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齐国灭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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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柯秋白
关键字：齐亡论 齐文化 秦文化
齐国，周初最大的封国之一；齐桓公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威宣时期的稷下学宫乃天下之中心；闵王时与秦并称东西二帝。但好景不长，公元前284年六国攻齐，齐大败，仅剩莒、即墨二城；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如此强国最终未能一统天下反而被秦所灭，这不得不让人惋惜与好奇。但对齐亡的原因的探讨,一直附属于对秦一统天下的原因的探讨，直至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兴起后才有了起色。

公元前286年齐灭宋既是其政治、军事势力达到了顶峰，也是其盛极而衰的起点。当时的荀子就看出了齐的败迹，一针见血地指出：齐四面扩张的战争已使其国穷财尽、兵疲民竭，必将走向灭亡。〔1〕

当时的纵横家虽为了受益于各国间的矛盾，而多挑拨离间，但他们却能在外交上，深刻地洞察各国的兴衰。如范雎就曾指出齐衰败于错误的外交政策——远攻近交。〔2〕总之诸子对齐国后期的内政外交失误都有较精到的见解，但都局限于就事论事。

汉代贾谊之《过秦论》虽以秦之亡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为主旨，但也附带地指出了六国亡于形势、相互间不亲不信（有利益冲突）、上下不和。〔3〕

司马迁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指出齐不仅亡于“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还提出齐亡乃定数“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

北宋的两苏则是较早对六国灭亡进行专题式独立研究的，尽管他们有鲜明的现实讽谏目的。苏洵的《六国论》指出齐亡于“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衰，齐亦不免矣”。苏辙的《六国论》指出六国亡于未守住作为天下咽喉、秦之腹心之疾的韩魏，而互相攻伐以自毙。〔4〕之后的李桢在其《六国论》指出以两苏为代表的前人的不足——厚于六国而恶于秦之暴，提出六国乃自取灭亡的观点，因为其对内对外的残暴不下于秦，不恤民力、违背天意是二者灭亡的根本原因。〔5〕

随着史学的分支学科（地域文化研究的兴起）及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人们对六国灭亡原因的研究的切入点更多，眼光也更远，综合性更强。继承了外交失误说的有陶芳女士，她将宣王──王建看成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将这个时期的齐国外交与秦外交比较，一败一胜，从而论证了齐灭亡的必然性。〔6〕从文化角度来挖掘齐灭亡的原因的有王志民、周新芳、叶海芹、邱文山、张玉书等。〔7〕还有从战国改革浪潮中各国改革的程度差异来论证秦灭六国的，从而也附带提到了齐亡于改革不彻底。如刘泽华、李瑞兰合著的《竞争、改革、进步──战国历史的反思》。〔8〕作为齐国史研究之集大成者的王阁森、唐致卿合著的《齐国史》，则综合有以上的看法。〔9〕虽然对齐国灭亡的原因的探讨已从简单的军事、外交深入到文化层面，但仍欠缺系统的、深入的挖掘。故本文将从物质、制度、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来较系统地探讨齐灭亡的原因。

一、 民穷兵竭是齐灭亡的直接原因

战国的兼并战争比的就是经济实力与军队的战斗力，故各国改革多以农战为重点。齐国，经过姜太公的开发、管仲的经营，早已从滨海的不毛之地发展成为“人物归之，襁至而辐辏”的膏腴之地。〔10〕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桓公得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最重要的条件，因为只有足够的财富，才能让诸国服从于他所制定的天下秩序。〔11〕强大的经济实力铸就了威、宣盛世，因此闵王才能“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12〕但是闵王死后，紧接着便是六国破齐。田单复国后，齐国基本上进入了全面收缩阶段，奉行谨事秦的孤立主义对外政策，连边防部队都有所裁减，而且从人们对齐军前后截然不同的评价中，也可看出齐军战斗力的明显下降。〔13〕由此可见其民穷兵竭。

