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担保的真实代价

卜丁

有充分的理由表明，政府不应为任何私人企业的债务提供担保。这种担保有可能要花钱，而当被担保的对象是银行时，会花很多钱。

在这方面，还有三个不那么明显、但同样有力的理由。第一，此类担保会扭曲竞争。那些从担保中获益的企业会超越竞争对手，这并非由于它们的效率更高，或是为客户提供的服务更好，而是因为它们能够获得更廉价的资金。第二，如果政府降低了企业的商业风险，它们就会冒更大的风险。这就是道德风险。第三，政府干预会从内外两个层面，妨碍私人企业管理风险的主动性。这方面的成本可能更低，主动性也更差。

当这些担保是隐性的、而非明确的担保时，上述理由会交织在一起。对于谁得到了担保、谁没得到担保，当没人心里有数的时候，就不会有确定性，而成本可能很大。这可能放大道德风险：当你有了麻烦，你会希望这个麻烦足够大，以便求援。

这些定义模糊的担保，造成了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尤为严重的灾难。这两家企业既不是真正的私人企业，也不是公共机构，它们在抵押贷款市场和批发货币市场上都享有竞争优势；凭借臆断中的政府担保，积累了规模大得惊人的资产负债表；并且，在让带领它们走向毁灭的高管们赚够了钱之后，最终给美国纳税人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竞争扭曲的现象十分普遍。2007年，冰岛各银行通过向英、德小储户提供他们所能获得的最佳利率，为不断恶化的资产负债表提供了支撑。如今，综合性银行的传统业务享有同样的优势。如果没有政府担保，理智的储户会避开这些银行难以看懂的资产负债表，转而选择那些“狭义”银行(narrow bank)。

但竞争扭曲现象并非仅仅在零售市场比较严重。“大到不能倒”是一个强大的进入障碍，因为在一个行业中，没有一家新企业一开始就大到了不能倒。银行贷款业务重新变得有利可图——如果有政府为债务提供担保，谁会赚不到钱呢？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令人同情：他的债务评级被下调，因为他运营良好的保险业务仍然由私人控制，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倒闭的美国国际集团(AIG)——则怡然归入了美国财政部的名下。

一些人声称，道德风险的问题有些言过其实。如果银行高管在风险管理方面做得很糟糕——他们的确如此——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缺乏激励。尽管这些机构得到了救助，但许多高管丢掉了饭碗，声名受损，股东们则失去了他们的大部分金钱。但这没有说到问题的本质上。

在金融服务业，风险控制的主要机制是行业的自我监管。这种监控与担保，可以通过交易所的中央结算系统、衍生品交易公司和其它中介机构来实现，这种做法消除了复杂交易的影响。政府担保的对手方风险越多，私人部门就越不需要自己动手。“大到不能倒”又一次阻碍了市场。

但最有效的控制，是其他各方在评估与自己交易的企业时尽职尽责。在接近2007年的一段时间，这种责任心明显减弱，从而使得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和其它投行的杠杆比率高达40倍，并使英国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成为了英国抵押贷款发放市场中的最大参与者。未能尽到应有的责任，是由于乐观地相信监管和复杂风控机制的效果、许多自我监管机制的国有化、把监管责任委托给评级机构的不当做法，以及每一个金融业荒唐时代都会出现的狂妄自大。但我们没有恢复这些自我监管机制，相反，我们实际上废除了这些机制。这将被证明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选择。

译者/董琴

源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