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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先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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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31 09:48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0月31日14:31  人民网

  钱学森:中国著名科学家,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5年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任讲师、教授。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历经5年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


钱学森生前影像

  曾任中国力学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现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

  1929-1934年 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1934年毕业于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1934年 考取清华大学飞机设计专业公费留美。

  1934-1935年 到杭州笕桥飞机厂实习,又到南京、南昌空军飞机修理厂见习,最后到北京参观清华并拜访导师王士倬。

  1935年8月 钱学森从上海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船离国,同船的留美同学有徐芝纶、夏勤铎等。到了美国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

  1936年10月 钱学森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开始了与冯·卡门(von Karman)教授先是师生后是亲密合作者的情谊。同年,钱学森参加马林纳领导的火箭研究小组,在冯·卡门指导下,与马林纳等一起研究火箭发动机的热力学问题、探空火箭问题和远程火箭问题等,并参与了美国早期用可储存液体推进剂的几种试验性火箭,如1945年"女兵下士"探空火箭和后来的"下士"导弹研制工作。

  1937年 秋由马林纳介绍,钱学森参加了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也得识该小组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S·威因鲍姆(Weinbaum)。

  1938年 钱学森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流动边界层研究,揭示了即使一个运动的热体与外界冷空气在某一飞行马赫数时有相当的温度差,对物体的冷却仍逆变为加热。这是由于空气受压缩,温度升高和边界层传热率增加的结果。钱学森和冯·卡门给出了发生这种逆变的马赫数计算公式。

  1939年6月 完成了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工作,论文为《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取得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后,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助理研究员。同年,钱学森发表了关于可压缩液体二维亚声速流动的研究结果,冯·卡门在1941年发表了关于空气动力学中压缩效应的研究成果。他们对翼上的压缩作用,共同提出了一个更普遍一些的修正,不用扰动很小这一假设,而且基于经过他们所修正的流动方程的另一种线性化,使它能应用于高速流动特别是应用于计算作用在翼型上的诸力。卡门·钱学森方法能给出某一速度范围内的满意结果。

  1940年 由于王助的推荐,钱学森成为成都航空研究所的通信研究员,写了一篇题为《高速气流突变之测定》的专论,刊登在该所报告第二号。从1940开始,钱学森与冯·卡门合作,对飞机金属薄壳结构非线性屈曲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外部压力所产生的球壳的屈曲,结构的曲率对于屈曲特性的影响,受轴向压缩的柱面薄壳的屈曲,有侧向非线性支撑的柱子的屈曲,以及曲度对薄壳屈曲载荷的影响等。

  1941年 从加拿大来了几位庚子赔款的留学生:郭永怀、林家翘、傅承义,1942年又来了钱伟长,钱学森和他们相处的比较密切,常常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

  1942年 钱学森的研究工作已有了成绩,并教了一些学生,同时由于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暂时放松了对外国人的限制,他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同年,美国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行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是教员之一。

  1944年 美国陆军得知德国研制V-2火箭的情报,遂委托冯·卡门教授领导,马林纳为副,大力研究远程火箭。美国原始型的"下士"式导弹的设计,钱学森负责理论组,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来,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同时,钱学森还当了航空喷气公司(Aerojet Company)的技术顾问。

  1945年 当冯·卡门被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长的时候,他提名钱学森为团员。同年 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钱学森随科学咨询团去欧洲,考察英、德、法等国的航空研究,特别是法西斯德国的火箭技术发展情况,这时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他为副教授。这一时期,他取得了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宝贵经验,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1946年 暑期冯·卡门教授因与加州理工学院当局有分歧而辞职,作为冯·卡门的学生,钱学森也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再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专教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同年开始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研究,这是先驱性的工作。同年与郭永怀合作,完成重要论文"二维可压缩亚、超声速混合流和上临界马赫数",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1947年 初36岁的钱学森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年轻的正教授行列。同年夏季,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当局请假回国探亲,9月中和蒋英结婚。

  1948年 祖国解放事业胜利在望,钱学森开始准备回国,为此,他要求退出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

  1949年 5月20日钱学森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员、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负责人葛庭燧写来的信,同时转来1949年5月14日曹日昌教授写给钱学森的信、钱学森更加紧了回祖国的准备。

  1949年 秋钱学森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就任喷气推进技术教授。

  1950年 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非法入境。钱学森这时立即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准备一去不返,但当他一家将要出发时,钱学森被拘留起来,两星期后虽经同事保释出来,但继续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被滞留5年之久。

  1953年 在美国政府迫害钱学森的几年中,除了教书和做研究工作外,仍未放弃学术研究。当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征,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

  1954年 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工程控制论》一书在美国出版。

  1955年 当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写在一张小香烟纸上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先生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10月8日,钱学森一家到达香港,同日过国境,回到了祖国,受到党和政府的热烈欢迎和无微不至的照顾。11月,钱学森和钱伟长合作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2月27日,万毅根据彭德怀元帅的指示,详细地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如何发展我国火箭技术的意见。

  1956年 1月5日力学所成立,钱学森任第一任所长。2月 17日,在周总理的鼓励下,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4月13日,国务院成立了以聂荣臻元帅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钱学森被任命为委员。同年春,国家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确定了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由钱学森主持,在王弼、沈元、任新民等的合作下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的规划。5月10日,聂荣臻元帅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并且建议,在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立导弹管理局,钱学森任总工程师,建立导弹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10月8日,恰好在钱学森回归祖国一周年的日子,聂荣臻元帅亲自主持五院成立仪式,这一天也是对新中国156名大学毕业生进行导弹专业教育训练班的开课纪念日,钱学森主讲《导弹概论》。

  1957 年 在钱学森倡议下,中国力学学会成立,钱学森被一致推举为第一任理事长。2月18日,周总理签署命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任院长。11月 16日,周总理任命钱学森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院长。同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并被补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这一年6月,中国自动化学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钱学森任主任委员。同年9月,国际自控联成立大会推举钱学森为第一届IFAC理事会常务理事。

  1958年5月29日 聂荣臻元帅同黄克诚、钱学森一起部署了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的制造工作。同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和空间物理的设计、研究机构。同年,钱学森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

  1959年 经杜润生、杨刚毅介绍,钱学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0年11月15日 在聂荣臻元帅现场亲自指导下,以张爱萍将军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我国酒泉发射场成功地组织了我国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

  1961年 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6月,在中国科学院举办的星际航行第一次座谈会上钱学森发表了题为《今天苏联及美国星际航行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讲演。在中国自动化学会成立大会上,全体代表一致推举钱学森为首任理事长。

  1963年 中国科学院成立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领导的星际航行委员会。

  1964年6月29日 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成功。

  1965年1月8日 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在以后的岁月中,钱学森为解决人造卫星研制中的许多关键技术问题贡献了智慧。同年,钱学森任第七工业部副部长。

  1966年10月27日 钱学森协助聂荣臻元帅,在酒泉发射场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实验,获得圆满成功。

  1968年 钱学森兼任中国空间研究院第一任院长。

  1970年 钱学森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4月24日,重量为173kg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钱学森和发射基地的领导人在现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等参加第一颗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

  1978年9月27日 钱学森发表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论文,对运筹学、系统工程和系统分析科学活动在中国的繁荣,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1979年 钱学森荣获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

  1982年 钱学森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钱学森是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钱学森等著的《论系统工程》于11月出版。

  1985年 钱学森因对我国战略导弹技术的贡献,作为第一获奖人和屠守锷、姚桐斌、郝复俭、梁思礼、庄逢甘、李绪鄂等获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6年4月1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六届四次全国委员会增选钱学森为副主席。两个月后,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86年6月27日一致选举钱学森为中国科协主席。

  1989年6月29日 在美国纽约召开的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钱学森“威拉德W·F·小罗克韦尔(Rockwell,Jr。)奖章”和 “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的称号,表彰他对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作出的重大开拓性贡献。

  1991年10月16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同年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1999年9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楼主| 发表于 2009-10-31 10:03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yam 于 2009-10-31 11:06 编辑

郭永怀

个人简历
历史年表
生平经历
主要贡献
攻克“突破声障”的理论堡垒
发展奇异摄动理论
开拓我国的近代力学事业
辛勤培养科技人才
献身我国的核武器事业 个人简历
历史年表
生平经历
主要贡献
攻克“突破声障”的理论堡垒
发展奇异摄动理论
开拓我国的近代力学事业
辛勤培养科技人才
献身我国的核武器事业  


  
[编辑本段]个人简历

   郭永怀(1909.04--1968.12.5) ,男,山东省荣成市人,中共党员,著名力学家 应用数学家 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1年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41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1945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1946年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领导和组织爆轰力学、高压物态方程、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和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是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编辑本段]历史年表

  1909年4月4日生于今山东省荣成市。
  1931~1933年南开大学物理系学习。
  1933~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1938~1939年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
  1940~1941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获硕士学位。
  1941~1945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跨声速流,1945年获博士学位。
  1946~1955年创办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历任副教授、教授。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学部委员。
  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力学学报》主任编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
  1960年兼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
  1964年任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
  1967年任国防科委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筹备组副组长。
  1968年12月5日逝世于北京。

[编辑本段]生平经历

  郭永怀,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航空工程研究。发现了上临界马赫数,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即国际上公认的PLK方法,倡导了我国的高超声速流、电磁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的研究,培养了优秀力学人才。担负了国防科学研究的业务领导工作,为发展我国的导弹与核弹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9年4月4日出生于今山东省荣成市。郭家世代务农,父亲郭文吉粗通文墨。1918年,9岁的郭永怀在三叔郭文秀开办的学堂里读书识字。1922年,在石岛镇(今石岛管理区)明德小学就读高小。1926年,他以优秀的成绩考取青岛大学附中。1929年夏,进入南开大学预科班学习。由于他勤奋好学,所以名列前茅。他还同胡世华、陈振汉等组织了一个新颖的读书会——微社,切磋砥砺,钻研学问。1931年,郭永怀转入本科,攻读物理。由于他对光学感兴趣,于1933年转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35年毕业后,他留校任助教兼做研究工作,曾和吴大猷等一起研究过喇曼效应。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永怀曾回家乡威海任教。1938年威海沦陷,郭永怀又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研究过湍流理论。在青少年时期,他先后得到过顾静薇、饶毓泰、周培源等教授的指导,所以不仅具备了坚实的数学物理基础,而且也确立了“科学救国”的思想。

  1939年,郭永怀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生。经过一些波折,于翌年9月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应用数学系主任辛格指导下从事研究。他仅以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可压缩粘性流体在直管中的流动》的论文,并获得了硕士学位。他的出色工作受到导师辛格的赞赏。1941年5月,他又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工作。他主动提出要进行当时空气动力学的前沿问题——跨声速流下连续解的研究,并于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由于有名师指导和良好的研究环境,加之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为他在以后10年的研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奠定了基础。