其次，从货币的对抗中，也可看出齐的疲软。秦人在完成中国统一之前，其货币流通区域随其军事扩张而扩大，基本上可划分为三大部分：以雍、栎阳、咸阳三处都城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区；通过军事战争的形式蚕食韩赵魏三晋及燕楚的刀、布和蚁鼻钱流通区域之后所形成的关东半两钱流通区域；通过新辟疆土，开拓了西南巴蜀和西北诸地区的西部秦钱流通区域。这三大货币区为秦统一天下提供了经济上的强大支持。〔14〕而此时的齐国却才逐渐从独立于六国的度量衡体系中走出，渐与六国趋同；其国内仍刀、贝并行，各城邦各行其法化（如即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虽也出现了“齐法化”渐被各城邦所接受，有逐渐走向货币一统的趋势，但似乎起步太晚。同时秦国的货币区对局于一域的齐货币的强大压力也体现了二者经济实力的差距。另外，从农业水利工程的兴修情况也可看出二者的经济实力的悬殊。齐国当时没有大的农业水利工程的兴修记录，而秦国在统一前还在修郑国渠，这本是韩的疲秦之策，可不仅没达到疲秦的目的，反而使秦国更加富庶，可见秦国经济巨大的承受能力与发展潜力，以及相比之下齐的穷困。

最后，从稷下学宫的兴衰中也可看出齐国的穷困〔15〕。稷下学宫的营建与维持也是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16〕，但齐后期稷下学宫则是一派萧条、人才四散，与秦相吕不韦主持的《吕氏春秋》的宏大的编撰工程形成鲜明的对比〔17〕。

民穷兵竭的现实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的战败，使齐不得不彻底放弃扩张、争霸，而走向全面收缩、修养。但秦国的统一步骤之进展迅猛，打断了齐的复兴之路，使之灭亡。因此民穷兵竭是齐亡的直接原因，但却不是根本原因，因为齐国之前并未出现此问题，齐国的富有与兵强是久负盛名的，何以会在齐国后期产生此现象呢？而且其他五国的灭亡也存有民穷兵竭的直接原因，齐国与之有何差别呢〔18〕？齐国灭亡有何更深层次的原因呢？很明显，齐国的民穷兵竭不是必然的，而是其制度上的弊端长期积累所致，具体可分为外交策略、用人制度上的过失、弊端及国家实权的划分三个方面，其中实权划分乃核心。下面将做具体分析。

二、齐灭亡的制度原因

上一部分已论述了民穷兵竭在齐国的灭亡阶段的表现与影响，鉴于其他五国灭亡也有此因，故该部分将透过民穷兵竭的表象，而探讨其产生于齐国的制度原因，以期能挖掘出齐国灭亡的深层的原因。该部分将先分别论述齐在外交、军事、用人上存在的过失与弊端，再论述这些过失、弊端产生的原因──国家实权的划分上有矛盾。

1、外交政策上的短视

外交，作为一国内政的延伸，可以综合反映一国的政治发展水平。在战国时则是各国制度文明的最集中的表现，与一国的兴衰密切相连。对此前人已有许多论述〔19〕，在此仅做一简表，通过对比，希望能让读者更深刻地认识到齐在外交上所犯的过失的严重性。

国家 齐国的外交政策（威王──王建） 秦国的外交政策（孝文公──始皇帝）

外交目的〔20〕 威王的外交目标──“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 孝文公的外交目标──“据河山之固，动向以制诸侯”。

第一阶段 中联三晋，远联楚，远反秦，图私利破合纵，近伐燕不救韩。秦并巴蜀，迫使韩魏屈服；齐对燕得而复失，留后仇。 中立楚韩，联合齐赵，削弱魏国的商鞅外交。收复河西地,魏国大弱被迫迁都。

第二阶段 远联楚围韩败秦于曲沃；楚王贪地破联合，败于蓝田失汉中；齐不救楚攻魏，秦魏败齐于濮水；齐楚合则胜秦分则败绩。 秦国以连横对付东方诸侯的合纵的张仪外交.联合魏骗得楚，分离齐楚；得汉中，关中、巴蜀连一片。

第三阶段 宣王改外交为远攻近交，联韩魏伐楚五年，肥韩魏，秦得利取襄城。 秦国蚕食韩魏,削弱齐楚的魏冉外交。得大片领土,相对齐楚形成力量优势。

第四阶段 孟尝相秦险丢命,恼羞成怒,联合韩魏困秦三年.韩得河北及武道,魏得河外及封陵.齐一无所获徒费兵。

第五阶段 闵王与孟尝矛盾公开化,孟尝奔楚;闵王行合纵攻秦,吞并宋国。 秦国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范雎外交.立三川郡,东进之门开。

