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须由西方负责

卜丁

大多数危机都是以其发源地命名的，从1994-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到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是如此。鉴于没有人会对我们最近这次全球危机的始作俑者是谁提出质疑，我们就应当给它冠以一个合乎逻辑的名字：西方金融危机。西方领导人在这一点上不愿实事求是，这反映出，他们不可能认真思考美欧为避免危机重演而不得不进行的改革。这令全球其它地区、特别是亚洲感到担忧——尽管西方领导人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别人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亚洲政策制定者对西方同行言听计从。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西方对金融和经济最为了解。自从美欧铸成大错后，这种遵从的态度就被不安所取代。至于西方为何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亚洲人过于礼貌。有时，需要有一些相对粗鲁的亚洲人，比如我，来表达我们这块大陆的真实感受。

幸运的是，其他一些人也开始大胆直言。印度央行(RBI)前副行长拉凯什•莫汉(Rakesh Mohan)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中国银监会(CBRC)首席顾问沈联涛(Andrew Sheng)对美国银行业和监管者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表示：“如果我们的老师比我们强不到哪里去，那么我们确实不得不为我们自己考虑。”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谈到美国金融改革时称这是“马后炮”。

如今，这些观点得到了整个亚洲的认同。实际上，如果泰国人和印尼人不是来自天生礼貌的社会，他们会这样跟美国和欧洲说：“现在到了你们吞下你曾开给我们的苦药的时候了：别再寅吃卯粮了。”

亚洲担心，如果美欧不能做出根本性的调整，全球很快就将遭遇不幸。随着美国消费和进口的减弱，勒紧裤腰带的美国人将给全球其它国家带来痛苦。但是，没有“无痛”的解决办法：只有当美国整固好本国经济时，亚洲才能期待一个更可持续的未来。

相比之下，执迷不悟继续实行定量宽松政策、寄望于以此振兴自身经济的美国，将给全球带来严重的不稳定。另一方面，欧洲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正如哈佛大学(Harvard)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所写到的那样：“欧元区宏观经济政策在很多层面上都不条理不清，人们很难知道从哪里起步。”

我们必须采取什么举措？在国内层面上，美国必须减支并增税，不管政治上的难度有多大。欧洲必须解散其存在缺陷的货币同盟——首先必须全面改革其纾困基金，并重新架构德国在后马斯特里赫特时代与欧洲外围国家达成的“全盘交易”(grand bargain)。

在国际层面上，亚洲需要美国和欧盟在协调金融监管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近期20国集团(G20)会议的失败表明，美欧仍不愿做出牺牲。下一次它们必须证明，它们能够催生足够有力且在国际上协调一致的监管改革，来防范全球金融危机的重演——尽管这样做会损害其自身利益。

美国和欧洲能够再一次帮助塑造世界。但它们不应去关注替罪羊，比如人民币。确实，人民币需要升值，但即便人民币升值20%，也不会改变它们的命运——只有根本性的内部改革才能做到这点。

最为根本的是，我们必须卸下美欧作为宇宙统治者的假面具。它们必须学会分享权力。这意味着要实施具体的改革，例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投票权的改革。我们还必须改变态度，平等对待亚洲。只有通过这些改革，多哈回合、气候变化谈判或货币协调才能结出成果。让很多亚洲人真正担心不已的是，西方领导人仍不愿告诉他们的人民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世界已发生变化。他们的国家现在必须经历调整的痛苦，而这些痛苦正是过去接受他们建议的那些国家经历过的。

本文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院长，著有《新亚洲半球》(The New Asian Hemisphere)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