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赝与鉴定

福多多

我曾说过文物鉴定要具备大智小技。大智者，应对该文物产生的背景具有宏观把握的能力；小技者，具体到对一件文物的判断细致入微，一丝不苟。理论上讲，作赝与鉴定是一件事物的两个面，属于那个永远说不清的矛盾。

    历史上这对矛盾的较量一直沿着相互攀高的态势行进。任何一方都可能临时占上风。历史上有许多被当时专家坚决认定的文物，后又被历史证明不过是一件伪作。这种教训在人类文明史上一直不文明地存在着，令人啼笑皆非。

    曹操墓一千八百年来一直为历史悬案，多少人想把它彻底搞明白一直未能如愿。七十二疑冢成为文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心目中永远想解也解不开疙瘩。今日一朝开棺，朗朗乾坤，又有文字“魏武王”铁证（先不讨论此证据的真伪），加之巨大的商业价值，所有参与者都愿信其是，不愿信其否。

    我们今天所称的考古学又称近代考古学，与北宋以来的古代考古学大有不同；早期考古学以金石学为主，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为其代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才开始有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百多年来，许许多多的考古学者为此严谨辛勤工作，成绩斐然。

    近代考古学本是西风东渐，最核心的本质是科学严谨，注重程序。因此，所有考古的成果都是后人探索文明进程的依据，也正是因为这一重要性，凡任何可能引起怀疑的“物证”都本着“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不予采信，即便痛苦，也要割舍。

    今天，我也希望安阳大墓是曹操的墓。我不在现场也未见实物，无权质疑。但我仍愿再善意提醒一句：今日作赝者如不足为虑，古之作赝者也不能无视，如果七十二疑冢确为当时人所为，就不能排除所谓“铁证”当时就做了七十二份，一墓一份，让每个打开墓者都高兴万分，空欢喜一场；更何况此证并不是考古现场的发掘,今日社会之复杂远超专家们的想象。

                                                                         2009-12-30

马未都

sand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