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青年毛泽东崇拜德国文化/上

金牛银熊

德国文化意识的觉醒及其作为欧洲强国的崛起，是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伴随着德国由分裂而统一，由强盛而扩张的历程，其文化艺术也光华璀璨，辉映世界，规模空前的战争和惨绝人寰的恐怖并未遮蔽德国文化的光芒，只是使它更加深邃难解了。所谓“德国问题”不仅指它是欧洲大陆的不安定因素，也指它作为“思想和刽子手”“音乐和嗜血”混合体的特殊文化性格。对于远在东方的中国来说，“德国问题”又多了两个意义，一方面，“直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德国是仍未对中国显露出威胁的少数国家之一”。虽然在1897年镇压义和团运动期间，德国充当了急先锋，但通过一次大战，它在中国的殖民地和特权都已被剥夺，中德两国可以在平等基础上重建关系；另一方面，德国的特殊发展道路一个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岁月里实现了统一并成为世界性强国，接着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中迅速东山再起为长期积弱不振落后挨打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典范。所以，自1861年9月2日《天津条约》开始中德交往以来，中国人对这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帝国主义国家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好感的，德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显示出来的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和消除国内歧见的能力，它为共赴国难而有效实行的民族精神动员等等，都是志在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仰慕的。

在这个背景下，可以提出青年毛泽东与德国文化的论题，这不仅是因为1919年的巴黎和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接管，从而引发了作为青年毛泽东参与其中的“五四”运动；也因为在青年毛泽东的广泛视域中，德国问题占有重要位置。1919年7月，他集中写了11篇有关德国时事的述评，其中《德意志人的沉痛签约》一文长达万言；而且，他在阅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今通译弗里德里希·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所作的批语，作为其哲学思想和人生观的主要表述，明确显示了德国思想对他的启示、引发、映证。

一、激扬精神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烽烟散尽，1919年5月，旨在追究战争罪责、确立战后秩序的“巴黎和会”召开，战败国德国面对苛刻的条件，几经反复后含羞忍辱地于6月28日在和约上签字。

此前，早在1919年1月，美英法意四强就秘密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特权“一概让给日本”。对于正在向西方学习、挣扎着走向世界的中国来说，“凡尔赛的致命决定引起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愤恨情绪并导致了国内民族行动主义情绪的不断增长，这就使‘先进’的西方国家会按照民主和科学的原则指导中国这一信念迅速破灭”。五四时代对外国的态度，一是通过“还我青岛”的口号所集聚的对日本的切齿痛恨，二是在“反对强权政治”中表达的对英美法等协约国的失望和批评。很早就关心国事天下事的毛泽东，当然也分有“五四”青年的全部愤怒和激动，但他的独特视角却更多地盯着此时与中国已没有太大关系的德国，以不下德国人的紧张注视着巴黎和会对德国的处置，在多篇时事报道、评论中特别致力于揭露、批评协约国傲慢态度和霸道行径，对德国的遭遇和境况深表同情。应当说，德国作为挑战元凶接受惩罚是罪有应得，但和约的条款，几乎全德国都认为是“不能实现和不能负担的”。而且，一个精进强悍的民族受此刺激必然滋生怨恨和复仇心理，由此而强化了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为纳粹上台做了铺垫，潜在地引发了二次大战。因此，西方学者对“凡尔赛和约”的政治评价也是不高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流行的改革模式首先是效仿英国。“五四”时期，留学生带回的外国影响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教育、日本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法国的民主和无政府主义。特别留心德国并以为可为中国之镜的，大概只有毛泽东一人，这无疑与此一事实相关：中国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和德国一样都是任人宰割的弱者。当然，毛对德国的另一面是有相当了解的，在包尔生说“凡战胜而骄者，常轻蔑邻国，凌其弱者，虐其所败者，自以为安全无患，而一旦复亡随之矣”时，毛即批道：“德国是也”。但在凡尔赛和会期间，毛无意于全面评价德国的是非，“我叙德国签约，单注重其国民精神所感痛苦这一点”。从5月7日到6月23日，围绕着是否签约，德国上下群情激奋，公民游行抗议，党派结会反对，在一片悲哀愤懑之中，政府“特命公众停止行乐一星期，仅许剧院演唱和这日痛苦极相同的悲剧”。6月23日，协约国对德国发出最后通谍，在意识到“拒绝徒增后患”的困境之后，23日德国国会通过签约。这是一个悲哀的日子，但在其激发爱国热情、唤醒民族团结的意义上，毛认为“德国人的大纪念，有史以来，当没有过于这日了”。因战败投降而导致国家破裂、民族衰颓的现象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德国人之所以能化耻辱为力量，把灾难反转为振兴的机缘，在其有强悍健旺的民族精神做依托。因此毛对它的同情转化为钦羡，报道转成为思考：