第六阶段 谨事秦,孤立自保,五国既灭终难自保,不战而降。 秦国收买与武力并行,一统天下。

从上表中不难看出，齐国的外交策略几经变化，虽然称霸天下的最终目标并未改变，但其具体的步骤规划则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总是试图在当前的外交形势下取得最大的现实利益，因此齐经常表现出是自己营建的合纵阵营的破坏者，且几乎是一朝君臣一种外交，前后无铺垫、变化极大。这种短视外交也许能带来昙花一现的辉煌，但其破坏力是极大的。闵王时的四面出击、占燕吞宋将齐国的势力推到了顶点，但因此造成了齐后期长期的民穷兵竭局面；也因其过盛，“诸侯恐惧”，以至招来六国破齐的大悲〔21〕。而秦国则表现出在“包举宇内、席卷四海”的明确目标导引下，步步为营、进退自如。“商鞅外交──张仪外交──魏冉外交──范雎外交──始皇外交”这条众星闪烁而又一以贯之的外交路线，使秦国在风云变换的战国外交中，能很好的把握稍纵即逝的良机，又能进退自如，胸有成竹，不囿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前铺后续，将一统天下的伟业步步落实：先收复河西地，再取巴蜀、汉中，然后集中精力攻韩魏以辟东进之门户，三川既立最后则横扫天下。其间时刻注意分化对手、各个击破。

齐、秦外交对比中一个极其无序、茫然，一个次序井然；一个偏重眼前实利，一个更重全局性的长远影响。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一胜一败也就不奇怪了。

2、用人制度上的任亲取代了任贤

齐国兴于任贤而亡于任亲。人才对于一国于战国那样的乱世中求生存、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正如王充所云：“六国之士，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丧〔22〕。”所以各国为图存、图强都在春秋的用人制度上有突破。更多的人才通过举荐、征召、上书游说等多种形式参与到政权中。正所谓“得地千里，不如得一圣人〔23〕。”故战国时养士之风、礼贤下士之风盛行（战国四公子即为明证）。而且认为君主的“使民之机”是“察能授官，班禄赐予”，“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些突显了当时用人上的尊贤原则，这是现实的反映，也是客观的需要〔24〕。

就齐国而言，齐桓霸业的取得就在于他拥有管仲、鲍叔牙、隰朋、宾胥无、蒙孙等贤臣的辅佐，而其晚年的五子争位与霸业中衰则是因任用易牙、竖刁等桓公自己亲信的奸佞小人。

田氏代姜，虽然“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25〕”，但那只是出于改国姓的需要，出于屏藩的考虑，很快田氏就培养了一批以田氏为代表的新宗贵。姜齐末期及田齐时期，其最重要的官职──相、将，绝大多数都出于田氏宗室〔26〕，其他官职的任免情况可想而知。田齐正是由于扫除宗族势力上存在严重残余，故使其尚贤之习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尤其是在宗室专权时期），宗室之人因其家族的位尊、势隆、权重，从而在接受任职上经常是处于优势地位的〔27〕。再加上齐王个人的昏庸，更使人才政策难以落实。因此尽管齐国有很好的人才培养机构（稷下学宫）、培育制度（稷下学制）及选拔制度（三选法、举荐制、上书制），但人才流失现象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很多稷下学者虽被齐政府所尊养，但却始终得不到重用（如孟子）。这也是为什么田齐时有比姜齐更宽松的政治环境，却再也没有出现像管子那样的能在政坛上经天纬地、出生普通的人才，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更多的是宗贵。例如闵王本人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他“矜功不休”哪怕已经是“百姓不堪”；“诸儒谏”，他“不从”，以至“（诸儒）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28〕”。而正是这些稷下先生的风流云散，宣告了齐国的盛世的结束，紧接而来的是六国破齐。稷下学宫的衰落既是田齐衰亡的标志也是田齐衰亡的重要原因。在无贤匡国的情况下，齐闵王后期田婴、田文父子的专权， “残贱其百姓，害伤其群臣”，不用深得人心且有能力的田酚，而用中缚，结果造成徐州之战的失败；田文于闵王七年（公元前294）指使贵族田甲使用暴力劫王，失败后逃亡魏国为魏相且组织秦魏赵燕四国破齐活动。

选贤与能，在素有开明尚贤之习的齐国都难以贯彻到底，其它国家可想而知，因此六国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才的流失。而改革较彻底的秦国尽管也曾有过“逐客令”，但因其自身文明的落后（故有极强的拿来意识或学习动力）、雄心壮志的激励（使其有罕有的尝试、冒险、创新意识）及对宗贵势力的改革较彻底（减少了任亲对任贤的阻力），使其能最大的吸收和利用被山东诸国宗贵排斥的士人，所以李斯的《谏逐客书》能起作用。

