严格的考试：当着数千僧人的面，与各大寺最出色的学者进行每次数日的辩论。这比在大学做学问拿博士，也要经过的口语答辩难多了。私下里破万卷书、引经据典、行文严谨、深谋远虑固见功力，众目睽睽之下依然口若悬河、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妙语连珠更令人折服。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经验。中国人历来提倡“敏于行而讷于言”，但毕竟还有诸葛亮这样深得人心的人物形象，他的特点恰恰是“拙于行而巧于言”，坐着轮椅摇摇鹅毛扇，却能舌战群儒、骂死王朗。
　　绕来绕去，又回到说上来了。本篇题为“细说”，其实只能算“杂说”。既然杂说，也就只能说个大概，有的地方说得粗，有的地方说得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一直以为，南北的区分，及南人北人的异同，既可划得很细，亦可划得很粗。有时千里之别，有时毫厘之分，不可能绝对化。清末民初文化大师辜鸿铭，尝自称“东南西北人”。他生于南方（马来西亚），居于北方（也卒于斯），学于西方（留学欧洲），娶于东方（日本太太），通十余种语言，你能用南人北人来简单归类么？
　　２００１. ２. 于河溪屯子

mary666

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