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沃斯为世界经济把脉

卜丁

要问我对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年会有何感想，那种感觉就像坐在一位刚刚死里逃生的心脏病人床边：他活了下来，但不确定需要多久才能彻底恢复元气——如果他真能恢复的话。正如我的同事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指出的，那些“达沃斯人”（没错，他们基本上还是同样的一批人）的心情很焦虑。与此同时，在这个仍由西方主导的会议上，与会者用钦佩、羡慕、甚至畏惧的眼光打量着新兴经济体的蓬勃朝气。

在我看来，整个论坛的亮点要算上周六举行的经济展望座谈会。*这不仅因为我是座谈会的主持人。讨论的切入点显而易见：2008年末和2009年各国政府的政策干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在这些政策的干预下，经济衰退的延续时间与严重程度远远不及一年前多数与会者的想象。从与会者就2010年前景先后达成的共识预测中，很容易看出这一点：几乎每一个重要经济体今年的增长预期，都要高于1年甚至6个月前的预期。世界经济从金融体系的心脏病中生还了下来。

这要归功于在和平时期规模空前的财政及货币政策刺激。这些行动必不可少也非常成功。尤其不可避免的是，以往私人部门信贷泡沫最大的国家，财政赤字增幅也最大：特别是美国、英国和西班牙。正如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在讨论中指出的，中国也出台了大规模刺激计划。

今年的重大问题是：撤销货币及财政政策刺激的速度有多快，以及应先撤销哪一方面。从全球范围看，要求立即开始收紧政策的压力异常大。一些人（尤其是美国共和党人）辩称，由于经济并未恢复充分就业，刺激计划实际上失败了，因此应立即撤销。其实更有道理的说法应该是，刺激力度还不到位。但政治是惯于回避“反事实”的——“我们把你从萧条边缘救了回来”不是一个拉得到选票的口号。

在考虑退出战略时，我引用了WPP首席执行官马丁•索雷尔爵士(Sir Martin Sorrell)创造的一个表意符号：“LUV”，分别描述了欧洲、北美和新兴经济体的复苏轨迹。需要采取哪些手段取决于不同经济体的状况——保持刺激力度的理由在欧洲最强，在强劲复苏的新兴国家最弱。这一点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提出的。他还提出了另外一点：如果我们退出得太晚了，过度的公共赤字和债务会让我们浪费资源；如果我们退出太早了，就有可能发生“双底型衰退”，沉重打击人们的信心。考虑到这种不对称性，我们不应太早撤销刺激计划。

由于斯特劳斯-卡恩代表“经济问题大多是财政问题”这种思路的IMF，他的话相当有份量。目前，高收入国家私人部门的最终需求仍没什么猛增的迹象。只要这种情况没有改变，就存在过早撤销财政支持的风险。我们有必要为财政整顿制定可信的中期计划，但这些计划的执行要取决于经济情况。同时，货币政策必须保持扶持经济增长的态势。

不过，退出仅仅是最直接的挑战。我们面前还摆着两项更长期的任务：金融业改革和世界经济中持久的需求再平衡。在这两方面，我在离开达沃斯的时候都乐观不起来。无论有什么优点，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总统单方面宣布限制自营交易的“沃尔克规则”的做法，都令人震惊，尽管有些人对政治推动力的重现表示欢迎。此外，人们怀疑20国集团(G20)政府首脑去年9月在匹兹堡提出的“相互评估计划”(mutual assessment programme)能够得到必要的支持。但目前太多国家都依赖出口拉动型增长，藉此平衡国内刺激措施的撤消。这是导致滞涨的经典配方。毕竟，地球人无法指望对火星人拥有经常账户盈余。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世界经济有可能维持开放吗？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们仍强烈支持开放。但正如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在他的开幕致词中很开心地指出的，在许多西方人眼中，金融危机已经损害了全球市场经济的正当性。的确，他有时听起来就像一个反全球化抗议者。奥巴马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也强调称，“我们在美国（可能还有其它地方）所看到的是，统计意义上经济复苏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还深陷衰退”。在他看来，在世界许多地区，高失业率与“重商主义政策”的双重作用，让人很难在政治上——甚至在学术理论上——为自由贸易辩护。除非复苏的强度证明远远超出预期，否则西方国家将无法摆脱高失业率及其引发的所有政治风险。

由此可见，最大的挑战是政治层面的。各国首脑展示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危机应对能力。去年的合作意愿（尤其是在G20崛起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很了不起。但随着我们回到常态的政治，这种合作的难度就大了许多，尤其是考虑到仍是全球霸主的美国国内失业率高企，政治分歧严重。欧盟(EU)仍无所作为。实际上，一个证据就是欧元区仍无力解决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核心国家的需求不出现激增，边缘国家就无法摆脱财政困境。而中国也将关注重点放到了国内。朱民承诺推动经济再平衡。但在撤销当前的刺激措施以后，这还有可能实现吗？

我们的经济实现了全球化，但政治仍是当地的。危机期间，人们对前者的关注压倒了后者。但现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已发生了转变：康复，以及随之而来的回归常态政治。谁都不会以为，处理好这种过渡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随着全球实力平衡每年都在转移，人们必须迎接这种挑战。否则全球经济和全球合作可能仍会失足。这就是我从达沃斯汲取到的最主要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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