德国为日耳曼民族，在历史上早蜚声誉，有一种崛强的特质。一朝决裂，新剑发硎，几乎使全地球的人类都挡他不住。……德国的民族，为世界上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惟“高”的民族，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而惟求实现其所谓“高”。

在《高兴与沉痛》一文中，毛凭借着自己的历史知识回溯了德法两强的消长：1789到1790德国几度威逼法国；1800到1815，拿破仑横扫德意志；1871，德军攻占巴黎；终于到1919年法国迫德人签约，此起彼落，循环不已。“执因果而看历史”，毛预言“包管10年20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历史证明了这一点：20年后，希特勒挥师西进，法国投降。

中国的现代境遇与德国有很大近似，都是拥有深厚精神传统的大国，都是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压力下开始现代转换的。当中国陷于列强瓜分的空前危机，社会一盘散沙、民族精神日趋消解的时刻，德国的兴亡史唤起毛对其民族精神的仰慕。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曾被班上的同学称为“毛奇”，毛奇即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伯爵(1800—1891)，普鲁士元帅，是普法战争中德军总参谋长，也是完成德国统一的关键人物之一。以毛奇称毛泽东，显然与毛对德国的特殊兴趣有关。1916年大战期间，毛就专门说道“德奥始终未败”，言下甚有欣赏之意。当国难降临之际，德国人举国一体的愤激昂扬再度给毛以深刻印象。对照之下，中国“民智污塞”，“国人犹沉酣未觉”，又使毛痛切不已，在现存的最早的一篇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毛就得出“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陷于沦亡之惨境有来由也”的结论，恨其不争。他认为中国的困境和国民精神的衰颓是互为因果的，必须以德国为榜样，从振奋国民精神入手解决中国问题。“欲动天下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大本大源”就是精神、理想和道德，德国的历史从正面显示了这一点，中国的现状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毛和“五四”先驱者们一样，认识到无论是洋务运动的实业，还是从戊戌到辛亥的政治改革都不能救中国，更重要的是精神和士气、思想和文化，中国的新生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

问题是复杂的，中国的具体情况使其不可能重走融合了传统精神和军事实力的“普鲁士道路”。西方诸国中，德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对迟缓，中世纪以来的社会结构和价值理想一直顽强存续。拿破仑入侵后，德国人可以轻易地动员起传统资源，不但反抗异族统治，也与拿破仑所代表的大革命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保持距离。拿破仑对德国的消极意义在于：他以入侵占领的方式把一套现代制度和观念强加给德国人的，从而民主自由等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价值被德国人当作“法国的”东西而与法兰西铁蹄一起拒绝。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德国传统中的民族大于个体的总体意识、精神优于物质的浪漫主义非但没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消解，反而有利于集中总体优势迅速完成其追赶型现代化。由于德国的现代化有着强烈的反“西化”(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特征，封建主义、专制主义这些本应清除的传统顽疾便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被当作优越于法国的国粹保存下来，制约、规范着德国的现代化。与英法等国相比，德国从未经历过彻底的现代启蒙，其文化精神的连续性，固然使德国保持了充沛而独特的民族精神，也使德国的现代化具有一种危险性：其民族主义演化为种族主义，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精神动力。

