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全球治理乏善可陈

卜丁

总体而言，全球治理业在2010年乏善可陈。金融危机已从私人金融体系转到了主权债务领域，全球经常账户失衡也开始再度冒头。世界需要的是建立健全的机制来应对这两个问题，但拿出来的只是一连串难堪大任的短期协议，虽然以此避开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但却埋下了更大的问题。

尽管各国就改革国际金融和政策架构展开了磋商——特别是，它们还日益把20国集团(G20)当作讨论全球治理的论坛——但它们仍未表明，自己拥有形成共识并做出艰难抉择的政治勇气。

举例来说，在应对今年年初始于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时，欧元区政府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似乎一直采取鸵鸟政策。最终，他们匆忙拼凑出了一份纾困计划——假如早点拿出这份计划，纾困规模本可小得多。虽然这份计划在流动性方面提供了帮助，但却忽略了希腊是否存在偿债能力问题。

此外，尽管欧盟(EU)磕磕绊绊地慢慢摸索出了创建可持续纾困及重组机制的道路，但欧元区领导人却显然未边线出应有的决心，以解决摆在他们眼前的问题。德国大谈特谈让私人投资者分担未来纾困成本的想法。但在希腊的事情发生后，它却默许了爱尔兰纾困计划，而这同样是以牺牲长期平衡为代价，换取短期稳定，并没有削减爱尔兰濒临垮台的银行业所背负的债务。

在11月份首尔召开的G20会议上，分歧表现得最为明显。在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创建G20的过程中，美国起到了关键作用。其后，又是在美国的推动下，G20会议于2008年升格为“政府首脑峰会”。美国试图把这个论坛作为推动全球再平衡的工具——尤其是要迫使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以及力争减少贸易顺差与赤字。

美国的确使中国允许人民币攀升了几个百分点，而在设定经常账户失衡目标方面，似乎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美联储重拾量化宽松措施，引发了有关美国试图以此压低美元汇率的担忧，从而削弱了上述行动的效果。在反驳上述指责方面，奥巴马政府和美联储表现得极为迟缓。最终G20之所以没有产生公开分歧，一是因为绕开了具有约束力的目标，二是因为又使出了惯用的逃避手段——把问题踢给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这个问题所涉及的范围，比金融援助和经常账户余额的具体问题更为广泛。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负有责任。

由于美国霸权地位正处于相对衰落的过程中，它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在国际峰会上雷厉风行地推动决策获得通过，而无需提前“做功课”。而新兴市场虽然表现出了对不喜欢的政策加以否决的意愿，但总体而言它们还不能提出一致的替代方案。“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召开了首脑峰会，但由于存在虽未承认、但显而易见的利益分歧，各方除了在攻击富裕国家上达成一致外，基本上没达成什么共识。

创建新结构是件好事，但结构本身不会产生政策。各国政府不能借诉诸于程序，或把责任推给IMF等机构，回避解决意见分歧。这些机构具备丰富的专业技能，但在政治上缺乏分量。在2011年，各国政府不应再一味谈论G20在改革全球治理方面的潜力，而应把更多精力放在当前有可能实现的目标上。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