  1946年,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他特聘郭永怀前去参加业务领导工作,历任副教授、教授之职。实际上,郭永怀在这10年间是当时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三个主持人(即西尔斯、郭永怀、康脱洛维茨)之一。这10年也是郭永怀从事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他着重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可压缩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与钱学森合作)、《关于中等雷诺数下不可压缩粘性流体绕平板的流动》、《弱激波从沿平板的边界层的反射》等重要文章,解决了跨声速流动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边界层的奇异性,他改进了庞加莱、莱特希尔的变形参数和变形坐标法,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为此,钱学森于1955年在《AdvancesinAppliedMechanics》杂志上发表文章,将这一方法命名为PLK方法。值得一提的是,郭永怀在50年代初就注意到离超声速流动这一方向,研究了高超声速激波边界层干扰和离解效应。郭永怀因在空气动力学与应用数学中的研究成果而驰名世界。

  在国外工作期间,郭永怀一直在等待机会,要用他的科学知识为祖国服务。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终于出现了这种机会。这时,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在国外的优越条件与待遇,于1956年11月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并立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国内工作的12年期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国内的力学与国防科研上,并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二机部九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国防科委空气动力学专业组成员和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筹备组副组长、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等职。1956年,郭永怀参加了制订“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担任了力学专业副组长。他和力学界的其他专家一起审时度势,分析国际上力学研究的动向,并根据我国的国情,制订出学科近期发展规划与远期奋斗目标,确定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为我国随后若干年的发展方向确定方针大计。规划的实施使我国的力学研究从解放初期只有少量理论工作的状况发展到能够通过现场测试、大型实验、数值模拟和理论分析等多种手段进行重大项目研究的现代力学阶段。

  郭永怀回国以后,就身体力行倡导高超声速流动、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新兴领域的研究。他亲自参加力学所电磁流体组每周一次的学术讨论会;60年代初,他组织了北京地区高超声速讨论班;他一方面要求大爆破问题组人员踏踏实实地学一本书,一方面又鼓励大家深入实际。他指导研究生从事这些新方向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对于新学科方向的发展,他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精辟的见解。

  郭永怀对于国防工业和科研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涉及了许多重大的项目。从1957年11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起,他就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星际航行座谈会,大力倡导我国要发展航天事业,并就许多技术问题,如运载工具、推进剂、姿态控制、气动力、气动热等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和主张。在第四次座谈会上作了“宇宙飞船的回地问题”的中心发言,对气动减速、气动加热、烧蚀防热、回地轨道设计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还提出了利用举力面的设想。随后,当研制人造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时,郭永怀参加了负责卫星本体设计的人造卫星研究院的领导工作。1964年,郭永怀参加了再入物理工程的筹备工作。他认为应将再入物理现象的研究作为这个项目的理论研究方向,并明确提出建立高温物理所的主张,对实验设备的筹建工作他亦费尽心血;1967年,郭永怀参加了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担任了主管技术工作的副组长。他首先就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服务对象、研究手段、重点设备、测试方法等提出了建议,并和钱学森一起为该院规划了蓝图,为以后空气动力学研究发展中心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为了发展我国的“两弹”事业,郭永怀更是呕心沥血,从理论到实践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多次赴现场参加准备工作。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试验基地赴北京汇报。飞机降落时发生坠毁事故,他不幸遇难,时年59岁。飞机失事临难的最后一瞬间,他与警卫员抱在一起,用身体夹住了装有宝贵科研资料的公文包。同年12月25日,国家内务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从外貌看,郭永怀身体瘦弱,年不到半百便已双鬓斑白,平时不苟言笑,总爱沉思。他工作起来,精力却是超人的。1963年迁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基地后,他与许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应。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每次又会增加一次身体不适应,严重损害了健康。有人劝他少跑一些,他为了工作全然不顾。在生活上,郭永怀的简朴也出了名,一支钢笔从中学时代竟一直使用到牺牲。 周恩来叮嘱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要乘飞机。郭永怀为赶进度仍经常飞来飞去。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苞米地,腾起一团火球。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竞完好无损。可以说,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郭永怀想到的只是用身体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 周恩来得知郭永怀牺牲的消息,眼睛顿时湿润了。钱学森更是伤感不已地叹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专家离开了人世。”如今,我国空气动力中心大院的松林山上建有一座纪念亭,上面刻着张爱萍将军所书的三个大字———“永怀亭”。

  郭永怀的生活年代恰逢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登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文化大革命”我们国家沧桑巨变的60年,也是人类从莱特兄弟第一次飞行到美国实现阿波罗登月计划,跨入空间时代突飞猛进的60年。郭永怀为我国的力学事业,也为人类的航空航天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是每个中国人、每个力学工作者值得引以自豪的。为了表彰郭永怀的功绩,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于1968年12月25日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编辑本段]主要贡献

  郭永怀是唯一一位为中国核弹,氢弹和卫星实验工作均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在中国开始研制核武器时,他负责动力项目研究。提出了“铁条包布”的设计思想。为核武器真正武器化做出贡献。
  1956年年底,刚刚成立几个月的力学研究所迅速发展为全国力学研究中心。不久,郭永怀受命出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了化学物理系,郭永怀出任首任系主任。这期间,郭永怀创办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并亲任主编,翻译出版了《流体力学概论》等多部学术名著,先后开展了新兴的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电磁流体力学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其成果不断引起国际科学界瞩目。
  在中科院组织的星际航行座谈会上,郭永怀提出我国要发展航天事业,并就运载工具、推进技术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不久,他当选为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
  1965年,我国将研制发射地球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郭永怀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
  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他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郭永怀的努力下,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郭永怀牺牲的第二十二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

[编辑本段]攻克“突破声障”的理论堡垒
  
  1908年,莱特兄弟实现了人类飞行的梦想。到三四十年代,飞机平均时速达到了三四百公里,人们正在为进一步提高飞行速度而奋斗。这是航空发展史上第二个里程碑。为了提高飞行速度,在技术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也就是说,当飞机以接近于声速的速度飞行时,阻力剧增,升力骤降,头重尾轻,舵面失灵,甚至机翼、机身发生强烈振动。因此,跨声速流是当时摆在力学家和航空工程师面前的一个艰巨课题。人们形象地称这一难题为“声障”。

  在理论上进行研究也有很大困难。一方面,在跨声速范围内,即使是薄翼和细长体,线性化理论不再适用,必须考虑非线性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出现兼有亚声速与超声速区域的混合流动,必须发展混合型方程的理论,尤其是当来流速度超过某一临界值以后,会出现激波,所以,在流场中存在着未知的间断面,通过该间断面,物理量的变化是不连续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冯卡门领导下,有一批科学家聚集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为攻克这个堡垒进行了大量艰苦的研究工作。其中,郭永怀在跨声速领域的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郭永怀对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的研究不仅在数学上有创见,即采用了渐近分析方法来克服超几何级数收敛缓慢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他与钱学森一起,在《可压缩流体二维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一文中提出了所谓“上临界马赫数”的概念,回答了机翼上何时会出现激波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尽管人们当时凭直觉已经意识到激波的出现是气动特性改变的主要原因,但起初往往只注意下临界马赫数(即流场中第一次出现声速的飞行马赫数)这个参数。郭永怀的连续解说明,即使飞行速度超过了下临界马赫数,在理论上连续解依然可能存在,只有当飞行马赫数超过了上临界马赫数(即流场中第一次出现极限线的马赫数)时才会出现激波。这时等熵流动条件破环,流动出现分离与旋涡,流体的一部分机械能转变为热能。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严重地改变流场与气动特性。所以,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是上临界马赫数,而不是下临界马赫数。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郭永怀还进一步用稳定性理论解释实际临界马赫数会介于上下临界马赫数之间的原因,这也是对高性能气动外型的设计的先驱性工作。

  郭永怀对激波与边界层相互作用的研究回答了激波是怎样影响翼剖面气动特性的这个重要问题。在这一时期,已有的简化模型只在速度型上逐步接近实际,但均未考虑粘性效应,所以至多给出定性结果。郭永怀用两种不同途径直接考虑了弱激波从平板边界层的反射,得到了平板上压力分布、流线曲率、分离点等物理量的变化规律,包括层流与湍流边界层的情况。他的结论同里普曼的实验结果十分一致。这对于机翼上出现激波后,气动特性的变化的分析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编辑本段]发展奇异摄动理论

  在20世纪40年代,由于计算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而在流体力学中只有罕见的几个准确解,所以,寻求物理问题的近似解析解颇受青睐。摄动理论就是求物理问题近似解的一种有效手段,所以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但是,在应用摄动法时,所得到的解往往不是在整个区域中一致有效的。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奇异摄动理论应运而生,奇异摄动理论最常用的两个方法是匹配渐近展开法和变形坐标法。郭永怀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贡献。实际上,1904年,普朗特提出的边界层理论是匹配方法的雏型,它来自物理上的直觉。后来经过包括郭永怀在内的许多科学家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将这类方法系统化、数学化,直到范戴克提出匹配原理以后,才真正上升为比较完整的理论。郭永怀还推广了庞加莱的变形参数法和莱特希尔的变形坐标法,使它对于一阶方程即使是非线性的情况也适用。他还将边界层方法同变形坐标法结合起来,以消除边界层前缘的奇异性。钱学森于1955年在《应用力学进展》的一文中将这种方法命名为PLK方法(庞加莱、莱特希尔、郭永怀)。在郭永怀的《关于中等雷诺数下不可压缩粘性流体绕平板的流动》一文中,不仅克服了前缘奇异性的困难,给出了有限长度平板二阶阻力公式,使适用范围扩展到Re=15左右,而且准确地描述了平板前缘附近缓慢流动的流场特性。PLK方法在力学和其他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在,摄动理论成为比较完整和系统的学科,郭永怀则是这门学科最重要的十几位理论奠基人之一。

  郭永怀不仅是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而且是一代应用数学大师。将工程科学与数学紧密结合是他进行力学研究的风格。这种风格主要体现为:

  1、从事力学研究,选题必须有比较明确的(包括远期的)应用背景。力学研究既不能象纯粹数学那样只用演绎的方法进行工作,也不能局限于非常具体的技术问题,必须将实践上升为理论,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
  2、在大量观察与实验的基础上,通过对问题物理机制进行分析,提炼出既反映现象本质,又便于数学分析的简化力学模型。
  3、采用一切现有的有效数学手段,将问题求解到尽可能彻底的地步,在必要时,要研究与发展新的数学方法,以满足工程需要。
  4、对分析结果进行物理解释,揭示规律,并同实验与现场观测作比较。
  郭永怀的这种学术风格可以追溯到著名的德国哥廷根学派。高斯不仅是大数学家,而且是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本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应用力学系是数学家克莱因)创立的。普朗特在那里提出了边界层与升力线理论。普朗特的学生冯卡门将这种风格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而郭永怀凭着他坚实的数学物理基础,将这种结合提高到了非常完美的程度,并给我国的力学界、应用数学界以深远的影响。

