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亨廷顿

卜丁

刚过去的平安夜那天（12月24日）是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逝世一周年。冷战结束后的1993年，亨廷顿“预言”不同的文明之间必然冲突，撰写了一篇论文叫《文明的冲突》，震动了世界。　　

亨廷顿以81岁逝世。去年的那一刻，悲伤与困惑让我忍不住流了眼泪。对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的人来说，亨廷顿是个大师，是跨越时空影响人们对现实社会认知的“大思想家（big-thinker）”。

　　

悲痛让我思考：究竟谁来继承亨廷顿？在“后亨廷顿时代”，跨国家、地区、文明地影响观念与价值观，即影响世界公民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似乎仍未出现，至少没有“被”发现。

　　

亨廷顿没能看到历史上首次黑人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就任仪式，但应该目睹了去年11月总统选举上奥巴马的历史性胜利。那一刻，亨廷顿究竟抱着什么样的心情，进行了哪些思考？这是否他曾经预测过的结局呢？

　　

离亨廷顿逝世正好有一年，重读了2004年出版的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n's National Identity（《我们是谁：美国民族认同面临的挑战》）。本书探讨在美国人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上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其中的问题。美国人在历史上把“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视为意识形态（ideology）。这种意识形态的普及后来造成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趋向。每年几十万的移民来到美国。（据统计，现今的移民浪潮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合法入境的移民达到每年约40万人，比1965年以前增加约10万人。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后期这一平均数升至60万人，在1989年更跃升到100万人以上。20世纪60年代，进入美国的移民为330万人，80年代则为700万人，90年代为900万人。国外出生的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60年为5.4%，而到2002年已翻了一番达11.5%。）美国作为主权国家的民族认同在丧失和遭到威胁。

　　

随着移民，尤其是从墨西哥来的西班牙裔（Hispanic）的增加，美国也日渐陷入民族认同“分裂”的危机。“多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也使得美国陷入“国家认同”危机。对此，亨廷顿的建议是，“美国应该回到过去三世纪以来不断被接受并继承的，以‘盎格鲁—新教（Anglo-Protestant）'为基础的文化、传统以及价值观”。

　　

亨廷顿显然是理性的爱国主义者。他在本书前言中谈到：“我是以一名爱国者和一名学者这样两种身份写作本书。作为一名爱国者，我深盼我的国家能够保持团结和力量，继续是一个在自由、平等、法治和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作为一名学者，我发现美国国家特性/国民身份的历史演变及其现状存在着一些引人入迷的、重要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可是，爱国之心和治学之心有时是会有冲突的。我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尽量努力争取做到超脱地、透彻地分析各种现象。但仍需提醒读者，我对于这些现象的选择和说明很可能还是受到我的爱国心的影响，因为我希望发现它们在美国的过去及其可能的未来所具有的意义。”

对于往往抱有被歪曲而表面化了的“美国观”，只是看到影响美国或美国人的部分要素或变化而鼓吹“美国衰落”的我们来说，需要的或许是谦逊的反思。应该自问，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能够跨越现实政治与学术研究，在独立、明确、诚恳定位“自我认同”的前提下，以系统的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警告说：冷战后的“后意识形态”时代，在不同文明相互接触的“断层线（fault-line）”上，宗教和文化上的冲突将纷纷不断，成为左右国际政治的新要素。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根本不相信，并怀疑亨廷顿的预言。

　　

美国取得冷战胜利，在紧接着“参与”的海湾战争中迅速打败了萨达姆·侯赛因。老布什和克林顿时期，美国享受了经济上的繁荣以及政治、军事、科技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应该被评价为“美国霸权治下的暂时和平（Pax Americana）”。

　　

继承苏联的叶利钦政权提倡政治、社会的民主化。东欧诸国则希望加入欧盟或北欧等由“西方”主导的组织。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纷争上，欧美的基督教世界支援了伊斯兰教徒。虽然个别索马里纷争等没有得到妥当的处理，但肯定的是，90年代的国际社会切实反映各国政府和人民对西方民主主义的认同和需求。宗教、文化、价值观中，都没有被认为破坏世界秩序的导火索。

