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吸取俾斯麦的教训

卜丁

美中两国在人民币汇率争议上都已发出了信号。美国财政部原定于4月15日宣布是否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而此前两周，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决定推迟发布汇率报告。在此之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将出席由美国牵头的核裁军峰会，坦率讨论对伊朗实施新制裁以及限制朝鲜核武器项目等问题。

尽管将人民币问题暂且搁置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但世界各国对此番争论的反应，显示出了这种边缘政策的危险。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的几句温和责难、五位20国集团(G20)领导人软弱无力的联名抗议，美国的强硬姿态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日本和韩国默不作声，这两国在中国有着巨额投资。它们最大企业的利润与中国的出口表现息息相关，而人民币走强将削弱出口。

但中国政府不应为此感到安心，因为对于中国的权力，其邻国越来越感到不安。我们可以从印度的举动中找到证据：该国不仅与美国结盟，而且在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最近来访时，还试图恢复与俄罗斯的军事联系。日本前防卫大臣小池百合子(Yuriko Koike)呼吁强化日印军事关系，也表明亚洲各国正在寻求遏制中国的方式。

决定性时刻出现在去年。在斯里兰卡对泰米尔反政府武装(Tamil)的镇压中，中国提供了军事援助和建议。此举暴露出中国有意将军力扩张至传统势力范围之外，明显对印度构成了挑战。

此外，为中亚及东欧前苏联国家提供贷款的举动，表明了中国试图维持欧亚大陆冷战后安定局面的决心——在金融层面上，这相当于驳斥了俄罗斯所宣称的其邻近地区是专享“势力范围”的主张。

中国过去30年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加之军事实力的增强，已使其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在被亚洲以外地区或其外围的强国——俄罗斯、英国、美国、日本——主宰了数百年之后，中国正重新拥有在其历史上大多数时间内所掌握的影响力，并开始在一些新的地区（比如斯里兰卡）施压。

为了避免形成旨在遏制中国的地区性联盟、维持与美国之间尚属友善的关系，并制定出一种“东方政策（Ostpolitik，尤指20世纪60年代西德对东欧国家保持正常关系的政策——译者注）”，以笼络较小的邻国（如东盟(ASEAN)成员国），中国领导人将需要在外交政策上耍一些手段。

这种手段让人想起了19世纪时的外交策略大师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统一德国之后，俾斯麦也曾面临类似的需要。俾斯麦通过无情斗争，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并使得普鲁士在强国中获得了他心目中应有的地位。实现这些目标后，他试图通过审慎与克制，维持一种新的欧洲平衡。但德国的资源和民族主义情绪已被完全调动起来，这让它的邻国感到惊惧。很快，俾斯麦就在谈论“敌意联盟的噩梦”。尽管他付出了种种努力，这个噩梦最终还是成为了现实。

与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一样，中国面临的两难困境是：它的力量超出了所有邻国的总和（由于核武库的原因，这里不包括俄罗斯在内）。为了避免重蹈第二帝国(Second Reich)的覆辙，中国必须意识到、且要公开承认，自己已不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担负着责任的世界强国——这些责任已超越了其直接本国利益的范畴。中国将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加以解释，并将其它国家的利益纳入其政策考虑。

对中国政府而言，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争议是一记警钟。但仅仅脱离与美国关系恶化的边缘还不够。中国也不能依赖亚洲的“巨大生产链”，为它提供一个安全而稳定的亚洲。正如在1997年亚洲危机中，中国摒弃了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一样，目前中国最需要的，是致力于友好多边主义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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