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也应拆除柏林墙

卜丁

近来，南非《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编辑蒙德利•马克汉雅(Mondli Makhanya)回忆起二十年，当他和朋友们看到德国人拆除柏林墙的电视画面时的那种惊骇。

他写道：“我们当时觉得不可思议——人们会庆祝他们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终结，并将自己交给邪恶的资本主义西德那一边。”

现在，他能够更好地体会那种心情。“当铁幕(Iron Curtain)落下，一个阴暗的世界显露出来——那里有悲惨的民众和残酷的统治者。我们发现，西方媒体一直向我们灌输的有关事态的‘宣传'的确是真的。”

当然，任何想知道共产主义恐怖真相的人，早在柏林墙倒塌前数十年就已了然于胸。但有趣的是马克汉雅对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的描述。“我们只是用无神论的资本主义取代了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并缔造出一个与道德无关的世界。”

持这种观点的不止马克汉雅一人。肯•科斯塔(Ken Costa)曾经是一位南非左翼学生领袖，如今是英国保守党成员。此外，他还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以及拉扎德国际(Lazard International)董事长。科斯塔写道，金融危机的根源是“道德与人文精神的缺失”，并且，尽管监管是必要的，但市场还需要一种“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怎样去对待别人”的态度。

向市场引入伦理精神的呼声，在英国《金融时报》、FT.com及其它媒介上引发了一轮精彩的论战。辩论的一方是科斯塔和汇丰董事长葛霖(Stephen Green)——他也是《Good Value》一书的作者。

另一方是亚当•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主任巴特勒(Eamonn Butler)和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编辑主任菲利普•布斯(Philip Booth)。他们辩称，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在于道德缺失。

巴特勒辩称，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政府迫使银行向信用记录较差的人发放贷款的政策。布斯写道，当央行维持低利率、资产价格上涨时，一些坏风险似乎开始变成了好的风险。巴特勒和布斯声称，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会鼓励美德，而政府监管则会破坏美德。

拥护这种观点的人具有一个优势：即我们永远不会有机会证明它是错误的。没有一个政府会放弃监管。

让市场去驱逐不当行为，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那些其药物导致新生儿缺陷的制药公司，以及飞机坠毁的航空公司，生意做不长久。但生产者与消费者所掌握的信息差距过大，且对于这些行业来说，放弃监管的后果破坏性太大。

数十年来，消费者一直在购买不合适的金融产品。这样做的后果可能不是致命的，但却具有足够大的破坏性，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一个政府会告诉人们去阅读产品协议细则。

但科斯塔的观点也有它的问题。举例来说，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效力的企业被可能进行裁员的竞争对手收购。“像希望别人怎样对你那样去对待别人”的精神，将意味着敌意收购的消失——对于一位投资银行家而言，这并非令人欣慰的结果。

葛霖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在创造财富和传播繁荣方面的作用无与伦比，但它也存在残酷的一面。在书中，他谈到了全球化利益的分配不均，以及“为何那些生活条件相对奢侈的人，多数要为大马力汽车和液晶电视付出代价——孤独以及担心这一切可能没有任何意义的代价。”


对于那些愿意倾听的人而言，他开出的药方——企业不要只顾眼前的股东回报，富人要聆听“寂静微小的良知声音”并回报社会——还不错。但问题在于有些人不愿意倾听。

葛霖辩称，如果一个人无法令别人相信自己的信誉与诚实，那么，他将无法在商场上存活下去。然而，有些人却成功地在道德边缘活了下来，甚至光荣引退。像葛霖这种对资本主义如此了解的人，却似乎相信好人有好报，这有些奇怪。

在“引入道德”阵营与“放任市场”阵营之间，是否存在着一条中间路线呢？当然。要尽可能正派地做人，但同时明白其他人可能不会如此，要么因为他们听不到“寂静微小的良知声音”，要么因为他们太过忙碌，以赚取足以维生的金钱。

这正是我们之所以需要监管的原因。单靠监管，还不足以确保所有人都不会再次出现不当行为。规则最终可能会适得其反。它们需要持续的审核。资本主义是渐进调整的过程。毕竟，正是那些确信所有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的人修建了柏林墙。

coexist

可又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