[编辑本段]开拓我国的近代力学事业

  50年代,由于航天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的发展。1957年,郭永怀在《现代空气动力学问题》的报告中,指出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应该是我国随后一个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他和钱学森极力倡导在国内开展高速、超高速空气动力学、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新兴学科的研究。为了将这些领域的研究铺开,他在北京组织了高超声速讨论班,研究探讨了许多前沿领域的重大课题,对我国高速飞行器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0世纪中叶,由于能源危机迫在眉睫和高速流动中电离现象的出现,磁流体这门新学科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郭永怀抓住这一苗头,于1961年在力学所筹建并领导了磁流体力学研究室。他为这个室选定了三大研究课题:磁流体和等离子体稳定性;磁流体直接发电;同位素的电磁分离。他还以敏锐的眼光指出磁流体发电原理应当和原子能技术结合起来。这是很富有创造性的思想。60年代初,郭永怀指出了爆炸力学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并负责指导力学所爆炸力学室。他组织制定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有关爆炸力学的规划,在爆炸力学的民用和国防应用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这一时期,郭永怀还担任了核防护新技术领导小组副组长,并直接指导完成了《三峡水坝抗核爆炸模拟实验中相似关系换算》的技术报告。

  郭永怀异常重视实验研究和实验设备的建设。为了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下开展力学实验研究,他提出了搞实验要符合我国国情的思想。他说:“就象高能物理研究那样,我们不能搞昂贵的大型高能加速器,但可以用小型设备来观测宇宙线;我们搞气动力的,不能一上来就搞大型风洞,而搞激波管和激波风洞却是力所能及的捷径。”他十年如一日,大抓这两项设备的建设。在他负责我国制导规划研究期间,他又亲自领导了电弧风洞、弹道靶和高温激波管的筹建工作。这些实验设备不仅为基础研究和国防任务提供了大量可靠数据,而且为国内建设同类设备提供了经验,同时还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

  郭永怀一直是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学术领导人。他不仅在筹建研究室、培养人才、建设实验设备、规划研究方向、指导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且还身体力行,参与许多具体课题的研究。他在高超声速讨论班上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精辟见解。他认为:当飞行马赫数超过5以后,介质的动能足以激发分子内部自由度,因此必须考虑振动松弛、离解与复合、电离与中和化学反应等效应的影响;在计算高超声速无粘流体绕钝体的流动时,最关心的是物面上的物理量,因此应当正确分析激波层中物面附近(而不是激波附近)物理量的数量级关系。1961年,他指出:对于钝体绕流,在一定条件下,后身流场中会产生“悬挂”激波。他还提出了小钝锥熵层分析方法,解释了压力过度膨胀和回升现象。他还为寻求确定激波形状的简易方法进行了探索。1964年,他提出云粒子侵蚀课题。日后的发展证明,云粒子侵蚀是实现全天候攻击与突防和反弹道导弹必须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之一。此外,郭永怀还提出要研究电磁波和等离子体鞘套与尾迹中的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

  郭永怀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和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等一道,规划了我国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设置。他和力学家们运筹帷幄,认真研究了近代力学的发展方向,制定了学科的近期发展规划和远期奋斗目标,使我国力学学科的面貌大为改观,特别是近代力学科学一起步就有很高的基准,只短短的几年功夫,在某些方面就已接近于世界先进水平。

[编辑本段]辛勤培养科技人才

  早在回国以前,郭永怀就同谈镐生探讨过回国后如何培养力学人才的问题。回国后,他始终把培养科技人才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1956年,我国恢复建立研究生制度。郭永怀积极筹划力学所的研究生培养。在第一批招生中,他一人就带了5名研究生,以后又亲自带过几批。他主张:培养人才要“言教、身教,以身教为主”。在教学和科研中,他自己做表率,经常同年轻人一道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在培养研究生和助手时,他注重使他们在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两个方面都得到提高。他对年轻人的指导和帮助是启发式的、循序渐进的,重点强调掌握科研方法,提高科研本领,而不仅仅是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在他的培养下,研究生中有不少已成为所级学术领导人或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1957年,郭永怀和钱伟长组织并领导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他除负责研究班的日常组织工作外,还亲自执教,讲授流体力学概论。开课前,他把辅导教员找来,亲自带领他们到有关高等院校的实验室参观,对一些关键问题给予一些启示,再让他们为课程安排一个实验计划,使这门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临毕业前,郭永怀亲自指导安排学员们的毕业论文题目,并设法每周都同辅导教员和学员碰头,了解进展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前后共办了三届,毕业生达290多名。现在这些学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在国防科研单位和重点院校的力学系或力学专业教研室,他们起着顶梁柱的作用。

  郭永怀在培养人才方面不遗余力。1958年,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讲授高速边界层。执教中,每堂课都凝结了他的心血。他评论和分析学者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使初入门的研究人员都深受启发,甚至终生受用。在讲到求解各种形式的NS方程时,他总是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指出采用什么样的变换有希望获得成功,走哪一条路是徒劳的,会遇到什么问题,症结何在。凡听过他课的人都感到回味无穷。陆士嘉也常常赶来听郭永怀的讲课。她当时曾评价说:“只有他能讲得这样传神。”

  郭永怀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将自己比作一颗石子,甘愿为青年人的成长铺路。他深感大批培养优秀人才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培养学术接班人这一艰巨任务在他的工作安排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这一点。1961年,他曾写道:“当前的打算是早日培养一批骨干力量,慢慢形成一支专业队伍。”随后他欣慰地说:“由于几年的工作,已经见到效果。”

[编辑本段]献身我国的核武器事业

  1960年5月,郭永怀被调到核武器研究院(九院),并兼任该院副院长。他在处理好力学所日常工作的同时,把大量精力花费在研制核武器这项对我国政治、国防和科技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事业中。在原子弹研制初期,郭永怀主要负责力学方面的领导工作。

  在原子弹理论探索阶段,郭永怀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当时在第一颗原子弹采取什么样的引爆方式上存在不同意见,郭永怀通过比较两者的优劣,大力支持“争取高的,准备低的”的方针,即以较高级的“内爆法”作为主攻方向。又如,在炸药爆轰波的理论计算上,郭永怀正确地提出用一维特征线法进行,解决了一大批理论和技术难题。为了使大家了解爆轰学,郭永怀还亲自讲授了爆炸力学。

  在爆轰物理试验过程中,郭永怀经常深入试验现场,指导工作并协助开展试验。当时,为确定原子弹爆轰聚焦技术方案,争论是很热烈的。年轻的物理学家陈能宽提出了一个难度和风险都很大、但却能少走弯路的聚焦方案。许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郭永怀从力学角度反复估算,大胆支持采纳这个方案。为了配合爆轰试验,郭永怀还指导设计部人员进行不同试验元件的结构设计,使爆轰试验得以顺利进行。

  郭永怀十分重视并经常在九院的会议上反复强调核弹的武器化和系列化,指出要努力做好核武器的后期发展工作。在此后的进程中,他一直负责总体结构设计、外型设计以及环境模拟实验的指导与把关。他很早就安排了一系列与武器化有关的预研课题,包括结构设计、外型设计、飞行弹道、物理引信、环境试验项目与设备等。在弹体结构设计中,郭永怀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设想,包括薄壳结构、通用核航弹等。它们都在后来的工作中逐步得以实施,对核武器的轻型化、实战化和系列化以及新原理实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环境试验方面,郭永怀在建立我国核武器环境试验设备及分析研究上起了主导作用。他从技术人员的配备、课题的安排、试验项目的确定和试验设备的筹建等多方面入手,使我国有了一整套大型、精密、试验范围较广的设备,包括冲击、噪声、振动、过载、温湿度、霉菌、盐雾的组合试验设备和大型离心试验机等。他还亲自出马,找有关单位协商研制专门设备。

  郭永怀的科研眼光长远,在他心中始终装着武器化阶段的长远计划。他提出动态环境试验要开展随机振动、高速冲击和噪声试验。为了提高核武器的适应性,他提出开展拓宽温度试验。九院当时分工不分家,郭永怀的注意力也常常超出力学领域之外。他特别关心“安全论证”课题的研究。“安全论证”就是研究当飞机投下核武器后,能否以及怎样安全躲过光辐射、冲击波的威胁。为了保证绝对安全,郭永怀极力主张理论计算与模型空投试验结合进行。为此他还亲自过问并参与计算核航弹和氢弹空投过程中的飞行弹道、伞-弹弹道特性。在他的倡导下,经过严格的计算与分析,每次核试验飞机都安全返航。

  郭永怀参加了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以后又参加了核航弹、氢弹和导弹核武器试验。他对我国核武器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例如,他对核武器系列化发展提出许多建议和设想;他指导进行了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研究、水洞试验以及调研工作;对研究发展潜地导弹也作出了贡献。此外,郭永怀还应两弹结合时期的需要,对我国核武器科研体制提出了重要设想。

  1968年10月,郭永怀再次赴青海,筹划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试验工作。在离开青海之前,他对这次国家试验进行过评价发言。当时,试验的理论方面有“过早点火几率”问题;实验方面有设计内球新结构问题;材料加工方面正考虑产品自热和装配贮存问题;在整体系统方面有“弹、伞、机”的协同配合问题。郭永怀从这次热试验的准备情况瞻望1969年和以后的任务,大胆提出今后设计要重新考虑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机动、安全、和小型化指明了方向。12月5日,郭永怀从兰州乘飞机返京。当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时,发生了一等事故,郭永怀不幸以身殉职。

  郭永怀为我国的力学事业、国防科技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在回国后的短短12年时间里所做的工作之多令人叹服。他参与了我国小型地空导弹、氢氧发动机和反导导弹的研制;他翻译并出版了普朗特的名著《流体力学概论》,组织翻译了《爆炸力学》;他担任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两个杂志的主编;他是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和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郭永怀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受到人们的敬仰和钦佩。为了纪念他,中国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82年和1990年出版了《郭永怀文集》和《郭永怀纪念文集》。1988年12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大院东侧绿荫丛中为郭永怀树立了一尊汉白玉雕像。郭永怀的光辉形象将永存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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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0-31 10:12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林家翘

林家翘-生平简介
林家翘-数学成就
林家翘-挑战争议
林家翘-基础科学


  林家翘

[编辑本段]林家翘-生平简介

  林家翘,1916年7月7日生于北京,原籍福建省福州市。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随即留校担任助教。

  1939年林家翘与郭永怀,钱伟长等共21人同期考取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船运中断,改派加拿大。本来,轮船将途经神户,日本在护照上签证准许登岸游览。公费生一致认为,抗日战争期间,有失国体,故全体愤然离船,返回昆明。直到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深造,1941年获多伦多大学硕士学位。

  1944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3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66年当选为全学院教授。林家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曾获该院应用数学奖金(1976年)和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个流体力学奖金(1979年)等。从1947年起,历任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数学教授、学院教授、荣誉退休教授。