　　

“突变”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9・11”事件。美国与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家展开“反恐战争”的过程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逐渐蔓延到其他地区。文明之间的冲突不仅发生在美国与伊斯兰之间。俄罗斯正在依靠资源等优势复活“强权主义”，乌克兰、格鲁吉亚、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也碰到挫折。根据亨廷顿的分析，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客观上也正在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改变现有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从“9・11”后、21世纪初的国际政治格局看，亨廷顿的预言无疑是正确的。

　　

亨廷顿不断挑战“时代主流”的思潮，敢于提出“异论”。1999年，亨廷顿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孤独的超级大国”，预言说：“未来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单极支配和多极世界混合并存，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都相互不满，不信任的过渡时期将持续下去。”10年过去的今天，其预言似乎颇有现实意义。

　　

亨廷顿生前提出的最后“异论”就是预言美利坚文明21世纪走向的《我们是谁?》。在探讨民族认同危机的过程中，他对“美国未来”摆列了三种选择：一，世界主义的美国——在全球化、多民族、多人种、多文化的趋势交叉在一起，并不断深化的情况下，与对国家的忠诚或国家利益相比，更加重视“世界利益”等价值观的人，比如“达沃斯人（国际知识分子）”支配的美国；二，帝国主义的美国——把自由、民主主义等美国的价值观和理念强制性推广给世界的美国；三，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美国——把美国和其他世界区别开来，维护建国以来的保守氛围的美国。从近日美国的内政与外交动态看，亨廷顿摆列的三种可能似乎同时存在，并相互影响。美国未来还是未知数。

奥巴马总统继承了“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后遗症。国内、外人士曾格外指望奥巴马能够促进“美国再生”。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事也折射着危机中的国际社会对他的期盼。不过，站在长远的角度，选择迫切影响世界秩序的“美国未来”比如何克服，走出暂时的金融危机重要而深远很多。

　　

亨廷顿反复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功能取决于美国如何定义自己。”假设奥巴马顺利让美国走出金融危机，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让美国走向何方？对于欧洲、中国、日本等美国的利益攸关者来说，危机后的美国走向才是值得认真观察、研究的。假设亨廷顿教授如今还活着，看到奥巴马面对着金融危机，与刚上台时的“奥巴马热潮（Obama boom）”有着很大不同，支持率下降到50%左右，无所作为的场景，究竟会怎样向总统建言献策呢？

　　

世界仍未走出危机，人类正在寻找出路。每一个国家都对现实感到担忧，每一个公民都对未来感到不安。从亨廷顿提出的预言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出发，我们真正面对的是否是“如何重塑思想境界”这一难题？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起因，大家怀疑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尤其是重视社会福利、历史上发展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欧洲各国向“美国模式”提出质疑。继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中国人或许有些得意，“中国模式”有没有可能被历史证明是可行的？

　　

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美国式的还是欧洲式的？俄国式的还是中国式的？日本式的还是香港、新加坡式的？应该尊崇哪国的模式？谁的思想？

　　

跨越2008和2009的“多事之年”使得我们重新思考了与思想、主义、模式等相关的根本性问题。格林斯潘把危机说成“百年一遇”。人类似乎从百年前进步了一点点，至少正在努力从悲观中寻找乐观，从“危”中寻找“机”。危机还将持续多久？一年，两年，五年还是十年？在寻找出路的旅途中，知识分子又如何探索更适合21世纪初世界运转的理论范式？现实中的危机对学术探索来说无疑是机遇大于挑战，更是不能错过的责任。

　　

谁成为下一个亨廷顿？谁掌控思想的话语权？谁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历史的临界点，面对新的时代。

　　

　　

2009年12月29日 写于北京某角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kyoshikaz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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