3、国家实权划分中的矛盾双方的此消彼长，是造成外交上的短视，与用人上的任贤任亲间的摇摆的重要原因。

同战国其他国家一样，齐国也走在了君主集权的道路上。“西周时的有限君主制──春秋时的有限君主制下的宰相责任制──战国时以君主为集权象征的官僚制度”，不同时期对君权提出挑战的集团相应为“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公子集团──春秋中后期的卿大夫集团──春秋末期抬头、战国时兴起的士人集团〔29〕”。但这只是描述了正常的情况，但现实情况是由正常与非正常两个部分组成，非正常的情况并不比正常的情况少，二者缺一不可，而国家制度也就在二者的变换对抗中以 “萌芽──定型──破坏──新萌芽”的循环上升形式发展着。

从齐国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一点。桓公时期君主集权已在形成，但此时的卿大夫集团的势力也正盛〔30〕，而管子代表的相权也在兴起〔31〕，三者呈互相牵制之势。田氏代齐后，旧的卿大夫势力被清除了，但新的卿大夫集团又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且他们通过对相权的渗透，从而形成了宗室之相与君主分权，尤其是君主将权力下放时，很容易就形成宗室之相专权的局面。如桓闵襄时的田婴、田文父子。这种渗有相权的宗室势力对君权的挑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上，他们以双重身份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及任免官员，比单独的相权或宗室的影响更大。他们上请爵禄而行之群臣，重组政权，培植亲信，排除异己，在内政外交上都有极大的左右能力（这也是田氏能够代齐的重要条件）。如孟尝君一直奉行的是联秦外交，而欲霸天下的齐闵王对之就相当不满，但闵王虽对孟尝君的专权不满却一直隐而不发，直到后来，孟尝君因相秦险些丧命而恼羞成怒，故联合韩魏共发兵困秦三年无功而返，二者的矛盾才渐渐公开化，直至公开的武装叛乱的发生。

第二，在经济上，他们享有食邑权，不用向国家交纳赋税，分割了国家的财富。因此田文谓其父“君用事相齐，至今三王矣，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这意味着对国家实力的削弱与分割，地方实力的积蓄。如孟尝君叛乱失败后，据薛邑得以自保。相魏国联合秦赵燕三国破齐，使齐闵王死于莒。齐襄王时，据薛中立于诸侯，而“齐襄王新立”，竟“畏孟尝君，与连和，复亲薛公〔32〕”。

第三，由于有独立的经济实力，故有能力养众多私士，分国之人才资源，而充实自己的集团实力。所以田文劝说其父要养贤士；且田文相齐、封万户于薛时，“其食客三千人”，且其中就有像冯獾那样的能者，他烧券书令薛民亲田文、彰文之善声；单车入秦而令田文复重于齐且奉邑益广。只可惜这些能者只为田文集团的利益着想，而不能为齐国的社稷做更大的贡献。贤才被宗室专权者排除于国家政权之外，或被私人集团所收藏，这不能不说是齐国的损失。

第四，在军事上，他们不仅能控制国家常备兵（以国相的身份），在五都制下握有地方部队，而且还在个人采邑畜养私人武士〔33〕。因此他们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与国君对抗，所以闵王与孟尝君进行公开的军事斗争时，孟尝君能有自保直到后来又被襄王重用；而田单也能凭自己的即墨之兵而复齐国。

第五，在心理上，自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再变为自卿大夫出，使人人皆可觊觎王位，这在商品经济发达（个人主义盛行）的齐国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田氏取得姜氏的封国，多少有些爆发户心理，取得王位的，也许会多为国家着想，但没取得王位的难免就会有觊觎王位的野心或能捞一笔是一笔的自私的打算，尤其是身局相将等要职的宗贵，他们更有实力来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田文劝其父养贤士不是最好的饿证明吗？因此齐国的宗贵叛国、裂国的现象更为司空见惯。

这种宗室强权对君权的挑战是巨大的，君主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宗室专权的现象。宗室专权时，就会更多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外交上结交有利于自己的国家、集团，甚至出于个人恩怨而采取军事行动（如孟尝君因相秦险些丧命而恼羞成怒，联合韩魏共发兵困秦三年），用人上优先安排亲信。这必然会同国君从国家利益或个人见识出发所制定的策略有抵触（如闵王对孟尝君的联秦外交的不满）。二者对抗中的此消彼长就造成了外交策略上的断裂、短视、变化及用人上的任贤、任亲的摇摆。齐国后期的宗室专权促成了外交上的谨事秦、孤立于五国之外维持现状的收缩政策，后胜等人更是出于自己利益的打算而提出零边防、降秦的策略，亲手埋葬了齐国。