  自1951年起成为美国国家艺术和科学院院士,1962年起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87年清华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和名誉教授,2001年11月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

[编辑本段]林家翘-数学成就

  林家翘教授是国际公认的力学和应用数学权威。20世纪40年代开始,他在流体力学的流动稳定性和湍流理论方面的工作带动了一代人的研究和探索。他用渐近方法求解了Orr-Sommerfeld方程,发展了平行流动稳定性理论,确认流动失稳是引发湍流的机理,所得结果为实验所证实。他和冯.卡门一起提出了各向同性湍流的湍谱理论,发展了冯.卡门的相似性理论,成为早期湍流统计理论的主要学派。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进入天体物理的研究领域,创立了星系螺旋结构的密度波理论,成功地解释了盘状星系螺旋结构的主要特征,确认所观察到的旋臂是波而不是物质臂,克服了困扰天文界数十年的“缠卷疑难”,并进而发展了星系旋臂长期维持的动力学理论。在应用数学方面,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发展了解析特征线法和WKBJ方法。在数学理论方面,他也有些贡献,其中最突出的是他证明了一类微分方程中的存在定理,用来彻底解决海森伯格论文中所引起的长期争议。他是当代应用数学学派的领路人。在美国有人将林家翘誉为“应用数学之父”,有人说“他使应用数学从不受重视德学科成为令人尊敬的学科。”

  林家翘教授对中国科技事业十分关心。自1972年以来曾多次回中国作学术访问,邀请众多美国知名专家来华讲学,接受多位学者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为国内培养了一批有造诣的学者,推动了应用数学与流体力学的许多新领域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2002年8月回国定居清华大学,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清华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勤奋地工作。

  林家翘教授曾担任美国数学会应用数学委员会主席、工业和应用数学协会主席。他曾获得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Timoshenko奖,美国国家科学院应用数学和数值分析奖,美国物理学会流体力学奖[1]。

[编辑本段]林家翘-挑战争议

  林家翘先生是应用数学家,他的地位和声望是在不断与难题挑战中建立起来的。林家翘与争议有“不解之缘”。 林家翘先生的博士生导师是冯·卡门,他既是美国航空工程界的首席领导人,也是应用数学及力学界的大师。他交给林先生的博士论文课题就是世界有名的一个多年有争议的课题。这个课题是当年物理学家海森伯格做的论文题目,但许多人对海森伯格的研究结果产生了严重的争议。冯·卡门有一位密友叫JohnVonNeumann,是近代最有名的应用数学大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他在数学领域的应用有多方面的贡献。例如,他提倡用数学方法进行天气预测,最突出的是他发展的一套数学方法可以应用到经济学领域,他手下的JohnNash最近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在林家翘先生毕业的那一天,冯·卡门请林家翘和JohnVonNeumann一起吃饭,将这位应用数学家介绍给林家翘,希望他们之间能进行合作。后来,VonNeumann就领导一组有名的学者,用计算方法,证实了林先生的研究结果,结束了学术界这一多年的疑案。当时林家翘做的这一课题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林家翘通过自己的研究,证明了海森伯格的研究结果基本是对的。于是,海森伯格就写信给他的导师,说有争议的问题其实是对的,是一位中国人证明了他的研究结果。为此,年仅30岁的林家翘先生就谋到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的职位。

  之后,林家翘继续在湍流理论研究方面探索,没想到在研究过程中与一位瑞典力学家各执一词,相同的问题研究结果却相去甚远,这位瑞典力学家为此在一次与别人的争执中得脑中风而亡。林家翘在他去世前曾去医院看望他,对他讲,复杂的问题自然会有争议,不是你研究的结果与我的不一样你就不对,其实两人都对,复杂问题是多方面的,不同的研究结果可以应用到不同方面。他们这一学术理念最后变成了一个大题目——复杂性。有一种杂志专门取名为《复杂性》,对此类问题进行探讨。

[编辑本段]林家翘-基础科学

  林家翘说,曾以工科成就享誉世界的MIT,如今在理学领域突飞猛进,生物等学科的发展水平更是令人刮目相看,所以和MIT的交流应该理、工兼重,理学方面尤其应该予以重视。

  林家翘说,“和国外名校交流时,最重要的就是认识彼此的优势和缺点,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太过注重实用性、以为“走在尖端和前沿”就是要引入先进技术,这是一种可能陷入短浅片面的看法。原则上先进科学应当与先进技术并重,但此中比例分配是一个比较难决定的问题。因为这个决定要基于国家需要以及人才物力和财政资源的实际情况,而这种情况也随着时代变更。

  林家翘引用中国导弹专家梁守盘院士的观点来作说明:“如果掌握了基本知识、知道了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即使没看到人家的技术细节,自己也能通过想像把它做出来。”林先生强调,校际交流时,应该明确“想了解的知识”(whatwewanttounderstand)和“想制造的东西”(whatwewanttomake)之间的区别。关键性的技术可能很难获取,但基础知识则是公开的,无需庞大的资金、人力投入就能走得很深。而“更要紧”、更能带来长期效果的,也恰恰是基础科学的交流学习。当然,自己首先要“练好内功”,达到能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的程度,交流合作才能顺利进行下去。

  林家翘说,MIT的“全校必修课”是一个不妨参考的制度。在MIT,所有学生第一年必须全面学习数理化生4门基础科学的知识。“的教育很早就开始突出专业性,MIT的全校必修课则是先广再深。”

  林家翘说,哈佛大学、布朗大学等名校普遍采用的“访问委员会体系”(theVisitingCommitteeSystem)。这是一个没有资金往来、纯以领域对口为合作条件的体系,目的是邀请其他高校的学者来参与相关建议、评估指正问题。当年,林家翘自己就曾应哈佛大学邀请加入一个10人左右的“访问委员会”,为该校应用科学领域的发展建言献策。林家翘认为,也许不一定要完全照搬这一模式,但请校外学者客观审视相关领域的教研工作,这个思路是值得借鉴的。

  已经翻译的著作有:

  自然科学中确定性问题的应用数学 科学出版社 1986
  星系螺旋结构理论 科学出版社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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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0-31 10:18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任新民   

任新民简介 (1915- )

   安徽省宣城市宁国市河沥溪人,1915年2月生,男,中共党员,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0年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1945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9年8月回国,在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任研究员。1952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1956年8月参加筹建国防部五院的工作,历任总体室主任、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一分院副院长兼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七机部副部长,航天工业部科技委主任,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

  任新民,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专家,集中国新一代液体运载火箭、中国第一代通信卫星、中国第一代气象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于一身。在第一代通信卫星——中国试验通信卫星工程中担任总设计师和技术总指挥,被航天人亲切地称为“总总师”。

   从大洋彼岸踏上报国路

  1948年9月,美国布法罗大学第一次聘任了一位年轻的中国人为讲师,这就是任新民。
  三年前抱着学业有成、报效祖国的信念,任新民“离妻别子”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三年来,他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个初衷。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思念的种子在不断发芽长大。学业有成的喜悦难抵在异国他乡浓浓的乡愁中对祖国的思念,对妻子和孩子的思念。

  不知为什么,任新民近来脑海中总是出现自己离家时还在襁褓中的儿子的小脸。这天,一封来自远方家乡妻子的来信终于证实了任新民心中的不祥之兆。将满三岁的儿子得了脑膜炎不幸夭折了。信纸上字迹模糊,任新民知道那是妻子的眼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任新民流着眼泪拿起了笔对妻子写道:我对不起你,一个男子汉不仅不能养活自己的妻子,更保护不住自己的孩子,但是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我必须要读书救国,等我能报效国家后,一定再报答你。

  报效祖国的日子终于来了。1949年,中国人民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仿佛是受到了东方太阳的召唤,6月2日晚,美国旧金山的夏夜还未有暑意,但任新民躺在床上却无法入睡。就要回到祖国,就要看到朝思暮想的妻子,他起身推开窗户,初夏的夜风带着沁人的微凉吹着他滚烫的面颊。他仰望星空,深情地注视着东方,他热切地盼望着明天的到来。

  他当时没有想到由于战乱的影响,他的归家之路是那么漫长。

  经过近两个月的颠簸后,任新民终于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家。报效祖国的心愿和新中国建设招贤若渴的环境一拍即合,很快,任新民就成为了当时陈赓领导的南京军区科学研究室的一名研究员。穿上了军装,任新民成为了年轻的共和国的一群特殊士兵中的一员。此时,这里正在进行新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究。虽然在国外学的专业并非火箭发动机而是机械工程,但是自然科学的触类旁通加上任新民的聪慧和急切的报国热情,他很快就在这个集体里如鱼得水了。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军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急需一批专家,任新民又随这个集体从离家乡不远的南京奔赴北国。到1955年,任新民已成为一名上校军官。

  1956年,当钱学森开始组建我国导弹的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时,任新民被钱学森“钦点”为总体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等职。当任新民到第五研究院报到时,第五研究院只有两个人。

  经过艰苦的攻关,1960年11月5日,中国自己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在中国西部的酒泉基地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中近程导弹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已具有了自行研制导弹的能力。

   氢氧发动机之争与直言上谏

  通信卫星工程是我国航天事业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的重点任务之一。1975年3月31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了由任新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报告》,由此有了中国航天史上著名的代号为“331”的通信卫星工程。

  说起“331工程”,尽管任新民总是回避谈自己,但是翻开“331工程”的发展历史,我们却总是发现任新民的身影,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可以说,没有任新民的努力,就没有为中国通信卫星发射立下汗马功劳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

  当初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三级是采用常规发动机还是氢氧发动机的争论中,正是由于任新民的据理力争才最终确立了氢氧发动机的方案,并最终有了“长征三号”的辉煌,也由此再一次确立了任新民在中国航天界的地位。

  和技术人员一起观测数据

  拿20多年后的发展载人航天时的飞船和航天飞机之争来比喻当年的这场火箭发动机方案之争也许不合适,但是,在技术争论之中,最能表现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胆识和道德风范。从这一点上来说,任新民恰恰每次在这种时刻,都以一个优秀科学工作者的立场,敢于发表、坚持和修正自己的技术见解,敢于负责,敢于对重大技术问题适时而果断地作出决策。他曾说过:“一个科技人员判断和处理技术问题,一是靠他的基础技术知识和实践经验;二是靠他不断深入实际,从广大科技人员、工人那里,从实践中汲取和补充知识;三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正如他常说的那样,他的行动也始终践行着这句话。在他的大半生航天生涯中,深入现场的时间占了大半,他的判断和结论从来都是来自实践。

  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研制过程中,火箭第三级是采用保守的现成技术还是世界先进水平的推进技术,在定方案的碰头会上,任新民将决定性的一票投给了当时看似过于大胆的方案——采用氢氧发动机,以加快我国运载技术的发展。这个决定绝不是任新民的一时意气,而是完全来自实践的支持。