中国在抗御西方过程中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的屈辱和失败，已明显昭示出传统资源不足以对付现代挑战，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越来越被视为中国积弱的根源，从而现代中国不可能像德国那样从过去获取精神力量，而只能在批判、拒绝传统中寻求新生，这就是毛所谓“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中国的精神复兴不是德国式弘扬传统、发掘国粹，而恰恰是打破传统、改造国民性。专制伦理长期窒息着国民精神，造成“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已不能滋养今人，自我更新。问题在于，如果传统不可依持、不可利用，精神救国岂不成了无源之火、无本之木？这正是后来新儒家批评激进主义思潮、主张返本开新的主要理由之一。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两难选择是：既要激活国民精神解决现实危机，又要无情拒绝僵化的精神传统。中国精神的再生远比当年的“德意志精神复兴”复杂、艰难得多；振兴必须以批判和改造为前提。首先要推翻压迫性、规范性的制度和礼义，解放被压抑、被遗忘的个体、个性。所以新精神的塑造不可能凭借历史传统的转换和重建，而只能落实到被传统遗落了的个体和个性的层面。相对于传统思想重在总体协调和社会规范，“五四”时代倡导人性解放，以个性、个体对抗传统的家庭礼教、伦理规范，以自由的精神、思想鼓舞国民士气。毛也主张这一选择：“先有各人而后才有国民，非各人由国民而发生也”；“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

因此，毛钦羡德国精神的伟力，却不提倡德国的总体主义、国家主义。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得到充分表彰的“精神”，作为世界本体，是一个理性的、综合的概念，如黑格尔所说：“它既不是自我意识退回到它的纯粹内在性里，也不是自我意识单纯地沉没到实体和它的无差别性里，而是自我的这种运动：自我外在化为它自己并自己沉没到它的实体里，同样作为主体，这自我从实体(超拔)出来而深入到自己并以实体为对象和内容，而又扬弃对象性和内容的这个差别”。而通过“普鲁士道路”表现出来的德国民族精神，也是一个融种族神话、扩张冲动、精神价值等等于一体的集体概念。当德国哲学家包尔生在反对纯粹的利己主义和纯粹的利他主义时，就认为18世纪以来，至少在德国已经抛弃了理性个体主义，而接受“一个民族并非一个虚构的团体，它的成员也并非虚构的成员，一个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个人同它的联系就跟器官同一个身体的联系一样。个人也是由民族产生，仅仅在民族中活动”的集体观念。他是在意识到近代个人主义的偏至后重新表述德国的民族—精神的总体性。如果说德国精神因其过分的中古意识和民族特性而与现代世界保持深刻歧异的话，那么“个性解放”的“五四”精神则在追求现代式的个人解放。针对包尔生此语，毛有一长段批语，强调个人本位、强调“人类生活之本意，仍在发达个体也”。并特意说明“泡尔生住于国家主义弥固之德国，故有此论也”。表明他真正推崇的是德国精神的能量和成效，而非其构成及性质。《讲堂录》有记：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毛以个性的“我”为中心、为本源，畅论“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之外尚有所谓神乎？”主张“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罪莫大焉。故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举凡伦理、宗教、经济、国家等等，一切确立人身依附关系、束缚个性伸张的文化和组织都在所必去。毛青年时期文化活动的中心主题是“贵我”师心，为个人说话，替妇女辩护，反孔子，破偶像，以自由的个人为出发点批判传统和社会，唤发国民精神的解放和振兴。

但是，又不能把毛的主张理解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感受着西方诸国的强大压力和中国命运的严重危机，“中国人民最为关注的事情，不是维护独特的中国文化或中国社会制度(尽管一些人努力尽可能地挽救那些看来值得挽救的传统)，而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兴旺的强大的国家和社会。正是这种关注，决定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所有新思想的理解及其在政治上的应用”。“五四”时期知识界流行的自由观念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卢梭的“公意”理论(另一个是英国的功利主义)，而“公意”恰恰在克服“众意”(各个别意志)的过程中失落了个人自由，走向集体主义、集权主义。刚刚接受新思想的中国学人还不及对此仔细辨析，但响应迫在眉睫的救亡呼声，“五四”的人性觉醒始终指向社会集体和民族使命的总体情境，“新民”“新人”的目标是新社会、新国家，“人”的独立和解放只是起点，最终是要能担承超越个体的责任，甚至个人走出传统规范和家庭的叛逆行为本身，也是由国家民族的需要提供信念支持和合理论证的。毛的个体意识是通过拒绝传统规范、更新个体意识来确认个体对民族国家的义务。他不是从社会契约、经济关系、政治权利的近代思路来设想个人的位置及其和社会的诸种联系，而是从哲学、从形上学的“本源论”的立场来肯定人的本体地位的，所谓“宇宙——大我”“人类——大我”，不但否定了具体的社会关系，甚至不承认人的物质感性，“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他是在没有制度保证、缺少物质基础的背景下为个体精神作本体论论证。所以，宇宙世界只是一精神之存在，鼓舞精神便可解决包括国家民族在内的一切问题。这样虽然热烈颂扬个人、痛陈压抑罪状，但并不归结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正如罗素所说：“自由主义在有关知识问题上是个人主义的，在经济上也是个人主义的，但在个人情感伦理方面却不带自我主张的气味”。它从社会契约和经济关系来厘定个人权利和义务，在肯定个人作为不可侵犯的独立主体的前提下，并不主张个体欲望无限制的扩张，倒是反对“舍我其谁”的自我中心。所以尽管毛强调个性、个人，其观点仍然更接近于德国浪漫精神而非英美自由主义。

