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相与激情

卜丁

人们更多地是用激情、而非真相来铭记历史。比利小子(Billy the Kid)——歹徒威廉•邦尼(William Bonney)的绰号——的故事比大多数故事更具传奇色彩。在新墨西哥的白色之城(White’s City)，曾经有一个博物馆的告示牌上写着：“我们没有杀死比利小子的枪，另外两个博物馆有。”在1880年前后发生在新墨西哥林肯县的“牧牛战争”中，邦尼至少杀死了9人——如果你是从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的民歌中了解这段历史，那就是21个人——但在美国的历史形象中，邦尼保留着浪漫主义色彩。

关于比利小子天马行空的想像后来变得荒谬起来。喜欢出风头、曾于2008年参加过民主党总统初选的新墨西哥州长比尔•理查森(Bill Richardson)多年来一直支持赦免邦尼。他通过12月下旬结束的一个程序，寻求历史学家和不太重要的民众的帮助。理查森有望在新年前夕就是否赦免比利小子做出决定。

美国州长有权赦免罪犯，但这种权力的行使在最近几十年变得异常轻率。1987年，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撤销了对唯信仰论传道士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的驱逐令，后者因恩典救赎和经文救赎的教义分歧于1638年被驱逐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因此，假如有关哈钦森于1643年被四处抢劫的印第安人在纽约附近杀害的报道是错误的话，她任何时候返回波士顿都将受到欢迎。

2003年，纽约州州长乔治•保陶基(George Pataki)赦免了已故喜剧演员兰尼•布鲁斯(Lenny Bruce)在1964年犯下的猥亵罪。人们可以不赞同46年前美国对猥亵罪的定义，但只要能够登录YouTube的人就不会怀疑布鲁斯犯下了这一罪行。就在上月，佛罗里达州州长查理•克里斯特(Charlie Crist)决定赦免已故摇滚明星——“大门”(The Doors)乐队的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后者因1969年在Dinner Key Auditorium当众脱光衣服而被判有罪。此类赦免是鱼与熊掌兼得的一种方式——既维护了法令，又收拾了残局。

在新墨西哥，支持理查森的律师们提出，邦尼是司法误判的牺牲品。他们声称，地方长官卢•华莱士(Lew Wallace)曾向邦尼表示，如果他供称自己卷入另一场凶杀，就免于起诉他杀害警官的罪行。华莱士是美国历史上最多才多艺的人物之一：在美国内战期间是一位重要的将军，向试图推翻法国人任职的墨西哥政府的叛军提供军火；曾担任驻土耳其帝国大使；著有畅销书小说《宾虚》(Ben-Hur)——写作时间是他遇到比利小子的时候。

赦免邦尼的理由没有太大意义。的确，华莱士曾写信给邦尼：“如果你能为你说你知道的内容作证，我就有权赦免你。”但这并不等同于承诺使用这种权力。赦免的承诺来自邦尼自己的信件，算不上中立方。与华莱士见面前后，邦尼参与了数起凶杀案。他也会被赦免这些罪行？如果是的话，赦免就很可恨；如果不是，那么它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噱头。

华莱士的任何承诺都是私下做出的，而不是公开的。食言将玷污华莱士的个人名誉，而不是理查德治理下新墨西哥州的机构名誉——不管怎样，1912年前新墨西哥州还不存在。现代的新墨西哥州长不必对19世纪80年代缺席的美国政府的施政方式负责。那将有点像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为英属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在马塔贝列人战争中的行为道歉。

击杀比利小子的警长帕特•加雷特(Pat Garrett)的后人质问道，如果邦尼今天仍活在世上，理查森是否会赦免一个像他那样杀人如麻的杀人犯。答案就在问题之中。赦免的唯一理由将是最糟糕的一种激进主义时尚——相信当局总是会有些狡诈，而一个歹徒无论多么残暴，总是会有些酷，有些勇猛。但比利小子不是切•格瓦拉(Che Guevara)。他基本上是帮助一伙牧业资本家反对另一伙牧业资本家。唯一让他与更“传奇的”革命者相关的是他的残忍。

理查森最近表示，通过赦免邦尼，有可能“我会兑现这个从未履行的承诺，从而完成我的赦免义务”。或许如此。但美国政客往往像《诚信》(Integrity)里的“孤独的人”，沉浸在自己的看法里。他们匆忙纠正不属于自己的错误——实际上，也不关他们的事。自称“对新墨西哥丰富历史着迷”的理查森一直被指沉溺于其中。的确，他正在做着相反的事情。他试图凌驾于历史之上。历史是过去实际发生的有意义事情的集合，而由于它们发生在过去，这也限制了我们当前的理解和行为。它是反对意识形态的最后壁垒。毫不奇怪，专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客们常常会与历史做对，一心想修改历史。

本文作者是《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资深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