  早在1965年,任新民担任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之时,研究所就注重对氢氧发动机的研究论证,并在1971年取得了试验的初步成功,此后一直在进行相关的研究试验。

  在那次决定氢氧发动机命运的碰头会上,任新民声音不大但却底气十足的一番话让当时出席会议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氢氧发动机是今后航天技术发展所需要的,这个台阶迟早得上,我们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技术条件与设施设备条件,经过努力一定可以突破技术难关,中国完全有能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此时的大胆并不是冒进。”在真理面前,一个科学家的胆识使不善辞令的任新民力陈己见时往往能妙语如珠。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过:“搞工程性技术工作的,即使是再有造诣的专家,不深入实际也会退化,会‘耳聋眼花’,三年不接触实际,就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了。”

  这种来自实践的见识,还曾使任新民做出了另一个更为大胆的举动。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上半年,正是我国通信卫星工程从起步到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内有人主张:为配合我国改革日益加快的步伐,必须提高我国卫星广播通信的能力,不如购买国外的通信广播卫星以解燃眉之急。一时,买星的呼声很高。当时,全世界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利用卫星通信,但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才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全世界2500多个民用卫星通道,只掌握在少数几个国家的手里。自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经过10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中国火箭的运载能力已经在缩短着和世界的距离,卫星技术也在大踏步地迈进,此时不是泄气之时。在许多场合中,任新民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的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在世界航天界占有一席之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连给老同学的信中他也表达了这种想法:我们这些人有幸参加了航天事业,如果没有国家大的决策——要干航天这件事,如果没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我们这些人即使学有所长,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于是在又一个关乎中国航天发展的关键时刻,就有了任新民那封被称为直言上谏的写给中央有关领导的信。他的有理有据的“心里话”,打动了当时的国家高层领导。随后,任新民不光用语言也在用自己的行动续写着那段“心里话”。就在当年,任新民和同事们就发射成功了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随后的短短四年里,中国连续发射成功了四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初步结束了我国通信广播事业租用外星的历史。

  任新民一生呕心沥血的长征三号火箭,也为他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长征三号火箭的另一技术关键——纵向耦合振动问题的解决,使我国在大型运载火箭结构与液路系统动态特性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我国大型运载火箭的研制积累了经验,并开创了我国相关的技术学科;1990年4月,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在国际商业发射上零的突破。

  其实,在任新民的航天生涯中,零的突破何止这一次,凭借着一次次零的突破,任新民就像与他大半生相伴的火箭助推器一样,将中国航天推到一个个光辉的制高点,也正是这一次次零的突破,成就了任新民这位中国航天的泰斗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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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31 12:2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光辉人物给人感触.  Thanks for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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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31 02:3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钱学森夫人蒋英和赵雅芝长得很象,如果要拍钱学森的电影应该让赵雅芝演钱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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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31 03:3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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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0-31 09:1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yam 于 2009-10-31 22:27 编辑
钱学森夫人蒋英和赵雅芝长得很象,如果要拍钱学森的电影应该让赵雅芝演钱夫人。
sequoia 发表于 2009-10-31 15:39




才子佳人,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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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31 09:3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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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0-31 09:4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在美国工作的10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美国应该授予钱学森英雄奖章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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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1 10:1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yam 于 2009-11-1 22:19 编辑

社会各界冒雪送别钱学森 网友建议降半旗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1月02日02:59  扬子晚报

  中国航天事业的开创者、奠基人钱学森仙逝后,其子钱永刚在钱老生前居住的阜成路8号院家中设立了简洁的灵堂,昨天开始接受社会各界的吊唁。尽管当天降下大雪,气温骤降,但是前往吊唁的人群却络绎不绝。记者从吊唁现场了解到,由于前去吊唁的社会各界人士太多,钱老家中设置的灵堂将向社会开放6天,直到11月7日。

  [一棵松]

  阜成路8号院有些年头了,在清代被称为“皇袋子坟7号”,1958年,在周总理的主持下改成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因此这里也被老航天人称为“老航天五院”。从那时起,钱学森一家就住进了院子深处4单元的一幢红色苏式小楼里。

  住5单元的亓荣德,今年已经86岁,曾任航天工业部财政局局长的他,前天已经第一时间去钱老家吊唁,昨天又拄着拐杖来了。他说当年的许多人都搬了,但钱老在这栋红色小楼已经住了50年。前几年,大院附近有施工项目,非常吵,有领导请钱老搬家,但他却说:“这儿挺好,我哪儿也不去。”

  钱老的小楼前昨天一大早就已经摆满了各界送来的花圈,有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政府的,有西安交大、中国工程院的,还有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参谋部、解放军总装备部等单位。由于吊唁的人过多,昨天钱老的灵堂刚开始只接受航天系统内部人员的吊唁。经过协调,最后一共有8家媒体的11名记者被允许到灵堂吊唁。

  进入门洞,楼梯口处是一个大大的黑体“奠”字。右侧即是钱家原来的客厅、现在的灵堂。大约20平方米的灵堂,摆满了翠柏、鲜花和花圈。

  钱老的遗像悬挂在南墙上,画像上的他亲切慈祥。在遗像上方,是黑底白字横幅“沉痛悼念钱学森同志”。遗像两边,左侧挽联最前面的是钱夫人蒋英手书:您永远活在我心中。

  唯一的装饰来自北侧墙壁,那是钱老堂妹钱学敏在他九十华诞时赠送的一幅书法,写的是北宋诗人石延年的七律《松》。

  “直气森森耻曲盘,铁衣生涩紫鳞干。影摇千尺龙蛇动,声撼半天风雨寒。苍藓静缘离石上,丝萝高附入云端。报言帝室抡材者,便作明堂一柱看。”笔意虬劲,意境高远,正是钱老一生的写照。

  记者认认真真地向钱老遗像三鞠躬。灵堂寂静,脚踩在旧木地板上,沙沙的。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在连夜布置好了灵堂后,昨晨8点开始接受社会各界的吊唁。为了维持现场秩序,有关部门特地布置了执勤和警卫力量。

  钱学森生前三层楼的住所门前,两边全都摆放着花圈。层层叠叠的花圈,表达着人们对钱老的哀思……

    [一首诗]

  和钱学森先生同住一个大院的李明实老人曾任航天一院的第三任院长。他听说钱老去世的消息后神情悲痛,抚掌而叹,赋诗一首:“噩耗传来心欲碎,仙鹤接去奠基人,航天事业蒸蒸上,敬请安息笑盈盈。”

  为什么说是笑盈盈?李明实解释说,那是因为钱老从来不发脾气,“他在我的印象中一直都是笑盈盈的。”

  钱老的平易近人感动着许许多多的人。李阿姨和钱老是30年的老邻居,一早她和丈夫来到钱老的门前作最后的道别。“他丝毫没有大科学家的架子,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李阿姨眼眶湿润。

  “我的孩子和钱老的孙子年龄相仿,常在一起嬉戏。看到孩子们玩得开心,钱老总会走过来逗逗小朋友们,和他们笑在一起。”她反复强调着钱老给自己最深的感受。

  55岁的苏先生也是钱老的邻居,他的父亲和钱老当年都是国防部五院的干部。“我的父母都是部队派下来的,不懂技术,不像钱老是从美国回来的知名教授。”苏先生说,钱学森一直是他们的偶像,从小听钱学森故事长大,对其化装逃离“敌特”跟踪的事迹耳熟能详,

  苏先生回忆,今年国庆节,院里一起长大的孩子们搞了个聚会,“我们当时还说,院里99岁的老红军刘大祥爷爷排第一,钱学森98岁排第二,等他们过100岁生日的时候好好庆祝一番……太难受,太不能接受了!”说着说着,55岁的苏先生像孩子一样哭了。

  [一座碑]

  进进出出的车辆一趟又一趟;

  来往的人群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

  曾为钱老站过岗放过哨的武警战士陈兆武来了,他带着女朋友,想看老人家最后一眼。

  四名自西安交大考入清华读研的学子结伴而来,他们顶着风雪,朝着钱老灵堂方向默默缅怀。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我国绕月探测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早早地赶来送别自己的恩师,亲手送上一束洁白的菊花:“上个星期还向钱老的秘书问起,说钱老精神不错。昨天听到消息真是太突然了。再过一个多月就是钱老99岁寿辰,我们还商量着像往年一样给钱老送一张贺卡……”老人伤心得无法言语。

  “我没有时间考虑过去,只有时间考虑未来。”母亲蒋英卧病在床,几夜没合眼的钱学森长子钱永刚默默地忙着,他说早在2002年,父亲的研究工作计划就定到了2049年,那时正好是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没想到……

  “他看书看到最后一天,一直到入院前几个小时都在看报纸,看文件。”钱永刚告诉记者,那天晚上出现呕吐症状后,他发现老人虽然还能说话,但精神状态很差,到医院后处于休克状态,最后走时并没有什么痛苦。“父亲走得很安详,这也是我感到些许安慰的地方。”

  正如很多网友所言,钱老在无数人心中竖立了一座丰碑,不仅仅是他的科学成就,还有他的谦逊、亲和、坚韧的人格魅力。

  愿这位“航天之父”安息! 综合新华社、今日早报等稿件

  建言

  网友提议为钱老举行国葬降半旗

  这两天,不少网友留言表达对钱老的悼念之情。

  “祝钱老走好!”“永远的钱老!”“钱老一路走好!是你让中国人腰杆挺直了!谢谢。”

  “一代巨匠走了,亿万中国人站起来了!钱老,一路走好!” “钱老,走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你留下的浓墨重彩一笔,伟大的中国人民始终都会永远记得你。” “智商最高骨头最硬的科学家,是全体中国人的楷模,我的偶像。一路走好!”

  也有网友在悲痛之余表达深深的敬意:“你所做出的贡献对于这个民族,对于这个国家都是无法用奖章来衡量的,你的人格更是不愧‘伟大’二字。”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一个为人民为国家奉献一生的人!”“钱老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全世界熟悉他的人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坚韧、自信、勤奋、聪明。他老人家为我们赢得了世界的尊重。”“毛泽东等老一辈解放了中国,钱老等老一辈保卫了中国。”

  更有网友感怀钱老是“中国永远的骄傲!我们民族的魂!”并建议为钱老举行国葬、降半旗哀悼,用最隆重的仪式,向这位科学巨匠和伟大的爱国者告别。有网友这样留言,“钱老帮中华民族挺直了脊梁,受得起国葬之礼”,也有网友附和道,“唯有国葬才是最好的纪念!”据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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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2 09:5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钱学森的少年时代与留学美国,成长与巅峰

作者:YST(台湾)

钱学森的少年时代与留学美国


钱学森一直是我很有兴趣的一位人物,因为世上有很多杰出的科学家,但是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位科学家能像钱学森一样在政治上这么轰动,能像钱学森一样对一个主要国家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由于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飞弹又是军事科技与空间技术领域中最重要的技术,钱学森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贡献是震动全世界的。

钱学森是中国近代科学界的传奇人物。从父母的特殊家教,中学开明教育下的成长,优良的大学教育,出国学习与世界顶尖高手过招,战争时期的杰出科学成就,回国探亲,再回美国就职,陷入政治漩涡几乎丧命,周恩来总理的援救,退出美国返回祖国,零的突破创建中国的导弹工业与航天工业,九五岁高龄至今仍然精神清醒和意志坚定....,多么传奇的一生!