齐国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宗室专权呢？这与齐国的特有的政治理念有关。而且齐国从外交中表现出来的治国政策的无序、混乱不仅与齐国君臣间的权力消长有关，与起政治理念也有直接关系。这就不得不从齐国的文化层面进行探因了。下一部分就将从齐国的政治理念出发，探讨齐文化中造成齐亡国的因素。

三、齐亡国的文化原因

上一部分探讨了齐灭亡的制度原因──君臣权力的消长带来的以外交策略为综合表现的治国政策的混乱、短视；用人制度上的任亲胜过任贤。并点到政治理念对该制度上的不利因素的形成有责任，下面就将从政治理念入手，来挖掘齐灭亡的文化原因。

1、政治理念上的庞杂与现实中的极端运用是造成齐国制度上的复杂、混乱、短视的原因。

齐国的政治理念多来自齐法家，故齐国以法家著称。鉴于《管子》是齐法家的集大成之作，且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又是在田齐政府的倡导下形成，既有对管仲以来齐法家思想的继承也有对齐法家的新发展的总结，因此可作为研究当时理想与现实的齐国政治理念的可靠资料。下面将具体分析《管子》中表现出来的三大治国理念及其实际应用。

第一，无为与有为的矛盾是造成君臣权力消长的重要原因。

君主无为的思想不仅仅是黄老学派所有的，其在齐国很早就产生了，如《管子》中就有不少管仲劝谏桓公挑选贤能之士为官，而桓公自己则应致力于提升自身的品德，从而实现垂拱而治。这种君主无为，无非是为了让臣子在治国中能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更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而国君有时为了贪图安逸，也很乐意做无为君主。田氏代齐，就是姜齐无为的结果。从田成子“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的收买人心到田和废康公自立，在这段如此长的准备时期，且以晏子为代表的人已经指出了形势的危险〔34〕，可姜齐竟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挽救措施。作为稷下学宫中的显学，其影响不仅局限于学术上，作为田齐重要的治国理念，其对田齐的影响更大。因此齐威王早年时也曾“不治，委国政卿大夫”，若非形势所逼和臣下进谏，恐怕很难成就其伟业。

君主有为的政治理念更是历史久远，这从齐国系统的法治思想于驭民之术中可见一斑。齐法认为“法者，天下之至道也〔35〕”，“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36〕”。赋予了法的最高统治权，同时也强调“生法者君也”，将法视为君主统治百姓的有效手段，是君令行的有效保证；还强调人人要守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是谓大治〔37〕”。因此君主要顺天道、因人情而制定法律，同时还要量力而行（即法要有现实可行性）与随时变化，从而达到驭民自如、令行天下的大治效果〔38〕。在驾驭官民方面明君要操六柄、处四位、恩威并备〔39〕。

齐国君臣就在有为与无为间抉择：君臣都积极有为，且上下一心时，就开创了桓公的霸业、威桓盛世，齐国兴盛时多位于此种状态，但这种状态很少。君王无为时，臣下执国柄，从而产生宗室专权，齐国后期便是如此，从而使齐国在满足个人或小集团利益中，耗尽生机、走向灭亡。君王若想从已执有国柄的大臣手中夺回权柄，而使自己能大有作为时，二者则往往产生激烈的对抗，甚至上升为国内叛乱势力与别国干涉、入侵势力相勾结的大混乱。如孟尝君与闵王的公开对抗招来的六国破齐，加速了齐国的灭亡。在这个过程中就实现了权力的转移与再划分。

第二，富民与伤民。

姜太公与管仲都持“民为国本”的思想，“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40〕”。他们也就奠定了齐国的重民思想之基础。战国时兴起的人文思潮更是强化了这种重民思想。

齐国在“人皆好利”的人性观指导下以富民为手段以尽民力为目的。但尽民力很容易极端化为伤民，具体表现就是沉重的赋役负担。因此用民有用民之道──

举财长工，以止民用。陈力尚贤，以劝民知。加刑无苛，以济百姓。行之无私，则足以容众。出言必信，则令不穷矣。此使民之道也〔41〕。

管仲时将赋役负担转化为商品价格，再加上适当地轻徭薄赋、提倡节俭之风、系统而有效的商战政策“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及国家盐铁专卖而给民以盐铁开发权的资源共享式合作，巧妙地隐藏并减弱了矛盾，满足了富民又尽民力以强国的双重需要〔42〕。