试图用精神力量而不是通过经济增长和结构演变来谋求民族振兴，认为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变革应先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是中德两国现代化过程中时而突出、时而潜伏的思想潮流。这是认识到物质资源贫乏、结构支持缺失之后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在大敌当前的存亡之秋，可以迅速聚集群体力量，不失为有效的应急举措。然而，由于此一浪漫精神未能妥善按排现代世俗化进程中个体的权利和义务，实际上阻遏了社会总体的现代转换，德国专制政治因此被延续下来，酿成世界惨剧。毛虽强调精神的个体性，但他一不分析现实的社会关系，二不承认人的肉体存在，实际上否定具体的个人。这一思想的本土根源，是传统异端的陆王心学。正是在中国方生方死之际，心学的独立意志和批判精神因被用于解构儒学正统而风骚独领，它首先由谭嗣同复活并用于入世干政、谭混杂心学与佛学的“心识”本体论，视外物为空幻，所谓“性天大源”、“劫由心造”、“冲决罗网”等等，开启了现代浪漫主义、意志主义的潮流。青年毛泽东对这位同乡先驱极为服膺，他最早的一篇文章就是《心之力》，当德国精神在1919年唤起毛的欣赏和沉思时，谭嗣同的心性本体、精神至上俨然获得了西学的范例。事实上，中国的“个人”由于缺乏社会组织和经济体系的维系，最可以选择的，便是以“自作主宰”“唯我独尊”的心学为资源，走向浪漫主义、意志主义的形上境界。

二、锻炼意志

现代中国不是一个可以缜密思辩的时代，尽管青年毛泽东视精神为宇宙的本源，为救世的根本，但有关精神种种，他并未详尽展开，远未构成一个精神哲学系统，无法和德国哲学对话。然而毛本非职业哲学家，他真正关心的倒是为高蹈的德国精神所鄙视所忽略的政治实践。“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他以国家自许，以豪杰自期。豪杰之士首在“有独立心”。相对于外在束缚规范而言，毛提倡的精神是个体的，相对于救国救民的使命而言，这种精神不是抽象的逻辑建构，不是超逸的审美静观，而指向实践的创造性、变革社会的意志力。简而言之，毛的精神是“实”的，不是“空”的。这其中同样有德国文化另一方面的示范和影响。

精神之力赖知识和学术得以滋养和储存。虽然毛不断为自己未能专心治学而遗憾，但其文稿中总是充满对“为学之道”的探究和讨论，如果“少年学问寡成”，则“壮岁事功难立”。中国问题的复杂使他认识到，非有对各种具体问题的切实研究和完整认识，盲目而草率的行动根本无助于现状的改变。他赞成黎锦熙的分析，“俾士马克(今译俾斯麦引按)，通识最富者也。即今袁氏(指袁世凯引按)，亦富于通识者也。错此则必败，其例若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俾斯麦是领导普鲁士复兴并主持统一德国的“帝国宰相”，也是19世纪下半叶举世瞩目的政治明星，关注德国、尤喜读历史人物传记的毛当然会对他特别留心。在俾斯麦的成功中，毛认识到救世者须具“通识”，这也就是陆九渊的“先立乎其大者”和毛在杨昌济身上体会到的“涵容盛大”。在1919年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毛开出的问题包括教育、女子、国语、孔子、地方自治、婚姻、家庭、宗族、国家、劳动、民族、经济、海洋、移民、人种，爱尔兰独立、总统权限、飞越天山、华工、贿赂、公园、文学艺术等71项，各项又包括若干小问题，几乎当时人所能想象的一切学问都一举囊括，有关德国的就有五项：“德国问题”、“奥匈问题”、“处置德皇问题”、“重建法国东部问题”(法国东部与德国接壤，常引起纠纷引按)、“德殖民地处置问题”。如此广大庞杂，作为一个具体的研究计划，它显然是不可行的，反映了“五四”时代流行的夸张而幼稚的风气。毛自然清楚不可能从学术上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即使是初步的了解也可扩展个体的“通识”。而且更重要的，毛显然认为，博闻强识、勤读苦学本身就是昂扬精神的表现，反过来又有助于涵养精神，使精神不致凌虚蹈空。终毛一生，读书的习惯未尝一日懈怠，甚至直接影响了他的政治实践，比如视知识为精神的辅助、重通识轻视专门之学的思想在毛的晚年膨胀为要取消大学、取消专业分工的“五七道路”。

