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札记：中俄新蜜月？

卜丁

根据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标题公告，胡锦涛在莫斯科与梅德韦杰夫“达成许多新的重要共识”。地方机关报的代表－－解放日报用新华社稿件点明了国家主席4点建议中的核心：“提高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记述胡锦涛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典的侧记“重温峥嵘岁月，珍惜世界和平”没能赢得多数市民报纸的青睐，编辑们更愿意展现的是红场上那些核武器和战机，以及总书记向前苏联老战士赠送茅台加普洱。环球时报引用一位瑞典专家的分析，强调胡锦涛是唯一俄总统、总理都要会见的外国领导人，表明俄中关系的不同寻常，并且这样的安排不得不让西方国家要认真思量——“虽然北约的军队走过红场，但中国的元首才是俄罗斯的贵宾”。

身处上海的东方早报在外交通稿中找到了新闻的贴近性：梅德韦杰夫将出席世博俄罗斯馆活动。5月1日起正式开幕的上海世博会已经度过了前十天。在早先参观客流被形容为远低于预期、难以达到7000万人次之后，周末以来，媒体上陆续出现向好消息。上周五，多有媒体引用上海官方消息，称截至5月4日共销售门票3311万张，潜在参观者已超过4000万人次，世博新闻发言人进而劝告游客不要都选择“后期参观”。今天得到公布的数据则是，“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上海世博会开幕后的首个双休日，世博迎来了近35万客流”，“公交车上不时发出‘别挤了'的叫喊声”。上海媒体更宣布，官方增设了门票销售指定代理商－－便利店，根据新闻晨报在头版提供的指南：“今起气温回升，适宜观博游园”。

广州新闻人比上海媒体更关心天气变化。在遭遇了上周五突如其来的特大暴雨以及积水难排、汽车被淹后，这个南方省会中的民众通过媒体表达强烈不满、要求追究责任。广州日报和南方都市报都刊登了气象台的自辩：暴雨准确预报是国际性难题。至于“赔偿谈不拢，部分车主堵路”，早前广州市长万庆良已作公开表态：希望保险公司“该赔的必须赔，可赔可不赔的也要赔”。

羊城晚报在“今晨又暴雨”的图片上方，把头条标题让给了一句来自新华社的“狠话”：贫富差距逼近容忍红线。在这篇得到众多媒体推荐的稿件中，称记者在全国15个省区市采访了大量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群众后，“大家比较认同可以用白色、黑色、灰色、血色、金色5种‘颜色收入'来概括当前形形色色的收入”。发改委人士在文中的表态是：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为0.47，已远超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并逐年攀升。

在新华社的引述中，房地产、矿产、证券成为中国当下的暴利行业，而随着房价暴涨，“没有房子的人”已被远远甩出财富形成的大门之外。可以作为最新“罪证”的新闻是：开发商持2500亿现金对抗楼市新政，可硬扛半年。根据广州日报的分析，某大型开发商全国在售楼盘85折优惠促销尚未引发预期中的降价潮，因为“有东莞某开发商运营总监告诉记者，开发商资金的耗尽至少需要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搜狐也用点击今日栏目分析开发商的另一番底气：有地方政府罩着，国家政策暗中扶着，GDP涨速腰上系着，开发商可是一直都在享受着“总理级待遇”。由任志强在大连参加活动时遭遇“鞋袭”说起，这家门户网站的核心观点是：开发商永远不可能离开房地产行业，但政府可以。

政府可以么？人民日报经济周刊的设问是：“新政”会不会带来楼市拐点？答案相似：即使政策调整导致市场出现所谓“拐点”，也不会是彻底的、绝对的急转直下，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转变和调整。至于新政效果，“调控成败关键在执行”。与此同时，在市民报纸扬子晚报的评论版上，面对四处传来的楼市调控立竿见影的证据，来自京城的作者说得更加保守谨慎：楼市真摔假摔未明，别忙定论“新政效果”，“多年来楼市暴利滋养了不少利益集团，这类利益集团已渗透于方方面面，在关键时候就会故意制造假相迷惑公众和决策部门”。