钱学森随便一段生涯故事都可以拍一部引人入胜的电影,它曲折的程度、牵涉的科技面、引发的新工业与军事革命、产生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每一样都远远超过「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的主人公约翰.纳许(John Nash)。如果做一个比较,钱学森在美国的研究任务直接导致美国航空与太空工业的世界领先,钱学森为中国创建的导弹工业与航天工业体系,他定下的长期发展目标和他培养出来的科技徒子徒孙,在国际行强的斗争中掀起了滔天巨浪、不断地改变行强在全球势力范围的地图;约翰.纳许的美丽心灵所创造的「平衡点」(Equilibrium Point)不过是学术象牙塔里的小涟漪,只有凤毛麟角不到1%的经济学家能够欣赏这个纯学术的成就,出了这个象牙塔就什么都感受不到了。

为了不使文章的篇幅过长,我将分三次来介绍钱学森的传奇生涯。

钱学森,浙江省杭州市人,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钱学森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父亲钱均夫曾经留学日本,学习历史、地理和教育,民国时期在教育部任职。钱学森三岁随父母进京,钱均夫不让儿子读私塾,而是让他接受正规的现代教育。钱学森到了北京后上过蒙养院(幼儿园),女师大附小(今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师大附小(今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和师大附中。

中学教育是一个人智慧启发非常重要的阶段。北京师大附中的高中文理分科,钱学森读的是理科。他后来认为师大附中的教育对他日后的成长有重大影响,是他一生之中难忘的一段经历。

师大附中的校长林砺儒(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的教育部副部长)制定了一套以启发学生兴趣和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案,很有成效。学生专心学习,也尽情玩耍,不做临考磨枪的事,也不追求满分,能考八分以上就是好学生了,但是这八分是真正学到的、扎扎实实的知识。化学老师让学生自由到化学实验室做各种实验;国文老师除了讲授语文之外,还经常讨论时事,传达对人民、社会、国家的关心;几何老师傅种孙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数学讲师,讲解透彻,钱学森后来回忆在中学听傅老师的几何课,使他第一次得知什么是严谨的科学;生物老师俞谟(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俞君适,是江西南昌大学生物系教授)常常带他们到野外采集生物样品,制作生物标本,培养了钱学森较为广泛的科学兴趣。钱学森对老师们的教诲感激不尽,他后来说:“我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也是与中小学老师的教育分不开的!”

钱学森小时候立志效法早期留美学人詹天佑,准备对中国的铁路工程做出贡献。一九二九年中学毕业,由于受到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启发,钱学森考入上海交大机械系,立志要实践孙中山先生所勾画出的宏伟的铁路蓝图。但是他的大学时代历经了「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战争」,钱学森看到日本对中国的种种侵略和残暴行为,使他转变志趣到军事科学。尤其是亲眼目睹了蔡廷锴将军率领九路军在上海慷慨悲壮抗击日寇的战争场面,钱学森认为中国要战胜日本单靠军人的英勇是不够的,还要有现代化的武器,特别是强大的空军。于是他到图书馆里钻研航空工程的书籍,钱学森的志趣开端从设计火车头逐渐转向为发展航空事业。

交大毕业后,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留美研究生(也就是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攻读飞机设计。一九三五年8月,钱学森赴美,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钱学森这才发现,他的母校上海交大完全是按照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办的,连教学和实验大纲都一样。所以钱学森对这里的学习环境一点也不感到生疏,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一年后获取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

由于外国学生在美国航空车间实习不受欢迎,迫使钱学森的研究方向从航空工程转为航空理论。钱学森的父亲有位挚友叫蒋百里,是民国时期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在欧洲考察后认为德国空军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是得益于航空飞行理论扎实的基础研究,因此他也鼓励钱学森钻研航空理论。于是钱学森转往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名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攻读博士。

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是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记得杨振宁的老师,氢弹之父,泰勒博士也是匈牙利籍的犹太人),1906年进入德国哥丁根大学机械研究所,跟随现代流体力学的创始人普朗特教授攻博。普朗特(L. Prandtl, 1875-1953,德国)是空气动力学的先驱。1904年,普朗特在边距层和机翼理论上获取决定性的进展,解决了困惑航空界多年的飞行阻力源以及机翼设计的问题。1922年,普朗特让贤,推荐冯卡门接替他在哥丁根大学「应用机械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一九三0年,德国反犹太人的风声日紧,冯卡门预感不祥,便答应加州理工学院的邀请移居美国,把哥丁根的自由学风和德国先进的航空理论带到美国,成为应用力学最受尊敬的教授。

1936年,钱学森从东海岸的老板顿来到西海岸的加州理工学院,拜见了这位力学大师,并对大师提出的问题作出精确、简明的回答。于是冯卡门欣然接纳钱学森为自己的博士研究生。
  
上世纪的三0年代,世界各国飞机的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是空军实力强弱和空战胜负的关键。当时的航空工程面临两大难题:

1.当飞机的速度接近音速时,空气的压缩对飞行器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2.寻求超音速飞行器的理论指导与技术设计。

美国当时的航空工业对比欧洲是处于落后阶段的,为了赢得战争,美国解决这两大难题迫在眉睫。这两个全新的课题就是钱学森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

一九三九年钱学森以四篇博士论文获得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和数学的双博士学位。这四篇论文解决了上面所述的两大难题。

钱学森论文的第一部份提出并解决了飞机在高速飞行时会产生“热障”问题。那时候没有计算机,钱学森对热的传导提出了复杂的数学计算,用一种新的近似值连续算法精确计算出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受到空气阻力所产生的热效应。

钱学森论文的第二部份是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如何计算机翼表面压力的分布状况。当时航空界已知的计算方法只适用于机翼较薄、飞行速度较慢(低于零点五马赫)的飞机。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找到了答案,师徒二人共同解决了这个航空动力学的基础问题,发表了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又称「卡门─钱学森方法」。这是航空科学史上闪闪发光的一页。

“热障”理论和「卡门─钱学森公式」是所有航空飞行器的指导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于超音速飞机的设计与制造,直到电子计算机被广泛应用。

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后并未立即返国,而是和他的老师冯卡门一起从事一项新武器的研究,那就是飞弹。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武器,我想任何伟大的科学家都无法抵抗这么大的诱惑。由于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科学界那时候从事三种最重要的军事研究,那就是飞弹、雷达、与原子弹。钱学森他们师徒二人是美国,也是同盟国,研究飞弹科技的创始人。

钱学森学成后有没有回国呢?有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几乎已经散掉,钱学森已是著名的科学家了。他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天回国探亲,拜访了他的母校──上海交大,并且在交大、浙大、和清华大学作学术演讲。

在一九四七年钱学森回国探亲期间,国民政府通过胡适出面,邀请钱学森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上海交大校长等职,但是被钱学森拒绝。钱学森后来说,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他不愿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钱学森的确是有负「庚子赔款奖学金」所应尽的义务。

但是我有印象,那时候上海交大虽然有意聘请钱学森为校长,但最终被高层否决,原因是他太年轻(钱学森当时三六岁)。YST如果记错,请众网友指正。如果这是事实,有这样一段小插曲不知是否就算对得起「庚子赔款奖学金」了。


这段探亲期间,钱学森在上海与父亲挚友蒋百里的女儿蒋英女士(声乐家)结婚,然后回到美国。从1946年到1949年,钱学森都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并且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

YST 用一张钱学森与蒋英的新婚照片来退出第一段对钱学森生平的叙述。



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完婚后的钱学森将返回美国,妻子蒋英去机场送行。

上面这张照片太模糊了,看不清新娘子蒋英的真面目。我在下面贴一张她的大照片,叫你们看看每个成功的男人后面果真有一个了不起的漂亮女人。
  
蒋英生于一九一九年,是蒋百里第三个女儿,也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表姐。蒋英自幼喜爱音乐,一九三七年进入德国柏林音乐学院进修,成为女高音声乐家。1946年蒋英学成归国,在上海举办首次演唱会,引起轰动。
  
蒋百里与钱学森之父是同窗好友,蒋英与钱学森青梅竹马,为了钻研科学,他们推迟了婚期,钱学森到三六岁才结婚。蒋英不但是钱学森生活上的好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好帮手。




钱学森的妻子蒋英,她是军事家蒋百里的三女儿,是蒋百里四个女儿中最美丽也最聪明的一个。

钱学森在美国的成长与巅峰时期

中国人会读书的太多了,中国留学生在国外表现杰出的也非常多,拿瑞典炸药奖的就有六、七个,但是他们的影响力都很有限。钱学森一九三五年来美国作研究生,一九四五年就成为五角大厦导弹技术核心顾问组的成员,为美国未来的军事发展规划蓝图,成长速度之快、影响之深远令人瞠目结舌。到当前为止没有一个中国留学生的成就和影响力能够跟钱学森相比,也没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能相提并论,譬如费米博士来美国以前就已经是世界知名的伟大物理学家了。钱学森在美国的事业成长是传奇性的。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谈谈钱学森在美国非常灿烂的事业与学术生涯。
  
(1)宽广的学术背景

科学的领域太广了,通常的学者只能在很窄的范围内做很深的研究。一般说来,研究越是深入的学者,知识范围越是狭窄,因为人的学习总量通常只有这么大。理论大师进入实验室不是打翻瓶子,就是被地上的电线绊倒;会动手的工程师通常数学不怎么样,理论走不深。钱学森学习的领域广阔,因此比别人更能做出革命性的突破,也比别人有前瞻性,更能做出开创性的规划。

尤其要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知识的博大比精深更重要。这方面负面的例子很多,现成的例子就是李远哲。李远哲的知识太窄,深而不博,导致他领导的「教改」任务彻底失败,连中小学的教育改革这种并不算复杂的任务都一败涂地,更不用说领导什么开创性与前瞻性的科技规划了,完全超出他的能力范围。退出化学里他专精的那一小部份,李远哲什么都不懂。李远哲若是为中华民国未来二年的科技发展作规划,一定是灾难性的。

钱学森则是一个典型正面的例子。他在一九四五年为顶尖富强的美国规划未来的军事科技,又在一九五五年为一穷二白的中国规划未来的军事科技。这两个国情完全不同的国家,他的长期规划任务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如此艰钜的任务能够成功绝不是偶然,也绝不是运气,而是凭借渊博的知识与务实的经验。这种既广且深的领导任务就连伟大的全能物理学家杨振宁都做不了。