知识学养相对于精神是“实”，相对于身体意志仍然是“虚”。锻炼身体，以强体健精神是毛的一贯主张。在世界史上，也许没有一个政治家像毛那样把体育和治国联系在一起，晚年毛泽东几乎把国民强健的体质当作一种新人、新制度的象征，“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已不是华美的辞章，也一度为全国亿万人所实践(每年的“7·16”成了全国的游泳日)，在青年毛泽东对传统的广泛批判中，他耿耿于怀的是中国不但精神不健全，而且重文轻武，以至国民体质孱弱，民风萎靡。他痛切地指出：“今之所称教育家多不谙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徒耳其名，亦从而体育之，所以出之也不诚，所以行之也无术，遂减学者之心”，他主张一个民族要有尚武精神，扫除文弱书生的旧习，1917年4月，毛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倡言“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甚至把体质置于精神之前：“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像冷水浴、游泳、爬山、野游和露宿之类，都是毛当年刻苦实践的：

进行上述这类锻炼的时候，毛泽东特地组织了一个类似斯巴达性质的团体，前后有一二十个同学参加；有时还到近郊农村中作长途旅行，作饥饿、熬热、耐寒等等锻炼，以上这些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事情，毛和他的朋友们认为能锻炼出一种特殊的抵抗能力。老同学们还记得他曾在日记本上写过这样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毛出生农家，两个哥哥早夭，12岁时自己也害过大病，对他影响甚深的杨昌济主张身心同时锻炼等等，是他重视体育的直接诱因。他向往“慷慨悲歌之士”，欣赏“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顾炎武晚年还漫游天下，谭嗣同更以“弱娴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矢，尤乐驰骋”著称，这些人思想上是正统的异端或叛逆，在体质形象上也一改文弱书生的陋习。他们都有过艰苦的锻炼过程，颜元“忍嗜欲，苦筋力”，谭嗣同“好任侠，善剑术”，都为毛心仪身效。

无独有偶，毛特别留意的德国，也以体育闻名。先验唯心论的故乡并不喜爱孱弱文雅，包尔生说：“德国人过去一向以他们的手工操作有技能而非常自豪，在15、16世纪，德国的城市以其工匠们的技能超群而著称”。歌德不能容忍一个戴眼镜的人，他和马克思都深深缅怀中世纪体质强健、技艺全面的手工匠。在《体育之研究》中，毛亦景仰地写道：“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翻于全国”。作为德国哲学家，包尔生在《伦理学体系》中专门论述体育之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并以此向都市文明质问：“精神器官的培养难道不能与身体力量的发展和谐发展吗？而且身体的健康难道不是所有的健全的活动的前提吗”？仿佛是为了响应包尔生，毛也说“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是调感情、强意志等“所有的健全活动的前提”。据罗章龙回忆，毛曾说过要把“东亚病夫”的称号革掉，湖南要做东方的普鲁士和斯巴达，这两个地方都是锻炼身体的模范。“东亚病夫”既指精神萎靡，也指体质羸弱，毛在倡言体育时是自觉地以19世纪初普鲁士的体育运动为典范的。