但齐国后期的君王很少能做到这样，他们多以加深对人民的剥削为出路，再加上外交上的短视性的大扩张的巨大消耗，形成了恶性循环。民穷财尽之齐怎能抵抗住注入了新鲜血液（郑国渠）的富饶关中、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巴蜀及富裕的汉中的联合打击了呢？

第三，霸天下与王天下。

王霸之争乃儒法争论的焦点之一，对于二者兼有的齐法而言这二者也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们可经常在《管子》中看见二者并提的现象〔43〕。

因为管子认为人性好利，故对于征服其它诸侯国他认为应施以恩惠、讲以礼制，以德服人为上，不轻易动武〔44〕。所以虽然管子认为战争是取得天下的必要手段，但也认识到战争是亡国的最大危险，因此《管子•兵法》说：“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故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此四者，用兵之祸者也〔45〕”。

故用兵要讲究时（时机）、势（形势）、义（义兵）〔46〕。所以桓公裂土定三君，会楚召陵存宋、郑；西伐秦存晋公；北伐孤竹以存燕；高举尊王攘夷之大旗〔47〕。

这种因时、势、义的不同而灵活采取王、霸的政策未被田齐的后期君主（闵王之后）所参透，他们表现出的是事先无长远的谋虑，权衡失误，贪图小利，不亲与国，不视时而动，一味的求霸，最终覆灭。这正如《管子•重令》篇所云：“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天道之术，人心之变。天道之术，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

因此齐王在有为与无为间徘徊，在富民与伤民中来往，在霸天下与王天下间抉择，从而产生了齐国总体治国策略上的混乱、反复、无序。君主有为时，四面扩张，陷民于水火，得罪盟友；无为时，宗室权臣执国柄，君臣矛盾、宗室矛盾激烈，政乱于内。这种混乱的局面既是齐国创新力丧失的表现，也是创新力的限制因素。所以自从太公、管仲创造性地奠定了齐国基本的政治格局后，后面的君王很少有创新，基本上是对姜、管的固守。尽管稷下学宫开创了一个更为自由、更为开放、更为多元的政治环境，但田齐在政治上的创新性与改革性的缺乏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田齐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威王的改革尽管大刀阔斧，但相较秦国仍有不彻底之处〔48〕，其继承者不仅未完善其变法，反而逐渐抛弃了他富国强兵、重用贤能之士、严明吏治的法治路线。如闵王听任孟尝君之流的贵族专权，使宗室贵族势力膨胀，形成分裂割据之势；用人制度上任亲也日益取代选贤与能；纳谏之风丧失殆尽；《战国策•齐策六》：“齐负郭之民有孤狐口亘者正议；（闵）王斫之檀衢，百姓不附；齐孙室子，陈举直言，杀之东闾，宗族离心；司马穰苴为政者也，杀之，大臣不亲。”吏治也日益腐败（如田胜相齐时收秦贿而卖国）。因此闵王后期的盛极而衰就不奇怪了。

但齐国政治理念上的庞杂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有哪些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促成因素呢？这就要从孕育了齐国政治理念的齐文化上找原因了。下面将分析齐文化的特性来寻找其造成齐灭亡的因素。

2、齐灭亡的文化因素

上面几部分通过从物质、制度、政治理念三个层面，对齐灭亡进行了层层深入式的探讨，已追溯到齐文化层面。其实前人对此早有研究〔49〕，通过对比了秦齐文化的异同，从而得出了齐文化不如秦文化那样适合在那个兼并的乱世生存的观点。这一点是值得肯允的，但这还不够。

以农战为核心的秦文化在兼并的战国确实很实用，但统一后，在和平的环境中其消极作用逐渐凸出，而齐文化对和平环境的适用性逐渐被人所认识，于是开始了其对秦文化的渗透。但终因秦国祚短暂打断了齐化的过程，不过后继的汉朝继续并完成了齐化过程。由此可见齐文化的先进性。反过来说，正是这种先进性在当时社会中表现出的不适应性，造成了齐国的灭亡。下面将做四点具体分析。

第一，齐文化中浓郁的人文情怀是个人主义泛滥的根源。

周革商命后，上帝与天命的观念产生了动摇，敬德保民的新政治观形成。太公带着这种新政治观进入齐地，在东夷民族及殷商遗民的汪洋大海中，认识到只有以“利民”为目的才能立国。这便是齐国民本思想的源头。春秋争霸中管仲更是深刻认识到了“得民者得天下”，于是他以富民为霸业之根基，进行了一系列的富民、利民、尽民力的改革，进一步奠定了齐国的人本思想。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与私学的兴起更是吹响了人本代替神本的号角，作为战国的文化中心的稷下学宫，各种民本思想在此都得到了最大的宣传，人本与神本思想也在此碰撞出了最耀眼的火花，那场人性的大辩论使更多的人受到了人本思想的洗礼。齐国“近水楼台先得月”，这种中心地位必然会推动起人本思想的深层发展。