军事科技包括面之广、牵涉知识之深不是一般人能想像的。举一个例子,二战时期为了发展雷达美国国防部在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放射实验室」(Radiation Lab)。从零开端,「放射实验室」在高峰期有超过一千名科学家在里面全时间任务。战争退出后,大部分的科学家回到学术界,其中有六位拿了诺贝尔奖,两位成为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发展军事科技所需要的天赋与知识由此可见。军事科技处处是学问,雷达不过是军事科技很小的一环而已。钱学森的影响力之所以超出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就是因为他能够跨越「科学」与「工程」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做到了既博大又精深,这是非常困难与罕见的。

钱学森1936年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就读。这所学校强调理工结合,培养的学生既是科学家,也是工程师,博大精深就是在这种环境成长的。所以钱学森虽是航空系的学生,但是经常去数学系和物理系修课。譬如当时数学的前沿复变函数论、物理的前沿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等,他都进修了。化学、生物学有些课程钱学森也去听讲,因此跟教授量子化学的鲍林(Linus Pauling,1901-1994,获得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和1962年诺贝尔和平奖)大师成了好朋友,并且一同探讨未来化学的发展。就是这样,钱学森打下了坚实而又广阔的数理化基础。在火箭的研制任务中,钱学森负责设计并建造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小型高速风洞,累积了工程经验。这是导致他日后能够为五角大厦规划长远发展计画的重要原因。

(2)“自杀小组”(the suicide squad)

美国在上个世纪的三0年代没有什么科学家愿意从事火箭的研究,他们把火箭跟星际旅行连在一起,看成是科幻式的旁门左道。因此当时的美国没有科学家会正经八百的看待火箭。但是加州理工学院出了一个研究生名叫马林纳(Frank Malina)要挑战传统,他倡议成立一个火箭研究小组。根据张纯如(Iris Chang)的书,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研究小组初始成员只有四个人:马林纳(Frank Malina),派生斯(Jack Parsons),福曼(Edward Forman),和钱学森。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自杀小组”(the suicide squad)成员。

钱学森在晚年回忆说:“马林纳这个人很聪明,小组的其他几个人动手能力也强,但他们理论上不怎么样,于是找到我,要我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理论计算的问题,就这样我参加了火箭小组的任务。”

火箭小组成立了,但没有经费。同事把他们看成一帮怪人,他们就打工购买二手材料制作火箭。后来有一位研究生阿诺德(Weld Arnold)愿意给小组捐献一千美元,条件是允许他进行拍照,于是这一千美元就成为美国火箭研究小组的第一条资金。

有了这一千元,大家立即着手展开任务。钱学森首先对火箭研究进行分析计算,于1937年5月29日向小组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解决了火箭设计中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报告的属性包含:燃烧室中的温度、火箭的理想效率、燃烧产生气体膨胀不足和过度膨胀对火箭效率的影响、燃烧喷嘴的设计、发动机推力的计算等等。这份报告被收进他们的火箭研究课题选集,该选集被小组成员称为他们的“圣经”(美式幽默)。

到了6月份,小组的任务得到冯卡门的支持。于是小组可以利用学校的实验室设备进行试验。但是随后的试验有多次失败,并且给校园造成许多灾难性的损失。火箭试验时产生的腐蚀性气体使许多仪器的金属表面氧化,有一次爆炸差一点使马林纳丧命,污染性气体弥漫着办公楼的许多房间,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冯卡门不得不把他们赶出校园,全校师生从此戏称他们是一个“自杀俱乐部”,这个火箭小组就成了日后大大有名的“自杀小组”(the suicide squad)。

“自杀小组”并不因此而灰心丧气,他们把设备搬到市郊一个名叫阿洛约.塞科(Arroyo Seco)的干枯河床上进行试验。于是这个地方就成了美国火箭的摇篮,后来发展成为全球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简称 JPL)。

(3)助飞火箭(JATO)与喷气推进实验室(JPL)

1938年的秋天,冯卡门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参加一个美国科学院所属的军事航空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军方在会议中建议发明一种火箭能够助推重型轰炸机,使它能在很短的跑道上或者航空母舰上迅速起飞。当时传言纳粹德国正在发展火箭,所以美国国防部感到压力,特别是时间上的紧迫。冯卡门回到学校后立即找马林纳、钱学森等人商议,决定接受这个名为“JATO”的任务。JATO 就是 Jet-Assisted Take Off(喷气助飞)的缩写。

钱学森原本对火箭就很有兴趣,也意识到火箭技术的军事用途,他的博士论文最后一部分就是探讨和论证连续脉冲的火箭推进方法,题目是「探空火箭的飞行分析」。有了“JATO”的任务,在冯卡门的支持下,火箭小组做了一只八英寸长的小火箭吊在实验室的屋顶上作理论实验,然后再到山谷里作规模较大的试验。如此理论与试验反覆进行,终于在一九四一年8月的火箭试飞获取成功。“JATO”诞生了。“JATO”这种火箭助飞器很快就在二战时的美国空军得到战场应用。

1944年德国的V1和V2飞弹发展成功,希特勒开端大量使用飞弹攻击英国,伦敦不断遭受飞弹袭击。美国国防部急如星火,希望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小组能制造出新式飞弹来对付纳粹德国。冯卡门和钱学森等研究后认为美国的技术水平和实验条件比德国差太多,必须耗费钜资创建一个全新的、大型的喷气推进实验室,才能设计出射程超过一百英里以上的飞弹。于是美国军方投入三百万美圆正式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实验室,这就是加州巴沙迪那「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简称 JPL)的诞生。
  



1944年 V1 飞弹袭击伦敦。

V1 又称“飞翔的炸弹”(the flying bomb),身长7.9公尺,翼展5.37公尺,是人类战争历史中第一种导弹,也是最早的巡航导弹。V1 最大飞行速度656公里/小时,最大飞行距离240公里,飞行高度3,050公尺,全重2,150公斤,弹头重830公斤。从1944年6月到1945年3月,德国使用大量V1飞弹攻击英国南部。德国总共制造了三万枚V1飞弹,用了大约一万枚攻击英国,其中 2,419 枚击中伦敦市区,造成伦敦 6,184人死亡,17,981人受伤。

V1 是一种非常恐怖的飞弹,因为它飞行的时候发出「嘶---- 嘶----」的恐怖声音,然后突然停止,死一般的沈寂,飞弹开端向下俯冲,接着就是轰然巨响的爆炸。这种恐怖的声音对人心和士气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JPL 成立后,美国国防部要求 JPL 不仅进行火箭的研究,而且负责制造出可以控制的导弹(台湾称作「飞弹」,其实「导弹」更为恰当,因为导引是飞弹飞行的重点,火箭一般说来是没有导引系统的)。JPL 成立时冯卡门是当然的主任(Director),钱学森是研究分析组的组长,林家翘(1962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钱伟长(1955年返回大陆)、郭永怀(1956年返回大陆)等华人科学家都在这段时间为 JPL 效力。




下面这张照片是钱学森(右边第二人)和其他任务人员在美国导弹试射场拍摄的照片。

(4)美军上校钱学森赴德国考察

有了「喷气推进实验室」,加州理工学院自然成为美国研发导弹的核心,冯卡门从一九四四年10月起担任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的团长,钱学森作为团里唯一的外国人,配戴可以参与最高军事机密的金色证章出入五角大厦。

1945年春,盟军胜利在望,罗斯福总统要求迅速派遣专家前往德国的军事工业重地探索所有可能的隐密。四月底,冯卡门编译版了一个由三六位专家组成的「科学谘询团」前往德国。冯卡门受聘担任这个科学谘询团的团长,被授与少将军阶;钱学森受聘担任火箭组的主任,被授予上校军阶。一群美国科学家浩浩荡荡前往欧洲讯问德国军事科学家,收缴德国掌握的军事科技和最新装备,并且争取优秀的德国军事人才来美国效力。

钱学森参与讯问的第一位德国火箭专家就是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他是德国 V1 与 V2 飞弹的总设计师。钱学森让布劳恩写出【德国液态燃料火箭发展及未来展望概论】,受到美国军方的重视。美国将布劳恩和他的设计小组都带到美国。移居美国的布劳恩后来担任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NASA)的空间研究设计师,主持设计了「阿波罗4号」太空计画。

冯卡门与钱学森在德国布隆施维市郊外一片茂密的松林中,意外发现纳粹空军元帅戈林直接领导的、高度秘密的「气体动力学研究所」。他们不但查验了研究所,而且还检验了高速风洞、实验室、和所属车间等等总共五几个伪装良好的建筑物,并且用仪器探测到埋藏在密林深处的数千件机密文档。这些发现使钱学森对德国火箭与炸药的研制有了深刻的了解。

对我而言,最有意思的是下面两张照片。





1945年四五月间,钱学森跟随冯卡门讯问冯卡门的老师──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普朗特。这是钱学森(中),冯卡门(右),和普朗特(左)三人会见时的合影。

这张照片是世界气体动力学三代掌门人的合照:徒弟钱学森,师父冯卡门,和开山祖师爷普朗特。这是一张历史性的照片,非常有趣。师父和徒弟联手审讯师祖,更是历史的玩笑。





钱学森上校、冯卡门将军与普朗特教授。


这张照片我不太能确定地点,应该是德国的哥丁根大学──普朗特执教的大学,也是冯卡门的母校。右边算起,第一人是钱学森,第二人是冯卡门,第三人是普朗特,最左边的人不知道是谁。拍摄时间应该是一九四五年5月。


(5)钱学森对美国国防的贡献

自从1941年火箭助推器发展成功以后,美国军方不但需要火箭,而且需要培训一批了解这门新武器的军官。于是钱学森除了为航空系的研究生讲课外,还要为这些军官开设工程数学原理和喷气推进原理等课程。这些军官后来成为美国先进部队的骨干。

在培训这些军官研究生的第二年,钱学森编了一部属性丰富的教材,取名【喷气推进】,成为美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喷气推进的基本原理和火箭性能的著作。此后的几年,这部巨着一直是美国研究生和军事工程师必读的教材和参考书,被奉为权威性的著作。

钱学森对美国国防最大的贡献是二战退出,冯卡门率领的三六人科学谘询团从德国回来以后,向美国政府提出的书面报告。这时候的钱学森不但从德国带回丰富的数据,而且走访了美国各处的研究中心和实验室,对美国航空事业的发展现况和未来潜质有了全盘了解。

科学谘询团从欧洲回到华盛顿后,便开端整理数据,最后向美国国防部提出了著名的【迈向新高度】研究报告。这份远景规划的国防报告一共有九卷,其中第3、4、6、7、8卷和技术情报附录是出自钱学森之手。

作为「科学谘询团」的核心成员,并且代表战胜国审讯代表战败国的普朗特和冯.布劳恩,钱学森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而且深刻了解德国在飞机和火箭技术上已经走在美国前面。钱学森总结了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的科研成果与发展经验,向美国政府提出战略性发展的独创见解和实际可行的技术路线。在【迈向新高度】研究报告中,钱学森翔实论述了高速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包括了脉冲式喷气发动机、冲压式喷气发动机、固态与液态燃料火箭、超音速导弹、以及核能作为飞行动力的可能性等等先进技术,评估这些技术已有的研究成果、当前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前景。