假相从来美妙。在今天的网易评论频道中，编辑们还推荐了来自商务周刊的社论。主笔者从记者们形容的“中央政府英明神武”、“地产老板畏于天威”中感受到了一些不对的味道，因为“我仿佛听到从CBD员工食堂传出的一片慨叹声：真是比窦娥还冤啊”。这本刚刚获报因早前有关国家电网报道“失实和违反宣传纪律”而停刊一月的杂志认为，政府不应当把板子主要打在“投机买房者那一边”，而是应当把住房当作公共福利一样的义务，“与其10年时间把城市土地资源卖光赚钱，不如10年时间把钱在民众福利身上散尽”。

与新华社一样，人民日报选择报道什么、评论什么从来都是那些不够“权威”的媒体重要观测对象。网易又把报道者的身份放进了标题：“人民日报刊文称中国绝不能搞三权分立，称西方国家也很少采用”。这篇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理论版上的文章，系“大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品摘登，由两位清华大学学者署名，称赞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著的《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正本清源”，强调中国必须始终坚持现行政治制度。

被形容为第二个“佘祥林”的河南农民赵作海昨日终于走出冤入11年的监狱大门，市场化媒体对此给予持续关注。根据当地高级人民法院宣告，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省法院纪检组、监察室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编辑倾向都在字里行间：根据河南当地大河报、河南商报提供的素材，京华时报总结出一个现象：“当年赵作海案件的负责人均已获升迁”。而在记录赵获释后“一整天未出现在赵楼村”的消息时，新京报更是拟就一则小标题： 赵作海获释后“被旅游”？

时评作者们亦就此发表大量评论，总结冤案教训，呼唤程序正义，责问刑讯逼供可能性。其中，经由新京报发表的夏周评论“被害人复活：反思错案，回归常识”得到了四大门户的一致重点推荐。文中反思称，中国刑事诉讼的三个常识理念未能得到落实：即疑罪应当从无、非法证据应当排除、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更呼吁全国人大在明年的《刑事诉讼法》修订中，“让常识真正渗入司法，让错案再无机会发生”。

舆论谴责枉法、追问责任之时，王琳则经由东方早报表达了作为法律界人士的观感：我们应该相信，并不是公安司法官员都乐见赵作海这样的人间悲剧。若换位思考一下，“命案必破”的压力确实“要命”。这位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提出的结论是：人的责任要追究，体制的责任也要校正。化解社会压力与上峰压力，仍然有待司法独立性的增强。诉讼制度的校正，仍然指向“公检法流水作业模式”向“控辩审三角结构模式”的转变，尤应扶正失衡已久的控辩关系。当辩护人也被赋予了与公诉人“平等的武装”，当法官能够在控辩的交锋中保持中立与独立，这样的诉讼制度才能最大限度促进诉讼结果的公正。

“知名网友”黎明在南方都市报上认定官员“网络恐惧”不是真的怕网民，怕的是“高层权力对网络民意的应对举措”；“旅美资深咨询顾问”袁晓明在东方早报分析韩寒为什么未被美国《时代周刊》人物榜单列入“领导者”一栏，是因为其通过博客获得的影响力“毕竟是在一个虚拟的空间 ”。而作为一个网络表达最新红火平台，微博很可能会成为官员们或者韩寒们的新阵地，而搜狐正是在其今日“非新闻”栏目中公示了一篇10天前的环球时报评论。这篇署名文章分析了微博作为一种“快”和“短”的表达方式，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不承担任何道德风险地实现瞬时传播”，进而认定“微博是一种倒退，而非革命”。在转载这篇评论的同时，搜狐编辑配出的图片正是这家网站跟随竞争对手们同时热推的微博频道截屏。

中国政府发布的禁烟令赢得了门户网站的共同关注。根据上午新闻发布会实录，卫生部已宣布在部机关办公大楼内推行全面无烟，具体措施包括“不给领导敬烟、不接受他人敬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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