另外，齐国发达的商业文明，使齐国人在实践中更深刻地体会到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奋斗与努力在成就其事业中的重要作用，而淡化了农耕文明下强烈的集体意识、家族乡里意识。因此他们更强调个人魅力的展现，个性与自由的实现。这集中表现在齐俗中对个人勇武的歌颂与追求。《诗经•齐风•还》通过写两个偶然相遇的田猎者互相夸耀，尽显齐民的尚武之俗，特别是追求个人的勇武；《卢令》通过赞美猎人与猎狗的美丽多才而表现了齐人好田猎之风；《猗嗟》通过赞扬一个在射箭的年轻人而表现了齐人对箭术好的人的欣赏（见附录）。

而齐国后期正是这种人本与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导致了自私自利之风的盛行。从而造就了田胜等宗贵为图私利而卖国、裂国司空见贯之奇怪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将甘茂的“出私金以益公赏”的行为。宜阳作为秦同三川的必经之路，攻下它的意义自不待言，秦将甘茂强为此强攻五个月无果，于是他“出私金以益公赏”终拿下宜阳〔50〕。

第二，齐文化的三大来源及其形成过程赋予了该文化开放性、兼容性、灵活性、实用性的特征，但正是这种“开放、灵活、实用”使齐制度有不可克服的随意性、缺乏连贯性与短视的硬伤。

本土的东夷文化、商朝时不断东扩而在此积淀下的殷商文化及姜齐带来的周文化在太公的“因俗便利”的原则下共同塑造了齐文化的根基。

尽管这种“因俗便利”的原则赋予了齐文化旺盛的生命力，使其能在春秋战国的知识大爆炸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并在秦汉的文化大整合中赢得优势地位。尽管这种灵活性、实用性使齐国的各项制度都以“便宜行事”为出发点，从而具有极强的可行性与适应性。使《管子》一书的哲理不似老庄那样玄乎，名家那样雄辩，而是相当具体，相当实际。

但就是该原则让齐制度具有极大的随意性，缺乏连贯性、一致性与彻底变革的魄力、动力。从而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因人（国君）而异的齐国史。而秦国就在变法的彻底性、政策的连贯性、严格法治下的良好社会秩序上胜过了齐国，从而在齐国的沉浮中积蓄力量，最终赢得了后来者居上的胜利。正是这种实用性使齐国人目光短浅，无法认清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还停留于争当“令行诸侯而无人违”的诸侯共主的阶段而无一统天下的意志，无法透视当时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从而在外交上、军事上产生了巨大的失误（兵动，国土无广；兵息，民富无增），白白消耗了自身的有机力量，最终不得不走向全面收缩。而秦国则在明确的外交目标（席卷天下，囊括四海）的指导下，步步为营，不断充实着自己的力量，最终以绝对的优势赢得了天下。

第三，齐人尚奢、尚逸、尚浮夸；爱幻想、浪漫的民风使其奢靡成风，军事实力、综合国力下降，并缺乏对严峻现实应有的警惕，是思想上自我解除武装的原因，也是齐人不能坚守国土、奋战到底而轻易投降的原因。

发达的商业文明使齐国人的消费意识强烈，从而营造了尚奢、尚逸、尚浮夸之民风。《战国策•齐策一》云：“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者。”如此高的消费水平与消费内容，足见其富、其奢、其逸。这在《诗经•齐风•著》中有反映，该诗非常详细地描写了新娘奢华的着装打扮。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总财富是相对固定的，消费与积累、私人的生活消费与国家的生存发展性消费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齐人的这种私人高消费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的生存发展性消费的实现，从而必将对其综合国力产生破坏性影响。同时政府不得不下令限制手工业〔51〕的“工事竞于刻镂相稚，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稚〔52〕”现象的存在，也说明了当时农业受到的冷落与威胁，这对于想立足于战国那个混战的时代是极其不利的。因此秦国的节俭之风显示出了极强的优势，能在财富相当的条件下，使国家积聚更多的力量来对抗征服其他国家。富民，则驱之无力，故齐兵素以怯弱闻名，当秦军打进国都时竟是“民莫敢格者”，因此齐国兵学虽天下无敌，但却是为了弥补齐国兵士本身战斗力不强的弊端，而不得不在军事技术、战略战术上所多下的工夫。而且齐后期良将的缺乏与被排斥、不设防的即定国策都使兵学上的优势化为了零。唯有的优势也放弃了，齐焉能不亡？安逸之风也有表现，如《齐风•鸡鸣》就描绘了贪图安逸的齐国官员找各种借口不上早朝，这岂不是亡国之风。