【迈向新高度】是美国二战后航空与航天发展的规划蓝图,它为美国空军未来50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根本上改变了未来战争的型态。有了【迈向新高度】所奠定的理论基础,二世纪的下半叶美国在航空与航天事业上获得飞跃的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专栏作家米尔顿.维奥斯特曾这样写道:「钱(学森)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6)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正教授

1946年,钱学森应聘为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副教授。同年,钱学森在美国的【航空科学期刊】发表题目为「原子能」的论文,提出了原子能如何应用在航空与航天上。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一系行的演讲,叙述核燃料助推火箭的设想和相关工程问题,引起广泛的兴趣与讨论。

一九四七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决定破格提升钱学森为终生职的正教授,并恭请冯卡门教授写推荐信。在冯卡门的高度推荐下,钱学森成为当年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正教授。这一年,钱学森荣升正教授、返国探亲、结婚、再回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继续研究和教学,一切都那么的顺利和完美。

(7)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

虽然享有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职,钱学森并没有在这个校园住多久。

1948年的夏天,实力雄厚的古根汉基金会(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在加州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各成立一个「喷气推进中心」。这两个中心不约而同地热情邀请钱学森担任这个中心的主任。加州理工学院新任校长杜布里奇亲自写信欢迎钱学森回到巴沙迪那的校园来,钱学森接受了他的邀请。第二年,钱学森奔赴加州理工学院,进入他事业充满曲折的第二阶段。




一九四九年初夏,钱学森与妻子蒋英前往加州理工学院,途中留影。(郭永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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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4 10:24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yam 于 2009-11-4 22:52 编辑

钱学森在美国的老师冯.卡门关于钱学森的回忆
  
1945年,冯·卡门和钱学森(中)等在德国考察。

  我的朋友钱学森是我1945年向美国空军科学顾问组推荐的专家之一。他是当时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流火箭专家,后来变成了世界闻名的新闻人物。钱学森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曾在二次大战期间对美国的火箭研究作出过重大贡献。

  美国情报机关无视钱学森的学识、名望以及对美国的贡献,1950年指控他是外国共产党分子,硬说对他所居留的国家构成危害。当他打算动身回归中国时,被移民局逮捕,关押在拘留所里两个星期。随后,违背他的意愿,被滞留在美国达五年之久,经常受到被放逐的威胁。1955年,他在饱尝不公正待遇的辛酸后,收拾行装,返回祖国。美国实际上并无真正站得住的理由,就把最出色的一位火箭专家奉送给了红色中国。

  美国这一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呢?钱学森出生在上海,在他称为古老中国庄严中心的北京长大。在那里,他进入一所专为富有才能的青年设立的中学。接着去上海交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1935年,他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前往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学位。1936年的一天,他来征询进一步进行学术研究的意见。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抬头看到一位个子不高、仪表严肃的年轻人。他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他思维的敏捷和富于智慧,顿时给我以深刻印象。我建议他转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深造。

  钱同意了。他在许多数学问题上和我一起工作。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有成功地把数学与自然现象中物理图像结合在一起的非凡能力。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帮我提炼了某些思想,使一些很艰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这种天资是我所不常遇到的,因而他和我成了亲密的同事,并很快引起学院其他教授们的注意。

  钱喜欢到我家作客。由于他饶有风趣的见解和诚挚直率的风度,我妹妹总是很欢迎他的到来。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各种新颖的思想,使我们倾服。记得在试验导弹的早期日子里,钱意识到导弹日益增长着的重要性:半开玩笑地建议在美国设立一个喷气式武器部,在那里应能集中力量研制导弹。他当时指出,这里的技术同其它类型武器所要求的完全不同,必须委托给军事部门的一个新团体,要用新的军事思想和思想方法去进行研究。后来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他甚至还建议我们成立一个学会来促进喷气推进技术。

  对实现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助推起飞研究计划,钱有过重大贡献。后来,他接受我的邀请,参加了空军科学顾问组。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里,钱并不是最为一般人爱戴的教授,因为他严厉、性情急躁,对学生显得有点傲慢。不过,我认为对于学生来说,同他接触,了解一下他如何对待和处理技术问题是颇有益处的。他对我一直非常尊敬,虽然我们已经成为亲密的朋友,他还是用那种古老的中国方式称呼我为“尊敬的老师”。在中国。

  这也许是一个人给别人的最高赞词。1947年2月,我愉快地推举他为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

  此后不久,钱收到从中国的来信,说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决定回祖国去安抚年迈的父亲。这是他12年来第一次回国。几个月后,在一封长信里他十分详尽地告诉我他在祖国见到的人民贫困和痛苦。当时那里是在国民党人手里。信的结尾他顺便告诉我,他已经和一位名叫蒋英的姑娘在上海结婚,准备把她带来美国。她是一位具有歌唱家天才的可爱的世界主义者,曾在柏林研究过德国歌曲,后来在苏黎世接受一位匈牙利女高音歌唱家的指导。钱爱好音乐,看来他很幸福。我也感到高兴,他终于找到一位具有国际知识的妻子。

  有一件事他没有提及,是我后来听说的,他在中国时,曾拒绝接受要他担任交通大学校长职位的聘请。

  他值五个师:

  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两年左右后,钱又回到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喷气推进课程的戈达德教授以及丹尼尔和弗罗伦斯8226;古根汉姆喷气推进中心的领导人。实际上他在1949年已经写过第一篇关于核火箭技术的出色论文,至今仍被认为是这个领域中的一篇经典性名著。

  这时,在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了全面追查。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们效忠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加州理工学院,这所素有维护许多奇特的、独立的科学家名声的小小加州学府,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注意。凡是于1936年至1939年期间在加州理工学院生活过的人,都有披视为四十年代中不可靠分子的危险。

  一天,怀疑终于落到了钱的身上。事情可能是这样开始的:当时要他揭发一个名叫西德尼8226;槐因包姆的化学研究负,此人曾在一起与共产主义有关的案件中提供过伪证而正在帕沙迪纳受审。钱同他有过一般交往,为他介绍过职业,还曾去过他家欣赏古典音乐。

  钱拒绝揭发他的朋友,1950年7月间,军事部门出乎意外地突然吊销了钱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

  钱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他去找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8226;杜布里奇,申明失去了接触机密正书,他根本无法继续进行喷气推进的研究。他感情激动地说,宁肯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居留美国。杜布里奇安慰他,希望他保持镇静,建议他对这个决定提出申诉。但是,钱并不想提出申诉,因为他感到,正像他的许多朋友遇到的那样,在当时的气氛下,一个异邦的中国教授不会有多大希望打赢这场官司。何况钱又是那么骄傲,他并不认为他必须向当局证明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

  当钱的接触机密证书被吊销时,我正在欧洲。我从杜布里奇院长那里听到这消息后,即刻写信给钱,表示我的震惊,并告诉他我将为他做我能做的一切。许多重要人物出来声援钱。但无济于事。

  钱会见过丹尼尔8226;金布尔。金布尔作为海军次长,对钱在喷气推进中心承担的研究计划负责。钱告诉金布尔,如果不恢复他的证书,他打算回中国去。但是毫无结果。这样,钱就定下决心,打电话给这位次长,说他已经准备动身了。

  金布尔十分激动,随即通知了移民局。事后他私下对我说,这是因为怕钱回到中国使共产党人得到美国喷气推进研究的军事机密。然而,后来事情竟然这样快地变糟,我想金布尔也会感到惊奇甚至震惊(据外电报道,丹8226;金布尔曾说过:“我宁肯把他枪毙,也不愿放回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值5个师。”——校者注)。移民局不仅搜查他,粗暴地对待他,还在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中把他拘留了14天,直到收取了巨额保释金以后才释放了他。

  后来事情竟发展到了极点。海关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多公斤书籍和笔记本。他们硬说其中有机密材料。全世界各国的报纸都刊登新闻说:一名“共产党间谍”企图携带机密文件离开这个国家。当然,这都是谎言。事实上我听说,钱是足够正大光明的。在他打包以前,曾把所有资料交克拉克8226;米利根检查过。接着,帕沙迪纳的美国检查官在审查了钱的所有材料之后,辨明钱是无罪的。

  可是,1950年10月,移民局根据麦卡锡法案,发布一项放逐令,宣称钱是一名外国共产党分子,因为他在1947年非法地再度进入美国。这样一来。这位仅仅在两年前还获得过美国政府最高赞扬的骄傲而有教养的人,发现自己不仅完全处于被迫害的境地,而且处于被抛离这个国家的危险之中。

  终于回国钱变得十分阴郁。他已经不能集中精力去研究技术问题了。

  我和我的所有同事都确实相情,钱并不是共产党员,最多不过曾同某些后来被认出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同情者的人有过一般社交关系,移民局捕风捉影的证据是全然不可信的。曾经有好几种说法。我的朋友马勃教授告诉我,其中一个说法是:

  两名洛杉矶警官说他们曾经在其形容为共产党员登记卡片上,见到过钱的名字,但却不是钱本人的笔迹。“似乎还提出过其他疑点。

  马勃教授还告诉我,一位共产党教授曾被要求提供证明,证实钱是共产党。最初这位教授拒绝作证,他说对饯的指控是不真实的。后来他被起诉,政府威胁他说,因提供伪证罪他将被判处四年徒期。他旋即改口,作了“伤害性”供述,说他“设想”钱是一名共产党人,在一次所谓共产党会议上好象看见过钱。

  帕沙迪纳移民局下令驱逐钱出境,甚至带有威胁地诣往说,如果钱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就要判他以伪证罪。作为事情的完结,钱被滞留美国长达五年,以致中国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一个中国公民。

  拘留钱的目的,是要使他当时所掌握的一切知识变得陈旧过时。钱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执教,但必须每月向移民局作一次汇报。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屈辱。他从未放弃口中国去的打算,因为他觉得,只有中国在真正营救他,而且在那里他会得到应有的礼遇。

  钱学森、他的妻子蒋英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于1955年离开了这个回家。有传闻说,他是与一个红色中国手里的盟军俘虏在华沙进行了交换,但我并不认为这是真的。无论如何,中国政府乐于请他回到中国。于是,美国火箭技术领域一位最伟大的天才,我的一位杰出学生,就这样交给了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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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11-4 10:5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大学读死书,缺乏创造性的问题,钱老早就看出来了。其实,应该是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这个问题。

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大学要有创新精神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1月05日04:31  人民网-人民日报

  整理者注:钱老去世以后,许多人问我们:钱老有什么遗言?并希望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写一篇“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我们已告诉大家,钱老去世时很平静安详,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因为在钱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

    钱学森生前影像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 “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涂元季 顾吉环 李 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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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7 10:2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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