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必须自强

卜丁

近两年前，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不久之前，欧元近乎崩盘。这两件事开启了历史的新篇章，我们由此迈入了“后西方世界”。若想弄清楚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必须先回顾一下“前西方世界”，即英国征服印度、中国开始衰落以前的世界。在“前西方世界”终结后的两个多世纪里，西方与“另一个”它认为低自己一等的文明并肩共存。这个时代已成为过去。

人口学家预计，到2050年，美国和欧洲将仅占地球总人口的12%。简言之，“另一个”文明现在已经和我们西方平起平坐。事实上，他们在许多方面更胜我们一筹——从他们对成功的渴望，到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坚定信心。我们现在必须自问，新兴国家能教给我们什么，而不仅仅是我们能教给它们什么。

当然，历史上也曾有过不同文明平等相处的时期。16世纪时的威尼斯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就是一例。你也可以读读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有关16世纪华夏帝国的游记。或者想想东印度公司初创时期驻印度的英国人——英国人趁莫卧儿帝国羸弱之际建立自己的帝国是后来的事情。在上述每个例子中，存在于两个势力之间的相互尊重都建立在心灵相通与好奇交织的基础上。但是，随着先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崛起，然后是美国世纪的开启，这种不同文明间平等相待的意识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2007年8月那充满戏剧性的一天，世界意识到了西方银行业模式的脆弱。今天，在本次信贷危机爆发三周年之际，我们西方人必须重新思考我们与世界其他人相处的方式。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即亚洲和西方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和印度或许现在正处在高速增长的巅峰时期，随后就会遇到结构性问题。然而，我们不应因为它们即将遇到的困难而沾沾自喜。面对全球力量平衡的改变，我们既不应该像美国那样抗拒，也不应该像欧洲那样自我拷问。因为对西方世界来说，这一刻既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这个新世界，我们的比较优势不是人口、军力、金融或经济，而是思想和理念，是基本上仍为西方所独有的民主、法治和对人权的尊重。这一局面可谓幸运，因为一个新的世界强国——中国站到了世界政治舞台的前列，却拿不出一个普世理念，同时还明确拒绝承担与其新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这在近代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相比之下，我们的普世理念可以成为西方世界的竞争优势。不过，要想实现这一点，我们失去光泽的资本主义品牌就必须重新占领道德高地。18世纪末，西方至高无上的地位刚刚开始确立时，启蒙运动也在同时间兴起。这场运动的思想基础是社会进步以及把人类从偏见、迷信和已有宗教的主张中解放出来。今天，我们必须以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因而还有道德化——来开启新的启蒙运动。

在这个我们不久就会变成相对少数的世界上，我们的目标必须是成为卓越的小众。今天，这一卓越模式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极光”中最为明显。在那里，力量就是谦逊与诚实，妇女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以人为本的资本主义得到贯彻，尊重移民成为社会规则。这显然不是美国遵循的模式，但也不是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或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遵循的模式——就此而言，法国和意大利均有负欧洲的开明理念。

我们现在应当认识到，我们的物质生活过于超前，而思想和精神层面却严重滞后。因此，西方大国必须重塑自身，但要记住重要的一点：尽管亚洲的崛起让它们感到不安，最终决定它们前途的却是内在因素。

本文作者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高级顾问，他的最新著作是《情感地缘政治学》(The Geopolitics of Emotion)

译者/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