拿破仑于1805年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击败奥地利，1806年耶拿战役战胜普鲁士之后，把大革命的社会理想和法国的强权政治一起推向德意志，饱受屈辱的德国开始涌动起以反抗法国为直接目的的民族主主义洪流。在政治上，是普鲁士从施泰因到哈登堡的废除农权制、改革行政机构等举措；在文化上，一方面古典文化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威廉·洪堡、费希特等由世界主义转向民族主义，呼唤民族精神的复兴，另一方面浪漫主义以民族性为号召，拒绝、仇视以法国为代表的启蒙主义和一切革命原则。在此风起云涌的民族运动中，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也蔚然兴起。费希特的学生K·F·弗里森(1784—1814)建立“剑术协会”，这既是体育组织也是爱国社团，练剑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在战场上报复法国；费希特的另一个学生、“体操之父”F·L·雅恩(1778—1852)，曾是一个对法国怀有深仇大恨的军队狙击手，受到怀有民族情绪的青年们的拥戴，1811年在哈森海德建立第一个体操广场，在柏林创办第一所体育学校，为立志参加未来解放战争的青年提供战前训练。包尔生介绍说：“雅恩和他的信徒们希望用肉体的训练、吃苦、贫困来使自己摆脱法国的过度文化引起的柔弱习惯，并重新获得日耳曼农民的活力。向任何形式的、娇柔的引起美感的事物的倾倒都被他们视为不光彩的事”。(p449)这些爱国青年经常四处漫游，最大限度地控制自己的饮食，多以面包和水为生，夜间则露宿野外，围着篝火唱起优美的《体育运动者漫游之歌》：“小屋内，火炉旁，使精神和身体衰弱不堪。徒步漫游，体育锻炼，使精神坚强，使身体矫健。”

青年毛泽东也有自己的“漫游之歌”，这就是1925年的《沁园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在毛的周围，在“新民学会”内部，体育锻炼是必修的一课，这为他们壮岁从事艰难工作提供了身体意志的准备，同时也更是一种新型的现代人生观。“夫人一生，所乐所事，夫曰实现”，“实现”是全面的，“此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为期向者也”，“人固以发达一身之勇力为最终之目的者也”。正如精神的张场终须纳入民族总体的需要一样，身体意志的锻炼也是强大国力、改变民风的重要环节。包尔生曾引用过一个故事：“一种曾经是好战的、强有力的蚂蚁征服了另一种蚂蚁并把它们变为奴隶。征服者们变得非常习惯于由那些奴隶们来服侍它们，以至于最后变得完全不能自理；它们甚至不会自己吃饭，连食物都要由奴隶们塞到它们嘴里去；它们还能够不依靠帮助而自己去做的事情是咀嚼食物和繁殖后代。这难道不是很像一个描写上流社会的讽刺寓言吗”？毛读的《伦理学原理》没有这一章，他倡导体育也不是针对上流社会或都市文明，中国不是征服者们的沉醉退化，而是亟需奋起强大的被征服者，“国力?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在强手如林的国际竞争中，注定是要做俎上肉的。改变民族精神必须伴之以增强体质，身心不可偏废，不能再做循规蹈矩的文士儒生，不能再做逆来顺受的百姓良民，湖南要做东方的普鲁士，中国人要体育锻炼。到毛的晚年，还真的像普鲁士那样发起了一个“体育运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强健霸蛮的体质，昂扬充沛的精神，是青年毛泽东的两大追求，即所谓“身心并完”。他对两方面都作了极端发挥，拉开的距离之大，呈现出一种内在的紧张。如果说“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可以作为唯物论来理解的话，那么他反复讲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而无肉体之生活就殊为难解了。决不能说毛无视肉体感性的存在，就在这段批语的稍后，当包尔生指出感性快乐亦为完满人生的一部分时，毛还批道：“此言感官方面，仍不可忽。与宋儒异处”。他不是讲心物关系的认识论，而是从人生哲学着眼，在以心为本源的视界内，肉体只有在具备强大的意志力并致力实现精神理想时，才是“生活”的真正内容。换言之肉体不作为精神的工具或手段就不能纳入人的“生活”因为人是精神性存在。毛在这个问题的紧张和极端，在其晚年的主观意志论中又一次得到表现。

德国的体育运动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就其反对法国、振兴德国而言，其目标是明确的；就其混合了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而言，其倾向又是复杂的。毛关于体育锻炼的思想没有这么复杂的政治倾向，与其张扬民族精神的主张一样，有着明确的意志论倾向，其价值观不是普世的、理性的，而是民族的、传统的，这又和德国体育运动部分一致。

未完待序

源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