尚浮夸的民风在齐国的文学作品中有突出反应。浮夸使尚实用的齐人也有脱离实际的一面，和齐俗中的浪漫与爱幻想结合起来，在农耕文明已有的高度上，创造了辉煌的齐地天文学（《甘德星经》）、影响深远的阴阳五行说、在秦汉影响深刻的齐地方术（后演变为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但正是这种浮夸、幻想使齐国在思想上形成一种自我麻醉，不利于积极应对当时最大的社会现实—强秦的东扩与统一六国的实质。从秦汉时期总多活跃的齐地方士，我们可以反推出齐亡国前的方士之多，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齐国的不战而降了。

第四．齐文化的驳杂状态决定了齐人难以完成统一的伟业。

齐制度上、政治理念上的驳杂决定了其在战国兼并战中的无头绪、无计划，正所谓“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胜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胜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53〕。”这就导致了齐国一系列军事上、外交上的失误。但其制度上、政治理念上的驳杂则是由其文化上驳杂特色所决定的。其思想文化的驳杂的原因与表现如下：

首先，齐文化的多源化之起源与兼收并蓄式的成长是齐文化的驳杂特色形成的重要原因。

其次，齐地的思想家多出生杂家，或兼顾多家，尤其是那些杰出的大思想家更是诸家皆通，只是所主不同而已。作为齐文化的重要创造者的知识精英阶层，他们的思想上的驳杂必然反应在他们创造的文化中。另外，百家争鸣的特殊时代背景，思想大爆炸大交流的总的时代特色，及新兴的思想传播与发展方式—辩论、稷下学宫特殊的文化中心地位，这些都决定了成长于此时的齐文化的驳杂性。

最后，五民皆具的多种物质生产方式是齐文化的驳杂特色形成的根本原因。齐国是春秋战国中唯一以五民皆具而著称的国家〔54〕。从其立国到最后亡国，其士农工商贾的多种经营模式就未被打破过，尽管曾有过主要生产方式的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兴起及其在政治需要下逐步占据本业地位）。多种经营带来的是多种文明的发展，形成的是文化的多面性。

职业文明对齐文化驳杂的影响

商贾商业文明实用、逐利、重视个人价值、自由平等开放开拓。

海商海洋文明不同于楚人的浪漫、神仙方术、道教。

农民农耕文明循环的阴阳五行说、发达的历法、天文学。

士政治文明文，尚贤能、（汉朝的今文经学）、经世致用；武，尚个人勇武、私斗、技击、劫人、武术。

四、总结

正所谓“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55〕”齐国兴，由其文化；亡，也由其文化。

特殊的建国背景、方式与历程，使齐国很早就有了以立国为民、利民为核心的人本思想与人皆好利的人性观。在此基础上，齐文化形成了多面性的特点，且多面性的齐文化与多样化的物质生产方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打造了齐国的制度文明，使之既有符合当时社会潮流的人本特色（德治与法治的并用）、适合那个变革的社会的实用性与灵活性、能尚贤、积极改革、兼收并蓄、自由而开明的政治环境等有利因子，又有制度的随意性强、奢侈、贪图安逸（创新精神的消逝与固步自封）、自私自利（内乱不断、卖国之人多）等不利因子。从而使齐国历史在这些因子的此消彼长中呈现出因人而异的沉浮〔56〕。

有利因子起主导作用，则齐国兴；不利因子唱主角，则齐国败。驳杂的齐文化对于齐国而言，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驳杂使齐国有广阔的选择余地，因此其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明君贤臣就能铸造辉煌，昏君佞臣就迅速衰败，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齐国的灭亡有其偶然性；但齐国缺乏的就是如何才能保证使驳杂的文化、制度中的有利因子时刻发挥主导作用，缺乏的就是对其驳杂的文化、制度的系统的合理的整合。而“思想文化上的驳杂→制度上的因人而异、便宜行事→具体内政外交上的见机行事”这根链条决定了齐国的霸业暂时性与齐国担负不起统一天下的重任，在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齐国的灭亡具有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